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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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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与斯谷特的关系，并非仅仅是偶然的相识。〃提审员说。
〃反正你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是错误的。〃提审员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劝你不要以与斯谷特是恋爱关系来掩盖你的政治问题，不要耍花招了。一个中国女人堕落到与一个来自西方的野蛮入搞腐化，那是要判刑的，要进去劳动改造的。〃长久以来，中国人为了失却民族自尊而痛苦。那些从没有离开过故土、或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常常把其他地区国家的人称为〃鬼子〃，认为他们是不开化的，有着迥然不同生活习惯的一种动物，称他们为〃洋人〃或〃洋鬼子〃。中国长期所形成的闭关自守，极大地加深了中国入夜郎自大之感。当邓小平向世界各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后，立即博得一片颂扬之声。显然，洋人带来了大量资金到中国投资；还互相进行意识上的交流。中国人民在这种外来冲击下苏醒了。为此，他们觉得痛苦、羞愧、自责。他们为了争取真正的〃文明〃，开始对西方文化采取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
我与那提审员，真的已没什么可说了。看他那声势，好像仅仅送我去劳改还不能使他满足，非得让我套上〃特务〃的罪名不可。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假如他们提出要惩办某人，是不大在意定罪的罪名的，有时候，这些罪名都是模糊不清，甚至根本没有罪名，他们的目的仅仅在于惩罚。但这次，从那提审员的态度来看，好像必需以〃特务〃的罪名来定我的罪，而不能是其他罪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一直等了好久以后才明白真相。
〃我看你别再狡辩了，现在就交代你和斯谷特一起时都讲过些什么。〃那提审员问。
〃你不能要求我几年前与某人的交谈都能记得。反正都是无关紧要的谈话。我们谈些有关书籍，音乐，中国的瓷器，及我们俩都去过的地方的风土人情，还有我们各自的家庭。就这些。难道你们从不涉及到政治？可能有时也谈谈时事，大部分是国际时事。斯谷特是位外交家，他不会与一个中国人讨论中国的时事。〃我所认识的欧洲人，不论是外交家还是商人，都认定大陆犹如一个充满着惊心动魄内涵的大问号。主要因为闭关自守的政策，令这个国家显得异常神秘。有些外国人到中国来，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持有兴趣。当他们有机会能与中国人交谈时，他们当然会有种种问题要问，但这些绝对与政治无关。身为中国人，我以为，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包括她的文化历史，她的奋斗目标，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党内的激进分子，却看不到这些有利条件。他们想象任何中国人，只要不是作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宣传品，便是与国家作对。而每个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都是企图来挑刎共产党制度的过失与缺点的。因此他们总怀疑那些为外资公司工作、或与欧洲人有接触的中国人。
文革前，我有十分踏实的安全感，因为我与任何政界任重要职务的中国人，都不相识。因此没有这种可以获得国家机密的可能。而且我向来也十分谨慎小心，从不与我的中国朋友或亲戚提及任何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共产党员。最后我的问题总算弄清了，因为文革期间，我的朋友和亲戚也都经过审查，他们都老实说我从未对国家机密表示过兴趣。
