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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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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后面一阵骚乱，只见几个男子，穿了短袖衬衫，过膝的粗布短袄，从后面门口走进来，径自登上台，其中一人走到铺上白布的主席台前，另几个，就坐在他身后一排椅子上。在中国，没有人能从某人的服饰来判斯他的生活情况，因为每人都穿得像无产阶级。中国人解释无产者为〃一个没有财产的人〃。有的中国人认为，在当时表现得寒酸贫困，是既安全又时髦的。因此我不能肯定那位会议主持者是属于哪个级别、何等地位，但我想，他大半是工会的总领导。
〃同志们！〃他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起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将战无不胜。我们无产阶级形势一片大好！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努力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前绝后的大好机会。这样能提高我们的政治警惕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分清人民和敌人。
〃社会主义的敌人是非常狡猾的。有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有些人笑中藏刀。他们勾结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妄想让中国人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你们能允许他们成功吗？不！当然不答应，一百个不答应！
〃上海解放十七年了，然而直到最近，外资公司仍留在市内。他们的办事处，占据了最好的地方，他们的汽车，在我们的马路上奔驰，外国人和少数忘了自己国籍的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还傲慢地四处吹嘘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知道这些公司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希望能继续在中国进行剥削。我们中国人民是不能容忍这些的，因而，我们关闭了他们的公司，赶走了外国人。这个公司的许多中国职员都被他们腐蚀了，他们的思想混乱不堪，我们必须看清。事实上，他们之中，有些是绝对反动的。我们的任务是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改造他们的政策。几个月来，我们为他们办了政治理论学习班，但没有人能接受改造。进行自我批评和认罪是改造的第一步，假若他本人不面对事实，并承认自己的罪行，那么，为了让他更好地进行自我批评，必须首先接受他人的批评。今日召开的大会是对陶方进行批判，并由他自己作自我检讨。
〃大家都知道陶方是何许人？三十五年来，他一直是亚绀亚公司的走狗，这家公司是一家大型的跨国公司，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它的机构在牟取暴利。用列宁的话说，这是资本主义企业中最凶恶的一种剥削方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水火不柏容的，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陶方不能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利益服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帮助他，希望他能看到光明的一面……〃当我听到我们公司过去的会计主任陶方，是这次大会的对象，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我一直认为，他们对陶方的印象是比较好的。他的大儿子曾在五十年代，被派往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留学，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我知道每个送往国外学习的青年，必须对其家庭出身进行全面审查，其中也包括他父亲的工作及政治观点。对陶方必然在他儿子出国时就通过了审查，我不懂为何现在要揪出来批判。
解放以来，我曾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写的一些理论文章。我感到，社会主义在中国，似乎只是摸索试行的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固定格式。我想或许是共产党的政策经常在变动，致使它像天平上的砝码一般，一直在左右移动着，当情况走向极端化而发生问题时，北京方面就执行一些调整的措施，然而有时也会矫枉过正，便再进行调整。但其关键在于，吃大锅饭的经济制度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而中央的经济计划，又顾不了基层的实际情况，从而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
