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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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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他唯一申请的学校。胡适在日记里会隐，但他不会诳。他在《留学日记》里提到了芝加哥大学，但从来没说他申请了。现在，我们知道他确实申请了，而且是作为考虑的对象。芝加哥与哥伦比亚相比，他对韦莲司说：“哥伦比亚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句话是关键。他选择哥伦比亚是有其学理的考虑的，但这个考虑不是杜威，也不是实验主义，而是它汉学的藏书。毫无疑问地，他既然决定要写先秦哲学，图书馆的汉学藏书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然而，重点是，他在哲学思想上的坚持并没有到死心塌地非去师从杜威不可的地步。
无论如何，哲学史是胡适在康乃尔上克雷登的课的时候就已经产生的兴趣。现在，他把订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当然，他说杜威的“逻辑理论诸派”，帮他决定了论文的主题。这句话也不算太离谱。虽然他在康乃尔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论文的大题与范围，杜威的课则帮他决定了论文的题旨。他在1915年10月所写的一篇文章，《用历史研究法来撰写古代中国哲学史》，不管这是一篇学期报告，还是博士论文计划的提案书，他最后用来归结他所谓的“历史研究法”的例子，就是墨子的逻辑。＇6＇
胡适在留美期间一直对墨子有兴趣，但一向不在墨子的逻辑，而是在他“兼爱”与“非攻”的思想。这点，又跟他当时所信奉的和平、不争主义有关。他到1915年12月为止，一共三次用专文讨论了墨子的思想。＇7＇第一次是1912年；第二次是在1914年11月下旬。这次的题目，我们知道，是《墨子的哲学》，这是胡适在康乃尔的“哲学俱乐部”作的一个报告。＇8＇第三次是在1915年12月21日，题目也是《墨子的哲学》，这很可能就是他发表在1916年4月号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的文章，题目是《一个中国哲学家的战争观：墨翟伦理、宗教观浅释》。顾名思义，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讨论的还是墨子“兼爱”与“非攻”的思想。唯一不同的是，由于杜威的影响，他在这篇文章里，特别提到了墨子的逻辑思想，但他表示必须割爱，因为这个论题“超乎了通俗讲演的范围”。＇9＇
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在1922年由上海的亚东图书公司出版。但是，他用中文改写、扩充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则早在1919年2月就出版了。蔡元培在他为胡适写的《序》里，称赞这本书是前无古人之作，有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10＇胡适在1927年的一封信里，也很大方地对自己这本著作开山奠基的贡献作了肯定：“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11＇余英时在1980年代初，借用科学哲学家孔恩（Thomas Kuhn）的“典范”（paradigm）的概念，来形容胡适这本著作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典范”作用。＇12＇
用“典范”来形容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或《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再贴切也不过的了。如果一个世纪以后的我们能够用批判的眼光来看胡适的博士论文，那也是典范转移的反映。唯一惊人的是，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人去检证胡适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实验主义＇那一派思想的指导”那句话。事实上，留学时期的胡适，在哲学上根本就是一个调和、糅杂主义者。当然，我们也可以认定胡适根本不自知，或者，更大胆地说，他当时还不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无论如何，由于《先秦名学史》是胡适在杜威具名指导下的博士论文，他还不敢太过造次，不敢太过明目张胆地去调和、糅杂不同的哲学观点。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不然。他在1922年出版的《先秦名学史》里写了一篇《注语》，说明《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先秦名学史》的扩充版。事实上，即使《中国哲学史大纲》确实是英文版《先秦名学史》的扩充版，在方法论的说明上，两者的意味绝然不同：在他的博士论文里，胡适或者还心存顾忌，或者在方法论上还不是很自觉；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他就仿佛是在向那些对西方哲学系统稍有认知的读者，眨眼示意，用胡适自己后来用过的话来说，“偷关漏税”地宣告了他在方法论上的调和、糅杂性。我们可以用来作为佐证的，就是他在《导言》后所附的《参考书举要》。