〃斯谷特是个特务，他的任务就是收集情报。他要你为他做些什么？他没让你为他收集情报吧？我为亚细亚工作，它是个外资公司，我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情况，不会比外国人更多。对一个特务来说，他不可能不收集情报。你肯定他是特务？〃我问。
〃你怀疑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吗？那你们为什么不逮捕他？公开申明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将他驱逐出境？我们不愿打草惊蛇。他已在我们严密监视之下，我们对他的行动都了解。这些英国人不但为他自己国家工作，还为美国人工作。因为美国人不可以公开到中国来。美国人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因此看来，英国人与国民党也有联系的。〃他提高了嗓门，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往下说：〃一九六二年斯谷特第二次到上海，正是国民党伺机反攻大陆之时。斯谷特在这个时候与你联络，是因为你与国民党有联系。没这回事！我与国民党没任何关系。你丈夫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这还不算，你的家庭出身就说明你是倾向国民党的。伟大领袖关于阶级斗争的教导不仅是望远镜，还是显微镜。经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定神追忆一下，那些外国朋友，包括斯谷特！有否问及我有关台湾的情况。这一思想活动让提审员抓住了。但他只知道我这是在思想，而具体到底想些什么，他却是抓不住了。他急迫地问：〃不管你交代与否，我们对你和斯谷特约谈话内容，是有全面的记录的。要真那样的话，那你们肯定知道，我与斯谷特是从不谈及政治的。〃我说。
〃看来你还不肯坦白，你需要时间再三考虑和回忆。对我们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会给你充分的时间准备作彻底交代的。从今天起，你应该看清，回避问题是无济于事的。现在，我们再来淡谈那个女间谍奥斯汀。交代一下你与她的关系。想来你也知道，奥斯汀太太是个商人的妻子，我与她仅是社交上的往来。我们一起打打桥牌，吃吃饭。你介绍她与一个国民党官员接触。什么？他是什么？〃这下我真的吓了一跳。那提审员却是悠然自得地看着我。
〃你把那持有祖传秘方的中医，带到她住所去。那医生在行医前，是个国民党高级官吏。我不了解他的历史，我只知道他是个祖传的有本事的医生。奥斯汀曾私下跟我谈起，她说她很不愉快，因为患有不育之症。她曾经看过许多欧洲医生，总也找不出什么病因。我很同情她，因此就去请教那位中医，打听一下中药对她这不治之症能否有所帮助。但医生说不见病人是很难开药方的，所以我就介绍他们相识了。你可以向那位医生本人去了解。他在红卫兵对他采取行动时自杀了。〃会不会因为他曾与一个英国特务接触过，以至红卫兵对他进行迫害了？上帝呵，我为什么要介绍他们相识！我真是太笨了，不了解在极左路线统治下社会的复杂性。因为同情而想做些善事，结果反使人遭灾。为此中国人有一种新的处世之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是个模范公民。〃别人的经验之谈，我怎么没有引以为戒呢？我为这可怜人的死亡而伤心。
〃除了带那医生去见她外，你还与她一起去北京旅游。你在那里干了些什么？见过谁？一九五九年，北京明朝皇帝的万历墓对外开放了，一九六零年我们去那儿参观。与外国人一起旅游，可以住宾馆，假若以中国人身份出游，就只能住三级招待所。所以我就和奥斯汀太太与另外一位英国女朋友结伴同去。对她们来说，与我为伴她们也方便不少，因为我对北京很熟悉，我自幼长在北京，且我能为她们作翻译。你在北京，还有否将她介绍给其他人？没有。我自己在北京认识的人也不多。你哥哥昵？我们知道他来旅馆见过你。我哥哥来那天，那两个外国女人恰巧去逛卧佛寺了，我没有与她们一起去。我哥哥不愿遇见她们。〃此时，我背后发出一种轻微的声响。那提审员往我肩后张望了一下，又看看表，与那记录员轻声交谈了几句后，他就起身说：