当上面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价值标准也就有所政变，昨天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今天可能就不对了，如此摇摆不定。因此，基层领导的指示和措施，仅能在一个时期内有效。所以我认为这次会议并不很重要，作报告者，不过是一个中层领导干部，嚣派往亚细亚公司原职工中领导文化革命的。在我眼中，这场运动不过是场左倾运动，过不多久，当其过分激烈时，上面调整的措施就会下来的，老百姓将有数月或数年的安定，直至下一次运动。北京有人深信，政治运动是促使人类前进的动力。因此我想，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如那连绵不断的各次政治运动一样，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我一面昕着长篇大论的充满火药昧的发言，一边四下打量着会场，只见墙上挂着〃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陶方〃的横幅，在他名字上打了两个红叉，这表明他已是敌人了。但我在刚刚进入会场时，并未注意到这条横幅。因为墙上挂满了各种标语口号。宣传，在中国人民生活中极其重要。它们歌颂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宣传人民的义务。它们鼓励人民努力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听共产党的话。每次的政治运动一开始，这些口号便作为打击敌人之用。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到处都张贴着数以万计的标语口号，人们不可能一一都能看到，也有些人对它们视而不见。
发言者提到，陶方的糜烂生活，是因长期与资本主义共处而致。看来，他的罪状是生活方式：过度酗酒，讲究吃喝，及种种领导看不顺眼的散漫表现。对这些罪行名目，我并不惊讶。因为我知道，一旦某人被揭发出来，他会一无是处，而任何错误表现，都是算在受资本主义影响这笔账上的。
发言者全面深刻地批判了陶方的私生活，并强凋这是资本主义对他的腐蚀。之后，他的语气态度反而更加严厉。他的目标，开始转向帝国主义及其对中国的侵略历史。对他来说，陶方的错误，并非因为他缺乏自制力，而是因为他曾在一家百年前侵略过中国的一个如此罪行累累的国家所属的公司里工作。他提到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其口气就好像它们就刚刚发生在去年。
虽然他的措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闻或把音量提高到声嘶力竭的地步，但他的发言，却是冗长的，慢节奏的。他不时停下来喝口水，或看发言稿。他知道这里有一批被强迫参加的听众，没人敢在结束前擅自离开，他的讲话再冗长，听众们也不得不洗耳恭听。室内闷热难熬，听众也渐渐感到不耐烦了。我看看衰j已快十二点了。可能发表高论的那人感到累了，且也饿了，他突然结束了发言，宣布休会，下午一点三十分再继续开会。话音刚落，大家都起身涌向出口处。
外面，正午的烈日，火辣辣地硒着马路。树荫下停着一辆三轮车，我跑过去请他快快把我送到家去，我愿意加倍付钱给他。
早晨带我去的那个人，突然从大楼里冲出来，大声喝令我停下。他要我在学校的食堂吃中饭，这样我下午就不会迟到了。他那么猴急地要扣住我，竟牢牢抓住三轮车的把手不放。我再三保证我一定准时赶回来，他这才悻悻地放了手。
我那幢可爱的小楼，，窗上有帆布篷遮，凉台上垂挂着绿色的竹帘，与那热不透风的会场相比，这里简直成了我的避难所。我的衬衫已全部汗湿了，粘粘地贴在背脊上，我马上冲了个淋浴，喝了杯冰镇茶，并享受了一餐厨师为我准备的可口的午餐，再在床上闭目养神约半小时左右，便坐了那辆预先让他停着等我的三轮车，再返回会场。
待我赶到会场时，还稍稍早了一点，但我已是最后一个报到的了。我在第二排一个靠着柱子的座位上坐下，如是我坐累了还可以有个靠处。我又随身带了一个大挎包，里面放着一瓶水，还有茶杯，另外还有两块巧克力。因有了这一切准备，我心里似乎也踏实了，静静地等着那人继续他的发言。
会场渐渐满了。到两点钟，还是那儿个人，又登上了主席台，依次坐下。蓦地，那发言者突地向后面的人做了个手势，出乎意外地，陶方被带入会场，戴着用白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要不是他那悲戚的表情，那就活像个小丑。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牛鬼蛇神，是指那些专门伪装起来作祟的魔鬼，一旦他们被人识破了，便会原形毕露。在文化大革命中，它被用来代表所谓黑九类：一九五零九五二年土改中划为地主的，一九五五年合作化时划为富农的，一九五零年镇反和一九五五年肃反被揭发为反革命的，共产党执政后，各时期被逮捕的坏分子，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揭发的右派、叛徒（即曾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中被疑叛党投敌或泄露组织机密者）、特务（与国外间谍机构有联系的男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共产党员中，在工作上不坚决执行极左路线政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及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
〃牛鬼蛇神〃简称〃牛〃，在文革中被消除出来的九类人被集中监禁的地方，称为〃牛棚〃，当运动的范围扩大时，每个单位都设有牛栅，而每个组织的革命群众，都有权处理这些〃牛〃，惨无人道的待遇再加上残酷的逼、供、信，使许多〃牛〃的生活，比普通监狱里的犯人更恶劣。
陶方完全变了一个人样！当他和我在一起办公时，他总显得非常自信，现在却变得如惊弓之鸟，颓废萎靡，人也瘦了一圈，与过去几个月相比，似老了好几年。后面几个青年人，却在窃笑。当陶方被带到台上时，后面的人都站起来看，把长凳都推倒了。于是，有人把一张椅子搬到台前，令陶方站在上面。陶方爬上椅子，戴上高帽子，神情卑怯慌乱，后排的几个青年却不禁纵声笑了起来。
这时，有人从后面角落站起来，这自然是事先组织的，他们手里高举毛泽东红宝书，那是每个人必须随身携带的，需要对，作高举时用。他领导全体群众高呼口号：