这些参考书，除了校勘、训诂以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温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所著的《哲学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以及法国郎格卢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塞诺博（Charles Seignobos）合写的《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13＇前者是新康德主义派，后者是实证主义派。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胡适英文藏书里，有一本胡适亲笔签名的温德尔班所著的《哲学史》。胡适在扉页上写道：“Suh Hu； New York City； May 2，1917——the day I pleted my dissertation＇1917年5月2日——写完论文之日，购于纽约市，胡适＇。德国文代斑著，泰西哲学史，适。”胡适在写完论文当天才买了温德尔班的《哲学史》。但这不能表示他在写论文以前或其过程中，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胡适在康乃尔跟他唯心论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已经知道这本书了。克雷登教授的“哲学史”课，以及自己撰写又翻译《哲学史》的狄理教授，都可能提过或用过温德尔班的书。胡适在写完论文当天去买了这本书，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回国以后，写中文版的时候需要引用。无论如何，胡适在写论文的时候，至少懂得门户规矩，不敢造次。《先秦名学史》里不但没有《中国哲学史大纲》里的这个《参考书举要》，当然更没有温德尔班、郎格卢瓦和塞诺博等人的名字。
虽然同样是唯心论的，新康德派的温德尔班不同于胡适在康乃尔的新黑格尔派的哲学老师。虽然他们都认为哲学史的任务，在于明白地梳理出人类心灵固有的结构如何在历史上彰显在思想的范畴上，温德尔班不认为这些范畴在哲学史上发展的轨迹，是像黑格尔所说的，是某种精神或真理的进程。＇14＇温德尔班的《哲学史》的写法很独特，他反对依年代先后顺序的写法，他说那是政治史的写法。哲学史的重点在求其演变的轨迹。他所用的，是“论题史”（Problemgeschichte）的写法，是以论题为主轴。他这本《哲学史》的副标题是：论题与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上文提到了胡适在康乃尔的哲学老师狄理，他不但自己撰写了一本《哲学史》，还翻译了威伯所写的《哲学史》。狄理自己属于新康德派，然而，他反对温德尔班的写法。他说：“温德尔班那本卷帙浩瀚的《哲学史》，其专断的分期法，把哲学系统支离分割，放在不同的标题下来分开讨论，这种坏方法只会把学生弄得昏头转向。”＇15＇从这点看来，胡适不只把实验主义和唯心论糅杂在一起，还把唯心论里的新黑格尔派和新康德派送作堆。
胡适用《先秦名学史》为底本，来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时候，他人已经在北大教书。等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在1919年2月出版时，已经到了他写《实验主义》、《问题与主义》等文章的前夕。然而，即将以杜威的弟子、实验主义的信徒自命的胡适，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征引唯心论以及实证主义的观点。我认为胡适并不是完全不在乎哲学观点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完全不管不同的观点之间是否有其根本上的哲学差异，只要合用就好。我认为这一方面表示他在当时可能还没有完全摆脱他在康乃尔大学所吸收的唯心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在方法论上挪用、糅杂、调和的倾向也已逐渐形成。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是了解胡适的方法论的锁钥。这篇《导言》是他挪用、糅杂、调和西方唯心论与实证主义，同时更融合中西考证学传统的“不宣之言”。如果一个世纪以来的学者都懵懂于此，这不能怪胡适，只能怪学者自己的不敏与不察；情愿被胡适说他写《先秦名学史》是受实验主义思想指导的那句话牵着鼻子走，而不愿意自己张开眼睛去看。胡适固然有难辞曲笔之咎，因为他公然改写自己的心路历程，然而，他在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之际，可真的是白纸黑字，交代得一清二楚。至于读者、学者会不会去注意他在《导言》篇末附的《参考书举要》，至于他们能不能看出他的糅杂与调和，能不能识破温德尔班是新康德派的，郎格卢瓦、塞诺博是实证主义派的，则就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
一、《论哲学史》，看Windelband’s A History of Philosophy＇温德尔班所著的《哲学史》＇（页8至18）。
二、《论哲学史料》，参看同书（页10至17注语）。
三、《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看C。V。Langlois and Charles Seignobos’s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郎格卢瓦、塞诺博合写的《史学导论》＇。
四、《论校勘学》，看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叙》（《读书杂志》9之22）及俞樾《古书疑义举例》。
五、《论西洋校勘学》，看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中论Textual Criticism＇《论校勘学》＇一篇。
