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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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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她的朋友都为她的死而伤心。〃孔说，〃有一天，我总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的。但目前，一点办法也没有，政治形势还是很不稳定。总理不是出来主持工作了？〃我问。
〃林彪死后，总理权是大了些，但江青和她那伙人还莅，他们不把大权夺到手，是不会罢休的。当林彪自我爆炸后，他们不得不暂时隐蔽一些，因为在文革初期，江青与林彪是关系相当密切的。且总理又病重了。北京来我厂参观的人说，总理得了癌症。哦，那太可怕了！〃我说。
〃原总书记邓小平也已平反了，这几天就要见报了，他将出任总理的助手，可能总理要他继任自己的职位。但江青一伙，却要从他们自己的人中挑一个来接替周总理。那毛圭席呢？他不出来作个决定？他会的。但他能否做出正确的决定？他现在也病得很重。听说，江青已把他架空了，不让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近他。现在正是个多变的时期。我虽说是个演员，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治学习班或去公社劳动，根本没有演出机会。我只觉得，自己的一生，已彻彻底底给浪费了。我对文化革命还是一点不了解。几天前，席给我看过一些红卫兵的传单，我对它们很感兴趣，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问他。
〃我家里有一些，也许你会感兴趣的。因为它没有经过审查，其中许多是有关党内争夺领导权的内幕。当然，红卫兵出版这种传单，目的仅为着揭露'走资派'而已，但无意中却揭露了整个领导机构，有的口头传说远比传单上的严重，只是你没有机会听到。但这些传单的主要内容，不过是偏激的革命内容而已。我可把最有趣味的一些给你整理出来。〃孔向我告辞了，我陪他走到扶梯口，一块石灰从天花板上脱落下来。〃为何席不把这房子粉刷一下？〃他问。
〃钱不够。他们只发还我五千块办理这一切。你可向上级多要点钱。现在形势稍为缓和一点，这是个好机会，或许再过几个月又要变了。那经管我存款的领导会否借机来训斥我或辱骂我？〃我说，〃我宁可向弟弟借钱，也不愿去与经管我钱的造反派打交道。好，下周六我带两个朋友来给你粉刷墙壁。〃孔提议。
〃不行。我不能让你那样做。我们和曼萍是朋友，我们有责任帮助你。那我该怎么谢你呢？还有其他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可能有一天，他们会求你帮助某事。至于我，多年来承蒙你的盛情款待，现在，应当为你办些事以表谢意。〃于是只花了十五块饯买了涂料，孔和其他两个电影厂青年，使用从厂里借来的工具和梯子，把两个房间、凉台及走道，都粉刷一新。他们告诉我，每个单位的人员都可借用公家的工具做私活，只要物归原主就是了。这已成为习惯了。孔还带给我一大堆红卫兵传单。
席的母亲代我找到一位妇科吴医生，她答应为我检查。她告诉我，吴医生是解放前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她有长时间的临床经验。现在在接替郭缕医师位置，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妇科主任。
〃吴医生，是我一个朋友的女儿的友人，逢周四在门诊部就诊，以解答一些青年医生不能诊断的疑难杂症。她约你下周四去就诊。为了避免与门诊部的青年医生打交道，我朋友的女儿特地请了假陪你去。这不好。我不愿让她请上一天假陪着我，我自己一个人去好了。她还想认识你。我告诉她，你是英国留学的，她十分希望在你身体康复后能教她英文。〃我觉得自己也在一步一步被卷入这个〃后门〃的罗网了。但我又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假如我要循规蹈矩的话，非但得大清早去排队，而且还遇不上吴医生那样的高级医师。
