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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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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锣鼓声中，毛泽东又发表了一项最新指示，在报上套红刊出，另外还附有〃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解放军报》）的社论。毛泽东发表的指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继续，也是共产党对国民党阶级斗争的继续。〃自从这个指示发表以后，便开始了根除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运动。每天报上，都刊载有揪出暗藏的国民党军官，及对台湾国民党表示同情的人的报道。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深挖出众多的敌人，看来，好像中国到处是些私下怀念国民党的人。多年来，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那些宣传，似乎收效甚微。因此，人心诚惶诚恐，惶惶然不可终日，使极左分子得以趁机再加紧政治迫害，将阶级斗争形势逐步升级，在民众中制造恐怖紧张的气氛。人们可以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极左集团表现夸张的崇拜，把口号喊得更震耳，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不计报酬地努力工作。而对待阶级敌人，则要嫉恶如仇。报上呼吁，要求无产阶级们提高警惕，密切注意邻里及同单位同事们的反常活动及不顺眼的表现，并加强对那些留在监狱外的阶级敌人的管制。
接下来的一次提审，是我意料之中的。那些妄图迫害我的家伙，为着表示自己是紧跟最新指示，是不甘心白白放我躲过这次阶级斗争的车轮大战的，因为起码我丈夫是个国民党政府的官员。
我一走进审问室，那审问员就立即要我读念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并向着他的画像鞠躬。读完后，又令我再重复一遍。随后那审问员就开口道：〃找们要揭发国民党的残余分子，你就是其中之一。〃这时房里还有其他两个人，忽然其中比较年轻的一个吼道：〃交代！交代什么？〃我问。
〃别强作镇定，装聋作哑了，交代你和国民党的关系。我和国民党没有关系。你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我很怀疑国民党是否会与你的这个看法一致。〃我说着，一边打量着其他两人。从他们的衣着及发式，我想他们是北方人。中国人大家都讲普通话，而那两个青年人的口音中，还带着一些北京土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人要从北京赶来参加对我的审问。在我刚刚受审时，我已把自己家庭成员一一作了汇报，其中也包括我在北京的弟弟和弟妇，以及历年来我们之间的交往关系。
〃你是国民党的忠实拥护者，你不必再诡辩了。你得有证据。〃我说。
〃当然我们有证据。否则，我们也不会打老远来对你审讯了。〃那两人中一个年龄较长一点的说，看来，他的地位较高一点。他那讲话的语气，挺像那种文化水平低下的工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缀；那年轻的，看上去像个学生。
〃你有无在国民党旗前拍过照片？〃审问员问。
〃可能的吧，我记不清了。〃我回答。我以为他是在问我二次大战期间，解放以前的事。那阵我丈夫任驻澳大利亚堪培拉中国使馆的外交官。
〃你怎么会不记得？你不能借口记忆力不好而妄图蒙混过关。〃那个北京后生说。
〃时间太长了。〃我说，〃假如有照片的话，红卫兵到我家来时会看到的。他们把我的照片全拿走了。你一定把那张照片烧了，那边没找到。〃那大年龄的说。
〃我为什么要把它烧掉呢？大家都了解我们在澳大利亚时，我丈夫是位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你在胡扯些什么？谁问你那个时候的事？〃那审问员不耐烦地说。
〃你们不是指我们在澳大利亚那个时期？〃我问他。
〃胡说！我们是问你在解放之后。解放后你有无在国民党旗前拍过照片？老实点，彻底交代！〃那北京青年身子往前一探，对着我说。
我真感到莫名其妙，怎么可能在解放后，在中国，还可以有人在国民党旗前照相呢？我问道：〃解放后怎么可能在中国还会有国民党旗？它在哪？别管它在哪，就交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否要对国民党大表忠诚？〃那审问员问。
