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从大一开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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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尽。这一点在我一个昔日的朋友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个朋友本来一直想做个广告策划师，以他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扎实的文字功底，要在广告公司脱颖而出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毕业的时候他被家人安排进了湖南某市财政局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保先办”。这是一份闲得不能再闲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每天都在过着猪一样的生活”。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内心其实是很痛苦的，很不愿意大好的青春就在喝茶看报聊天中度过，甚至好几次都想辞职来广东寻找当年的梦想。可是，几年过去了，他的这种痛苦不复存在，当年的激情和梦想也不复存在了。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被体制化了”。
《南方都市报》曾经刊登过一篇题为“公务员与行政垄断过热是国家之祸”的专栏文章，作者连岳在文中写了这么一句话：“再没有哪种体制比公务员体制更能戗害人的精神，再没有职业比公务员更让人感到乏味沉闷了，那一点点固定薪水换你的无限可能，对于短短的人生来说，是多么不划算的交易。”这句话是多么的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比尔？盖茨说他18个月不创新就会完蛋，残酷的市场竞争逼迫着企业里的每一个人无暇偷懒。与此相反，再没有哪一个职业群体比公务员更加安乐的了。在这样一种稳定、安逸的环境中，要让一个人不断地自我鞭策奋发进取，那是何等困难的事情！于是乎，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连岳让他一个在机关工作的朋友留个邮箱地址，他那个朋友便把家里的门牌号码报了出来；有人给公务员培训的时候，要求学员把鼠标移到屏幕左上角，竟然有人拿着鼠标摆到了显示器的左上方。
《广州日报》曾采访过广东某著名学府新闻系的一名毕业生张哲。张哲毕业后在家人的安排下当了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名城管，工作非常轻松，有时候一周只要上两三天班。他一度梦想着拿着话筒出现在电视上，一本正经地出现在新闻现场，可是，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同班同学在媒体或者外企干得风风火火。他想要重拾梦想，却发现自己已经被现实牢牢套住。他无奈地说：“我看不到未来。工作时，我在蹉跎岁月；放假时，我也是在蹉跎岁月。”当他有一天被体制化了，习惯了公务员的安逸，他还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吗？
几年前，一项调查显示的韩国青年最想去的工作单位是国家机关。这让许多韩国人大呼“不正常的现象”。韩国《朝鲜日报》甚至发表题为“青少年竟想成为公务员，韩国未来令人担忧”的社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青年应该具备无限的梦想和毫无畏惧的勇气，这才是推进国家进步的原动力。然而，韩国的青少年好似饱经世故的老人，没有了梦想、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探险精神及勇气，只想着牢牢抓住可靠的‘饭碗’。这样下去，韩国的未来实在是令人担忧。”
相较于我们眼下的“考碗热”，韩国人的态度是否值得我们反思呢？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提出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两个概念。他认为，当人们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产中去——生产性努力，并没有多得到一点相应的回报，相反，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分配性努力，却真的能得逞，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将不愿再将自己的努力放在生产性上，转而也放在分配上，经济增长就将陷入停滞。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热衷于加入公务员队伍进行“分配性努力”，更愿意把知识与理性主要用于分配而不是生产，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病症呢？当一个社会中教育水平最高、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一群人都热衷于从政，靠别人供养，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创新能力可言呢？正如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所言：“现在为什么考公务员这么热？博士、硕士，学外语、学化学的，都在机关里做些收收发发的工作。600万大学生都去考公务员，都吃财政，不创造生产力，这意味着社会的倒退。”


学术之路的SWOT分析（1）
就国内目前的学术环境而言，每一个选择学术之路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三个方面的T（威胁）：日益功利的学术体制，渐趋*的学术氛围，过于有限的学术自由。