周四我去看吴医生了，她认为我不是癌症，只是内分泌极度紊乱，〃可能是长期的压抑与反常的生活所致〃。她用如此有礼的语言来隐喻我的被长期囚禁。她建议我索性切除子宫以代替长期的治疗。因为后者可能要经过比较长一段治疗过程，恐怕医院工作会受政治牵连，说不定何时又会有变故。看来，她与孔一样，也时刻准备着在政治上会继续有反复斗争，而认为目前的平稳，不过只是暴风雨之间的间歇罢了。
一周后我顺利地动了次手术。躺在挤着二十五个病人的病房里，住了三个礼拜医院。有些人患癌症，各床位之间的间隔只一英尺宽，她们瘦骨伶仃的身子及痛苦的呻吟声，令人压抑凄侧，与我在看守所的感觉一样。真的，当我刚从麻醉醒来后，一度以为我回到了监狱医院。
在住院期间我接到了银行通知，说我的外汇存款已解冻了，经济上的宽裕，令我行动做事方便不少。我补送了一份结婚礼物给席，并邀她丈夫和孩子一起来上海度春节。
出院以后，又去装了假牙。刚开始把它们安进嘴里，可真不习惯，实在忍受不住，就下意识立即把假牙取出来，这简直像嘴里塞进两只大盆子似的，令我透不过气。牙医告诉我，晚上可以脱下来放松一下。但我还是决定二十四小时都把假牙戴着，这样可以加快我的适应过程以缩短受罪的时间。在晚上因感觉不适而不能入眠时，我就吞服安眠药。
现在，我已有足够的金钱来改善居住环境了。我在后扶梯安了一扇门，把楼上浴室里的器皿搬到下面的餐具储藏室去，再在原先的浴室之处装了水斗和煤气灶。这是由房管所派了三个工人来做的，我付给他们费用。由于孔与他朋友帮忙，我才买到那水斗。做后门的木料及铺浴室的瓷砖，都是通过〃后门〃弄来的。
那几个工人因房管所有固定工资，因此不能再接受额外工作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工作劲头会鼓不起来，仅仅是敷衍了事，不顾质量，并拖延施工，但我不能再付钱给他们，这是违法的。为了鼓励他们把活计做得又快又好，我只好提高他们的〃待遇〃，所谓〃待遇〃，包括高级香烟，丰盛的菜肴加上啤酒、黄酒。孔、阿姨及其他朋友，帮我在各处排队开〃后门〃买些紧俏商品。待这项工程结束后，我再送给三个青年人每人一份礼物，并告诉他们我打算在门厅里筑上一堵墙，把它一隔为二，但买不到砖头。因为他们也都没有买砖头的〃后门〃，但他们愿意在我弄到砖头后，在下班后帮我砌墙。
一个下午，我在房里为阿姨缝制窗帘，三个居委干部大姐来看我。
〃我是这个地区的居委会干部，叫鲁英，负责这里的里弄小组。〃其中一个妇女自我介绍着，随后她又指了下一个肥胖的妇女，说：〃这是我们的支部书记。〃第三个妇女接嘴道：〃我是协助她工作的。〃我起身对她们表示了欢迎，阿姨送上茶。
每个地区的居委会，属公安局派出所的一个分支机构，在它们领导下工作。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直接与居民接触，并向派出所汇报。这个组织负责每周一次的居民政治学习，并经办一些居民生活上的具体事例，如发放配给票证、分配生育名额、调解邻里之间纠纷等。有时，居委会也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例及逮捕罪犯，因为她们对管辖范围内的居民生活细事，了如指掌。
居委会大部分干部是退休工人，他们支取国家退休金，对里弄工作仅尽义务，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因着退休金太低，才取些少额津贴。这些妇女（也有少教男性）享有管理居民的大权，她们的对每一个居民的评价及汇报，都被认为是非常可信的，并要载入公安局的档案内。
待大家入坐后，那个支部书记粗俗地笑着说：〃我们来拜访你，是因为我们听得你是新搬进来的，另外，请你每周二、五下午来参加我们的政治学习。谢谢你们来看我。应该是我先来向你们报到的，只因为我忙着要看病，还要作些安顿下来的琐事。〃我有礼地说。
〃你得的什么病？是不是〃那支部书记踌躇着没把话说完。
〃问题不大，手术很顺利。〃我说。
〃是不是癌症呀？〃那一位讲话就缺乏技巧了。
〃不是，没那么严重。〃我接着说。她们大约是从看守所或派出所那儿得到的消息。
她们互相交换了下目光，好像觉得很奇怪，但很快又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
〃你能每周来参加两个下午的学习吗？〃鲁英问。
〃我很愿意。但可否再过两个月，让我再休养一段时间？医生规定我每天下午要休息直至完全康复。〃那位支部书记走到阳台上，大声说着：〃呵，多宽敞的阳台！〃又去看了洗澡间：〃你独用一个浴室。〃她竟然还把我的碗橱打开，往里面窥视一下，又叫了一声：〃多大的碗橱。〃随后又坐下对我说：〃你一个人住两大间房间。你知道，政府已对你特别照顾了。〃说着她严肃地看着我，似等着我作个表示同意的回答。
