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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全集-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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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在教育程度上，我国1998年以来专业技术人员受教育的程度大幅度提高，基本与发达国家接近。
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科研人员数目与年轻化趋势显著提高。在《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中，科技竞争力是其八项指标中的第七项。而根据这份报告，我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度下降12位之后，在2000年度报告中的排名又下滑了3位，位列第28位；我国2000年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也比1999年下降2位，位列第31位。
根据瑞士管理学院的统计，我国科技研究开发效率低下。按每万人产出专利（包括国际专利与国内专利）的件数，我们作个比较：中国每万人产出专利为10。8件，而美国为1714。4件，日本为1737件，德国为1534件，法国为1504。9件，都超过中国150倍以上；英国为984。8件，韩国为554件，是中国的50倍以上；就拿印度来比，人家为446件，也超过中国40倍。
我们的研究人员数量是世界之冠，但我们的产出、我们的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这第28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基本没有创造力的国家。
科研思维：“中餐馆”敌不过“麦当劳”
我国高科技企业有下列五大特点：首先是研发人员工资最高，流动性最大。根据《高新技术企业状况与研发管理调查报告》的结果，52。6％的企业人才流失率在3％以下，而37。7％企业人才流失率在3至10％之间。表面上看我国高新科技人才流失率是远低于西方国家（西方大约是10％左右）。但这个现象完全不值得乐观，因为低人才流失率说明了现有人才的二级市场是几乎不存在的。而其不存在的原因为高新产品不是市场主流产品，而是属于配套或边缘产品，因此二级市场小。另外，人员流失大部分属于拔尖的科研人员的系统工程师。如此一来，反而造成各企业严重人才荒。
其次，研发人员层次很高，但研发效率很低，科研产品很少。调研结果显示，被调研的企业在技术发展方面，以博士为专业技术带头人有30％，硕士为专业技术带头人有45％，以本科生为专业技术带头人有24％。由此可见，我国企业高新技术专业带头人的学历结构与国外发达国家相当。而70％公司的研发队伍九成以上的科研人员都是本科以上学历。但是每万人的专利产出却居于世界末位。
另外，科研产品问题很多，维护服务压力很大。这与我国高新科技企业重创新、不重测试有关。我国64。9％的企业注重技术创新，高科技企业中，64％对于测试的投入都维持在5％至30％的水平，21。9％的企业在5％以下，只有14％的企业在30％以上，这与西方40％的水平相比是显然不足的。而且我国企业的测试质量还是比较差的。在国内所谓的测试大部分是由研发人员进行测试，而国外所谓的测试是由独立专业的测试人员进行测试。这是东西方基本上的不同。
同时，企业在研发方面投资大收益小。大部分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总体上是比较大的，有52。2％的被调查单位的研发投入占到了主营收入的3至10％，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标准。有近30％的企业研发投入更高。但问题是高投入并未能带来高科研产品。
最后造成的是“老板给员工打工”，高新科技企业过分依赖研发人员，总是担心他们跑掉，想方设法笼络，没有认识到决策和管理的关键作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有23。1％的企业有认识。这个比例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新成立的高科技企业和倒闭的企业都很多，一批批“先烈”倒下去了，一批批后来者站起来。在国内，这是高新科技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如果这种现象不断重复的话，可能3年后现在的企业又要倒下去一大批。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现象，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的竞争力。
但是我们的高新企业最缺少的就是持续竞争力。调研结果显示，64。9％的企业重视技术创新，而只有35。1％重视技术积累。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另外，只有15％的企业了解到管理控制才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的关键。其他所谓技术人才（27。1％）和市场需求（43。2％）竟然占了绝大多数。人才和技术只能替产品创造竞争力，但竞争力不是高新科技成功的关键。只有持续竞争力才是关键。
我们不妨提一个形象一点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有“麦当劳”，而中国只能有中国餐馆？“麦当劳”的味道并不如中国餐馆的好，但它各分店的味道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它成功的地方。而你到中国餐馆，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大厨的手艺不错，炒的菜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因为这个大厨的手艺是无法复制的。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西方的高新科技企业是利用“麦当劳”这样的工序研发，而国内公司的研发却类似中国餐馆的经营模式。这样，中国餐馆（高新企业）永远达不到如同“麦当劳”（微软）的全球性企业规模。
