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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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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自由恋爱结合的。当我提出要他即刻与我离婚，并不要他来探望我时，他哭得很伤心。他说我们就假离婚吧，其实他在等着我。〃我实在为她难过，但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安慰她。她沉浸在自己的悲哀之中，久久没有出声。然后，她转了话题：
〃你遇到那个女医师看病，那真是你的运气。她的医术很好。听说她毕业于美国一所世界闻名的医学院。这位医生十分和气，也体贴病人。我初进来时，她也是这里服刑的一个犯人。刑满后，她又回到这里来工作。听说她是自愿要求来的。在这里呆过的人，在外边是很难做人的。人们都不愿和刑满释放分子交往，单位领导也不敢分配他们合适的工作，更没有提升的希望，他们已成为一个有污点的人，总得受人歧视受人詈责。一旦成了反革命，便永远是个反革命。在监狱中受苦煎熬，出了监狱，也是无尽头的受苦煎熬，家属也陪着一起受罪，我在厂里冷眼见过这种情况，现在，我自己也置身其中了。有时，我真害怕离开这里再回到外边世界去。〃听说那女医生原也是提篮桥的犯人，我大吃一惊。真没想到，她那善良的外表后面，竟蕴藏着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不讨现在想起来，她的双目中除了温和与善解人意外，的确还深藏着一种别样的目光。对人生，她似有着一种独特的理解，这令她表现得超然的睿智及宽容。
〃她是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由美国回来为人民服务的。她在那里本有个很好的职位，但她放弃了它回国了。我初见到她时，她讲话仍像外国人一样坦率。像她这样，当然会有麻烦的。〃她说。
一九五零年初，人民政府通过海外华侨中的代理人及同情者，秘密动员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结果这一号召广泛地激起了海外各地华侨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特别在美国。各行各业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响应了号召。他们放弃了很为理想的职业及舒适的生活回到了中国。岂知事实上，他们并不受欢迎。有些领导对有〃海外关系〃的人，猜忌怀疑，对知识分子持有偏见。这样的政策，使回国的知识分子顿陷困境。由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能让他们再回到美国。因此，他们唯有尽力适应中国的情况。有少数人去了香港，但大部分还是留在中国，接受了分配给他们的工作。许多人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即使在反右中幸免于难的，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也被一网打尽。只有部分幸运者在周总理的力所能及的保护下才免于遭难。这是极左分子为政治而牺牲个体的人的实例。
我们默默地坐着，各人想着自己的心思。还有一张床上的病人，开始呻吟和咳嗽了。远远地，又传来开门的声响。那位坐在我床沿边的犯人有些害怕了，她转身对我道了晚安，就溜回自己床上了。
我睁大双眼躺着，思念着我的女儿。现在，她在哪里呢？她是否能安然地应付这错综复杂的大革命局面呢？我祈求上帝引导她，保护她。
次日早晨，我的脚一触及地面，依然感到虚弱无力，走动时只觉得气喘吁吁。此后我每天坚持走几步，后来可以在房里随便走动了。营养和药物令我的健康逐渐得以恢复。
那时，病房里只有我和那会计俩，另一个病人病得很厉害，一直不能起身。一次我走到她床边，但她眼皮也没睁一下，好像毫无觉察。在她枕边，放着半罐痰血。她的脸色，就像一张揉皱了的牛皮纸。她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除了咳嗽。午饭时，那个来劳动改造的女青年，用汤匙喂她。
我从未对那来劳改的女青年打听过她的问题，她也不敢冒险与我交谈。但我们互相以微笑来表示友善。虽然她每次给我送来营养菜，一但我发现她自己吃的，仍是一般囚饭或白水煮山芋。她衣衫褴褛，而且看上去衣不胜寒。见她的嘴唇冻得发紫，双肩耸缩着，我想把自己的一件毛衣送给她。那天事先我就把毛衣脱下，等她进来时就塞给她。因为有解放军在监视着，我也不准备与她说什么。然而她却怵然惊起，紧张地看看病房那端那个忧伤不已的会计犯人一眼，慌张地把毛衣退还给我。