〃一般情况下，单身一个人，是不会分配这么大面积的住房。〃她那位协助书记说。
她们不能强迫我去参加学习，因为这必须是自愿的。因此听说我还要请几个月假，她们不高兴了。当某人不同意他们要求时，就使那人产生一种忘恩负义的疚意，这是有的党员干部的工作方法。
〃我感谢政府的照顾，希望你们代我转言。〃我说。
听了我这番话她们很高兴，都点头表示同意。
〃但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搬回自己房里住。你们知道政府有关的私房政策吗？〃我想提醒她们，我的房子被国家占用着，因此我理应比他人多分配到一些房子。
书记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比较生硬地说：〃这我倒不清楚了。〃鲁英说：〃你身体会很快复原的，参加学习可以提高你的觉悟，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资产阶级分子比其他人更需要。我就住在这里近处，离你家只隔三幢房子，我会常常过来看看你过得怎样。那太好了。〃我有礼貌地说。
〃我只有一个房间，与女儿、儿子同住。我们一幢房里，住三户人家。〃鲁英侃侃而说，表示政府对我是十分照顾的。我也从她说话的语气和表情中觉得，她不太同意我分配到这么大面积的住房。因为她是我们小组长，我必须与她搞好关系，我希望她不是太难应付的。
在中国，根据各人不同待遇，人们也就分成各个不同层次。在文革之前，我与一般群众不相干，凡与居委会大姐打交道之事，一切都由老赵代劳了。而市统战部对像我这等人，是以礼相待的。政府对我及其他一些与我类似的人士的特殊待遇，可帮助政府在海外人士心目中树立一个宽宏大量的印象，因为我常有外国人来访。但文革后一切都变了，我现在已成为普通百姓之一员。因此自从第一看守所出来直至离开上海，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给我一个机会令我能更深地了解一般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及他们的艰辛。
她们起身准备离开了，但那位支部书记最后又说了几句：〃你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它会帮助你端正态度。〃我什么也没说。有什么可说的呢？要我对她说，我禁闭在第一看守所觉得十分愉快吗？她会相信吗？她像在等着我回答。但看到我缄默不语，那位副书记对鲁英看了看，鲁英说：〃对了，我给你带来毛线、缝衣线和棉花的票证，粮油票我已给阿姨了。〃我向她们道谢后，按礼仪应把她们送至大门口，但她们坚持让我留在房里，而叫阿姨下去给她们锁门。我想或许她们要单独与阿姨讲几句，因此也就不坚持送她们了。
我把茶杯收拾好后，又接着缝窗帘。
阿姨回来后问：〃你已把茶杯收拾了？是的，但我没有洗。我想把窗帘赶出来，这样你晚上就可以用了。〃阿姨两手一摊，叫道：〃哎呀，你一点不像他们说的。〃我不知道她的〃他们〃指的是谁，但我想〃他们〃不是指公安局的，就必定是居委会的，不过我想，我还是保持沉默为好，所以只是一笑置之。
〃你心地真好。第一天从那怕人的地方出来，就帮我提热水，那时你自己也病歪歪的。看见我房里没有椅子，你又把自己的椅子给我。你花那么多钱把厨房搬上楼，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再楼上楼下跑个不停了。你一发还钱，就加了我工资，现在给我做窗帘，你真是个好人。谢谢你，阿姨。我想这也算不了什么。哎呀，我可不能再让你做了。你是个体面人。不过，你对文化革命是怎么看的？〃我清楚这最后一个问题，是居委会要她问的，而她们也是受命于派出所。
〃这个么，以我个人来说，文革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我被关进监狱，女儿又死了。但对国家全局来看，那当然比个人重要，文化革命是好的，也是必要的。〃我说着大道理。这番话也是居委会的大姐们愿意听的。
阿姨拍着手扯着喉咙说：〃对呀对呀，你真的进步了。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讲给居委会的支部书记听？你有这样的进步，她们会对你有好印象的。她们有没有打听我对文革的看法？〃我问。
〃那书记讲过你的态度是正确的，你记得吗？没关系，明天我去菜场见到她时，会把你这番话告诉她的。她每天早上要去取牛奶的。阿姨说着就回厨房去准备晚饭了。