制度建设是关键
那我们应如何将中餐馆一样的研发理念转换成西方麦当劳式的研发理念呢？
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企业纪律化的思维。我去过许多企业，发现许多企业的员工无论是听讲座，还是座谈，都会有人出出进进，上厕所，打手机，大口喝水，这种情况在西方企业很难看到。有些企业的老总，在开会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打扰，签个字，接个电话。这种见惯不怪的现象，实际上都是企业无秩序的一种表现。
虽然说老总在开会时签个字不致使企业受到什么影响，但我认为如果企业规定好了开会不许做其它的事，那么老总就应该做到，因为这已不再是简单的纪律问题，而是思维的问题。一旦出现破例，企业老总的思维就陷入了不讲程序、不规则的传统思维中。所以，要想使高新技术企业做到讲方法、讲程序、讲纪律，企业老总最需要培训。遗憾的是，许多老总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且根据观察，在深圳许多高新技术企业虽然也有文档记录，但是文档的操作性都很差。这是为什么？还是个纪律问题，大家都在随心所欲，认为少一点、漏一点没关系。我想强调，一个没有纪律的团队根本是无法发展成微软的。
此外我们应将纪律的思维转换成工序。我们还是以中国餐馆为例。它可以借鉴麦当劳的工序。比如，我们可以把大厨经典炒菜过程分解，设计成20道工序：第一道工序（A）切葱花，按规定好的标准切；第二道工序切肉丝（B），也老老实实按要求切……下一道工序（C）倒酱油，别凭感觉，须用设计好的勺子倒满一勺；再下一道工序（D）调好一定的温度炒菜，规定炒6下就6下，不要多也不要少……每道工序严格按规定做，千万不要创新。这样炒出的菜肯定难吃。可能是大厨1/10的水平。但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有什么好处？——这样可以积累手艺！比如，炒出的菜端上桌，客人吃了说太咸，回头你可以告诉C，你可以把勺子换个小一点的，如此反复，不断累积、不断改进，甚至可以输入电脑，形成电脑程式。这样到最后，你可能达到大厨80％的手艺。但这就够了。做到这一点，你还怕跑了大厨吗？你甚至可以像“麦当劳”在世界各地开分店。
“麦当劳”就是这样累积手艺的，它的分店开到世界各地，谁都可以去做它的薯条。“微软”也一样，从WINDOWS95到2000，其产品也就相当于“麦当劳”的汉堡。然而，正是这一简单的思路，创造出西方辉煌的科技文明。
但在中国呢，企业流动最大的往往就是“大拿级”的关键人物，一个人走了就带走了一切。这就是标准的中餐馆式的经营思维。我所谓的工序思维就是用制度取代大拿，也就是前例所谓20道工序炒菜取代大厨。
传统文化不养高科技
我们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维也对高科技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我将东西方的文化思维与其对高科技的影响做一解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在西方理念中，就不这么看，失败必然是决策或管理失误，是要负责任的。我们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在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中，有32。6％的企业管理者认为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成功与失败是可以理解的。而企业研发人员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失败是自然规律。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研发活动中，企业管理者放弃或淡化了对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目标的控制与管理，因此只有23。1％的企业认为控制与管理是重要的。企业研发人员追求自身能力的体现，谁都不关心和对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成功与失败负责，甚至认为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成功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
我们崇尚“杀鸡不用牛刀”、“以少胜多”、“四两拔千斤”。为什么呢？我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悲剧英雄”。我们的文学戏剧里所歌颂的往往是以少胜多的事例，例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杨家将、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等等。但我们历史上绝对不缺乏以多胜少、以众胜寡的事例。例如汉武帝时的卫青、霍去病，当这些大将军出征匈奴时，他们必定采用以众胜寡的策略，经常以20万大军吃掉匈奴2万之众。而且武器也是最先进的。当时的汉军使用的弓叫“钢弓”，这种弓涂上了一层黑漆后，变得更加坚硬，且能比一般弓多射出100公尺，成了当时塞外之战的决胜利器。可是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例呢？知道的人不多。
也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不重视“以多胜少”、“千斤拔四两”。在研发中，则形成了喜欢少花钱多办事的思维，多花钱就代表没水平，这是我们的思维。但西方理念崇尚遵守规律，如活动遵守规律，过程受控制。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中，追求最少付出，寄希望于小概率事件。例如许多企业宣传和奖励有那些条件不具备（如资金、设备或环境），储备不充分（如备有技术积累和经验），过程超常规（不按程序和规范进行），但获得成功的项目和个人。这些项目风险很大，成功率很低。这种宣传和奖励的导向，将引导企业进入风险领域。这些小概率的项目的成功是建立在大概率的项目失败的基础上。这也正是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短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根据调研结果显示，有17。