〃解放后，我从来没有在国民党旗前拍过照片。〃我断然说道，认为就此可结束掉这场无稽之谈了。
〃别关门太早，你会后悔的，你会失去从宽处理的机会。〃另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说。
〃我弄不明白你们所说的，我并不拥护国民党，假如我真如你们所说的，那我现在怎么会不在台湾呢？〃我问他。
审问员低声与那两人交谈了几句，然后对我说：〃你现在还是回到牢里去好好回忆一下。你在这里呆的时间也够长了，你应该明白政府的政策，你应该明了，拒不承认已被证明的事实，只是妄费心机。〃我被带回囚室，继续寻思着这件颇感意外的事。那两人神态十分严肃，他们一定是已掌握了一些足以指控我的证据。是否有人在蓄谋陷害我？我已被定罪为帝国主义特务，为什么突然又转向国民党呢？
三天后，我又被提去审问，又强迫要作交代；我还是像上次那样如此这般地作了回答。后来，我又被带回囚室，要我再反复就这件事考虑回忆。此后每隔二三天，我总要被带往审问室，如是继续了三星期。审问室的空气也很是紧张，但我无法猜到他们葫芦里究竟卖些什么药。在这个阶段，为了对我施加压力，那些看守拒绝供给我迫切需要治疗牙龈炎的消炎片，因此我的炎症很快就更严重了，不仅是牙龈、甚至连口腔两侧的凹陷处都发炎了，我无法进食了。我请求看守给我吃稀饭，如是可不必经咀嚼而仍能使身体得到一些维持生机的营养。我的牙龈的剧烈疼痛令我无暇他顾，即使身子坐在审问室里，也令我无法集中思想以应付审讯。我切身体会到为何有些犯人到了这种地涉就会屈服投降，那只是因为肉体的疼痛动摇了他们的意志。我时时告诫自己，不管经受怎样的苦痛，也要保持意识的清醒。
我要求吃稀饭，倒给他们机会以减少我的伙食定量。吃饭时，他们只给我半碗灰糊糊的水，里面飘浮着几颗米粒，这样的伙食吃了几天，我就昏厥了。那个比较好心的看守叫来了医生，他给我注射了一剂葡萄糖静脉针剂，又和那看守一起把我送去监狱医院就诊。不知那位看守私下对医生说了些什么，那医生给了她一张书面证明。当我被带回看守所时，他们恢复供给我定量的消炎片，吃饭时也给我一碗稠稀饭，外加一个馒头。
待我又一次被带去审问室时，那审问员要我读三遍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待我念读完毕坐下，他就问我：〃你完全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吗？我想是的。〃我回答。
〃解释一下。我想毛主席要大家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不仅仅只局限于文化领域。〃我回答道。
〃对啦。那两个'继续'又是什么？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继续，这不仅是个新的斗争，而且还是正在进行着的斗争的继续。〃我解释着。
〃有关国民党那段，又是怎么说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九二七年以来，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的继续。对啦，既然你对此很了解，那你就得认清你自身问题的严重性了。国民党是我们的敌人，被我们的军队打败后，他们在美国的庇护下，逃亡至台湾。在我们解放台湾，把伟大领袖的红旗插到台湾之前，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还要继续。要完成这一项革命，必须先彻底捣毁国民党。伟大领袖决心要解放台湾，我们的林副主席有信心夺取最后胜利，但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他们。他们说，台湾的问题要等下一代来解决。那是投降派的态度。我们伟大领袖认为，有关台湾的去从，是我们当代的职责。我们有决心在现阶段解决，因为我们打败过国民党的军队。我们有林副主席那样富有经验的军事家领导我们，我们必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我们与刘少奇这伙走资派的阶级斗争，与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现在，我们已彻底打倒了刘少奇一伙，已再次把领导权夺回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手里。我们还要与国民党斗到底。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对我们的队伍加以清理，以防止他们为敌人组织第五纵队。国民党的残渣必须集中隔离，严加看守，不让他们危害人民。〃那审问员说。