她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无意中把要向支部书记汇报我情况之事泄露给我，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
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女儿也已经死了，我对上海别无他恋了。虽然在那时看来，要想离开中国的念头是太不现实且也决无可能，但我认为必须牢固树立这种念头，伺机争取机会。
看来，是上帝令我抬起双目，使我能看见地平线上遥远的青山。
第十四章寻求正义
我常常梦见女儿被残酷地折磨、受刑，在溅满血迹的房间里死去。醒来时我都喘不过气。我躺在黑暗中，心猛烈地跳着，一幕幕可怕的幻景继续出现。我决定亲自到南京路上海体育协会大楼详细地观察一下。在我健康情况许可下，应当立即进行这会使我伤心的行动。这样我能对曼萍死亡的地点有个明确的概念，如果情况许可，我还得进行一些调查。但我不能把这种意图让阿姨知道，我怕她可能会向居民委员会里的大姊汇报。所以我只能利用我每日外出散步的时间乘公共汽车至南京路。所以，我有意识将每日散步的时间延长至每天两小时。
〃你这几天外出散步走了这么多路！你的身体真的已健壮多了，你脸色红润。快歇一会！让我给你倒杯茶，〃我回到家里，阿姨常会直着嗓门说。
在我每天长时间外出散步已成了常规之后，阿姨不再对我离家过久而唠叨。我认为这已是我施展计划的时候了。
南京路是上海交通的主要干线。从外滩黄浦江通向西郊，横贯全市。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之前，上海体育协会大楼是国际青年会的总部。它位于南京路中段，面对过去的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公园。从我家去那里需要乘半小时公共汽车。正像上海的一贯情况那样，公共汽车总是很拥挤的。上了车，我没有力气往里挤，只得立在车门口，由四周挤满了的人群支持着才能站稳。站在我身边的那位女乘客时时把我的胸部挤得那么重，我想她可能已听到我咚咚的心跳了。一路上我非常担心，恐怕此去会发生一些想不到的情况。所以我思想上强烈迫切要去看看，但是情感上却又想回家。最后当公共汽车到了目的地的停车站，我仍犹豫不决。可是车上的人都要下去，我被挤出来的乘客带下了车，发现我自己已站在人行道上了。
我挤在人群中漫步走着，两眼望着马路对面那座大楼。体育协会隔壁是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电影院。两者都是三十年代的建筑物，但现在仍是上海市容的主要标志。这两所大楼上挂着的红布横幅在秋风中飘扬。横幅上写着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政治是统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大楼屋顶上的霓虹灯又照着另一条口号，鼓励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当四周的人看到我抬头欣赏着上海城市的繁华街景时，认为我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外地人。没有人会特别注意我。我在人丛中摇摇晃晃地走着，两眼盯着上海体育协会的楼层寻找窗户。马路上的一群群行人猛力将我推来挤去。
人民公园门口，男女老少在排队购买门票。有些人在等着他们的朋友或亲人。我停下来和他们站在一起，隔着马路再望着对面那座大楼。但我只数到第八层楼，没有见到九层楼，八层楼之上就是倾斜的屋顶了。为了不想受人注意，我来回徘徊在公园门口，好像是在等人那样。我仍向上望着那大楼，但就是看不到人们说曼萍跳下来的九层楼。我一边分析着新发现的重要情况，一边漫步经过人民公园，然后又回头走回去。这时才看见上海体育协会大楼旁边的第九层楼及其上面的窗。那扇窗并非面对南京路。它位于大楼与一所很低的两层楼住房的狭弄上面。那扇窗户很狭窄，并竖着铁栅。一个人的身体能否从铁栅的空隙处挤出来，我尚不能轻易断言。
我所发现的情况和听人传说的完全不同，我需要时间来加以思索。我买了一张门票进入人民公园，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那里望得见对面大楼顶上的九层楼。我看着那装着铁栅的狭窄窗户，思索着我女儿死亡的真相。我认为除我所了解的以外，还有更多其他的情况。暖和的阳光带来一阵微风，刮得地上的秋叶沙沙地发响。我虽然听到马路上来往车辆的嘈杂声和人们的喧闹声，但在我充满了悲愤的内心却感觉极端的孤独，孤独得像一个被隔离在荒岛里的人一样。