第一个T是日益功利的学术体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工程”二字在中华大地无孔不入，就连教育事业都变成了一项又一项工程。用工程的思维来办高等教育，必然造成了大学的“麦当劳化”——如同麦当劳式快餐生产程序的“可计算性”一样，高校的具体教学和科研实践也在追求“标准化”和“可预期性”。本科生必须修满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硕士生、博士生乃至大学教师，在相当等级的专业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则是顺利毕业和职称晋升的硬指标。倘若所“生产”出的“学业”和“科研成果”不能契合精细的考核机制，即便再有才华、工作再积极诚恳，也无法“出厂”或者被认可晋职。比如，某高校的副教授聘任门槛为：在中文核心期刊或同类级别期刊发表4篇论文，而且必须另有省级以上出版社教材两部，或专著1部，或以第一作者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或1篇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摘录或人民大学复印期刊全文转载。
在这样的学术体制下，一个新的词语诞生了：科奴。被住房月供困住的人被称为“房奴”，被信用卡困住的人被称为“卡奴”，而高校教师在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下成为了科研奴隶，被称为“科奴”。教师发表的论文数量决定着高校的“工程”建设是否成功，决定着学校在大学排行榜中能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也决定着教师能不能晋升职称，能不能保住饭碗。于是，教师们只能像工厂的流水线工人一样马不停蹄地“生产”论文，他们要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北大前副校长王义遒说，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拿出成果，经费要被取消，这促使一些科学家在没有成果的时候编造成果，凑论文数量。不少粗制滥造、拼凑甚至编造的论文因此得以发表，让来自中国的论文只见数量不见质量。根据中科院的统计，2004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世界第九位，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仅排在世界第124位。正如数学大师丘成桐所说：“这样的结果是制造出一大批第三流的文章。问题是第三流的文章是中国所需要的吗？这种文章，连美国排名第100的学校都不会认为它是可以证明一个教授的水平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假如中国要这种水平的文章，中国就永远走在人家后面，跟着美国、南韩、欧洲的一些小国。”
“麦当劳化”的学术体制必定是急功近利的，它的功利性在另一个方面表现得更加彻底，那就是“经费决定一切”。每年争取到多少立项和科研经费是教育主管部门考核高校的一项硬指标，自然而然的，这也就成为了高校考核教师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为例。该校对教师的年度业绩考核如同“记工分”，一学期给本科生上一门课计1分，发表一篇收录SCI的论文计2分，在指定国内核心期刊发一篇论文计分，而拿到10万元科研经费计2分——这是指与企业横向挂钩的，与政府纵向挂钩的更高。该校的张老师尽管几年来没出什么成果，甚至没有一篇论文被SCI收录，但凭借他为学校拉来的300万科研经费，刚过30岁就顺顺利利地当上了教授。　。　想看书来

学术之路的SWOT分析（2）
丘成桐说：“中国现在的许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这是高校的大毛病。”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也说：“中国的大学都有围墙，但是围不住。教授已经很难再心如止水了。过于世俗化已成为大学的一大问题。”科研最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心态和精神，在浮躁的、功利的学术体制下，如何能出大成果？如何出大师？泰戈尔有这样一句诗：小鸟的翅膀如果系上了黄金，它也就不能飞翔了。当学者的抱负与理想被一个个急功近利的指标死死地束缚起来，他又如何展翅高飞？
第二个T是渐趋*的学术氛围。
在量化式科研教学考核机制下，科研成果首先是以数量而不是质量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教师们必须发表足够多的论文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可是，要想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学术成果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教师自然会想到剽窃他人成果、伪造实验数据等形式的学术不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无奈催生了学术*。当这种学术*对利益的预期远远超过了对惩罚的预期，当整个学术界对这种行为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学术*很快就蔓延开来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领衔的研究小组采取剽窃、编造实验数据、一稿多投等手段，在国际、国内多家著名医学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骗取了大量的国家科研经费。曾刊登过该研究小组论文的德国《NSA药理学》、荷兰《人种药理学》、英国《本草疗法研究》等杂志公开发表声明，称这是“科学的欺诈行为”。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铭铭出版的《想象的异邦》一书大篇幅地抄袭了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抄袭的内容竟然有10万字之多。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朱清时说：“王铭铭抄袭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2003年，中央电视台记者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先生问道：“学术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普遍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百分比？”邹先生说：“我想如果在自然科学界的话，10％也许有。”即使是10％，它也意味着中国每年上万的新科博士中有数千名*博士，中国的几十万教授大军中有几万名*教授！
