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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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伸出手来，该打几下打几下，最多20下。不过说来也怪，虽然大家都害怕考不好被处罚，但就是不懂去努力读书考得再好一些，而是一次次心存侥幸。
说起体罚，每个老师有不同的风格，就连教鞭用的都不一样。有些喜欢拿热融胶棒，有些喜欢拿长长扁扁的木棒，有些喜欢用细细的藤条。所以，最后大家也养成一个习惯，新老师一进来，我们就看他手上有没有拿教鞭。有些老师把教鞭带进教室，就让人感觉寒光四射。
后来，同学们也发现了被打时的反制方法，比如说先在手上涂酒精或红花油，跟老师硬碰硬。另外也有一个以柔克刚的方法，就是每次被打到的一瞬间，手掌顺势往下掉，减低冲击力。但终极方法是一个很聪明的同*用物理学的原理发现的，就是双手不要合拢，尽量张开一点；并且靠近老师手腕的那一边要比较高一点，如此一来，打到的部位是手掌肉多的地方；而且根据杠杆原理，越靠近持鞭处力气越小，打下来碰到另一只手掌时已经没什么力道了。从此，我们根本不怕藤条棍子了，但还是要装得很痛的样子。
处罚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除了打手外，有些老师还会捏眼皮，捏嘴角，捏耳朵，而且可以把耳朵扯到整个人都抬起来（隔天都会淤青），拉完以后还真怀疑耳朵还在不在，或者有些老师喜欢罚半蹲，双手抬椅子罚站。更狠一点儿的会叫你去操场跳上几圈青蛙跳，这时你就会恨不得被鞭子抽，早死早超生。不过老师处罚学生，似乎要看对象，好学生偶尔犯错不会被处罚。当然了，在老师心目中，学业成绩优秀的，当然就是好学生。
其他课程，还有音乐、美术、家政、工艺等副科，后面这两科比较特别一点儿，当时是男生上工艺课，女生上家政课。工艺课有专门的工艺教室，会教学生做一些木工或简单的铁工。家政课则是女生学习做菜烧饭、缝纫之类的课程。但是到了妹妹上初中时，这两科已经变成男女都要上了，大概和那时候妇女团体强烈要求男女平等有关。总之，初中的学习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升学，一切以升学为导向。一切与学业无关的课程都尽可能被忽略，那些课程时间也都尽量被拿来上主科课。
我比较了数理化及英文等课程，发现，其实大陆与台湾的课程内容都差不多；而在国文方面，当时台湾的国文教科书，则几乎都是文言文，一册里大概只有两三课是白话文，占全部的二成而已。并且，文言文几乎是每课必背。其实，并不是所有老师都那么喜欢文言文。初中三年遇到不同的国文老师，有些要求能写出简单的古文，有些则抱持着古文无用论，要求能写出词义通顺的白话文即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初中课程（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与地理课程。历史教学，是从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朝一代慢慢教下来的。几百年以前的事还好，但到了近代，可能是时代近了吧，烦琐的事越提越多，比如清末的一大堆条约，每个条约签订的年代、为何要签订、签订后的影响等，都要求填鸭式地背下来。这时候你就会特别咬牙切齿地深深叹息，恨铁不成钢，哀叹为何我国到了近代是如此的羸弱不振，搞得条约一大堆。其实背到最后，除非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大都会搞混淆。在当时初中的填鸭教育环境下，不只是文科要求背，更极端者连理科也会要求背一些定理公式，老师也没有太多时间告诉你这些定理公式是怎么推演出来的。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地理课的教学。初中三年的地理课，四分之三是中国地理，其余是世界地理及概论。在中国地理方面，是一省或直辖市为一课。当时台湾教的还是沿用国民党时代的地图，所以东北还是“九省”，北京还是“北平”，乌鲁木齐还是“迪化”，“首都”还是南京。其实地理课让我看尽各地的图片，是挺好玩的。当时教到山东省一课，一张青岛的图片红瓦的德式洋房，隐藏在海岸边的绿树丛中。我可完全被雷到了，从此爱上了青岛。那几年，两岸比较开放了，妈妈也买了一整套《放眼中国》的画册，这套书及地理课本算是我对祖国各地风情的初步认识。
