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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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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来的。看来,我己完完全全从过去那被侮辱被践踏的生活中走出来了。但就我本人来说,我还是我,一点细微的变化都没有,只是政策变了。
祝贺的热浪过去后,市妇联代表何同志来邀请我参加她仃女知识分子的学习班,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因为这样,我可从居委会无聊的学习小组中脱身出来。我希望在妇联能遇到一些意气相投的妇女。
中国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享受同等的权利。但实际上,男女相差还很大。虽然城市里,男女同样就业,享有同等工资和福利待遇,但出于传统习惯,妇女往往仍旧担任一些诸如纺织工、店员、护士及教师这类工作。中国的传统,妇女的地位,仍取决于她丈夫的地位。有的妇联主席和副主席,是老革命的妻子和遗孀。真正负责妇联具体事务的同志,都是党员干部。中国妇联与其他中国的机关一样,属政府机构一个组成部分,以监督、组织全国妇女的各种活动。
〃我们有两个学习小组。〃何同志说,〃一个小组是原工商业者及著名实业家的家属。另一组是知识妇女,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妻子。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将你编在后一个小组,想你在这个小组里,一定会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希望替我带个信给妇联领导,我对她们的热忱邀请深表感谢。这是很光荣的。〃我非常有礼貌地表示谢意。
〃下周三下午二时,我们两个小组联合起来举行个成立大会,会址就设在北京西路市政协礼堂。我们每周也借那里学习。政协也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各项活动。那里有一个内部商店及餐厅,可为我们会员提供方便。〃她接着说。
〃周三下午,我准时参加。〃我答允着。
她告辞了,我将她送到大门口。刚刚关上大门,朱太太从房里踅到花园里来。
〃她是妇联的何同志吗?是。你怎么知道?我也被邀去参加学习,但我只是被邀至区一级的学习组。你那组是市一级的。我也弄不清。〃我跟她说。
〃假如你是在北京西路市政协开会,那就是市级了。〃她说。
〃反正,就是学习小组,管它属哪一级的。〃我说。
〃嗨,区别大着呢。如属市一级的,你就可享受许多对区一级不开放的特权。你可享受内部商店及餐厅,你就可以买到外边买不到的东西,比如高级香烟。〃她告诉我。
我想回屋去,但她又叨叨地接着说:〃你被吸收参加市一级的学习,是因为你所捐赠的幼儿园,规模为全市第二名。你消息倒蛮灵通。〃我冷冷地说。
〃许多人都在传,说你这样表现积极,是为了想买一张出国护照。〃她说着,看看我有何反应。
〃你的意思是,那些人相信政府的出国护照是可以贩卖的?你可见过那些贩卖护照的人?〃我表示对她所听说的话有所怀疑。其实,我对她所说的很感兴趣。有些中国人既敏感又爱讥诮他人。他们喜欢把自己表现得宽容高超,而骨子里却是唯利是图的。
朱太太慌了,忙改口道:〃没人说人民政府卖护照呀。这样说来,就没有人能买到护照了,是吗?〃不待她回答,我就进屋了。
我想朱太太在嫉妒我,因为在她眼里,我已位居于她之上了。
政协是统战部的一个组织,是争取全国团结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推选出来的政协代表,在政治活动中并无实权。理论上,他们可以进行〃协商〃,上海的政协会址设在原来属于著名的张家花园①'5'一部分的一幢华屋里。这所房子非同一般,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一九一一年孙逸仙创立国民政府之前,曾在此召集各方志士仁人举行秘密会议。现今园中的池塘和亭台楼阁都已不见踪影,另外又增建了不少楼房。这所房子底层就成了会议厅,楼上全部是会议室。进入走廊就是〃内部〃商店,花园另一角就是餐厅。两者都是不计利润,由政府经办,为照顾代表而设立的。