4％的企业研发投入仅占主营收入3％以下，这基本上就是属于小概率的项目。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什么叫水平呢？就是做出来的事没有错误，对工作的要求也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有这种追求完美的思维呢？我想可能与我们从小到大一到考试就追求100分的绝对完美心态有着直接关系。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过程就被视为一种资源浪费；而在西方理念中，完成的工作必定有错误，而且，高科技含量越大，错误也就越多，这不是无水平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是成功的必然保证。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接受错误的思维呢？我想很可能与西方考试制度不同所致，基本上西方是以曲线打分，只要你在全班前30％，我就是A，虽然你考试犯了很多错误，但你仍然相对上是最好的。因此西方人勇于接受错误的思维远远的高于东方人。但表现在科研上就形成了西方重测试改正错误而东方人不重视测试。这个心态能在此次调研中被充分体现。有85。9％的企业测试支出占研发总费用比率是远远低于西方的40％水平。
我们的工作一般要求“内行领导内行”，高新科技企业尤其如此。我们的研发人员多透着这么一股味道：说我不行，怀疑我，你自己来，老子不干了。所以，我们的研发机构一般提拔什么样的领导呢？就是要提拔研发组中最好的研发人员当组长，否则，镇不住下属。根据调研结果显示，76％的公司是从技术部门的技术尖子中提拔，而只有24％的公司从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中提拔。但在美国，科研人员拿不了MBA的话就别想当“组长”。西方研发机构中，往往是学管理的“外行领导内行”。“内行领导内行”有什么错呢？比如评价研发人员工作，我没水平，怎么评价人家呢？所以要找一个最有水平的人来当“组长”，他才可以给下属“打分”，这里便有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但这一观念不利于企业研发的发展。再看西方的“外行领导内行”。当研发人员发明出一种产品的时侯，他自己须证明自己的产品是好的，而不是由领导来评估。因此，他就写很好的报告，做出很好的模型，他还要对产品进行一遍一遍的测试，拿出数据，来告诉这位“外行”领导我的产品有多好。这位“外行”领导用什么眼光来评价你的产品呢——他是个普通消费者，这个“普通消费者”说好了，你的产品才OK。
由于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管理中，追求个人的能力和作用。例如我们经常听到政府和企业奖励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但很少听到奖励有“特殊贡献的团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必然导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更不要说当“鸡身和鸡尾”。这也正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长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心底，我们是相信奇迹，崇拜奇迹的。根据调研结果国内有54。6％的企业倾向于期望某个研发人员突然间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能赚大钱。可在西方却不然；他们只相信规律，不相信奇迹。他们不会倚重于个人的创造能力，而更多的依靠制度的运作。
东方文化崇尚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以，一鸣惊人”、“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而西方文化崇尚现实目标。如“相对优势”、“阶段目标”、“综合指标”。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技术是否先进，水平是否领先，没有进度和时间观念，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甚至“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把 “愚公移山”和“铁棒磨成针”作为新产品的研发的座右铭。因此，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研发进度不断延期，经费不断追加，状态不断更改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已成为我国企业技术产品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寓富于民
要挽救中国股市，这是一条正道，但是绝非一条直道，想一步登天根本不可能
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郎咸平以对香港和内地股市的大胆批评而闻名。在香港，那些剥削小股民的大股东和监管不力的机构，听到郎咸平的名字都感到害怕。
郎咸平为国内资本市场所熟知始于2001年。从他担任《新财富》学术顾问开始，他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的分析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与《新财富》的另一位学术顾问陈志武一起为这个创刊只有2年的财经杂志赢得了“专业性”的赞誉。郎咸平最为关注的就是在中国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真正实现他“寓富于民”的思想。
在格林柯尔入主之前的科龙，该公司有5位年薪超过300万元的高管人员，而对应的却是科龙15亿元的亏损。格林柯尔入主之后，身为科龙董事长的顾雏军只领取12元的年薪，但是科龙2002年上半年已经扭亏为盈。这一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郎咸平针对这一现象在《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一文中指出，以证券市场监管而言，英美等国均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其一是以刚性的证券交易法及其后定的监管规则进行监管（这些是判断不当行为合法与否的法律根源）；其二是以较柔性的惯例及社会道德尺度进行监管。这种柔性监管几乎完全取决于一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及生活习惯，因此非常难以被外国人所理解。