地理课程看似有趣，但真的为了考试来教就很极端了。学生被要求牢记各省的城市、山系、水系、铁路、气候、天然资源及农作物，所以要背地图。考试时，常常是一个空白的某省地图，要学生们填出题目要求的东西。
比如说，漠南四大盐区是哪里？答案是：乌珠穆沁旗的乌盐，苏尼特旗苏尼特盐池的苏盐，阿拉善和硕特旗吉兰泰盐池的吉盐，鄂尔多斯的鄂盐。当我看到这种题目时，脑袋神经就好像“啪”的一声突然断掉，瞬间大暴走，一头撞死的念头都有了。
还好，那时我地理还算不错，以至于到现在，我还深刻记得大陆各地的山系、水系分部。比如现在问我，湖南省的四条重要河川是什么，并从南到北依次排列，我还记得是湘、资、沅、澧。江西省主要水系顺时针排列，是昌、信、赣、修……
20世纪90年代初，两岸间开始有些交流了，许多以前不让百姓知道的事也渐渐藏不住了，编课本的单位不得已，只好在课本后加了几句：“此种划分，殊不合理，将待‘光复’大陆后，予以调整。”真是一种让人尴尬的鸵鸟心态。
以中学课程的编排来说，重理科而轻文史，着眼主科而忽略副科，当然这跟升学导向有很大的关系。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多少也跟台湾的环境有关。因为台湾是个海岛，一直以来都是以出口贸易为导向，并非是百工备俱的社会，也就是说台湾是靠制造业和海外贸易起家。台湾地狭人稠，土地不足以养活人口，制造业及贸易是台湾的经济命脉。因此，与制造业、贸易业息息相关的理工科和商科是被台湾人选择最多的科目，进而因为工作导向的关系，无形中也影响到台湾人的价值观。
台湾各大学里不同专业的热门程度，往往是反映就业市场的风向标，往下就反映到了中学课程中重实用的理科而轻文史，因为没有人愿意拿饭碗开玩笑，家长也不愿意。


1991“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除
1991年，台湾当局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运行了四十几年的奇怪法令。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有这条暧昧不清的法令，当局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解释它，以利自己的统治。几十年来的政治及社会发展历程，都处在这条法令的阴影之下。
所以，我们仿佛昨天都还在那片“秋海棠”上度过，突然间醒来，却发现自己只是在一个番薯小岛上。
举些例子，比如过去有许多的所谓“*义士”，他们只要驾机或劫机投奔台湾，当局马上赏一个官位，还可以领黄金。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一废止，大陆人劫机来台，叫劫机犯，依法判刑，刑满还要遣送回大陆。在1990年初，一直不断有大陆民航机被劫持来台湾，无形中造成了很多次直航。
离题了，总之，这条法令的废除是相当有意义的，不但表明政治发展慢慢回到“宪法”正轨，连带的许多不符合体制的组织处、室和黑机关都一并废除了。
那两年，警备总部和“人二室”都相继废除。警备总部在前面已经提过了，这边就提提“人二室”吧！关于“人二室”，以前的大学老师曾经讲过一个笑话，是这样的：有一次在某校，老师在讲台上讲美国总统大选，写了一个“民”代表*党，写了一个“共”代表共和党，老师指讲台上的“共”说他赢了，指着“民”说他输了，刚好窗外走过的一个人听到，第二天这位老师就消失了。
这样也就想到小学时的一件事。1987年以前，学校都会有些“*爱国”教育课程。在这类课程里，比如说作文课，就要写一些关于政治的题目。当然，不管什么类型的作文题目，文末都会来一句“拯救水深火热大陆同胞”这类的制式结尾。
当然，那时候比较小，不识相，竟然就举手问了老师：既然大陆武器这么烂，那为什么我们还不快“*”呢？那是一定会成功的啊！
“呃……因为我们都是同胞，所以不能用武器攻打他们，这样会伤害到同胞啊……”
老师讲了一堆道理，其实我听得一头雾水，但还是以为很有道理所以才听不懂。那时候老师心中应该是捏了把冷汗吧！如果回答有个闪失，隔天可能就看不到他了！
