张作霖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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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２０日，梁不肯辞职，不得已，请假到天津去避风。２５日，徐世昌又一次任命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内阁总理。梁士诒在国务总理任上，只有２８天。吴佩孚反对梁内阁的卖国政策，不管他出于何种动机，这一行动的本身却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从而赢得了人心。因此，１月８日上海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京也有外交联合会等四十余个团体，联合通电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梁上台后，全国掀起了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反对借日款赎路、反对起用卖国贼、反对９０００万盐余借款的汹涌浪潮。这就迫使北京政府不敢在屈辱的条约上签字。当然，直奉两系的争斗，是军阀之间的争斗，都是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本质上没有区别，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这一电报战回合，直胜奉败。直系猛攻梁内阁，是向奉系蓄意挑战的表现。双方都在磨刀霍霍，“战机乃愈迫愈近矣”！  　。。　　。。　
直奉一战（1）
亲奉内阁总理梁士诒被逐，使张作霖大丢面子，十分恼怒。但直到这时，张作霖对吴佩孚的挑战行为都采取了容忍的作法，不轻易反击。张作霖审时度势，感到直系军力雄厚，奉系一支独对，甚觉势孤力单。为此，张作霖千方百计地拼凑反直联盟。他设想，北伐军首先发动，皖系起而响应，然后他所联合的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等也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及周围地带动作起来，从四面八方打击直系，使直系陷于重围，奉系只要举手之劳，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当然，这是张作霖的如意算盘。经过张作霖的努力，此时张作霖、孙中山、段祺瑞的反直三角联盟已经形成。但是，孙中山的北伐军受制于心怀叵测的陈炯明，不能出发。这个联盟还不能起作用。张作霖只能捺住火性，等待时机。直系方面，曹锟和他的弟弟、直隶省长曹锐，都不想把事态扩大。曹锟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感情用事，以免造成严重后果。曹锟派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奉天人王承斌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张作霖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访。曹锟进一步建议，撤退北京及直隶境内的奉军，以免直奉两军由于防地逼近，发生意外冲突。张作霖接受了这个建议，派张景惠负责撤退关内的奉军。这一协议使直奉两军的紧张局面，有所缓和。但是，好景不长。二三月间，段祺瑞突然从北京逃走，孙中山表示可以出兵北伐。因此，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日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的名义，调动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于是，曹氏兄弟十分恐慌，想息事宁人。曹锐于３月８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张作霖对待他仍然像过去一样，亲密无间，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军政问题，张作霖就“顾而言他”，不给曹锐谈正事的机会。没有办法，他只有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调侃地问道：“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是指曹锟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做出对亲戚不利的事来。话说到这个份上，张作霖便乘机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是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是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张作霖深知，这三个条件吴佩孚是不能接受的。只要你吴佩孚不接受，我张作霖就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予以###。曹锐返回保定后，向曹锟作了汇报。曹锟虽然感到这是张作霖的最后通牒，但他还是想拖一拖，不敢下同张作霖决裂的决心。吴佩孚则想方设法，安抚自己的后方。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支持直系。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并曾警告奉直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这些建议和警告，都是为了限制奉军的。因为他们知道，奉军的后台是日本。４月３日，是吴佩孚４９岁生日。