一年后，我又因重病再进来时，她已不在了。但愿她己在上海的普通医院，手拿注射器敏捷地穿行在病床之际，为病人服务。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的体温正常了。医生告我，可以回看守所了。她说话时，柔和的双眸满含着友好之情。或许我身上不经心地流露出的某些气质，令她有几曾相识之感吧。这位女人具有一种崇高的品格。我不相信她重返监狱医院行医，仅仅是为了自己是刑满释放分子而不能与外界人共处；我相信她之所以要回来，是因为这里的犯人需要她，她找到了可以贡献自己毕生精力的位置。虽然她的地位并不光彩，在世人看来也不值得褒扬，但她似乎持有非凡的精神依仗。显然，她所承受的苦难，令她更善良更完美。
几天以后，当一个看守将另一个犯人带进医院时，同时也把我押回第一看守所。
第八章党内的路线斗争
自一九六七年冬天我患了肺炎后，健康情况开始恶化了。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日光和新鲜空气，我的体力无法全面恢复；而且，我已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来研究思考问题，再要想对事物作出正确的逻辑推理，已甚感累人。我开始体会到，为什么赤贫，会导致目光无神和行动迟钝。我十分明了，精神及体力的衰竭所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令我的键康状况趋向崩溃边缘。但思索能力的衰退，较之大把头发脱落和牙龈出血，及体重的大幅度下降，更令我感到恐惧。还有，那因彻底隔绝人世而引起的心理变态，也在为我敲起警钟。我既感到绝望，还受饥饿的折磨，但那种粗劣的伙食，又实在令人难以下咽。
监狱大墙之外的情况，依旧一片混乱，虽然军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暴行及派性斗争，仍不间歇地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好像红卫兵和造反派被批准掌权之后，北京中央已无力控制他们了。混乱的形势没有缓解，即如看守所，也无法纳入正规之道。没有人负责认真地处理我的问题。我只能呆在牢房里等待着。我真担心，自己会熬不到问题解决之时。这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天，那个在这里劳改的女青年给我送来一盆冷水，但我已无力将装满水的面盆，从小窗口里端到两英足以外日常置脸盆之处。我两手像筛糠一样哆嗦不已，脉搏急速，两条腿摇摇晃晃地，我只能把脸盆就地一搁，跌坐在床上。
我坐在床沿上直喘气，心想如果我决心要活下来的话，必须进行体力和脑力的锻炼。决心下定以后，我便站起身子，可眼前一片漆黑，就像瞎子一样。我只能重新坐下。但就从那天后，我自编了一套操练动作，它能令我从头项到脚尖，都得到全面的活动。我每天操练两次。开始，完成这套操练令我很乏力，我只能做做歇歇，而且还得提防被看守发现。因为一在囚室里，除了每天饭后的规定活动以外，其他一切活动都是被禁止的。即便如此，我依旧每天按时锻炼。如是几个月后，我的体力居然有所恢复，自我感觉也有了好转。
至于对脑力的锻炼，我就采取背诵毛泽东的一些文献。我认为此举可以帮助我了解他的思想。如果我以后再被提审时，就可以熟练地运用它们来进行辩论。我最喜欢读有关他论述游击战争的文章，他反复强调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才能使装备简陋落后的游击队，击溃先进的正规军队，以取得胜利。虽然他那错误的经济政策，曾几次使中国的经济趋向崩溃的边缘。但他那有关游击战争的学说，令我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位才气横溢的战略家。他那有关游击战争的论点，我想是以共产党军队的作战经验为基础，用敏捷清醒的思维能力完成的。但话又得回过来说，每天花费几个钟点来阅读毛泽东著作，对我这样一个受迫害者来说，多多少少是不那么舒畅的。
因此，我就改背学生时代背诵过的唐诗。令我惊异不已的是，我竟然述能把荒废了几十年的诗词，从记忆深处重新挖掘出来。收寻原先以为早已忘记的诗句片断，再将它们拼成一首完整的诗词，真是十分令人振奋的。唐代大诗人的不朽之作不仅加强了我的记忆力，并使我得以在幻想中，摆脱囚室的残酷现实，朝着另一个美好的自由天地翱翔。
我为着精神的健全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是一种十分成功的措施。但有时，饥饿及忧伤对身心的吞噬，会动摇我争取生存的信念。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不得不依赖与看守之间的矛盾，来刺激自己的抗争精神。