〃你可以回囚房了。我们下次要你谈谈你为亚细亚工作的情况，还有你们为何要聘用那个苏联间谍白俄女人当秘书。我想你总不会否认你曾在亚细亚工作这个事实吧？〃他略略停顿一下，又接着说：〃再仔细想想你与斯谷特的关系。记住，我们已掌握他利用你收集情报这一材料，我们也十分了解你对他们所说过的一切。我不会把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我自己都什么也不知道，怎可能给他利用？好吧。不过，我认为他来上海看你，是有其目的的。一次是在你去港之前，又一次是在你回上海之后。要不是另有企图，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一个看守打开了门，那提审员叫我回去。我知道在那小窗后的人离开之后，他是不愿再把审讯拖延下去的。
回到囚室，我继续在看守的暗中监视之下。一阵尖锐的痛苦啮噬着我内心，我觉得，那可怜的老人之死，我是有责任的。唉，要是我从未遇见过斯谷特或奥斯汀之类，那有多好！难道他们真的是英围间谍吗？就算他们都是间谍，也没理由把我关在监牢里呀。在上海的外籍侨民及外资公司的高级职员，经常受他们家中的保姆及其他中国方面人员的监视。而在办公室等公共场所，不仅常有公安人员或武装军人值勤，还有便衣及喜欢打小报告的极左分子注意着。上海和世界各地城市不一样，上海不存在个人隐私自由。假如政府真的对我和斯谷特或奥斯汀的关系有所怀疑，他们准可在几年前就开始有所行动。确实，我对许多事也不甚了解。那提审员很可能把我的外国朋友名单审阅一下后，就把他们认作秘密特务。斯谷特和奥斯汀，只是提出来恐吓我的两个为首人物。我已涉足泥潭之中，得步步小心谨慎，以免越陷越深。
自从关进第一看守所后，我常绞尽脑汁寻思，究竟为什么我会遭此逮捕？是谁在背后指使这一行动的？他们是真的疑心我犯罪，还是仅仅只是恐吓，逼迫我作出虚假的交代，以供给他们打击我的材料？薇妮似乎以为，因为亚细亚停止了上海分公司的业务，因而我必需受惩罚。她的分析对吗？
我细细回忆着与提审员舌战的幕幕场景，不禁想起我听说过的那些无辜受害者的种种传说。他们或被判刑或服苦役，这样一想，我的勇气动摇了。我感到非常恐怖。不仅因为害怕我将担当的罪名，也害怕自己再无法与提审员据理力争了。
夜晚，趁着这静寂的时刻，我作着每天的祈祷。但那提审员恶声恶气的嗓音似乎总在我耳边干扰着。我只觉得失望且伤心，。似乎连上帝，也弃我而去了。
那晚，我做了个恶梦。那是我入狱后第一次做恶梦。我梦见自己，站在海边陡削的悬崖上，滔滔的海浪，一浪高过一浪地向我袭来，欲把我卷走。天，是黑漆漆的，我孤身一人站在那里，就像岩石那样，一动也不动……我把被子拉起掩着脸，惧怕得暗暗地哭起来。过后待我重新睁开眼睛，只见那盏灯泡，从上面眼睛般地盯着我，用来遮眼睛的那块布，也掉在地上了。蓦地，我想起那看守会老往那窥孔里审视我的，我立时就控制住自己的惧怕之情。这时，听见楼上有移动插销的声响，这才知道这功夫，那看守正在别处押解犯人。
第七章一月革命和解放军支左
我等着那审问员再来提审。然而几天过去了，却毫无动静。只见那些看守们心神不定地在走廊里来回跑着，空气似乎有点紧张，我估计，外面一定发生了什么新情况。我常有意靠着牢门伫立着，希望能听到甬道顶端小房间里那些看守的讲话声。但我只能听见她们那紧张的声气，却听不见讲话的具体内容。有时，她们好像在争辩着什么，但多数时候，她们只是压低着嗓子窃窃私语着。虽说监狱里本是一片死寂，但却怎么也听不清她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因为根本无法探听到点滴的消息，我不禁感到有点紧张，心中无底。
十二月初，就是我第一次受审后不久，那些看守便不再给我们送报纸了。这是十分反常的。因为报纸向来被认为是教育犯人的重要工具，那些看守一直命令我们要细心阅读报刊。这样过了几天，我开始向她们要报纸看。起初那看守拒绝了我的要求，经我再三要求，她就不耐烦地说：〃你不知道，外边正在闹革命呢。〃直到十二月中旬左右，正是寒冬冰锁之季，砭入骨髓的西北风，呼啸着席卷整个上海。气温逐日下降，直跌至零度左右后便徘徊不前了。狂放不羁的寒风，将我牢房的窗户刮得格格作响，遮贴在窗缝上的手纸，常被飕飕的冷风刮得七零八落。我已套上两件毛衣穿上棉袄，却仍冻得瑟瑟发抖，牙齿卡嗒卡喏地直打颤。冰冷彻骨的牢房里，从嘴里呼出来的气息就像团团白云。我只能不停地跺着脚，互相摩擦着双手，才能使手指和脚尖感到一点暖意。当看守吆喝着犯人作室外操练时，我想在这天寒地冻之际，她们本身肯定也是十分不情愿离开自己小房里那只火炉的。
室外风虽然很大，但还是比潮湿的牢房暖和些。而且活动活动，也会加速血液循环。只是狂暴不羁的寒风不住刮起阵阵尘埃，弄得四处一片灰蒙蒙的，眼睛都睁不开。