借祝寿为名，吴佩孚邀集全国直系１１省的大小军阀五百余人，齐集洛阳，商讨对奉作战事宜。这个会议几乎变成了直系对奉系作战的誓师会。与会者发出“拒奉愿归吴佩孚指挥”和“对奉坚持到底”的呼声。这大大地坚定了吴佩孚对奉开战的决心。曹锐也托名祝寿，看到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架势，知道战事很难避免。想拉吴佩孚去保定，让曹锟加以劝阻。但吴佩孚坚决不去。会后，吴佩孚加紧调兵遣将。命所部第三师由宜昌北调；王承斌第二十三师调往保定；张福来第二十四师调往郑州；萧耀南第二十五师由湖北北上；冯玉祥第十一师赴洛阳应援。直系各部扣留了京汉线上的车辆，将部队迅速部署在长辛店、保定、石家庄、郑州一带，还强行截取了京汉路收入款项３２８万元充作军费。奉系也在加紧备战。从４月１０日起，奉军络绎不绝地开进关内。张作霖以军粮城为大本营，将部队部署在马厂、静海一直到德州一带。奉军改名为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总司令。孙留沈代张坐镇。杨雨霆为参谋长，王树常为参谋处长。总部设有军需、军医、副官、谍报、密电、交通、文书、运粮等处。前线指挥部设在天津河北中州会馆。奉军准备兵分两路，一路沿津浦线抵徐州，同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会合，进攻河南；另一路进抵京汉线长辛店附近。奉军派出的兵力计有三个师，十个混成旅，三个骑兵旅，共约为十二万人。张作霖此时还施放烟幕：“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并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曹氏兄弟对奉军的进逼，采取了节节退让的作法。直隶省长公署设在天津，曹锐在奉军进入天津之前，慌忙把公署的文件撤走。派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代理省长，所有驻津直军全部撤回保定，避免正面接触。奉军在开进德州之前，驻德州的曹锟的七弟、直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就弃职出走。曹锟派张国溶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曹锟还下令津浦路沿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和德州兵工厂一律交给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直奉一战（2）
直皖战后，直系内部在对待奉系的问题上，分为两派。曹氏兄弟认为，直系刚刚战胜皖系，不宜和奉系闹翻；而自视甚高的吴佩孚压根就看不起胡匪出身的张作霖，主张对奉系予以迎头痛击。是战是和，直系内部举棋不定，因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在开战之前，双方又展开新一轮的电报战。４月１９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电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这是在说明奉军入关的理由，可谓冠冕堂皇。随后直指吴佩孚：“凡有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均视为和平统一障碍物，愿即执殳前驱，与众共弃。”最后建议：“至于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非作霖所敢妄参末议。”第二天，张作霖又电请徐世昌主持召开全国统一会议，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就动用武力。这个电报其实就是对吴佩孚的挑战书。吴佩孚也在１９日发出通电，反唇相讥：“年来中央政局纯由奉张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使亦从无绝对之主张。此次梁氏恃有奉张保镖，不惜祸国媚外，而为之保镖者犹不许人民之呼吁，必庇护此祸国殃民之蟊贼，至不惜以兵威相胁迫。推其用心，直以国家为私产，人民为猪仔。诸君代表三千万直人请命，佩孚窃愿代表全国四万万人请愿也。”吴佩孚也假托人民的名义反攻张作霖，好像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似的。直到此时，曹锟才感到对奉军的妥协退让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此，下定决心同张作霖开战。为了向吴佩孚表明态度，曹锟向秘书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秘书打算改作文言发出，曹锟说：“不必了，就用我的话打给他吧！”①得到曹锟的支持，吴佩孚的决心更大了。２１日，直系军阀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联名通电，痛斥张作霖“借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表示了他们应战的态度。当然，其中的田中玉、赵倜、刘镇华是被吴佩孚硬拉进来的。２３日，张作霖通电，反驳曹锟所称奉军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的说法，说奉军入关是得到徐世昌和曹氏兄弟的同意的。２５日，吴佩孚与直系将领联名发表《张作霖十大罪状》的通电，声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佩孚等既负剿匪之责，应尽锄奸之义”。当天，吴佩孚就到前线督战去了。吴佩孚早就应该到前线去，为什么迟迟未动呢？因为吴佩孚知道河南督军赵倜同张作霖暗中勾结，他担心赵倜在后方反叛。直到得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陕军第一师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各部已开出潼关，先头部队到达洛阳时，他才离开洛阳，亲赴前线。