当初，不仅学校里的教职员工有言论的压力，一般公务员也会有。过去，台湾的各级行政机关或校园里有一个特殊的处室，就是刚才谈到的人二室。对公务员来说，这是个让人印象不太好的单位，表面上“人二”里的人也是公务员，也有正式编制，但实际上，他们又不归工作单位的首长管，人员都是调查局空降下来的。这个处室的工作，就是负责行政机关或校内师生的政治侦防、思想检查考核工作。因此，可以说，当初每个人都会有份“档案”，伴随着你一生，你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人二”把老师分成三人一组，组长要监督组员的言行举止是否“政治正确”，以此作为考核的标准。除此之外，教师还要不定期去听“演讲”，简单点说，就是洗脑，然后还要写心得报告。老师也有作业有一次我打扫时，在垃圾堆里捡到老师的剪报作业，上面贴了一堆内容和谐无比的新闻及长官讲话，加上老师的心得报告。捡回家后让爸爸看到了，还被耻笑了一顿。
还有一次，我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看见几个老师正在聊着政治八卦。聊得正开心，突然间话题一转，变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国泰民安、政府英明、如沐春风之类的，桌上的《自立晚报》（当初比较开明的报纸）也被他们赶紧收了起来。原来是“维安秘书”走过来了。
所以啦，在校园里负责人二的“维安秘书”，可以说是大家都不喜欢、但又不敢得罪的人。人人都怕被记上一笔，对考核及升迁产生影响。因此，人二室的废除，可以说是对校园内思想言论自由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于警备总部，那更是动员戡乱时代下的产物。它的任务包山包海，从前线支援到后方维安都包办，其实任务有点儿像警察，但又有政治侦防的功能。由于国民党当局非常害怕共产党的“思想渗透”，对于“可疑”的言论，一向采取“宁可错杀一百”的毁灭性扑杀手法，因此，管理最广泛深入、任务无所不包的警总便成为当局最方便有效的管理工具。
警总最令人诟病的业务，就是对台湾地区人民的思想与言论的管制。前面也曾说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就是指台湾长期处于这种政治环境下，思想言论都会先“自我检查”一番，每个人心里多少都有些压力。因此，随着“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废除，警总这种不符合台湾法律规定的黑机关也跟着一并撤除。其实它背后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不仅代表台湾当局未来再也不能依自己好恶来对民众任意进行拘捕，也代表政治体制慢慢回到正常的道路。


中学生的政治价值观
1991年的1月，海湾战争爆发，全台上下的人都很关心。与其说是关心，不如说更多人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娱乐话题在讨论。许多人都知道，CNN是在这次一战成名，因为这是世人第一次可以及时看到战场实况，因此，许多人根本就是守在电视前看报道的。在学校，因为教室里没有电视，所以一到下课时间，一堆学生就跑到老师办公室外面，围着看电视里的报道。对于联军及伊拉克两方的态势、飞毛腿飞弹或爱国者飞弹，每个人都好像是专家一样，说得头头是道。
另一件事是苏联解体。当时已经是暑假了，那一天，我跟爸爸在外地玩，夏天的酷热让我在车上昏昏欲睡，突然听到广播中传来苏联解体的新闻，头好像被炸了一下，立马醒过来，不太敢相信。
台湾那两年也有几条新闻让人印象深刻。最让文艺青年惋惜不已的是作家三毛的自杀。我没看过三毛太多的文章，但也是看着她翻译的漫画《娃娃看天下》长大的。许多女同学为了她的死，好一阵子愁容满面，茶不思饭不想的。后来我大一点儿时，再看这部南美漫画家季诺的作品，颇能感觉到欧式风格，人物造型及个性极其简约苍白，就跟随处可见的芸芸众生一样；许多桥段都有隐喻，结合作品产生之时南美洲的政治气氛，再比对这部漫画刚出版时台湾的政治风气，就会发现有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心照不宣。三毛在生前写的最后一首歌词《说时依旧》，由林慧萍演唱，也成为当时的畅销曲。读者只能通过这首歌，去怀念这位一向给人乐观独立感觉的女作家。