政府对妇联学习小组的成员,其实并不重视。我们所以能得到一些优惠,是因为市政府要适应当时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的形势及当前的〃开放〃政策的需要。我们小组的成员,几乎都有海外关系。政府优待我们,是为了争取我们海外亲友的支援,并想在西方民主世界,树立人民政府宽宏大量的形象。出于这种照顾,我得以享受些微的优惠,即便如此,我的亲戚和朋友,依然对我非常嫉妒。他们直率提出要我在内部商店为他们购买东西,或从餐厅带回特殊的食品等等。不久,我发现我们小组成员都面临这种烦恼。直到我离开上海后,才卸下这副重担,这令我真是舒了口气。
阿姨对我参加妇联学习十分自豪,她觉得我总算熬到了头,不仅回到了人民的队伍,还被政府选拔至特殊小组去参加学习。学习班举行成立会议那天,她提早为我准备好早餐,并围着我转了老半天的圈子,看我是否穿上她指定的衣服。
〃我看你还是穿那件浅灰色的,你穿上很合适呢。〃她建议道。
〃不穿戴青的?〃我从衣橱里拿出另一套衣服。
〃不,浅灰的好,穿了更年轻。我看你最好再染一下头发,这样你就显得更年轻了。〃我把那套藏青的衣服放回橱里,换上浅灰的。她满意地笑了:〃明天,把见到的给我说说。〃就喜孜孜地回厨房了。
约有七十位从中年到七十岁左右妇女参加了学习班成立大会。那是一间宽畅整洁的会议室,阳光透过高敞的窗户注入室内,洒满了满满一屋。每人都斟有一杯滚烫的绿茶。妇联一位副主席,首先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我们讲述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这是已故周总理在党的〃十大〃上提出,经过毛主席批准的。随后她又歌颂了一番英明领袖华国锋打倒〃四人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计划开了路。她与其他党员干部所讲的一样,重复了一番空洞的大道理,所用语气措词几乎与中央首长及共产党决议中的一模一样。
大家对副主席的发言报以掌声表示同感。此后,一位五十出头的妇女,穿着一身漂亮的黑色套装,起身发言。她主要汇报了一下最近随丈夫,一位原工商业者,去美国旅游探亲的经过。首先,她为她暗哑韵嗓音表示歉意。她解释说自她回国后,到处有人请她讲话,以致她的嗓音都喑哑了。为什么到处都要请她去讲话呢?听了她讲话的内容后就可以明白了。她把美国的生活形容得一文不值;酗酒、吸毒、抢劫、杀人,昂贵的医疗等等。还告诉大家:她的丈夫在美国虽然找到了高薪工作,但仍决心回国,继续在他那已合营上交给国家的工厂里任总工程师。又说她丈夫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她发言完毕后,大家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这样的发言显然是一种鼓动,而并非对美国的诽谤。政府可能为美国领事馆门前那长龙般的等侯签证的队伍感到羞愧。她的发言,可以对那些想移民出国之众,降点温度。事实上,报纸也报道过赴美企图定居的青年,无论寻职及适应当地社会都颇感困难,他们因此颇觉失望地回国了。让他们感动的是,原单位依旧热情接纳他们,支部书记还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此类报道的结尾部分,常常是以这些青年誓言要努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献身之语作结束的。
我在这个小组参加活动,前后约有一年多时间。我们学习各类文件及首长讲话,与政协委员一起听有关文化工作及国际形势的报告,我还约束控制自己去内部商店及餐厅购物进餐,以致不滥用国家照顾的优惠来谋私利。
我们组里共有三十二位组员,平均年龄不超过六十岁。小组长是七十高龄的副市长夫人。何同志是指导学习的两位党员同志之一,她们分别担任记录和引导启发学习的工作。副市长夫人是位经验丰富的组长。我们这些小组成员,也十分知趣乖巧,大家都懂得怎样鉴貌辨色,因此每次学习都是十分自觉,从没有使何同志她们难堪过。
我在里弄的小组里是从不发言的,但在这个学习小组,每次都要讲上几句了。一般是由一位约五十左右的最年轻的学员,先读一遍要讨论的文件,随后大家就进行讨论。发言很热烈。如果每次都不发言,会被认为是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但第一个发言的人,可能容易说错话;而最后发言的,便可以重复别人讲过的并已验证为正确无误的观点了。