在我们引进国外所谓的“公司法”、“证券交易法”时，几乎没有针对柔性法条进行过了解，甚至可能还不知道此柔性监管的重要性。刚好“科龙”案件发生了，郎咸平希望能透过该案件向社会大众提出一个新名词：“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
郎咸平认为，就证券市场监管而言，刚性的证交法不可能详细罗列所有上市公司不该做的事。但这并不表示上市公司企管人员就可以随意地罔顾公序良俗而为自己图利，他们仍然会受到柔性“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的约束。
从“格林柯尔”到“欧亚农业”被质疑，在香港上市的民企股价都随之全部“遭殃”。这是什么原因？在《为什么香港民企股价一损俱损﹖》一文中，郎咸平指出，现行香港法令难以有效制止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一些民企上市公司正是利用这一漏洞。但是这部分民企上市公司的不实做法却连累了好的民企上市公司，更重要的是民企的股民全体受到伤害。郎咸平认为，好的民企不要就此丧失士气，而应充分和股民、媒体沟通，包括大股东担保一些投资项目的真实性；绝对不要因为目前股市的逆境而丧失了提高股价以嘉惠股民的决心。
公司治理是当前中国最为流行的一个术语，众多学者在不同的场合呼吁加快建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但是，公司治理离不开历史和文化的背景，离不开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到底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公司治理？郎咸平在《从大历史动荡看中国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公司治理》一文中通过研究分析15332002年全世界商业和金融发展的历史，得出结论：小股民难以通过“激励合同”将经理人员与自己的利益拉在一起，但是始于16世纪、孕育于18世纪在普通法系下慢慢生根的“信托责任”起到了保护小股民的作用。当经理人员违反了“信托责任”，就会侵犯到普通法系的根本宗旨——平等及私有财产权，而且“信托责任”也影响到欧洲大陆各国。
政府强力监管和激励合同是比较可以依赖的。这也是郎咸平每每高呼的，诚信与良心是靠严刑峻罚维系的，也就是透过政府强力监管，让股市参与人不敢没有诚信，而对于公司治理人员则可以利用激励合同使其经营目标与股民相结合。目前的股市在既缺乏信托责任、又缺乏监管和激励合同的情况下，只会与“寓富于民”的想法背道而驰。
从证券市场引进新的金融工具到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收购，再到国有银行的协议转让中国正在大力推进金融业的改革。然而面对这些举措，郎咸平却感到了某种担忧。他觉得中国有关部门目前太强调开放和引进新金融工具，例如卖空机制或期权，但是又不太了解其利与弊，而只是盲目地复制西方的金融创新工具。这个现象和当时重商主义时代的做法非常类似，而且这种股市的泡沫现象在亚洲国家是较常发生的。其发生原因却与当时情况类似，也是由于股票价值只建立在某些科技或重组概念上，再加上公司治理不足，在亚洲各地形成泡沫。他觉得历史的巨轮不断重复着以往的悲剧，而我们还不知道目前的短暂繁荣已是欧洲数百年前经历过的悲剧，不知道危机的来临就在眼前。
对于目前国内很流行MBO的概念，郎咸平认为，管理层收购应该是一个短期行为，其成功的前提必须完全依赖该公司是否能在短期内努力经营以清偿债务，而且银行能不能成功地收回所有的债权也几乎取决于该管理层收购的公司能否有足够好的业绩，以便再上市筹集资金还给债权人。除非我们有很好的监管，否则推行管理层收购对于债权人而言是相当危险的，这将会是一次新的“打劫”债权人的活动。
郎咸平坦言，保护小股民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透过信托责任、激励合同和政府的有效监管而完善。因此这个保护小股民的治理结构的建立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如何建立一套保护债权人的治理结构，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目前根本没有答案。这也是中国国有银行改革将面临的最大问题。
郎咸平认为，要挽救中国股市，这是一条正道，但是绝非一条直道，想一步登天根本不可能。要达到目的，往往要走一些迂回的道路，或者暂时采用比较缓和的方法。针对这种现状，他提出了“放存量、抓流量”的想法。郎咸平认为，目前这种状况，要改变已有的存量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多年以来，大家的存量都不是用合法的手段得来的，要把存量的质量完全改变，难度非常大，因此应该从抓流量开始。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上市公司发行新股，要向股东承诺一个市盈率，承诺一个确定的红利回报，而达不到这个指标就要向股东赔偿损失。通过这种做法，对股权融资进行比较严格的硬约束，从源头上把住上市公司的质量。流量改变了，存量就会慢慢地被改变。通过流量改变存量，这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郎咸平简介：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曾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郎咸平的主要观点：
1。内部人的家人应与其本人一并列管，其朋友的交易亦应被列为内幕交易。不需要证明其行事意图，可将其本人、家人及朋友全部按交易事实提起控诉。非严刑峻法，不足以控制愈来愈猖狂的内幕交易。
2。因为存在着“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才有了美国前地产大王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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