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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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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劳课有专门的美术教室，教些简单的素描、水彩、剪纸、雕刻等东西，大部分是一边玩一边做的。唱游就是音乐课，低年级时老师会把风琴搬进教室里，一边弹琴，小朋友们一边在教室里唱唱跳跳的。唱游课可能是当时最喜欢的课了。到了中年级后，有音乐教室。在台湾，小学几乎都会教吹直笛，印象最深刻的是吹完一节课后，口水都会从直笛口流出。恶劣的死小孩们，还会拿笛子里的口水去甩人。另外，音乐课里必教的歌曲一定有“蒋公纪念歌”及“国父纪念歌”，不管唱到第几册，前面一定有这些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小学的一天（2）
上课时间，若不是级任导师（班主任）的课，他们八成是在办公室里的，可能批改作业簿或写家庭联络簿。说起这家庭联络簿，就是老师跟家长联络的最好工具了。每天联络簿一发回来，总是忐忑不安地打开，看看老师有没有写今天在学校干的坏事，如果不是什么好事情，回家后还要再战战兢兢给妈妈看，这下，简直就是两个对付我一个了。
到了十二点，吃午饭，每一班都有蒸饭设备，早上拿进去蒸，中午就可以吃热腾腾的便当了。不过像之前也说过，麦当劳这类的快餐业者也开始抢攻小学的外送市场，所以，每当中午麦当劳送餐的“大哥哥”出现在小学门口时，总是成为被包围的对象，中午吃麦当劳的同学会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此外，也有许多外送的便当可以订购。虽然如此，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自己带便当蒸饭。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蒸过的饭菜，总是会吃剩饭，所以后来老师就派了三四个同学陪我一起吃，盯着我把便当吃完。
下午上课后，三点再扫一次地，四点就可以放学了。放学都有“路队”，就是以家的位置作为一组，区分你在哪个路队，算是一起走比较安全。高年级一点儿的小朋友每班轮流担任交通队，要负责交通安全指挥，带个黄色塑胶盔及反光背心，别上一个“交通队”的臂章，在早上及放学回家时在学校旁的路口，按着红绿灯，拿着长长的交通杆阻止汽车通过。说也奇怪，从小学一到六年级就有迟到习惯的我，一参加这个交通队居然一次都不迟到了。
放学后，回家的回家，上才艺班的去上才艺班，也有不少人流连在电动游戏间。那时候有个流行的名词叫“钥匙儿”，即回家后，父母上班还没回来，只好自己带钥匙打开家门。
上了小学五年级，学校也开始有社团了。不过小学时很单纯，大部分就是图书社、手工艺社、环保社等比较正常的社团。有个大陆朋友比较陌生的台湾学生社团叫“童子军”，是个国际性组织，跟军队一样有各种层级跟技能，还有专属的制服，但是现在比较偏向服务性组织及社团。在小学时一些同学都参加了，没参加的小朋友喜欢酸葡萄地说那是有钱人家小孩的游戏，其实童子军的配备一堆，还真的要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才能负担得起。
台湾的小学里还有一种特殊的活动，叫“自治市市长选举”，简单地说，就是小学是个自治市，要选出一个市长来。这是三年级以上限定的活动，就跟一般竞选一样，候选人要上台发表政见，于是好几年都听到“要建议学校盖活动中心……”终于，这个政见在我小学毕业15年后实现了。然后在竞选期间，由推出候选人的各班自己画海报到其他班去宣传，勇敢一点儿的也会“深入敌营”，这时就要老师出面来维持秩序了。当然也有如“大人的世界”一样，总是会有些绘声绘色的传闻存在，什么请吃糖果、请喝可乐啦，但总体说起来，小朋友还是比较单纯。虽然选出来的“自治市市长”也是象征大于实质意义，但在这种活动里，也学会了什么是投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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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社运的启蒙（1）
1986年，不管是台湾还是国际上都精彩无比。小朋友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美国那橘色火箭的“挑战者号”，在现场播报者兴奋的语气中升空，一分钟后整个爆炸。看到这样的画面，大家都傻掉了。当年，说未来要做航天员的小朋友少了很多。
