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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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　hai）
作者：郑念
跟据1986　groove　press　原版译出　程乃珊　潘佐君译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纪实小说。本书主人公，曾是国民党一名高级外交官的妻子。上海解放前夕，携独生女儿自海外归来。解放后任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这是解放后唯一留在大陆上的西方石油公司）。十年浩劫打破了她宁静、舒适的生活，她被批斗、抄家，并被投入监狱。更使她悲痛钬绝的是，她所钟爱的当电影演员的独生女儿被活活打死……这是一个发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的惨绝人寰的真实故事。它自始至终紧紧抓住读者的心，令读者随书中主人公而哭泣、而绝望、而愤慨！本书作者时。十午文革的独特的思考，也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
一个对祖国有着深厚感情的，曾经与国家共同经历过生死的；非同寻常的伟大的女性。
一代名媛郑念以94岁高龄辞世，她留给人间最珍贵的礼物，莫过于其细述〃文革〃时期的个人回忆录《上海生死劫》。世人从中看到，一位优雅、坚毅、机敏、高贵的女性，面对野蛮和强权的侵犯时，如何坚守底线，维护自己生而为人的尊严，以及心中不可折损的价值。
作者简介：
郑念，外交官夫人，曾留过洋，文革因被诬为英国间谍，坐六年牢，什么罪都遭了，硬没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出来时才知道女儿被红卫兵杀害。后来到美国写了本书。这是郑念72岁时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的照片。朱大可说，她有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老太太最后在华盛顿异乡安静终老，享年94岁。
郑念，作家，生于1915年1月28日；逝于2009年11月2日。
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中国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北平燕京大学。留学英国于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的左翼政治学教授拉斯基（haroldj。laski），获硕士学位。她在英国认识了同是留学生的郑康琪，两人相爱结婚，婚后她跟随先生改姓郑。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郑梅平从香港到上海，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郑康琪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49年后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pany）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1957年死于癌症。1957年到1966年郑念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文革期间遭到迫害，导致家破人亡。独生女儿郑梅平遭红卫兵活活打死。她被抄家，1966年到1973年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管所，受到六年半的拘禁。1980年9月20日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后至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三年后定居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去国前，她将抄家发还的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郑念对文革的个人叙述《上海生与死》出版于1987年。出版后即成为英语世界畅销书。好评如潮，该书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连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库切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这本书。