我是否要再走向对面马路去敲体育协会的大门进去调查呢？我反复几次问自己，但不俄作出决定。一个小女孩骑了辆三轮脚踏车从转角的马路上过来，她的妈妈在后面跟着。当她加速前进时，她妈妈就叫着，〃慢慢骑！当心！〃但那个小女孩踏得更快了。她乌黑的眼睛淘气地向后看着她的妈妈。她们母女在我面前经过，消失在一群灌木丛后面。
当我离开公园走向公共汽车站时，我两眼看见到处都是曼萍，马路上的每个青年妇女和每个小女孩看上去都像是我的女儿。我心中一阵阵的刺痛，使我比在监狱里的任何时候感到更孤独更无助。公共汽车站里挤满了人，一辆车子开过了站也没有停下。我鼓足勇气坚决转向人行道，过了马路。在那体育协会旁边的狭弄口，有个青年妇女坐在一只矮凳上结毛线。
〃你住在这里吗？〃我问她。
她点了点头继续结她的毛线。有些人从这里的人行道上走过，但没有往我这方向看。我发现这些房子是靠着体育协会大楼的墙壁造的，占了那条狭弄的一半面积。
〃你在找人吗？〃那青年妇女抬起头问我。
〃我是北京来的。〃我说谎道，〃我听说在一九六七年，一位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青年演员从这大楼里跳窗自杀。你曾听到过这件事吗？〃我指着她后面的体育协会大楼。
她抬头摇了摇：〃没有。一九六七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二年，是吗？那时这所大楼在修理，四面都是修房子的脚手架。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搬到这里住的。那些工人把这条狭弄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没有完工就走了。那我弄错了。〃我说着很快就离开了。她所说的是个活生生的事实，由此我可以肯定我女儿决非自杀的。
我可能在南京路上走错了方向，因为过了一会我发现自己走得比原来的地方离家更远了。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来，我'就上了车。经过一程颠簸不平的行驶，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家。当我打开大门，发现两辆自行车停在花园里，并听到楼下房间里，有人在说话。
阿姨在走廊里看到我就说楼下的房子已分配给姓朱的一家了。她还告诉我有关朱家的一些情况，但我没有去听她，因为我在思索着南京路上的新发现。
我女儿的死亡仍是件神秘的事，但我已有了比过去更明确的证据。她曾受到造反派的审讯，并死于他们之手是无可异议的了。假如她是被谋杀而非自杀，那不管怎样，我要找到凶手，看他是否已判刑。在中国杀人犯是要判死刑的。此后我脑子里不再看到曼萍在六月份初夏早晨的暗淡灯光下躺在人迹尚稀少的南京路上了。在梦幻中或一人独处的时候，总是看到她惨白的面容和失去生气的外貌。我也听到她的哭泣和怒吼。我向上帝宣誓，我一定要为曼萍报仇。
过了几天朱家搬来了。我正在考虑是否要下楼去招呼他们，说些客气话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可是朱太太先上来看我了，她的年龄和我相仿。染过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只假玳瑁梳子夹着，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我给她让座，阿姨送上来一杯茶和一只装香烟灰碟子。
〃我女儿艳和你女儿是同学，她们是好朋友。〃她很热情地说。
〃你女儿是否和你一起住在上海？艳是我的大女儿。她在北京解放军文工团工作。因为我丈夫是资产阶级分子，当红卫兵来抄家时，我们便被扫地出门，住在汽车间里。你能想象我们一家七日仅住一个汽车间？我们需要走两百公尺才能取水和上厕所。红卫兵要我扫马路，我的丈夫也不知被殴打批斗过多少次。我们只是个没有声望的小资产阶级，我们的钱并不多。只是我丈夫在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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