〃报告！〃我走到牢门边使劲叫着。
〃什么事？〃看守慢吞吞地踱到我门口，懒洋洋地说，〃跟你说过几次了，不要大声叫喊。还得等多久政府才会调查我的案子？把一个无辜的人关在监狱里，是犯法的，也是违反毛主席的教导的。〃其实在他的四卷著作里，从未提过这方面的话。但我确认这些半文盲看守根本不会全面读过毛泽东著作。
〃嘘！不要大声喧哗。国家会依次处理你的案件，监狱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但我在这里已呆了很久了，我要求见审问员。〃我故意放开喉咙说。
〃轻点！你不能大声喧哗。审问员很忙。〃其实我很清楚，根本没有审问员在工作，她也明知我了解这一情况，但大家只是心照不宣。
周围是一片反常的肃静，我们的声音传遍大楼四角。我知道，其他犯人都在倾听着我们的对话，因为这是她们唯一的消遣。我也深知，当她们听见有犯人在向看守挑衅时，会觉得高兴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样做，我会觉得，在精神上．我与她们已结合在一起了，从而不再感到是孤单一人。这种无言的共鸣鼓励了我。虽然我会因为大声叫嚷而觉得疲乏，但我仍坚持鼓足精神。
〃我是无罪的，我从未犯过罪，我从未做过反人民反政腑的事。你们无权囚禁一个守法的公民！我要求恢复名誉，要求向我赔礼道歉！〃我放开喉咙呼喊着。
〃你疯了？安静点。〃看守火冒三丈地吆喝着。
〃我没疯，那将我送进监狱的人才是疯子。你捣乱要受罚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过，另一个看守来帮腔了。他说：〃你现在进行捣乱，就是犯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摆事实，讲道理，'我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是无罪的。我没有犯罪。〃我高声争辩着。
〃出来！〃那青年看守打开牢门，把我押到监狱大楼那头的一间房里，这样，我们的争辩声不致会传到别的犯人那里。有时当我实在感到疲惫不堪之时，就只能作些让步而停止开口。但也有时，我的持久力已超过看守们的忍耐心了，这时，她们就用暴力来制服我，拳打脚踢的。她们叫我为〃疯老婆子〃。她们也常因为我的〃疯病〃而头疼。但她们却从未了解我向他们寻事挑衅的真正目的。在我囚禁的六年半里，每当由于过度的焦虑而折磨得无法食眠时，我便会借故向看守们挑起争端，渲泄一通！
虽然因此我的手臂被扭得青肿疼痛，双腿被大皮靴踢得伤痕累累，但在与看守的争端之际，我从中体会到一种富有幽默性的快感，心情也就会平静下来。但慢慢的，情绪又会重新变得焦灼不宁，我渴求着与人交往，即便与看守争端闹矛盾，也比彻底与他人隔绝要好受一点。另外，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比忍耐、压抑，都容易振奋人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品格。我的许多友人，在文化革命中，就是仗此战胜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迫害，他们活下来了。对我个人来说，也只有以积极的抗争，作为兴奋剂来激励自己的意志。
八月六日，是个特别闷热的暑天，报纸迟迟没来。只听到那送报纸的男看守跟值班看守在说：〃今天有重要新闻！〃究竟是什么新闻呢？但我只有等到临睡前，才能读到报纸。
那天的报纸头版是套红特大号的横贯整个版面的标题，报道了毛泽东送了一篮芒果给进驻清华大学领导学生革命的工农代表。这篮芒果，原是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送给毛泽东的礼物。那些工农代表收到芒果后，受宠若惊。欣喜若狂。他们高呼口号，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以表示对领袖的忠诚。
虽然我并不知道，就在几天以前，毛泽东曾在北京召见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否认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红司令〃关系，并批评了他们的强横行为。但我认为毛泽东公开把芒果送给工农代表，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他将工农代表派驻进以好斗、野蛮的红卫兵组织而闻名的有名学府清华大学，为的是去抑制那里的青年造反派。向工农送礼而不向红卫兵送礼，这无疑是给清华大学红卫兵一个显然的警告，无非是耍他们坚守纪律，接受工人阶级对他们的疏导。