每次读完文件后,就是几分钟的冷场,大家都怔怔地盯着自己跟前的笔记本,好像在思索文件的内容。随后,小组长,副市长夫人,便作了一番解释,启发大家如何开展讨论。再经过一段冷场后,总会有一位比较胆大的,先呷口茶,接着就开始抬头发言了,这以后,其他组员才相继开始发言。我往往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才发表一些泛泛之谈。但有时却还是不行,想要装聋作哑混过去。这时,何同志或另一位干部,总要转向我:〃你的看法呢?〃这样,我就只能想一点话出来说说了。小组会发言,也是一种艺术。自然是不能彻底暴露思想的,但要想把同一观点,以不同的语句来重复多次,那可也不容易。因此我们往往宁可发言让人腻厌,也不愿敞露什么标新立异的不同观点。
以后我对何同志熟悉一点后,发现她倒不像其他党员领导那样,对我们这种人持什么偏见,因此我就要求她帮助我,将谋害曼萍的凶手绳之以法。她十分同情我,并把我介绍给统战部书记处的一位女干部。一天晚上,何同志将那位马同志带到我家里来。
我将女儿被害的情况向她详细叙述了一番,马同志同意将此案全面向上级汇报讨论。几天后,她又与何同志一起来我家:
〃领导让我来跟你说一声,你女儿的案件,不久将重新审理。上海有许多这种不明不白的死亡案,很多家属都要求政府重新复查。比如说我们的前任妇联主席,也说是自杀身亡的,现在她的家属也提出疑点和证据,证明她是被谋杀的。好多年前的案子,是很雉查个水落石出的。即便你能证明这是非自杀身亡,也必须得有人能指出真正的凶手。谁会有这个勇气来举手指责另一个可能仍和他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人,就是杀人凶手呢?即便有人出来揭发了,我们又凭什么可以相信他昵?这问题确是很棘手的。〃我承认,〃但是只要政府有决心,我想抓出真正的凶手也不是不可能的。你要稿信党,相信政府。不久的将来,对文化革命,会有真正公正的评价的。这一来,我们这些清查遗留工作,就容易开展了。〃马同志对我说。从她的话语中,我听出当时对文化革命还未全盘否定。那些犯罪的造反派还逍遥法外,因为他们正是借助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马同志虽然没有明说,但老百姓也明白,许多造反派都入了党,当了官。要想与这些党内领导交锋,较之与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困难多了。
她们告辞了,我将她们一直送到大门口。我对她们的诚意十分感谢,我答应她们,我会耐心等待的。
冷不防这时发现朱太太,原来她一直伫立在黑黝黝的院子里。待我关上大门后,她便走过来招呼我:〃你们在谈论你女儿的事吧?〃她问我。
〃是的。〃我说。
因为我常在政协的内部商店为朱太太购买高级香烟,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已有所改善了。
〃我儿子告诉我,谋害你女儿的那人已给抓起来了。他好像还牵涉到其他一些人命案呢。你儿子怎么知道的?好像是他们民兵队里的人告诉他的。〃朱太太的消息让我十分震惊。为了证实一下,我请她儿子上我这儿来一下。
晚上他来了。但他似不大愿意提这件事,而且绝口否认他曾与母亲谈及过此事。〃我妈弄错了,她极本把情况搞糊涂了。〃他说。
我也不太相信朱太太的话,只权且当它是长舌妇的无稽之谈。我想要是那凶手已进了监狱的话,公安局一定会通知我的,而马同志也一定会了解的。但事实说明,朱太太儿子的消息却是正确的。在我离开上海一个礼拜之后,市政府对那个凶犯,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公审大会。其他五个被害者家属都出席了公审大会。香港大公报及其他左翼报刊都报道了这次公审的实况,凶手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
此时我人已在香港。在一天早晨打开报纸,掠入我眼目的,就是这条新闻。我女儿的名字,也列在被害者的名单之中。此时我方才明白,为什么市公安局有意要让我在对该凶犯公审前批准我离境。他们不希望我参加这次大会。文化广场有着上千个座位,他们邀请各方面代表出席这次公审大会。受害者的家属可以坐在前排,还可上台对判决和处刑发表意见。中国还没有废除死刑。根据中国法律,凡判死刑的杀人犯,必须在宣判后立即执行。公安局有关领导很清楚,要是我在现场的话,一定不会同意死缓的。因为缓期执行意味着两年后即可获得自由①'6'。