他留下手令，派冯玉祥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权，后方各军归其节制。冯军的迅速到达，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举妄动，吴佩孚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前方军事。这对决定奉直战争的胜负起了重大作用。奉军分为西、东两路军。西路军以张景惠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长辛店。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张景惠兼，第二梯队司令邹芬，第三梯队司令郑殿升。东路军以张作相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落垡。分为三个梯队，另外附以骑兵集团。第一梯队司令张作相兼，第二梯队司令张学良，第三梯队司令李景林。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参谋长常荫槐。第二梯队所辖部队有张学良的暂编奉军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暂编奉军第八混成旅，蔡平本的暂编奉军第四混成旅。奉军全部约十二万人。针对奉军的部署，直军也相应地作了兵力安排。直军总司令部驻涿州，由吴佩孚直接指挥。王承斌为西路总司令，驻固安。配属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冯玉祥的李鸣钟第十五混成旅，张克瑶的第一混成旅，吴佩孚的第三师一部。他们设防在琉璃河、固安一带。东路总司令为张国溶，驻马厂。配属张国溶的第二十六师，董政国的第十三混成旅，彭寿莘的第十四混成旅，孙岳的第十六混成旅等。他们针对奉军的防线，在固安、牛头镇，在田家口、胜芳，在大城、子牙河等地，都作了严密的部署。直军全部约十万人。从兵力和装备看，奉军优于直军。但是，奉军管理松弛，缺乏训练，素质很差。打起仗来，不堪一击。战事是在４月２８日夜开始的，首先进攻的是直军。２９日，双方投入大批兵力进行阵地战。从４月２９日到５月３日，直奉双方都捏造事实，吹嘘自己的胜利。张作霖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要发表告捷电报。直军随意编造发表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督军。当时战线拉得很长，共分三路。马厂一带为东路，长辛店一带为西路，固安一带为中路。西路战事最烈，东路战事次之，中路稍缓。奉军西路总司令张景惠对直军作战缺乏信心。１９２２年春，张作霖召集部下将领，商议对直作战问题。内部意见不一致。张景惠、张作相均不主战。张景惠认为奉军力量不能掌握北京全局，不如捧曹为首，自居实力地位。杨雨霆、张学良主战最力。张作霖最后决定和直系一决雌雄。但张景惠还是奔走于沈阳和保定之间，弥缝两方恶感。张景惠回京后，和战不定，犹豫不决。１９２２年４月中旬，东路各梯队已到达指定地点，张景惠才开始作战争部署。战斗就要打响，他才把司令部移到长辛店。总之，在军事行动上，他比吴佩孚晚了一步。张景惠在２９日上午，才乘车出京，到前线指挥①。主帅如此怠惰，奉军怎能不败。  　txt小说上传分享
直奉一战（3）
２９日，直军向奉军右翼迂回，在良乡、长辛店间的南岗洼发生激战。琉璃河直军趁势猛扑，奉军限于困境，不得已后退。张景惠率卫队６０人督战，才得以恢复阵地。当时奉军的预备队及炮兵，多数还没有参战，一时呈现混乱状态。此时，张景惠第一师的张乐山旅及朱益清的骑兵团迎击直军，一鼓作气，迫使直军后退。３０日，梁朝栋旅战斗不力，邹芬第十六师驰援。邹芬师由蒙古刚刚调回，马上开赴前线，疲于奔命，士兵怨声四起。时逢邹芬受有微伤，由前线运回，顿时军心大为动摇，不战自退。缪承良看到军队不听指挥，畏惧自杀。更有甚者，其中一部哗变，掉转炮口，向奉军第一师阵地发炮狂轰。奉军不能支持，乃退守卢沟桥。直军于３０日占领长辛店。第十六师的一部哗变是有原因的。因为第十六师原系已故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旧部，原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充当先锋，攻打自己原来的弟兄。他们当然不会听从指挥，或倒戈相向，或不战自退。这是奉军失算的一招。第十六师的前线倒戈，是奉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奉军的郑殿升旅和牛永福旅在丰台至南苑一带激战。战斗正在紧张进行之际，直军的张锡元旅和李鸣钟旅，星夜赶来支援。张旅加入西路正面出击。李旅则由京西北大灰厂、三家店、门头沟绕到奉军侧背。本来奉军认为直军已无力作战，现在突然直军从正面出击，而且后背又发现伏兵，张景惠以为中了直军的诡计，于是下令全线撤退。５月３日，吴佩孚得知奉军撤退的消息，便命张锡元旅迅速追击，当日追到黄村。而固安中路之敌，已被直军解决①。５月４日，张作霖赶到落垡，企图挽回颓势。由于西线牵动了东线，奉军斗志完全丧失。张作霖看到大势已难挽回，便匆匆赶回天津，下了总退却令。第二天即仓皇逃往滦州。这样，张锡元旅追至廊房，没有遇到敌人，随后进入天津。５月５日，张旅开到奉军总司令部军粮城，遇到从东路溃退下来的奉军。张九卿的一师和李桂柱等两旅，一枪未放，就缴械投降了。后来，王承斌又率直军追到榆关，但直军没有出关之志，战争也就结束了。张景惠留京待罪，并电劝曹锟适可而止，“勿为己甚”。北京政府也没有问他的罪，不久还授为安威将军。５月５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均听候中央命令解决。”老于世故的徐世昌当然不敢得罪实力未减的东北王张作霖，但他还得对战胜者曹吴有个交代。柿子专挑软的捏。不得不下一道命令，指叶恭绰、梁士诒、张弧三人为战争祸首，而加以通缉。