二月时，科拉蓉夫人当选菲律宾总统，长期高压统治菲律宾的马科斯流亡到美国。这件事给国民党很大的震撼，也给党外很大的鼓舞。
除了政治事件外，1986年的两起民间发起的事件，也对台湾民间的少数民族凝聚力产生影响，并冲击了民众长久以来的思想观念，那就是反杜邦运动及汤英伸案。
在台湾的历史上，除了这几百年移居过来的人之外，还有原来就住在台湾本地的少数民族。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叫做“山地同胞”，简称“山胞”。
长期以来，当局对他们疏于照顾，导致不管在什么方面资源都极度匮乏，而“山胞”在台湾所占人数也很少，算是比较特殊的群体。而教育资源的匮乏，也使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年轻气盛就走进社会。由于没有文凭，他们能够选择的便是粗重的工作：建筑工，搬运工，出海跑船等。而女人，也常常沦为娼妓、雏妓。后来那几年，雏妓问题也一直成为社会运动关心的对象。
汤英伸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汤英伸本来是师范专校学生，受到学校教官不合理对待后被处以退学而来到台北找工作，没想到，找到工作九天之后就杀了雇主全家，最后虽然主动投案，但他仍被判了死刑。随着案情越来越明朗，社会舆论也越来越支持汤英伸。
原来，汤英伸来到台北后，被介绍所介绍到一家洗衣店当杂工，老板以先代付高额介绍费为由，强行扣留他的身份证。汤英伸就这样待在这个既闷且热，每天需被强制工作18小时以上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他忍受没几天就想要离开，老板夫妇非但不准，还拿出手中那张汤英伸身份证，扬言说他欠钱未还，并加以辱骂。就在这其中发生了口角，再加上一点酒精的催化，汤英伸终于酿下大错。
汤英伸的经历是当时山胞们找工作时常遇到的事，一般雇主认为他们好欺负，歧视他们，所以汤英伸事件算是一个引爆点。这样一个没有前科，在校时表现良好的年轻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呢？社会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并展开了救援行动，不管是党外、社运界，还是宗教界都活动了起来。汤英伸固然罪有应得，但另一方面大家在检讨的，是整个畸形扭曲的社会对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漠视与歧视，以及有形无形的莫须有排斥，不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生存空间等。
后来汤英伸还是死了，但从这件事以后，社会开始关注山胞问题：社会是否给他们公平的对待，是否一直对他们有种有色眼光，是否尊重过他们的实际需要与诉求。
此外，这年的“反杜邦”也是环保运动的一个启蒙。大凡发展中国家，都一定经历过这么一个时期：环保问题与经济发展政策相冲突。支持经济发展优先的人，认为人民经济发展问题最重要，可以牺牲一些环境。而环保人士认为，环境一旦破坏，以后花再多的金钱也挽救不了。这种问题在传统思维上常常是非黑即白的，因此也争论不休。
台湾第一起大规模的环保运动即反杜邦案。大家都知道杜邦是国际性的化工大厂，当初他们决定在鹿港（就是罗大佑的歌曲《鹿港小镇》里的那个鹿港）附近的工业区设立化工厂，但因生产品为高污染性的化学品项，故引起当地居民的群起抗议。后来反对声浪越来越大，当时还在*的情况下，抗议人士向当局进行强力抗争，用各种手段抵制杜邦设厂，为台湾史上第一次。
1986社运的启蒙（2）
后来杜邦公司宣布取消于鹿港设厂计划，这也成为台湾首件环保抗争导致外商终止投资计划的事件。当然，若以上面那种环保问题与经济发展相对立的观点来看，到现在还很难说，当初杜邦中止投资及后续影响对台湾是好还是坏。但这件事代表了台湾民众环保意识的萌芽，在台湾社会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这件事以后，释放了各种相关的工运、*、媒体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的强大能量。
来年的1987年，当局就成立环保署了。
新闻报道“民进党成立”，让很多台湾人惊呆了