一九七九年,对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运用了马克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为他的改革打通了道路,改革了中国经济体制。邓小平去美国访问时,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推他为当前世界上有卓越才干的领导人之一。他对入中国边境的越南军队,进行了〃自卫反击〃战争,从而激励了共产党员及广大群众热血沸腾的爱国热情。这样一来,使极大部分的军队领导相信,目前也需要在毛泽东有关人民战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军队现代化的改革。
邓小平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一,是对外资公司实行开放政策。英国石油公司,是第一个在上海开业的石油公司。后来我在《解放日报》上也读到其他石油公司,包括亚细亚跨国石油公司也被邀参加海上石油勘察。这时我有一种预感,即取得出国护照的希望更大了。我对此信心很足,同时不再教授英语了。不过,到我真的告别上海,这其中还有九个月的时光。
一九八零年二月,又逢阴历新年。我计划这回要好好热闹一番,因为这可能是我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节了。我邀请了我的学生,帮过我忙的年轻人及他们的孩子,与我一起吃了顿西式菜上海人称之为〃大餐〃。我和阿姨一起做了三十客汉堡猪排及番茄奶油汤,我再在一家国营西点店定了三只大蛋糕作饭后甜点。那天我这里挤了一屋的客人,床也让我给拆了,大家团团席地而坐。饭后,又涌到花园里去大放鞭炮。我的客人们,特别是孩子们,十分尽兴地在那儿热闹了两个小时。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响彻四方,五光十色,绚丽多姿的火光和焰火,映得夜空一片辉煌灿烂。惹得包括朱家的在内的邻人们都启开窗户或倚在阳台上观望。但是或许有人对此有意见了。因为两天后,我在路上遇见老李,他问我:以那晚你们怎么了?那样吵吵闹闹的。放焰火欢度春节呀。〃我告诉他。
〃有必要放这么多焰火吗?哦,我们那是庆祝双喜临门。除了欢度春节外,还庆贺我们在越南打了胜仗。〃这时,我身边逐有一位青年朋友。待老李走了,她就问我;〃你有没有听到人们对越南战争的议论?没有。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她们说邓小平命令打越南,是为美国过去在越南的失败而报复。早在他访美时,就与卡特总统作好秘密交易了。〃她轻声对我说。
〃这像是'四人帮'残余分子散布谣言,别信他们,也别传播。〃我跟她说。事实上打那时起直到现在,邓小平依旧在承受党内反对者散布的各种谣言及压力。
我的年轻朋友说:〃你说得对,上海确实还遗留不少'四人帮'的爪牙。但人心所向,都归邓小平。你看过《甲午战争》这部电影吗?没有。它讲些什么?当影片里那位海军司令邓世昌出现在银幕上时,大家都拍手欢呼。这是在微妙地表示对邓小平的拥护。〃她说。
我听了后,感到好生奇怪。过几天,我就去附近的一家电影院里观看这部影片。果然,正如她所说的,当那位海军司令在银幕上出现时,观众们都大声欢呼着。那位海军司令的部下,都称他为〃邓大人〃。
那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一张来自市革委会的烫金请帖,邀请我去上海展览馆参加春节联欢会。每张请帖准许两人进场,所以我让那位年轻朋友陪我去。那天天气很好,为着节假日期间的公共汽车特别拥挤,我们宁可冒着零下的气温徒步而去。
我们来到了展览馆,一辆辆轿车,打我们身边嗖嗖而过,屁股后扬起的阵阵尘埃,落了我们一头一脸。大厦外的停车场里,停满了由专人驾驶的轿车。但多数来宾与我们一样,是步行进入会场的。看来,似是上海的头面人物,都应邀而来了。我猜想我的名额,可能是由妇联报上去的。因为在人丛中我看见小组里有好几个人都来了。
在入口处我们出示了请帖,就走进大厅。里面开足了暖气,室温很高,反而让人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家里都没有取暖设备,所以对此很不习惯。燠热的空气,令我额上都淌起汗来了。我们赶快把棉袄、毛衣及短大衣脱下,让它们高高地堆在存衣处一大垛众人脱下的衣服上。那个年轻朋友急于要去看展览馆里的内部商店,这家商店为上海市民所熟悉却又无权享受。