比较重大的政治新闻是，台湾当局成立了“国统会”及海基会，希望能以对等的立场与大陆展开各方面的接触及谈判，这也促成了1993年的“汪辜会谈”。另一件事是，那几年间，一些欧美国家开始出售先进武器给台湾，比如美国的F16、法国的幻象2000、拉法叶舰等。其中，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拉法叶舰军售案”。1993年发生的海军军官尹清枫命案，牵扯出全球最大的军售弊案，连带着后来一些相关事件人或追查者，不分国籍，纷纷神秘死亡，故事简直可追《死亡笔记本》的那种离奇。那可以说是台湾20年来最大，也是最神秘的悬案。
其实，在初中阶段，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大都还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因为台湾政治气氛的逐渐宽松，老师们也比较敢在课堂上发表些意见。当然，不同老师会有不同的政治取向，但顾忌家长的抗议，大多也都不敢太明讲，因此在课堂上也常会灌输一些政治思想给学生。
“各位同学，我们都是生长在台湾对不对？那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是不是要好好爱这块土地，学这块土地的语言呢？你们大家都知道长江、黄河的长度跨过哪些省，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浊水溪的长度？能不能排列出台湾从北到南的县、市名呢……”
印象深刻的是有个音乐老师，上课时教我们唱了一首好像儿歌的歌曲。
“乌鸦黑，乌鸦白，乌鸦是黑还是白？你说乌鸦黑，我说乌鸦白，乌鸦是黑还是白？”
这首歌的曲调是用闽南语民谣《雨夜花》来唱的，而《雨夜花》歌词开头是“雨夜花，雨夜花……”用闽南语读起来刚好就是“乌鸦黑”的谐音。所以，当时只觉得这首歌还蛮有趣的。
过了几年，在一个电视节目里面，主持人提到这首歌，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以前一些“*”编出来讽刺司法黑白不分的戏谑歌，并不是字面意义那么简单。那这位老师到底为什么教我们唱这首歌呢？
老师喜欢隐晦或直接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当然，大陆的朋友很习惯地会将台湾的政治光谱简单地二分为非蓝即绿。这样分过于粗略，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段时间，还没有这种区分。又或者说，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到现在，大多数群众虽然心里有政治取向，但并没有多深。只要公民们觉得哪一个政党或候选人能带给他们好处或前景，就支持他们。当然，这也是他们二十几年来不断自我学习的结果。
反正，初中生的确是有一些初步的政治思考。但我觉得，可能是当时台湾学生长期受到填鸭式教育下“标准答案”的影响，再加上看得不够多，思考过于粗略，也常常流于二分，非黑即白，容不下其他人的政治价值观。
那几年，国民党党争非常严重。先是二月政争告一段落后，*用了军人出身的郝柏村任“行政院长”。对这件事的看法，同学们大都是从家里听来的，不外乎“军人干政”之类的。另外有些同学就反驳啦：郝柏村的强势作风让社会治安改善了很多，果然还是应该让军人来做这些事。
*、郝伯村这对搭档被称为“李郝体制”。*当时说他们是“肝胆相照”，合作无间。不过*老谋深算，当然会料到由郝柏村引来的反对声浪。当时*已经掌握了党政大权，只剩下军方还未掌握，因此他沿用了非主流派的郝柏村任“行政院长”，一方面堵住非主流派的口，另一方面借此架空郝在军中的影响力。
等到*觉得他已经可以控制军方，不再需要郝柏村了，便开始将其权力架空，郝柏村自认受辱，不干了。到此，“肝胆相照”变成“肝胆俱裂”。之后，*起用了连战担任“行政院长”。
为此，同学们也会讨论这些话题，但大多流于表面，没有自己的思考，因此聊一聊，发现聊不下去后也闹得不欢而散。套句台湾网络最近的流行语就是：“你的王道不等于我的王道！”不过，当时大家都不懂得这一点，真是一群脑残的初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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