基本信息：
本书郑念记述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出国这段时间的个人经历。对文革的记录尤如史实，读起来好像在读一部文化革命史。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这本书也以编年的方式写下来的，从文革开始，到抄家，到软禁，到被捕入狱，上海的一月革命和军管，党内斗争和她在监狱中的经历，直到释放回家，尼克松访华和她最终获得离开许可，发展的顺序与时间顺序同步，对那些对文革所知不多的人来说，这本书可以是一本文革史，特别是上海文革史，虽然是通过个人经历来展现的。由于本书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对文革中的种种政治风波、事件都有记载和分析，这本书也反应了一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个人思考。个人性与历史性的结合，使本书独树一帜，其独特的角度弥足珍贵。
和女儿郑梅萍作者的女儿梅萍曾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念书，后来在上影厂当演员，但是可以肯定，她没有在银幕上露过面。书中多次提到一位梅萍的好朋友'孔xx'，就是上影演员孙栋光，他是《武训传》导演孙瑜的儿子，也就是在《玫瑰香奇案》里演一只鼎的演员。
郑念原名姚念媛，丈夫郑康琪，是郑观应的后代。在《繁华静处的老房子》一书中有他们的介绍。。姚也是个收藏家，曾经将自己收藏的古董捐献给上博，在《上海收藏家》一书中有她的一些事迹介绍。
女儿梅萍的死是她心中一个永恒的痛。梅平生于澳洲，有澳大利亚国籍，本不须回中国，这个错给她的伤痛，当她老病孤苦无依时，就越发加剧。而当她获悉杀害她女儿的凶手胡永年依然健在、儿孙绕膝时，更是心如刀割。
〃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福楼拜在张戎的《鸿wild　swan》（1991）在西方引起轰动之前几年，另一位中国女性的文革相关作品就已经成为了畅销书－－那是第一本有关文革的英文畅销书，而作者本人也在文革期间历尽苦难。郑念的《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1987）是一本充满着巨大悲欢的回忆录，作者郑念日前逝世了，享年94岁；这本书可以解读为一部反映现代中国本身的代表作。
随着这本书的发行，她获得了赞誉。这本书好评不断，部分原因出于这本书以一个人的视角，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了文化大革命野蛮残酷、令人不解的故事。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生的那些事给郑念带来的心灵创伤却不易抹去。她在2007年对《时代周刊》说：〃我在华盛顿的生活充实而忙碌。只是有时会感觉到一种萦绕于心的忧伤。黄昏时分，当白天渐渐远去，我的精力也下降了，我会觉得自己抑郁沮丧，怀念从前。但是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又总带着新的乐观情绪迎接一天的到来，上帝赐予我们每一天，让我们有机会去获得启发，经历人生。我唯一的遗憾是梅萍不能陪在我身边。〃程乃珊是上海作家，其母亲潘佐君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43级教育系）。这个译本属于翻译体，有不少删节。
据说大陆译本以百家出版社内部发行的版本删节最少。
目前大陆及台湾的译本都有不少缺点，感兴趣的去读原版吧。
大陆曾经发行的中文版：
《生死在上海》方耀光、方耀楣、郑培君合译1988年8月百家出版社（内部发行）。
《上海滩的沉浮》上下册华克健曹思韧人译春风文艺出版社《上海生死劫》上下册苏帆译1988年10月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这书也只能在8788年间的中国公开发行。89年以后，该书和作者都受到了批评，幸亏当时作者已经在美国定居了。谢晋、徐枫都曾想把本书拍成电影，均无果。

第一部革命风暴　　第一章政治迫害
那逝去的，是荐也回不来了，却是难以忘怀的。此刻，我的思絮，又回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是个酷暑难熬的晚上。'那是在我上海故居的书房里。找女儿，正在她自己房里睡得香着呢。佣人们，也都在各自房里忙他们自个的事。我独自一人呆在书房里，只听得吊扇在我头上嗡嗡作响，空寂又单调。因着那恹恹的暑气，括在乳白色乾隆古瓶里的朵朵康乃馨，都垂头丧气，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沿墙一排书架，满是中外经典名著。幽暗的灯光，将大半间居室，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下，但白沙发上一对缎面的大红绣花靠垫，却还是鲜亮夺目，扎眼得很。