学术*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现象，最恶劣的当数很多学者丧失了最起码的学术良心。西方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据说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在去世前曾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从知识分子在西方“是”社会的良心，到在中国“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文字上的细微差别却包含了太多令人无奈的内容。
这些年来的一个怪现象就是法学家竟然乐此不疲地针对一些案件出具专家意见。如果法学家是以律师的身份为当事人争取利益，不管多么颠倒黑白都无所谓，律师追求的本来就不是正义，而是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可是，这些出具专家意见的人是以法学家的身份，他们凭借的是其学术上的名气和地位。如果他们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发表看法倒也无可厚非，可是，他们干的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勾当，在看似权威的专家意见背后隐藏着*裸的金钱交易。只要花上一笔钱，少则几千，多则数十万，不但能买到一批知名法学家的专家意见，而且买到了这些专家学者们的学术良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学术之路的SWOT分析（3）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不甘示弱。他们在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宣称“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堪称学界泰斗的厉以宁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些非常惊世骇俗的观点，比如：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竟然把国家财产当成了无主物，“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理事长张曙光则堂而皇之地提出了“*有理论”，他说：“*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自诩为青年经济学家的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在一次论坛上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房地产没有泡沫，我说没有就没有！”房地产有没有泡沫姑且不论，这种泡沫在客观上的有无岂是一个教授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的？
苏轼说：“凡学术之邪正，视其为人。”而提出上述理论的经济学家们又是什么样的为人呢？樊纲说：“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原来如此！这些学者追求的不是真理，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是充当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走狗。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曾用四个S总结了自己的后半生：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投降、屈服、活命、死亡）。按照亦明先生的说法，现在的很多教授、学者可以用另外一个S来形容：Shameless　（死不要脸）。
我相信我们的学术环境终有一天会得到根本性的净化，可是，在此之前，那些把真理当作信仰、“以心血作学问，用生命写文章”的学者必须具备与狼共舞的魄力和“出淤泥而不染”的定力。
第三个T是过于有限的学术自由。
在我看来，中国的学术界最需要的是两个东西：学术创新和学术自由。人云亦云的学术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学术必须追求创新，必须想人之所未想、见人之所未见。然而，这一切都是以学术自由为基本前提的。作为大学的核心理念，学术自由是所有一流大学孜孜以求并赖以立足的最为宝贵的根基。没有学术自由，一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都只能停留在口号的层面；没有学术自由，我们这个占了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度就将永远与诺贝尔奖无缘。
学术自由首先是指学校治理的自由，即所谓学术独立。高校必须是独立自主的，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必须与政府权力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享受相当程度的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权利。而我国现有的高校管理机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学术行政化，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合二为一。行政手段代替了学术竞争，学术逻辑让位于行政思维，外部权力主导了教学资源的分配。中国政法大学郑永流教授在其《学术自由的敌人》一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现实中，学术自由面临的敌人主要是审批学术与等级学术。”正因为学术行政化在侵蚀着学术自由，北大教授*罢招硕士研究生，清华教授陈丹青更是愤而出走，告别了学术体制。
学术自由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学者具有学术研究的自由和发表学术成果的自由，就像《牛津法律大辞典》所定义的那样，“一切学术研究或教学机构的学者和教师们在他们研究的领域内有寻求真理并将其晓之于他人的自由，而无论这可能给当局、教会或该机构的上级带来多么大的不快，都不必为迎合政府、教会或其他正统观念而修改研究结果或观点。”