突然我看见所有的看守，都从看守台上紧闭着的岗亭里蜂拥而出，一路上冲下扶梯，瞬间就不见了影踪。与此同时，马路上的喧闹声越来越大，像起码有几千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进了看守所。哨位上的解放军战士，仍坚定地紧握着来复枪，坚守在自己岗位上，但也禁不住伸长头颈，向监狱进口处跳望着。这时，只听得隔壁操场里有个女犯人，紧张地压着嗓音，却很清晰地说：〃大约是红卫兵来营救被市政府投入监狱的同志了。〃紧接着，从另一个操场又传来一女青年的呼声：〃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红卫兵l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那追求自由的呼声与拳头擂击大门的声响混杂在一起。
看守所入口处的暴动还在持续，直至一阵枪声后，那喧闹声才戛然而止，大约是守卫的解放军开的枪。又过了一会，那些看守们又都逐个回来，把犯人押出操场了。红卫兵企图冲击看守所的行动，给这些看守们以很大的震动，当他们打开操场大门时，态度显得和缓多了，不像往常那样大声吆喝着：〃出来！〃只是等在门边让我们自己出去。
在以后几天里，那些看守的态度有了显然的不同。她们开始不大尽责了，常常在值班时缺席，一连几小时都不见她们人影，连声音也没有。幸而厨房里的女人，还继续给犯人送饭和开水。那个在这里服刑的女青年，也照常给我们送洗刷的用水。那些看守们即使来值班，也只是聚集在那个小房间里，紧张地在谈论着什么。从偶尔捕捉到的片言只语中，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她们也牵进这场大革命之中，她们正在筹备着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以便也能以趾高气扬的造反队身份，步入革命大军的行列。对犯人来说，看守们的自顾不暇，也减轻了大家沉重的压力。有时，可听得有些囚犯，已不再压低嗓子讲话了。甚或还能听到有人在嗤笑。
自十二月二日停止发送报纸后，我就开始在墙上轻轻地划了个记号，用以计算日期。待我划到第二十三条杠时，算来，该是圣诞之夜了。虽然已过了该上床的时间，但看守仍未通知入睡。我只能守着这寒气逼人的长夜枯坐着。忽地，楼上一个女高音唱起了圣歌《平安夜》，开始时仅是一种怯怯的试探，而后，歌声渐渐高亢强烈了，它抑扬着，如痴如迷地在被四方墙壁禁镏着的监房里扶摇而上，在阴森森黑洞洞的走廊里激荡，清跪而嘹亮，让我欣然又感动。她的歌声让我断定，这是一条职业歌唱家的嗓子，她可能惹怒了那些极左派而被捕入狱了。对我来说，在这个冰窟窿的牢房里，倾听一个看不见的囚犯难友引吭高歌《平安夜》，是这一生中所参加的圣诞音乐会中，最最隽永、含义无尽的一次。发现没有人阻止她，她唱得更放纵，一点没有胆怯犹豫的感觉。整幢牢房静静地，大家都在屏声息气地欣赏着那美好的歌声。
当最后一个音符还在空气中飘荡时，看守们踩着水泥扶梯蹬蹬上楼了。她们一边四下窜至各个牢房，一边查问着：〃谁在唱歌？谁？〃，〃谁违犯纪律了？〃但没有一个犯人答她们腔。
元旦后，走廊里架起一只扩音啭叭，全体犯人被命坐下听一个重要报告。
一个男人宣读了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公告。它宣告：上海红卫兵和造反派，经北京中央文革的批准，于一月四日，对上海市府采取了夺权行动，从而打倒了〃反动的〃市委及市政府。长期来，上海旧市委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追随修正主义路线，企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其后，报纸为此发表了社论，称这次革命行动的〃英雄〃，就是一个过去在纱厂里任保卫科科长的王洪文。他将全市兴起的群众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由他本人亲任领导者。他的幕后支持者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妻子江青的老相识，也是北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上海代表。最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一个赫赫有名的极左作家姚文元，组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即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那时节，似乎只要不是阶级敌人，都可以参加造反派结织，从而成为造反派。这个组织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极左分子手中。