在以后几天，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全国各地组织〃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情况，刊发着他们进驻各大学及其他学校的照片。虽然名为〃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实里面没有农民，只有少数工人。主要成员还是复员军人及极左分子认为是忠诚心腹的共产党干部，像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国防部长林彪等一类的。
当左派分子控制住红卫兵之后，北京政府的上级领导继续努力组织省级及市级的革命委员会，并向他们指派了新的头头。报上常见发表文章，表示要从速建立这种机构，以大好形势迎接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我认为，这是大权已在手的极左派，迫切企求谋得领导地位，从而被选为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以避免失去已掌有的大权。
时光渐渐过去，又是秋天了，每下一次雨，气温就往下跌几度，我仍坚持以锻炼脑力、体力为养生之道。但我的健康状况，还是、在迅速地恶化。一种新的症兆给我打击很大：我每次行经时总要大量出血，而且间隔越来越短，后来逐渐发展到每隔十天，便要出血几天。为此我有些发慌。因为上次那位毫无医疗常识的青年〃医生〃的医术，我还是记忆犹新的，所以我也不敢要求治疗。我又一次觉得沮丧和绝望，晚上经常做恶梦，醒来时满身大汗，气喘吁吁。
十月的一个夜晚，当我正在和健康搏斗时．看守挨门挨户地命令犯人静坐收听广播。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扩音机里宣读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公告，说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委员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开除出党，并撤消其一切党内外职务。
刘少奇长期来为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内的她位仅次于毛泽东。三十年代当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进行武装斗争时，刘少奇则在白区领导党的地下工作。
一四九因九年后，毛泽东身兼两职，担任了党中央和国家的主席。刘少奇为共产党副主席。他们两人亲密共事，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刘少奇要夺取毛泽东的领导权。在一九四五年七次党代会时，刘少奇以党的副主席身份，在作报告时创定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一九六零年大跃进失败后，中国的脆弱的经济制度，已被推向崩溃的边缘。毛泽东放弃了国家主席的职务，让刘少奇来担任。
当时，刘少奇及时地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挽救了在衰退中的经济趋势。这祥一来，他在全体党员及老百姓中的威信提高了。
文革期间，各人有其不同的遭遇。实质上，是以毛泽东为首及刘少奇为代表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富有戏剧性的是，虽然刘少奇被打倒整死了，但在他死后，邓小平领导中国沿着二十多年前制订的经济开放路线迈步，而且走得要比任何中国人或世界各国人民所想象的还要远。
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宣布刘少奇是〃大叛徒〃、〃大特务〃和〃大工贼〃，然而对他的罪行却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自中央委员会公布打倒刘少奇之后，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就开始动员群众对他揭发批判了。每天，报上都刊发文章揭发他的〃罪行〃。最严重的一条，似乎为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报上还报道了全国各地人民召开群众大会表示要〃坚决〃支持〃决议〃，声讨刘少奇的〃罪行〃。我认为之所以要制造这种声势，主要是对那些可能对刘少奇持同情之众进行威吓，使他们不致为刘少奇辩护。因此，虽然从报上看来，全国人民都对刘少奇嫉恶如仇，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相信全国大部分民众，对究竟是毛泽东掌权还是刘少奇掌权，都颇觉得无所谓，无特别要求。但对除那一小摄极左分子以外的广大共产党党员来说，刘少奇的被打倒，无疑令他们觉得羞愧。