〃你丈夫是国民党高级官员。〃那位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紧接着说。
〃不属高级，只是中级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在国民党撤到台湾时，他就选择留在这里。〃我提示他们。
〃就是呵！许多国民党官员都这么做，有许多是国民党有意安排他们潜伏下来进行破坏捣乱的。他们个个都要经过详细审查的。我丈夫就任上海亚细亚的总经理，是经过上海市政府批准的，那时候，我想共产党已对他的政历作过全面审查了。〃我跟他们说。
〃那并不说明什么，那个审批者可能就是个'走资派'。我们造反派出于今天的需要，有今天的要求。早在长征前，遥在中国红军建立苏维埃初期，我们的军队尚未向国民党交战之前，伟大领袖已制定了一套对付阶级敌人的有效之法。那时就跟现在文化革命一样，我们把主要敌人关在监狱里，其他敌人则由革命群众来进行监督。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做了。〃那个北京青年，显然还是个学生，极力想表现卖弄在〃毛选〃中学到的一些理论。他这里引用的是一九三六年毛泽东所论述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五次反围剿之前，所采用的一些策略。
〃你要清楚你自己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交锋中的立场。由于你的家庭出身及你丈夫和他们的关系，你永远只可能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说。
〃我想你完全错了。我并未被牵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斗之中。我很遗憾共产党和国民党要互相这样争斗，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令国家财富也遭到了损害。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两个政党能和平统一，为国家美好的前途作出贡献。〃我表示。
〃只有在彻底摧毁国民党势力以后才有团结的可能。〃那学生说。
〃假如你不拥护国民党，就像你说的，也没有卷入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那你为什么要在国民党旗前照相呢？〃审问员问。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们所说的。我竭力猜测两位所指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实在想不出。你们为什么不索性挑明了讲呢？其中一定是有误会的。〃我十分诚恳地说。
〃回忆一下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什么？〃审问员问。
〃我不知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什么，只是我母亲是在一九六二年逝世的。那就对啦！〃两个北京人同时表态，〃你还是老实交代，把一切讲讲清楚。你们要了解我母亲逝世时的情况吗？〃我疑惑地问。
〃是。把全过程都讲出来，包括每一个细节。〃那审问员说。
我真被搞得晕头转向了，不明白他们究竟要逼我说什么。既然他们想知道，我就向他们详述了母亲逝世时的情况。
〃是我母亲的邻居打电话通知我去南京。待我抵达南京，发现母亲已因中暑而昏迷了。那时正是七月酷暑之际，气温持续在摄氏三十五度左右。我们叫了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往医院，开始病情有所好转，但后来却转成肺炎，结果因心脏衰竭而亡故。你的弟弟们也去了南京吗？是的，和他们的妻子一起来的。你母亲死后，你们又千了些什么？我是长女，我主持办理她的丧事。你搞了一次迷信活动，这又一次证明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那青年说。
有些共产党干部惯于把任何宗教仪式都说成是迷信。
〃我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用佛教仪式为她举行葬礼。〃我说。
〃你还做了违法乱纪的事。自从大跃进后，佛教庙宇都取缔了，和尚也都遣散了，你却为着你母亲的丧事，而特地招来了几个和尚。〃审问员说。
〃我是委托南京佛教研究院的负责人，替我请来了几个和尚。
〃他们是只准许为来自东南亚各国外宾举行宗教仪式的，不包括本国人。但我见到的那位答应帮我忙，是经我再三恳求他才答应的。〃我说。我记得很清楚，那南京佛教研究院的负责人，是经我反复要求才应诺的。我奉献了一大笔香火钱，才请到了那几位和尚。但我不知道，这是违反官方规定的。最后，他答应代我清六个和尚为我母亲的葬礼诵经。