〃打倒陶方！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陶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霎时，一切喧闹声笑声都煞住，大家都起身高呼口号，手中挥着语录本。我没带语录本，生怕被人发现，只得讪讪地慢吞吞拖延着。令我深觉不解的是，陶方竟也跟着与反对他的人一起举手高呼口号。这时，我便把我身边的扇子、提包、水瓶、杯子等一一收拾好，放在长凳上，然后站了起来，其时其他人已停止喊口号并坐下来了。所以，我只得重新把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拿起来，方可坐下。挨着我坐的一个人看不惯我的样子，把身体挪开我一点，好像怕我的不良行为会玷污他似的。
当群众开始愤怒地声讨并斗争犯罪分子陶方时，他被一把揪下椅子，在他低头下来时，不慎把那顶高帽子丢落在地上。那些学生又发出哄堂大笑。陶方恐惧地看看主持会议的人，显然，他怕被指责为故意的。当另一个人把帽子拾起放在桌上时，他才松了口气。
那会议主持人，鼓动公司其他职工，包括早晨来我家的两位，及其他一些在陶方所在的金计科工作的低级职员上来发言。他们依次上台表示他们对陶方的愤怒和仇恨，重复了上午会议主持者对陶方所揭发的一些内容。我知道，批判的范围和内容，事先都是领导指示的，他们只是不加思索地按上面布置的去说，如讲不同的内容，便是批判不深入。中国人已得到一个经验，就是自己不假思索，仅照上级的指示办事，那么上级就会更相信他们、赏识他们。那些老职工对陶方批判了好长一段时间。所有获准发言的都是工人和低级职员，我们这些高级职员，则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参加，他们只是低头静静地坐着。
最后，会议主持人又发言了。他告诉大家，陶方经过运动积极分子几星期的教育帮助，最后已承认了错误，他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说着他就转过身去，对着陶方，以一个粗暴的教师训斥一个顽劣的学生般口气对他说：〃这是事实吗？是帝国主义者用高薪收买你当他们的奴隶？你为了他们给你的高薪和金钱，出卖了你自己的灵魂，为他们干了不少肮脏的勾当，是这样吗？〃会场顿时安静下来，等着听陶方的回答。但他并未痛哭流涕表示悔改，只是沮丧地点点头。
我认为他承认自己是〃以金钱出卖了灵魂〃实在太愚蠢了，这样，将引来他们要求更高的揭发，最终使他自己无法解脱。我认为最好是实事求是地给他们解释，亚细亚公司在共产党解放中国后，之所以能依旧按从前的薪永支付给上海职工，只是因为当时政府对此不加干涉，当然公司也就不对职工削减薪水。他还可聪明地说（如此对方就难以反驳了）：为外资公司服务，也和国家机关企业其他职工一样，并不影响个人为人民服务的权利。
〃现在，陶方作检查。〃那人宣布道。
陶方仍是那沮丧不振的样子，眼睛也不往人丛扫一扫，从口袋里拿出几张纸，毫无表情地低声读着准备好的检查。他虚心地承认了大会对他所揭发的全部罪行，也承认他之被打倒，是因为他缺乏社会主义觉悟。他痛悔为外资公司工作了三十五年，他们毁了他的一生。他为受帝国主义分子的宣传所蒙蔽，为受亚细亚公司优厚待遇的奴役而感到羞愧。他恳求无产阶级的宽恕，并给他改造的机会。他也提及，他儿子是党员，是国家培养他出国深造的。他自己生活的堕落，是对政府忘恩负义的表现。他向大会表示，决心认清外国资本家及帝国主义者反对共产党中国的阴谋，并努力揭发他们的卑劣手段，以实际行动表示他痛改前非的决心。他说他正在写一份详细的认罪书以交代他在亚细亚公司所犯下的罪行。
他在发言中过分强调了对自己错误的谴责。她的嗓音是时时颤抖的，有时张开了嘴，却说不出一个字。当他翻动发言稿时，双手在索索发抖。我相信他这样的紧张并非因为恐惧，因为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并未犯啥罪，毕竟亚细亚公司在中国设立机构，是政府允许的，而且也是需要的。同时我也清楚，我们公司是谨慎正确地按照中国政府的法令办事。对这点，陶方也是十分明白了您的。我看他主要问题是在精神体力上已过度虚脱，致使他完全屈服了。我肯定那得归功于〃帮助〃他的人花了几天甚至几星期的昼夜不息，对他不断的审问及施加压力。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处在体力瘫痪、精神崩溃之际，什么都会招认的。这种逼供方式被称为〃疲劳轰炸〃。
要是仅从我个人方面来讲，这次会上的一切表演，可以说对我是无关紧要，毫不相干的。但即使如此，却也令我发指。这次〃斗争大会〃对我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以如此野蛮的手段来对待一个人，竟发生在我可爱的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祖国，这让我感到恶心和羞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自身的堕落！
还有人在继续呼口号，但大家都已涌向门口。
刚刚企图阻止我回家吃午饭的那人又在走廊里等我。他对我说：〃你来一下，有几位同志要和你谈谈。〃我跟他们来到一间教室，那里课桌椅都给翻堆在一个角落里，那会议主持者和另一人坐在讲台边，那边还有一只空椅子，他们示意我坐下。
〃刚才大会的内容都听到了吗？〃那会议主持者问我。
我点点头。
〃你对大会有什么看法？我想你是第一次参加这类会议的。〃虽然我不能对他们说实话，但我也不愿说阿谀他们的违心之言。所以我就问：〃我能向你们请教一下我今天一天所想的一些问题码？〃看上去他有点不快了，但嘴上却说：〃你讲！你们代表哪一个组织？是谁授权你们召开这样的大会？除了过去公司的职员参加之外，还有哪些人参加？〃显然他对我问及的〃权利〃而感到不悦，但还是努力克制着。他回答：〃我们代表无产阶级。这会议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委员会授权召并的。〃我要他解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他说这是一场清除中国社会中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一切阻力的大革命。他重复了经常运用的毛泽东话录，并告诉我：每个中国人必须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有例外。
〃你必须老老实实，像陶方那样，好好改造自己。〃他说。
〃我并未觉得我有啥不对。〃我说，在我的语调中，表示出对他这样的话的惊讶。