刺骨的朔风又呼啸而临了，隆冬的寒夜，令牢窗的铁栅栏上，凝结起一层熠熠放光的水汽。这时，一支工农宣传队，进驻第一看守所，来协助军管会领导文化革命了。但他们与解放军接管这里时不一样，广播喇叭没有公开宣布。然而在我们放风时，我见到监狱各处，目之所及，都是五颜六色的彩色纸，上面写着欢迎他们进驻的口号标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个马克恩主义的口号被广为引作欢呼工农宣传队进驻每个组织之用显得最为夺目。
几星期后，又有犯人被召去提审了。我满怀希望地盼等着。一天，当那已听熟了的插上牢门门闩的咣啷声又照常那样晌过一次后，我就要求看守，准许我写信给工宣队。本来我估计她会拒绝费的要求的，但出我意料之外，她给了我一张纸、一支笔还有一瓶墨水。我写了一封措词十分有礼的信，要求他们调查我的案子。并在上面抄录了毛泽东语录。当时，这是一种表示书写者正确的政治立场的例行常规。报刊上每篇文章首端，也都是这样的。我把信交给看守，等待他们来对我继续提审。
一天，我又开始大量出血。我的内裤金沾满了血。当我在洗涤裤子时，一个女看守来到窥孔处。
她打开小窗问我：〃怎么啦？你裤子上怎么满是血？？我来月经了。怎么这么多血，这正常吗？〃她打开牢门走进来。马桶里全是满沾着血的手纸，我本准备用洗裤子的污水冲掉它们的。
〃你为何不报告！〃她站了一会，就关上门走了。
过后她带来了那位最早的青年医师，似乎她又重返这里工作了。问过了我的年龄后，她就说：〃这可能是更年期的关系，但也有可能生有异物。你需要作妇科检查，但现在这里没有妇科，先给你打一支止血针。〃注射后效果很好，但我担心会生上肿瘤之类东西，而且有可能是恶性的。我再没有比此刻更迫切想离开看守所。
这是一九六九年一月最寒冷的一天。离一九六六年对我的第一次提审，已有两年多了。我的处境开始有了变更。
与往常一样，我坐在床沿上阅读毛泽东著作。这时牢门打开了，进来两个在劳改服刑的女青年，后面跟着那个曾搜查我囚室的军队女看守。她没有进来，只是两手撑着肥胖的臀部，立定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监察着。另一个看守只是跟着她屁股打转。那两个在服刑的女青年，把我原先搁在另外两张叠在一起的床铺上的东西都搬到地上，那里我原是当桌子用的。然后又把上面的床铺搬下来，置在窗口。
〃把你的东西拎起来，是否还想等你的老佣人来帮你拎？〃那军队女看守讥诮地冲着我吼着。
待我把东西放回那张空床铺时，那些劳改女犯搬着一床铺盖和面盆等进来了，后面跟着个三十来岁的女犯人。她聋拉着脑袋慢吞吞地移着步子，这是监狱里规定犯人所持的态度。她手里还捧着一些零星衣物。
那些女犯出去后，看守就把门关上了。
我被隔绝了这么久，我渴求着与人交往作伴，正如沙漠上的迷途者渴求水源一样。那新来者的出现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顿时感到精神一振，并准备作出欢迎的反应。但我即刻意识到，极左派向来热衷于声东击西，因而提醒自己不要光看表面现象，这样一想，就重新坐回原处，低头看自己的书，一边在心里思忖着这一突发的情况。因为强制执行军管后，文化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看守所的工作量有所松懈，很少再有大批犯人被投送进来。我估计，看守所里的犯人人数只有在减少。因湖在室内活动时，我已听出，楼上囚室里的脚步声也已显然减少了。而在这个时节，却要将一个犯人塞进我的囚室，看来并不是意味着因为犯人太拥挤了。因此，我必得耐心等待，以期真相大白。
那位新来者一边整理着自己的东西，一边却不时偷偷地看看我，好像希望能与我的目光相触。
〃你来这儿有多久了？这里还可以吗？他们打人吗？〃她终于压低嗓门说着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
她所说的令我困惑不解。她不像个吃得饱饱的过得好好的新入狱的囚犯。看她的脸色白里透灰，说明已被囚禁了相当长的时间了。由于缺少蛋白质，她的头发疏少稀薄，且枯焦得像稻草似的。她的衣服，披在与我一样的让饥饿给掏空了的躯体上。一双黯淡无神的眼睛中，偶尔迸出一丝奸诈和惧怕。
〃我们不可以互相交谈，这是不允许的。〃我跟她说着，便向门上窥孔张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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