我的一位老朋友，是个英国人，曾声称我这个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话倒也不过分。我的居所，虽则称不上华厦美屋，但就是以西方标准来说，也可属于趣味高雅的了。唉，为了这个家，我真是费煞心思了，我力求让它成为我们母女俩一个温馨舒适的安乐窝，以使我们得以在这个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城市里，多多少少还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品味度日。解放以来，在上海这么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之中，仅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方能维持着旧日的生活方式，诸如住在原来的宅第，家里雇有几个仆人。
当然，共产党悬从来不会强制命令，以划定人们该如何生活的模式。但事实上，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为着解决社会失业问题，雇主是不可以解雇自己雇员的，但不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又使一些过去富裕之辈逐渐陷入日趋贫困之境。当他们成为多次运动的对象时，他们或被克减工资，或被课以大笔罚款，不少私方人员，不得不携带家眷离开上海，迁至内地边疆。而我依然能一切照旧，这不仅因为我具备有维持我旧有的生活方式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因为，我是统战的对象。但不管怎么说，我和女儿，还是谨慎小心、安分守己地过着日子，我们深信共产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愿跟随历史车轮共同迈步。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午夜前那段时光，竟是我们母女俩持续多年的宁静温馨生活的最后的几个小时了，难怪我的思絮，常常会回到那个时光。那晚，整个城市闷热异常，即使敞开门窗，也不见半丝凉风。我的脸颊和手肘都是汗涔涔粘乎乎的，衬衣汗湿得粘贴在脊梁上。我俯身逐句逐字地琢磨着报上的文字，每一次政治运动前夕，报上都会登载一些语气激烈、措词强硬的文章，它们是为着制造宣传舆论，用以武装群众的头脑。我经常琢磨细读这些文章、社论，因为从中可捉摸和分析出每次运动的目的和它们所针对及打击的对象。在这以前，我从未被牵连进任何政治运动之中。因此那时，我竟一丁点都未意识到，事实上，我巳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大难了。不过与往常一样，那些社论中的措词和强硬极端的语气，令我感到十分的不安。
老赵，我家的男佣人，手持托盘端来一杯冰镇红茶。我呷，日冰茶，将目光投向我丈夫的遗像。虽说他离我而去已有整整九个年头了，然而因失却他而感到的空虚和寂寞，时时还萦绕在我的心头。每逢我在政治上受到缺乏安全感的骚扰时，我总会觉得自己是那般孤单无靠，我需要他的庇护和依傍呀。
我们是一九三五年在伦敦相识的。那时，他正在苦读博士学位。婚后，我们于一九三九年回到抗战时期的国民党陪都重庆，他就在国民党外交部任职。上海解放时，他是国民党外交部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当时前来接管的共产党代表章汉夫：仍然聘留他，请他任陈毅将军即过渡时期新任的上海市长的外交顾问。次年，他获准辞职，即就任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与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及帝国化工厂等…样，亚细亚也是英国跨国贸易公司的机构。亚细亚公司当时仍然希望能保留驻中国的办事处。为着亚细亚是唯一的一家仍愿意留在中国大陆经营的西方石油公司，本着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的原则，政府当局对该公司还是十分优待照顾的。
一九五七年，我丈夫因患癌症故世，公司由一位英籍总经理继管，我遂被聘为总经理顾问，以后一直任此职，直至一九六六年。
新任的英国总经理，通过我，代他们解决一些在那个时代资方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麻烦及种种困难。我得周旋于公司与政府之间，既不能损害亚细亚公司的尊严和威望，也得顾全中国方面的面子。我的任务是管理职工，是总经理和公司职工工会之间的联绺员。我需分析工会提出的要求，调解各种纠纷，用中文起草公司和中国政府机构之间的重要文件。每当总经理休假或去北京谈判时，我就代理总经理职务。我为能胜任这么一个世界著名公司的女主管职务而觉得幸运。