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党外各种体制内外的活动已经频繁举行，这都还在国民党可忍耐的范围。另一方面，传闻蒋经国也有意利用这些党外人士的冲撞，对国民党内一些保守顽固分子进行挟制。比如说当时的朱高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立法院”里跳上主席台，拔了麦克风乱丢，影响议会秩序，在当时可是惊世骇俗的，但他每次都没被惩处。蒋经国一直想在政治开放上有更多作为，但“国会”里的保守力量实在太大，朱高正这些举动，刚好用以对付那些食古不化的反改革老代表们。
这一年的9月28日，各个党外的组织以党外后援会的名义在圆山饭店里开会，并宣布成立*进步党。目前，大家会觉得民进党内好像派系林立，什么美丽岛系、新潮流系、正义连线之类的，其实就好像《水浒传》里面，各路英雄好汉带着自己的人马上梁山一样。所以说民进党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对抗国民党而对各个党外的团体组织所作的大整合而已。
但当时党禁还没开放，也就是说法律上根本不允许组党，所以民进党的成立不仅使社会为之震撼，也引发了高度的政治紧张。当局到底要*还是顺势改革？这引起各方高度瞩目。据说*进步党一成立，当局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后来，蒋经国在“*”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宪政”之门。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有人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当时我跟着家人在小吃店里吃面，电视报道了这则新闻。虽然是快速带过，但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叔叔目瞪口呆忘记吃面的神情一直印在我脑海里。老板碎碎念，直喊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也忘记了继续下面。但后来看得出来，那一阵子他心情都特别好，一天到晚在喊“冲啊！打倒国民党！”每每这时，她老婆就会瞪他一下，叫他闭嘴，没想到他兴致更高了，“我呒惊关，呒惊死，冲啊！”（我不怕关，不怕死）。果然是男人到中年后只剩下一张嘴。当时民间就是这样，并不一定是真的喜欢民进党，只是讨厌国民党而已，民进党成立，好像为自己出了一口气一样。
民进党刚成立的那两年，只要讲到民进党，报纸几乎都是写民×党、或×进党，搞得好像什么乱党一样。其实在那几年，民进党就是给人激进的印象，通过许多街头*等手段与国民党统治当局抗争，所以很多人也叫民进党为“街头党”。但在国民党掌控一切资源的情况下，民进党也只能采取这种手段引起大家的注目，进而注意他们的诉求。
当年的“立法委员”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民进党就拿到20％的选票。民进党成立之后，给异议人士很大的鼓舞，也开始了海外异议人士的返乡潮。
圆山动物园搬家
圆山动物园是很多台北市民的美好回忆。在市区的圆山动物园，及旁边靠近基隆河的儿童乐园，是许多市民假日会去的地方。园区门口有好多卖茶叶蛋、烧酒螺、渍芭乐的小贩，逛完动物园也可以顺便在旁边市政广播电台地下室吃小吃。小时候要到动物园，简直就跟要去朝圣般期待。
在动物园里，大象林旺永远是最有名的动物明星，可能也是动物园里最老的动物，它的栅栏前，总是围着一群小孩子在大叫。每年的林旺生日，动物园还会准备一个大大的蛋糕请它吃，它也总是很识相地伸出长长的鼻子来把蛋糕卷走。因为大象林旺太有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以为，动物园里的大象只有林旺跟它的老婆马兰而已。
这只象也真的是长寿，总共活了86年，从西南的滇缅公路，又到湖南、广东，最后来到台湾，伴随着许多台湾人成长，跨越了好几个时代，已经变成台湾人共同的历史记忆之一。
当时的圆山动物园是以栏杆来圈养动物的，每个动物分的场地不大，动物躺在里面都懒洋洋的，任凭小朋友们喊叫逗弄，它就是给你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除了林旺之外，猴岛也是很引人注目的地方，没有栏杆，猴子都在岛上欢乐地玩着。小朋友总是喜欢拿东西砸猴王，但每次都被它灵巧地闪过，它的表情就好像在说“愚蠢的人类”一样，有时候还会见它的“护驾”把东西丢回来。有一次，猴岛上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一只狗，只见那只狗一直被猴子戏弄，一副无辜的样子。