她告诉我,她曾向自己的朋友和邻居炫耀过,她将随我来参加这个联欢活动,所以他们都要她趁此机会,替他们购买一些期望已久而在普通商店根本不供应的物品。
我跟她说我们是来参加联欢活动的,那至少总得各处露露腔敷衍一下,再去内部商店。她很顺从地答应了,颇不耐烦地跟着我勉强在大厅四处兜了一下。人们有的在做游戏,舞台上正在上演文艺节目,自助餐厅供应各式点心。因为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们就溜出去了,直奔那富有诱惑力的商店。
令我那小伙伴沮丧不已的,不但因为里面挤得水泄不通,而且工作人员己在限制入场人数了。我们得在外边排队等候。
待轮到我们被准入内时,货物已有一半售罄了。但我们仍购了价值数千的商品,从开司米大衣到不锈钢有柄锅。我们每人都提着鼓鼓的四提包物件,因此当我们回到入口的存衣处时,已是摇摇晃晃,狼狈不堪。在馆外,根本就叫不到出租车,也没有三轮车。于是,我那小伙伴只好打电话回家,让她两个弟弟骑着自行车来〃援助〃。我们伫立在外边凛冽朔风之中等着她弟弟,另外也有不少夹着大包小包的,与我们一样索索候在刺骨的寒意之中。唯独那些享有专人驾驶座车的人,却是仪态潇洒,轻松自如,没有大包小包之累。因为,他们自有他们那个级别的内部供应来源。
春节后两天,我们马路两边的弄堂里,开始筑起临时房屋。它们只是用木杆、竹竿及破砖碎瓦,靠着花园围墙而支起的临时小棚屋。弄堂里的树木,都因地制宜地被圈围起来充当屋柱。不久,树上韵叶子都脱落了,树干也枯萎了。这种小棚屋都一一分配给各个家有数日的住户。里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起初,居委会要求我们不要将大门关闭,以便可以让他们使用我们花园里的水龙头。但后来,接二连三有住户报告丢失东西,因此才专门在每条弄堂里的尽头安上个水龙头供他们使用。每天清晨有一个清洁管理站的女工,到他们这里来倒马桶,那散发出来的恶臭,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朱太太告诉我,在弄堂里搭建临时房屋之事,是由一位在文革中爬上去的区政府干部决定的。她之所以选中我们这条弄堂来安置这些拆迁户,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住户们从前的阶级敌人及资本家们,过得太清净太舒服了。因此在我们之中掺进大批无产阶级,对我们大有〃好处〃。我听了后很为此吃惊,问朱太太为何大家都不吭声,朱太太说:〃准敢得罪这些新上来的官?苦头还没吃怕?〃紧捩着我们大门两侧,都各有一间小棚屋,开始时,尚勉勉强强还留有个走道让我们进出,但渐渐地,连这巴掌大的一块空地,都被他们堆起了杂物,上面还盖上破塑料布及已发臭的草席以遮灰防雨。此时,那过道已被蚕食至只剩两英尺之宽。
男孩子们在我们门前随地小便,晾衣绳径自横穿我们大门拉出去。从早到晚,这里噪声不绝,还夹杂着收音机播出的不同曲目。我们那〃太清净太整洁〃的弄堂,当然已不再清静也不整洁了。花园里都没法去,也没这胃口去凉台上伫立一下。但朱家与我都对此心照不宣,敢怒而不敢言。我们都十分清楚,〃阶级斗争〃这根弦,仍然还潜在,那些受极左哲学思想影响根深蒂固的官员,不可能即刻有所改变的。这已成为他们一种第二本能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懂得以其他思想方法来代替那已习惯成自然的思维。所以说,要不是共产党上层领导勇于全面、彻底地摈弃那〃左〃的一套陈词滥调,那些顽固不化的极左分子根本不可能从他们的官位上给撤下来,以便让新鲜的血液增补进去。这些对此心怀叵测的干部,也就必然一有机会,便要重弹极左老调,以对抗他们认为是背叛了社会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的新政策。目前,邓小平的权力较之一九八零年,已大大巩固了,但那些顽固的极左分子,仍是他面临的魂棘手的难题。从另一方面说,只要这个症结不解除,那么一旦邓小平离职后,中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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