一九六六年春天，亚细亚公司经过谈判，和人民政府有关机关签订了资产负债清理协议书。我们上缴了上海公司的全部财产，政府机关接管了全公司的职工，并对他们另行安排了工作或支付退休金。但我不包括在内。这里仅指属予亚细亚公司上会的职员。该工会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分支机构，我则属于经管人员。
在协议签定以后，我那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女儿，适逢赴华北巡回演出。我原来计划等她回沪后，去香港跑一次。岂料就在等她回上海期间，文化革命爆发了。我女儿的演出队当即被奉命召回上海，回到厂里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我知道，每次遇到政治运动，政府官员总是不肯轻易签署任何申请的；与此同时，各项工作即使不致全面停顿，也会因此推延阻搁了。因此，我决定不去申请赴港出境证了，以防吃个闭门羹。因为一旦你的出境申请被撤回，公安局则要将此列入档案记载之中，以后再申请的话，就会有些麻烦了。因而我们决定留在上海，自忖文革将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至多不过折腾一年就会过去的。
呷了几日冰茶，通身似感到沁凉了些，我就到隔壁自己卧室里躺下。虽然还是觉得闷热异常，却也睡着了。蒙拢中，只感到有人使劲在推醒我，那是我的房间娘姨陈妈。
我看看床头的钟，才清晨六点半，但窗外已是骄阳高照，室内的气温，也已升高。
〃戚和另一个你的同事来了。〃陈妈说。
〃有什么事吗？〃我瞌睡蒙陇地问。
〃他们啥都没说，不过，似不大客气。他们自说自话就闯进客厅，往沙发上一坐，不像从前那样候在过道里。〃陈妈说。
〃那么，那还有一位究竟是谁？〃我一边问她，一边走进浴室。戚是工会的副主席，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与他有过几次接触交往。他为人还是比较正派和通情达理的。
〃我不知道，这个人从未见来过。他会不会是个保安人员？〃陈妈说：〃这个人长得瘦瘦长长的。〃据陈妈的描摹，我猜想，那人可能是亚细亚工会里的激进分子之一。我们机构里没有党员，但从工会一些活动迹象来看，他们是受工会委派来监察我们办事处的。我向来与他们无直接交往，他们多数是保安人员。
老赵在外边轻轻叩叩门，然后递给陈妈一只托盘，并在门缝中说：〃他们催太太要快点。知道了，〃我吩咐老赵：〃跟他们说我就下来了，你先招待他们一些冷淡和香烟。〃我有意识地磨蹭着，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来应付即将面临的一切。他俩这次大清早来访，凶多吉少。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当需要大家参加某次会议或听政治报告，很少是在事先个别通知的。领导要求每个人自觉立时放下手头一切事务，去出席各种会议。不知他们究竟要我参加什么样的会？据我所知，上海市总工会已对亚细亚公司的原职工一一划档对号了，以使他们以后能在我们政府机构安排下，与其他老百姓一样接受低工资标准的待遇。
我一边呷着红茶，吃着烤面包，一边再次将亚细亚公司解散前后的种种情况，在脑子中细细回顾一番；同时，也自省了一番自己在公司和政府机关谈判时的表现。我自认每次开会星然是陪伴总经理一起去的，但我本人，并未参与任何讨论。我的任务，是在回到公司后，再与总经理一起细细讨论并提一些建议。我暗晴打定主意，如果一旦他们问及我有关亚细亚的一些事，我就与他们打拉锯仗，让他们直接去伦敦调查好了。
我套上件自衬衣，一条灰布裤，并穿上双黑布鞋，这是中国妇女出入公共场所时的流行装束，以此避免使自己在众目暌、睽之中太显眼注目。在我下楼时，我已考虑到，这两位大清早就闯入的不速之客，或许会有意为难我，要从我身上找什么碴，因此，我故意把步子放得悠闲缓慢，极力做出镇静自若的神态。
当我步入客厅门口时，那两人正岔手岔脚地瘫坐在沙发上，各人跟前的一杯冰镇果汁，却是原封未动。看见我，戚习惯地弯身而起，那另一位，却依旧纹丝不动，这时，戚显得颇有点尴尬，涨红着个脸，又讪讪地重新坐下了。我走到他们跟前，那一位激进分子依然故我，岿然不动。看来，这是一种有准备的失礼。一九四九年解放不久，我居住地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初次在我家进行察访时，也是这样。他一进大门，就粗鲁地把老赵一把搡在一边，自说自话踩入我的客厅，并且〃卜〃一下，把痰吐在地毯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以粗鲁的行为显示自身权威的人。以后，我曾目睹有的基层干部，也经常如此，故意用过度粗鲁的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所滋长出的那种自卑。
我佯装对戚的狼狈与那一位的无礼浑然不觉，在一把安乐椅上坐下，轻声细气地发问：〃你们两位大清早这般赶来，到底有什么事吗？我们通知你去参加一个会议。〃戚答。