圆山动物园实在太小了，给动物的空间不够，终于要在这一年搬到郊外的木栅去，在那里，一整片山头都是动物园的场地。于是，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通通进了特制的货柜，上了车，整个车队由花车前导，浩浩荡荡地经过大半个台北市。那可是当年的大事啊，群众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许多老师也带学生在一旁列队表演，万人空巷。
那时候滚石唱片还特地为这次搬家作了一首歌，叫《快乐天堂》，由滚石众群星合唱，第一句的“大象的鼻子正昂扬……”就是指林旺。
后来到了木栅，那里场地就大了，占了整片山头，走一圈下来也要一个下午，号称全亚洲最大。圈养动物处也变为开放式的空间，有好几个主题的大型馆区，游客可以走在步道上穿越蝴蝶及鸟类的乐园。非洲狮的家更大了，可它们还是懒洋洋的。林旺也有了更多空间散步。这几年的无尾熊（考拉）、国王企鹅等明星动物，也都曾引发一阵热潮。但林旺死后，还是留给大家一阵空虚，听到这则新闻，我才又想到那个在我面前表演的老朋友。动物园现在好像没一个标志性的动物，所以有些人也开始期待熊猫了。
1987台湾宣布“反攻大陆”无望
1987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年，对台湾人来说，许多根本不可能、想都没想过的事都在这年发生了。这一年台湾外汇存底（大陆习惯称“外汇储备”）也达到新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当时我十岁了，基本的政治判断能力虽然尚未成熟，但在大人的言谈中似乎也嗅出不一样的气氛来。
一连串的事件，常常让人还没对上件事反应过来，就已发生下件事，对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已经形成既有思考模式的台湾人来说，甚至不敢相信是真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是“自由的灯塔”、“反攻的堡垒”；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军民同胞都在为“*”作准备。所以在早期的台湾，这种信念被当做金科玉律一样，很少有人敢质疑。
所以，这个“*”的标语满街贴，信封、香烟、米袋、火柴盒上，生活中处处可见。
蒋介石提出的计划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但老实说，这对台湾本地人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大多数的台湾人也不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当初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人，一直都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去了，不会在台湾久留，可是没想到，这一留就是几十年。
几十年过去了，政治的环境是现实的，这“*”的口号越喊越弱，当然也越来越少被提起。有点儿脑袋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没人敢明说。
最可怜的就是本来以为很快就会回去的那些人了。这些人中，属于统治阶层的人，觉得台湾不是他们的家，自恃身份而有些优越感，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但还是因为身份和地位而能保有一定的既得利益。有许多人认为，“*”一直没人敢怀疑，就是因为他们不让人去怀疑，利用这个信念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正当性。但凄惨的就是那些中下阶层的人员，这里面有许多人是军队里的中下层军、士官，组成成分很复杂，很多人半辈子都只会打仗，有些甚至是被强拉来当兵的。当局允诺并发给他们一张“战士授田证”，里面详细记载未来*后，会给他们在什么地方分多少亩田地耕作。
所以，几十年来许多人是依靠“*”这个信念活下去的，这也成为一个没人敢挑战的“神主牌”。所以当这一年台湾当局承认“*不可能”时，你就可以知道，这引起多大的震撼了。因为这个神话已经松动而瓦解，当当局说出这句话时，等于为未来许多事，开了一扇大门。
开放大陆探亲
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逐渐开放，就像前面说到的，外省老兵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而长久思乡的煎熬开始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威权的体制愿意退让，开放返乡之路。