陈寅恪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1953年，中科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开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当今学界像陈公一样如此坚守“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之信念者，能有几人欤？在学者追求学术理想的时候，当今的学术环境又给了他们多大的空间？*教授无疑是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领军人物，在许多公共事件中，先生以学者的良知维系着正义的底限。当先生办完了离开北大的手续，准备去浙*学院开展“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时，浙大校方忽然受到高层政治压力，表示无法接收*。
还有些事情更让人哭笑不得。2005年，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因为与学生谈论《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介绍过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告密，并被校方剥夺授课资格。2008年，华东政法大学教师杨师群因上课时有批评政府的内容而被学生以“反革命”的罪名告发到公安局和市教委，随后被有关部门立案侦查。荷兰17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巴鲁赫？斯宾诺莎为了保有自由言论的权利，宁愿一辈子靠磨镜片谋生也不去当大学教授。而我们的学术环境又让多少个斯宾诺莎望而却步呢？


“请选择车道行驶”（1）
对商业感兴趣的大学生未必有很大的比例，但在现实当中，绝大多数毕业生都注定要进入企业界求生存、谋发展。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人对仕途或者学术研究有着足够的兴趣和能力才朝这些方向努力，而对于商界却没法提出这样的要求。当一个人为了仕途或者学术倾尽全力却一无所获的时候，不管他对商界有没有兴趣，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进入企业界。所以，探讨什么样的人才适合选择商界这条路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非常残忍的——当一个人好不容易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却被告知这根稻草属于别人，这不是赶尽杀绝么？
然而，不用去讨论某个人是否适合进入企业界，并不等于他可以在这条路上任意行使。在城市市区的各条道路上，我们经常能看到写有“请选择车道行驶”的交通指示牌。当一个大学生选择了商界之路，他何尝不需要按车道行驶呢？企业有不同的类型，企业需求的人才也有不同的类型。任何一个准备进入企业界的大学生都应该在这些类型当中做出最利己的选择，进而基于这样一种选择安排大学生涯，把握好人生的方向盘驶向适合自己的车道。
对于商界的分类，有着很多个标准。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行业。诚然，任何一个企业都属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行业，而企业的员工则从事着这个行业的工作。可是我并不主张大学生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过早地引入行业的概念。首先，这是不现实的。绝大多数人深入而全面地了解某个行业都是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后的事情，让大学生呆在校园里去了解社会上不计其数而且日新月异的行业，进而做出确定性的选择，其强人所难的程度恐怕不亚于让魔术师*地登台表演。其次，这是没有必要的。大学生在毕业求职的时候进入什么行业，这其实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有不少人在求职的时候都是第一次听说某个行业就选择加入了。如果过早地将职业规划局限于某个行业，不但大大缩小了就业面，白白浪费了很多就业机会，而且很可能导致大学期间的学习进入歧途，只对某个行业的“一叶”感兴趣，无视其他各个行业的“泰山”，最终成为了坐井观天的庸才。
根据我的用人经验，我习惯于把人才分为三类：创意型，管理型，执行型。顾名思义，创意型人才从事以创意为核心的工作，比如策划师、设计师；管理型人才主要负责团队的组织与管理，通过合理地整合各种资源，带领团队完成任务，比如各种职业经理人；执行型人才通过各种具体的工作将创意转变为现实，比如程序员、业务员。
创意是任何一家企业、任何一个项目的逻辑起点。爱喝豆浆的人很多，可是做豆浆的工序实在太繁琐了。能不能发明一种机器使得做豆浆和用电饭煲做饭一般方便呢？1994年，25岁的王旭宁将这个创意变成了九阳豆浆机。十几年后，九阳股份的市值竟然超过了海尔，王旭宁的个人资产高达数十亿元。1998年，25岁的佩奇和24岁的布林预见到互联网上的信息会越来越多，一个方便快捷的搜索引擎将会成为人们在网络上获取信息的必要工具，很快，这个创意导致了Google的诞生。有一句广告词叫作“品质改变世界”，依我看来，“创意改变世界”恐怕更为贴切一些。　。。

“请选择车道行驶”（2）
可口可乐公司发展历程中的每一步也无不印证着创意的重要。1898年，一位名为亚历山大？山姆森的玻璃工人在同女友约会时发现女友穿着一套筒型连衣裙，显得臀部突出，腰部和腿部纤细，非常好看。约会结束后，他突发灵感，根据女友穿着这套裙子的形象设计出一个玻璃瓶并申请了专利。可口可乐公司以600万美元的天价购买这个专利之后，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销量足足翻了一番。一个世纪以后，可口可乐准备生产果汁饮料。可是，这个时候果汁市场早已被统一鲜橙多等产品充分占领，如果可口可乐也生产鲜橙多那样的橙汁，肯定很难打开局面。于是，经过细致的调查和分析之后，可口可乐另辟蹊径，推出了带果粒的橙汁——美汁源果粒橙。这个创意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到2007年，美汁源用短短3年时间就跃居中国低浓度果汁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
确切点说，创意是无处不在的。哪怕是枯燥、严谨的财务之类的工作也不可能与创意绝缘。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不厌其烦地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