〃你在你母亲的丧事里搞封建迷信，是有罪的。你弟弟和弟媳们同样有罪，因为他们没有阻止你。你还把你美国妹妹们的名字，都刻在墓碑上，说明你自己和住在海外的叛国投敌分子根本没有划清界线，这种种事实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你是个反动派。〃那青年说。
〃我在美国的妹妹也是我母亲的女儿，按中国习俗，子女的名字都要刻在墓碑上。
〃这些以后再说。现在告诉我，在你母亲的丧事之后，你又干了些什么？离开墓地后，你又去了哪儿了？〃那审问员问我，现在他们三人都显得很是紧张，那两个北京人幸灾乐祸地盯着我。
〃我们回到她的住房整理遗物。你们回她住房前，又去了哪里？没有去哪里，我们就直接回我母亲家里。在你母亲下葬后，你们有无去中山纪念堂？〃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说。
〃没有。我们大家都很悲伤，且也很累了。交代！〃那青年突然敲着桌子。
〃你们要我交代什么？我母亲的葬礼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你母亲的葬礼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但你和你弟弟，却一起去了中山纪念堂，在国民党政府的国旗前拍了照，这是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你这是誓死向国民党表忠心。一九六二年，正是国民党计划反攻大陆之际。〃那青年说。
这种推理岂但荒唐，简直令人发噱。但我也明白，情况确实很不利。与这些根本一无所知的愚昧人辩论，是需要大量精力的。我的健康状态那样恶劣，又缺乏营养，已没有与他们争论的精力了。在整个受审过程中，我的口腔一直在剧烈作痛。我已是身衰力竭，几乎要昏厥过去了。但我还是挣扎着试图把问题讲讲清楚。虽然我一点都想不通，为什么要对我产生这般荒唐的怀疑。
〃你们要讲道理。首先，你们是否肯定，中山纪念堂前挂有国民党的旗帜？假如国民党离开南京后，那边已没有国民党旗了，那么，我们怎么还有可能在它面前摄影呢？其次，就假定那边确实有一面国民党旗，也假定你们的说法，即我是为了在国民党回来时向他们表忠也成立的话，那么，国民党是否仅仅就因为我的这么一张照片，就相信了我对他们的忠诚？国民党的军官也不是蠢货，他们难道不会怀疑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和我丈夫在一九四九年，是选择了留下来而不随他们去台湾的。〃我说。
〃他们会信任你的，因为你是个国民党特务。〃那年轻人申明。
〃假若真的我是国民党特务，就没有必要向他们证实我对他们的忠心了。你们自已都矛盾百出了。〃那两个北京人同声大吼道：〃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和你弟弟曾在南京中山纪念堂国民党的旗子前留过影。那请你们去问问我弟弟们及弟妇们，他们会告诉你有没有这回事的。我们从未去过南京中山纪念堂。我们已去问过你那在北京外贸学院的弟弟了。开始他也一口否认，但经过造反派帮助，他认清该走的路。现在他已作了全面交代了，他说是你发起去中山纪念堂的。他还说，用的还是你的相机，你在上海冲印了照片寄给他的。你还敢抵赖？〃那青年人大声叫嚣着。
我只觉得当头一棒。当然，一切都是胡编乱造。我不知道那些极左分子，到底如何折腾我那可怜的弟弟，而使他发出如此违心之言。不过，我想象得出他已受到的非人的待遇。
为了应付这一异常棘手之事；我只得求助于毛泽东语录。我高高举着它，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希望你们按照他的指示办事，请你们亲自去南京中山纪念堂看看。中山纪念堂是由南京市政府一个部门管理的，也有许多外宾到那里参观。国民党离开南京已这么多年了，那里绝对不可能会有国民党的旗子。你们自己亲眼去看看。假如你们看见了它，再回过来惩罚我也来得及。我又逃不了。〃那两个北京人只是干瞪着我，而那个审问员一挺身站起来，说：〃你现在可以回囚室去，把你的问题再考虑一下。〃我想可能最后他也承认我所说的是合乎逻辑推理的。解决这个疑问的唯一办法，就是叫那两个人亲眼去中山纪念堂看看。我希塑他们会这样傲。如果他们在中山纪念堂没有发现国民党的旗子，他们会回北京去汇报的。可能事实确是如此，因为一连好几个星期，他们都没再回来找我。
整个文化革命中，造反派花了不少公家的钱四处外出〃调查〃阶级敌人的罪行，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游山玩水，寻亲探友，不少人故意拖延着出差期限，以便游遍各处的风景区。因为上海，是中国人最向往的购物城市，所以造反派都希望到上海来转转。那两个北京人来上海时，肯定路过南京的，我想他们是不会愿意先去南京核实一下中山堂前究竟有无国民党旗子，因为假如他们事先就发现那边根本就没有那国民党旗子，便只能动身返回北京，而失却了来上海的机会了。因此每次他们至多对我审讯两个小时，如是，其余时间他们就可自由活动了。因为他们的旅差费及住宿费，都由他们单位的革委会来支付，听任他们可以在上海优哉游哉地享用。而这些外出旅游的机会，往往分配给比较积极的造反派，以鼓励他们对极左领导的忠心耿耿。