这一年（1987年）的年底，老兵赴大陆探亲的新闻充满了所有新闻媒体的版面。在新闻里看到，大量“老芋仔”疯狂地抢进红十字会的办事处申请探亲，新闻也播出一群年近半百的老人挤在红十字会的探亲说明会中，操着各省的口音抢着发问，又看到许多隔了几十年重逢相拥而泣的画面。尽管我与他们是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但看了也为之动容。
有人说，要不是蒋介石带了那么多人来保护台湾，台湾老早就被共产党给解放了。而反驳者说，你以为他们是真的来保护台湾的吗？他们是没地方可去，才不得不到台湾来的，要不是蒋介石不争气被赶出大陆，台湾根本就没这些人。但不管怎么说，那些国民党带来的人里，中下群体永远都是牺牲最大的人。
不管当初他们是自愿从军还是被拉来的，这些人大都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却怎么知道一待就是几十年！当初来台的青年，到了这时候也都年近半百。
在我小时候，每天下午都会有个外省老头骑着一辆破摩托车，卖着自己做的各式包子馒头。我永远记得开放探亲之初，他卖得更勤快了，勤快得有点儿浮躁。每天，他总是在下午四点整到我家楼下，用尽丹田的力量大喊一声，大家就知道他已经来了。停留了十分钟后，他又继续骑到下一个定点去卖。回想他那老迈的身影，很难想象他年轻时在战场上经历过的是什么样的阵仗。当时问他是不是也要回去看看，没想到他一副急得快哭的样子，恨不得每天多卖一些馒头，多卖几个小时，好存更多钱带回去。
大陆探亲的开放，了却了许多人几十年来的心愿，但毕竟两岸分隔了近四十年，人事景物都跟当年不同，随之而来的更多现实问题产生了。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有些老兵在家乡已结婚生子，来台后觉得回乡无望，又在台湾结婚了。本来一切都很美好，没想到开放通信及探亲后，台湾这边的老婆才赫然发现丈夫在那边已经有了“原配”，自己只不过是个“二奶”而已。由此引发了不少家庭问题，惨一点儿的大闹离婚，有些妻子碍于人情，只好隐忍下来，看着丈夫越来越往“原配”那边倾斜。其实做丈夫的何尝不痛苦呢？一边是故乡年轻时结发的妻子，许多人回去一看，发现妻子根本没改嫁，一直在等他，心里自然会有极度亏欠的感觉。而另一边，当初台湾本省人讨厌外省人，台湾的女孩想嫁给这些外省汉子免不了是经过一场家庭革命而为爱出走的，胼手胝足几十年，突然之间让她从大太太变成小老婆，更是情何以堪。当年开放探亲后讨论的最热的话题，恐怕就是，这到底算不算“重婚”，后来还有赖法律的解套，这些“宝岛夫人”才有了合法的地位。
在许多远离家乡的老兵心里，一定怨恨过那摆弄命运的大时代。谁愿意失去和亲人相处的天伦时光呢？几十年后再回乡，难免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但毕竟分离了几十年，人事景物不复当年，思想看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就跟很多老兵说的一样：“在台湾，他们说我们是外省人；在家乡，他们说我们是台湾人……”时代造成这些人与两边的社会都产生疏离，都不可能回到以前了。
荣民总医院就在我家附近，我小的时候坐公车总是很讨厌经过这一站，因为总觉得这些大嗓门老头又粗鲁又爱抢座位。长大一点儿了解一些事后，对他们也较能理解和体谅了。到现在，“大陆探亲”一词已经很少被提起了，若不是偶尔经过荣民医院见到他们的身影，也不会想起台湾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为了返乡而不惜冲撞体制。这群人早已不再是主流论述的议题，不再是生活中被投以关怀的对象，开放之初社会的热情已经慢慢冷却，而随着挚亲的慢慢凋零，他们也越来越少回去了，许多人还是选择老死在台湾，但故乡对他们来说，依然是梦里都会回去的地方。
就如同我初中同学的父亲，上海人，最近再见到他时，我开玩笑地用上海话问候他“张家爸爸，长远未见喔……”没想到这个几十年没听过乡音的老人顿时呆若木鸡，激动得茶杯都掉在地上，眼泪差点儿就落了下来。
大度路飙车风
“飙车”一词大概就是1986年、1987年这两年出现的新词汇。那一阵子，台北市的近郊新开了一条快速道路“大度路”，长约四公里，又宽又直。刚开好那段时间没什么车，大家都习惯将车开得很快，享受那兜风的*。
这个时候，开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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