〃你如此磨磨蹭赠的，我们要迟到了。〃那一位则接嘴说，并立时霍一下站起来。
〃什么会？〃我问：〃是谁主持的？谁让你们来通知我参加这个会的？你没必要噜噜苏苏打听这么多。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们也不会来的。反正全部亚细亚的旧雇员，都必须参加这个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那位激进分子没好声气地叨叨说着，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你晓得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贸易公司工作，又不是文化单位。〃我说。
〃毛主席讲过，每个中国人，都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戚说。
这时，他们都不耐烦地催着：〃快点了，我们要来不及了。〃戚也站起身了。我看看壁炉架上的钟，正是八点一刻。
陈妈拿着我的手提包和一顶浅蓝的丝质折叠伞，在过道上候着我。我在接过它们时，对她笑了笑，她却没有笑，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看来，她在为我担心。
〃我回来吃午饭。〃我宽慰着她。
她只是点点头，依然默不作声。
老赵垂手侍立在敞开的大门边，他也在为我担心。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在我们跨出门口后，悄然把大门关上。
他们对我的担扰，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十七年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的人就这样跨出了自己的家门，却没再回来。
路上行人并不多，公共汽车里却很拥挤，乘客们的神情都严肃拘谨。如是一路上颠颠簸簸的，直至九点才到达。
会议借第一技校礼堂作会场，许多青年男女学生，早已聚集在门口了，看见我们，有人就叫牙了：〃来了来了。〃这时，里面走出一个人来，颇不耐烦地对那两个带我来的人说：〃怎么搞的？去了这半天，会议定在八点开始的。〃他俩朝我扫了一眼：〃你去问她吧。〃就扔下我匆匆进入大楼。
那人对我说：〃过来！〃我就随他进入会场。
宽敞的会场已已挤得满满的，前排长条凳上，坐着亚细亚的医生及高级职员。至于司机、门卫、开电梯的、工友、小职员及一大群学生，则坐在后排，那些年轻人可能是技校的学生。还有许多人立在过道上及后排的空位上。火辣辣的阳光从窗口逼入，但在这样闷热窒息的会场里，却很少有人煽扇子，空气中，充满一种紧张和观望以待晦气氛。
我们大家在同一办公室里共事有九年了，几乎可说是天天见面的，但当我与前排的高级职员擦肩而过，进入被指定的座位时，没有一人与我打招呼，大家好像都成了陌路人似的。他们中多数将目光避开我，少数人与我对视了一下，我从中看出，他们正处于困境之中。
我不知道在亚鲴亚宣告结束几个月来，他们是如何度过这段时光的。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牺牲品。在他们之中，多数人为亚细亚服务多年，有的是在二十年代就进入该公司了。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沦陷期问，不少职员长途跋涉，辗转来到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的亚细亚公司工作，却把自己的家眷留在沦陷区。而留在上海的职员，则宁可忍受各种经济困难，也拒不为日本人所接管的亚细亚当时易名为日本石油公司服务。许多公司职员而今已年届花甲，进入退休年龄了。政府当局为接受亚细亚所缔结的资产负债协议书中洋细申明，他们将由中国政府机构分配工作，但却未提及她们能否分配到与亚细亚地位相当的工种及待遇。事实上，他们仅只能当当小职员，或者一般翻译，领取低薪或低额退休金。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协定，因为这是政府要求他们接受的。最后的一任总经理和我，都曾试图要求工会提出保证，保证他们离开本公司后能得到相应的待遇，但他们告诉我们说，每位职工都乐于接受协议所规定的精神。
在最后一次亚细亚公司工会会议上，工会主席话对我说：〃每位职工都为能从外资公司服务的不平等地位中解放出来后韵光明前途，而感到欢欣。他们都愿当国家机关的职工，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这种官方的提法，是难以使所有的人相信的。在公司后期，到我办公室来的一些高级职员都无奈地摇摇头：〃没有办法。〃会议从上午九时开到中午，大约要休会了，此时已足足开了三个多小时，会场内气温随着正午的到来而升高，我想必须保存精力，等待会议主持人的发言。那狭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