这之前，４月８日，徐世昌已经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周自齐和梁士诒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在发出通缉令之前，周自齐便打电话给梁士诒，让他尽快离开天津。并且解释他本人处境困难，不得不副署这道命令。在通缉令发布之前，５月７日，得到消息的梁士诒、叶恭绰已逃往日本。第一次直奉战争冷战了一年多，热战只进行了６天就结束了。张作霖除丢失关外地盘外，其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根本损失。吴佩孚早年在东北做过军事间谍，知道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不能轻易允许别人染指。同时，孙中山的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吴佩孚必须南顾，也就没有精力把对奉战争进行下去了。  
拒绝任命（1）
直系获胜后，吴佩孚不可一世。他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严惩张作霖。不得已，徐世昌于５月１０日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１１日又下令裁撤蒙疆经略使，这就剥夺了张作霖的一切军政大权。徐世昌并根据直系的意见，任命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袁金铠为奉天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长。“直系借此离间作霖旧部，而迫其下野。究之计不得逞”①。冯德麟等人心知肚明，这是直系的离间计。他们于５月１５日发出通电，表###迹：“北庭乱命，免去张巡阅使本兼各职，并调任德麟等署理督军等语……德麟等对此乱命，拒不承认，合电奉闻。”其实，张作霖的实力地位，不是北京政府可以轻易动摇的。他们的命令并没有生效，但也产生了一些风波。有一本书《辽海小记》，其中关于北京政府命令颁布后，对吴俊升及其幕僚反应的描写很是生动。听到徐世昌的任命，吴俊升的幕僚兴奋异常。“小河沿之吴公馆中，吴督幕僚，食指频动，人思一脔，几乎弹冠相庆矣”。无形中，奉天小河沿的吴俊升公馆，成了东三省的政治中心，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吴的幕僚有的忘乎所以，等待着分一杯羹了。但是，吴俊升并没有被这个喜讯冲昏头脑，他知道进退行止。他马上召来督军署于秘书长，口授一封通电，文曰：“徐大总统均鉴：俊升材具粗劣，一向追随雨帅，黑疆之寄，已感陨越是惧，况其他乎？”明确表示拒绝担任奉天督军一职。但是，于秘书长感到文电意犹未尽，没有结尾，似乎文气不足，想改一改，又怕吴大舌头怪罪下来，就去找参谋长应善一商量。应善一一看电报，没加思索，就擅自在文电的末尾加上了“惟政府之命是从”这句话。这就完全违背了吴俊升电文的原意。这个通电最后没有让吴俊升看，就公开在《盛京时报》上全文刊登了。吴看到报纸后，十分愤怒，马上把于秘书长叫来大骂道：“你这个王八羔子，谁叫你添上‘惟政府之命是从’这句话？这样，你不是把我和张大帅的交情给弄糟了吗？”说完，抓住于秘书长的衣领子，连踢带打，当时就把他赶了出去。这个于秘书长是有些冤枉的。因为当时主张吴俊升接受奉天督军任命的大有人在，其中最积极的就是吴俊升的参谋长应善一。应善一曾当过总统冯国璋的侍卫，与直系有私下勾结。如果吴俊升坐上奉天督军的宝座，水涨船高，他也会成为东三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头面人物。同时，曹锟、吴佩孚等直系把持北京政府，对他也是大有好处的。为此，应善一便暗中与直系通款，希图攫取高位。但是，他的这些秘密活动，早就被张作霖留守在奉天巡阅使署、奉天督军署和奉天省长公署的心腹，一一掌握了。看到这封电报，他们非常气愤，决定把应善一杀掉。第二天，应善一从吴公馆南面右侧甘露门出来，被人对面打了三枪，当即身死。刺客就是奉天督军署的副官高金山，高金山是张作霖的随身副官，跟随张作霖多年，对张作霖忠心耿耿。事发后，留守的奉天省长王永江担心事态闹大，不好收场，便故意给吴俊升挂电话问：“应参谋长是谁打死的？《盛京时报》上刊登的电报是怎么回事？我得缉拿凶手。”吴俊升机智地回答：“电报后尾的那一句听说是应善一这个糊涂鬼给加上去的，我已经把秘书长打了一顿，又把他赶走了。至于应善一，真是坏人有恶报，今天上半晌他就叫人打死了，活该！”至于应善一是谁打死的，吴俊升心里明镜一般，但他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王永江轻描淡写地说道：“唔！应善一是个窑皮，他逛窑子得罪了人。我想是地痞流氓把他打死的，千万别管这类鸡毛蒜皮的闲事。”此案便不了了之了。这是张作霖对觊觎他权位的人的一个警告，杀鸡儆猴。吴俊升粗中有细，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吴严令家人，不准外出。闭门谢客，不事张扬。应善一被打死，奉天的谣言蜂起。吴俊升左思右想，为了让张作霖对他不产生一点误会，便决意只身到山海关亲谒张作霖，以释嫌猜。临行前，他把此行只告诉了王永江，嘱咐他负责奉天省的秩序。他摒去卫队，只带一名副官处长陈振之及两个卫士，以示坦然，挂专车一辆，匆匆西下。到山海关时，张作霖正在收容部队，整理残军。忽报吴俊升乘专车前来见张，《辽海小记》书中写道：“专车到站时，张恰在旅邸门前散步，见吴到来，即转身回室（向例张见吴，必款接欢迎，足恭有加）。吴趋入谒，张板起面孔说：‘你怎这时才来，我正等你，好办交代。不该玩忽国家命令，赶快回奉就职，以安人心。咱是老朋友，你干不比别人干强吗！我交代完，你叫我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吴说：‘唔！大帅，咱不提这个。我在江省，有熟地多少垧，生荒多少方，够我过几辈子了。钱呢，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东三省官银号，我还存有多少万款子，我的财产不比你少。再说，他们北京政府尽闹把戏，咱们斗不过。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