我一人呆在牢房里，反复地回忆着这个意外的小插曲。开始我是有点生气的，怎么我的亲弟弟也会屈从于他们的压力之下？但我一想到自五十年代初来，他所遭到的种种厄运及文化革命中受到的残酷迫害，罚也就心平气和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他的不幸的同情和怜悯。我只好想象这是由于那些造反派头脑发热了，为了要深挖出大量国民党的追随者而编造这么一段，并强迫我弟弟承认交代。他们在事先已搅乱和摧残了我弟弟的分析能力。因为一般地讲，我弟弟为人既非愚笨也不属于奸诈之辈。
我弟弟＇3＇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受共产党邀请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留学英美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当时他们都在做研究工作。回来后，他以经济学专家的身份在外贸部工作。他的工作是分析编写世界各地的经济概况，享有较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然而不久就发现，虽然他的工作很受外贸部技术部门的专家及他们在海外的分支机构重视，但不能令当局满意。所以他所在单位的共产党书记开始对他从生活和工作上加以控制。因为他所写的报告不能配合当时的宣传路线，即预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这些年来的境遇，令我弟弟一直郁郁不欢。在学术上，他置身于他所了解的事实真相和当局为了配合政策实施要他讲的违心之言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他变得沉默寡言了，难得脸露笑容。看来，他工作上再努力尽心，也是徒然。除非他与讲大话之辈同流合污。他的党委书记总是对他施加压力，他们之间关系日益恶化。一次那个书记就当面训斥他：〃我再不能允许这些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唱颂词的报告，从我们这个机构发送出去。你如果再这样写，就是反共。〃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了，那党委书记认为是除去我那不听话的弟弟的机会。他们收集了许多有关他曾在英国做过研究工作时的材料，对他开了持续有几个钟头的斗争会，将他关在办公室里隔离了有好几个月，不准他回家。并由一个积极分子组成的战斗队对他进行日夜盘问，不让他睡觉，这就是所谓〃疲劳轰炸〃。他们最后终究没法把似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提供他曾经批评过共产党。但这次阴森可怖的经历令他患上了胃溃疡，同时抹去了他脸上仅存的那么一丝难得的微笑。他的头发开始花白了，眼睛也老花了。其实那时，他仅三十七岁。
他明白自己在本单位已呆不下去了，便要求调换工作。那个党委书记正在为没能把他打成右派而恼火。他表示，因为我弟弟太傲慢了，因此需要和农民共同生活一个时期来提高他的社会主义觉悟，于是他被送往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养鸡。那里生活很落后，他每月只准回家一次，但他也觉得不错，因为这样可以远离那些官僚主义的领导了。他就很认真地养起鸡来，而且做得很好。因此他养的鸡比人家的肥，而且蛋也下得特别多。而每次他休假回农村时，总带回一大堆参考书及几箱进行试验的设备，来改进他的饲养工作。许多农民都涌到他住所来取经，向他请教。这样一来，农村的领导又生气了，他们要求外贸部把我弟弟调走。
正巧这时，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失败后的困难时期。一般地说，在困难时期，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给予一些照顾的。外贸部问我弟弟，他希望做何种工作，我弟弟要求当个英语教师。后来他就被分配到外贸学院英语系当教授。他在新的单位勤勤恳恳，做得很好。文化革命开始时，他已成了公认的英语教学的权威，并负责青年教师的培训。而且也著书立说，反正工作做得很好。
后来我从监狱里出来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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