那人还读了一份国务院颁发的文件，批准造反派的活动是合法的，只是要求工人们要抓好生产。这一声明，等于已承认了极左分子所发起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为合法的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竟也会支持造反派，这简直令我吃惊不已，困惑不解，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同意他们的行动。但转而一想，他号召工人要抓生产，这至少说明，在那个疯狂的形势下，总理的头脑，还是十分理智清醒的。直至后来我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以后，才了解极左分子对总理施加了重大的压力。长期以来，他们就处心积虑地设法迫使周恩来放弃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仅是一种机智的应付，同时也作了永远忠于毛泽东路线的姿态。唯有这样，他才得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存活下来，并借此保护了一些党内的老干部。
在这个突击性的公告公布后没几天，看守送来了一份《解放日报》。它是由新上任的造反派编发的，上面用套红标题声明：经过长期斗争，红卫兵及造反派已予十二月二日，夺取了新闻出版界的领导权，为砸烂旧市委拉开了序幕。
我详细认真地阅读了报上的消息，领悟了造反派最后的胜利，是因为旧市委两个高级领导干部，已被造反派争取过来〃反戈一击〃。在一次公开性的集会中，他们揭露了前任市委书记及上海市市长两人都是叛徒。为了迫切希望能得到造反派的重用，为了表白自己为坚定的左派，他们竟抽了与其曾经共事多年的同事的耳光，这一行为，取得了与会的红卫兵及造反派持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这两个高级领导为马天水和徐景贤。在毛泽东逝世及四人帮粉碎之前，他们是〃四人帮〃的上海代理人。一九八二年，他们两人都因紧跟〃四人帮〃，包括参与迫害他人，而被判长期徒刑。马天水为此而发疯了。）市委被造反派砸烂以后，我感到十分失望。因为我原先的一些盼望，都因此而破灭了。我的案子，可能要搁到市府各部门，包括公安局改组之后，才能解决。因为第一看守所属公安局管辖的。这个过程肯定时间相当长。尤其当新约领导机构遇到公开的或隐藏的阻力时，麻烦就更多了。我同时也认为新市委如要恢复他本身的活力并能顺利完成它的任务，必需看全中国其他各大城市的政权是否能迅速掌握在造反派手里。从许多其他城市里批判高级领导的报道看来，红卫兵及造反派在那里所遇到的阻力比上海所遭受的要大得多。
一九六七年春天，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号召解放军支左的报道。其中所提出一条毛泽东语录说：〃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也是个政治组织。〃从这个论点看来，很明显，红卫兵及造反派已无法依靠他们本身的力量单独来夺取中国其他部分地区的政权。然而解放军支左也不能立即满足他们预期的要求，因为有许多情况说明在红卫兵及造反派之间，解放军无法正确区别哪些组织是属于极左派的，以及哪些是属于极左分子要打倒的党内高级干部所属的派系。因为两者都表示，要忠于毛泽东路线。而且许多军队的将领们，本身就是当时他们自己所在地区的行政官员，如西藏及新疆。他们都表示自己是真正的左派，把军队的矛头指向红卫兵和造反派。因此两派之间，就引起了残酷的武斗，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许多地区、军队因为怕犯政治错误，因此当着各个以左派自居的派别袭击他们的兵工厂时，他们对此也只能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不过不管怎么说，在真相澄清后，依旧说明在全国极大部分地区、军队的支左，对帮助造反组织夺权，起着一定的作用。解放军的支左夺权，提高了军队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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