〃可能你再三考虑后就会改变态度的。〃另一个人说，〃假若你要包庇帝国主义分子，不会有好下场的。这有什么可包庇的？帝国主义的每项活动都记载在我们的史册里。〃我回答。
那人提高嗓门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们不管过去的事，我们只谈目前，关于你供职的公司，陶方已承认一切罪行。我们知道，亚细亚上海办事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也知道，你在这场肮脏的交易中所扮的角色。别把我们当作傻瓜。我真不明白你所说的。〃我说，〃据我所知，我工作的这家公司，从未做过违法的或不道德的事情。中国有公安部门，要有什么错误，当然早就会被发现了。〃他俩蹬大眼睛看着我，几乎同时叫出来：〃你想包庇帝国主义分子！〃我愤怒地说：〃你们误会了，我不过把事实讲讲清楚，我了解他们。我为何要包庇他们？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关闭，英国总经理也已走了，没有人需要我庇护。是呵，英国总经理已走了，但你仍在。你像他一样了解一切情况。你丈夫当了多年的总经理；他死后，你接替他入公司，你肯定知道一切内情。正因为找了解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各种情况，所以我讲他们从未做过任何不妥之事。〃我说。
另一人打断了我的话。他说：〃我建议你现在回家好好想一想，我们再要找你时，会通知你的。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
我给了他电话号码，就离开了。
外边，已是暮色苍茫的傍晚时分了，一阵微风迎面拂来，令人十分舒适。我决定步行回家，这样既可活动一下身子，也可思考一下问题。
当我走过第一医学院时，我看见我的朋友薇妮，从半闭着的大门中挤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她的同事。我们互相招呼了一下，她与我一起结伴回家，因她就住在我家附近。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出来？〃薇妮问。
〃我刚才去参加一次批判会。我被责令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是否因为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关闭的原因？快说给我听。说来话长，上我家和我一起吃晚饭吧？〃我问。我很想听听薇妮的意见。她已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对于如何应付这些情况，是很有经验的了。
〃好吧。我等一下在你家打个电话回家，这几天亨利都回来很晚。每来一次政治运动，他当教授的，总得付出代价。教授永远是运动对象。〃薇妮说。亨利是她丈夫，在同济大学建筑系当教授。
〃亨利有啥麻烦了吗？〃我急切地问。
〃没有！谢谢上帝，还没有。〃薇妮回答着，从提包里摸出把梳子梳梳头发。〃你的佣人看见我这样蓬着头发来吃饭，会吓昏的。〃她虽已年过四十，有了三个儿子，但仍保有一个苗条的身材。虽说她穿着一身与她极不相称的人民装，然而仍显得十分俏丽。她必须把自己装扮得像一位医学院的英文和拉丁文教师那样。她自获得新英格兰女子文学院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后，便和她丈夫，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中国。亨利被聘为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后来升为系主任。但在当时高速度的通货膨胀下，教授的工资无法赶上物价的上升，为了贴补家庭开支，薇妮经常给上海的欧洲侨民教授中文。他们切身体会到，国民党政府无力管理战后的经济问题及学院的改革。因而他们由衷拥护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以求获得安定和平。
在那时，因为国民党封锁共产党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因此上海人很少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年前，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唯一来源，就是不时访问延安的西方记者和作家对解放区的光辉报道。他们中多数是民主人士。他们被共产党领导人诚恳态度及严肃纪律所感动。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地下党大力宣传，许诺要在解放以后进行和平建设，建立全国统一战线及一个民主的政府。这一切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知识分子热诚地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
上海解放后，政府鼓励妇女出来工作，一九五零年薇妮便担任了医学院的教师。次年，为了统一管理大学，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薇妮和亨利突然醒悟过来了。虽然他们两人在这次运动中未受牵连，但他们必须忍气吞声地反省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到的帝国主义教育，亨利还要对建筑设计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及教育思想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反复写批评性的自传。经过这一阶段的惩罚和屈辱的考察，亨利被认为不适宜继续任建筑系主任。因当时全面采用苏联教材讲课，中国的一些传统工作方法及西方的建筑设计，被藐视地称为封建的和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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