六、《论训诂学》，看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及三十二。
注脚既已在篇末植好，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里自可以坦然地左引温德尔班的《哲学史》，右据郎格卢瓦、塞诺博合写的《史学导论》，然后，再佐以中西考据学的成果。在这篇《导言》里缺席的，偏偏就是胡适说“指导”他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杜威。就像胡适在注脚里所声明的，他对哲学的起源、哲学史的目的以及方法论的部分论述，都是根据温德尔班。先说哲学的起源。温德尔班在《哲学史》的《导言》里说：“希腊哲学的发展，是发生在幼稚的宗教与伦理瓦解的过程中。这不但使人类的天职和任务究竟为何这些问题，越发变成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也使生活准则的教导变成了要务，以至于成为哲学或科学的主要内容。”他又说：“哲学的问题和材料及其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来自其所属时代的思想潮流以及社会的需要。”＇16＇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里则举例作了演申。他驳斥“有些人＇亚理斯多德＇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的说法。他说：“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他认为：“在中国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坏混乱了，政治的组织不但不能救补维持，并且呈现同样的腐败纷乱。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他又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17＇他在《先秦名学史》里分析老子哲学的时候也说：“简言之，那时的哲学就是在寻找一个能平天下，能够了解并改善它的方法。对这个我称之为‘道’的寻求，就是所有中国哲学家——我相信就是所有西方的大哲学家也一样——的核心问题。”＇18＇
值得指出的是，杜威对哲学的成因的解释，跟胡适完全相反。当然，我们也许不能怪胡适，因为杜威是在1920年出版的《哲学的重建》里演申他的哲学起源论，那时胡适已经完成了《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但这些，杜威有可能在课堂上都提过。无论如何，杜威认为哲学的来源是宗教、传说与诗歌，其特质是保守的，它要维护的是社会的权威和传统，它与下层社会的工匠因为从事日常技艺而产生的实事求是的知识是相对立的。他说希腊的“哲人”（Sophists）为什么会被柏拉图、亚理斯多德扣上黑帽子，就充分地显示了那个时代两种思想对立尖锐的情况。杜威认为苏格拉底是真心想要调和这两种思想。然而，他实事求是问难的做法，就让他被按上了蔑视神祇、带坏青年的罪名而被处死。一直要到柏拉图，希腊的哲学才终于走上把道统与理性求知的两种思想调和的道路。然而，其结果只是使哲学如虎添翼，并不改其保守、维护威权和传统的特质。＇19＇
有趣的是，胡适对哲学的起源的解释不但跟杜威的相反，他甚至用孔子在鲁作司寇时所斩的少正卯来比喻希腊的“哲人”。他说孔子的时代是一个“邪说横行，处士横议”的“无道”的时代。孔子为了救天下之无道，斩了那散布“邪说”的少正卯。他被斩的罪名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胡适在《先秦名学史》里说到这个故事时，加了一个按语：“这些罪名，柏拉图也许真希望他也能用来冠在他那个时代的哲人身上。”＇20＇矛盾的是，胡适在描述孔子那个“邪说横行，处士横议”的时代的时候，举了三个散布“邪说”的处士，其中两个都被斩了：少正卯与邓析。第三个就是他称赞为中国哲学的始祖的老子。换句话说，老子在胡适的《老子篇》是一个苦心寻求根本平天下之“道”的哲学家，可是到了《孔子篇》却被降格成了一个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的“守旧派”所共同痛恨的“邪说党”。＇21＇
胡适说哲学史的目的有三：明变、求因、评判。他用的例子都是中国哲学上的，但立论根据完全是温德尔班的《哲学史》《导言》。温德尔班说：
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如下：一、从现有的资料里，精确地梳理出各个哲学家的生平、思想发展及其理论；二、追溯每一个哲学家思想的起源（genetic），以便让我们理解他的思想有多少是祖述的，有多少是其所处时代的思潮，有多少是他透过其个人特质及其教育所自创的；三、把我们经由梳理、溯因所整理出来的理论放在整部哲学史的脉络里，来评断其价值。＇22＇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则说：
哲学史有三个目的：一、明变。哲学史的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二、求因。哲学史的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三、评判。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23＇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胡适的所谓“明变、求因、评判”，就是从温德尔班的《哲学史》的《导言》里所傥来的。只是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拘泥原文的句法架构，而用最精练的中文翻译过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用“求因”来翻译温德尔班这本英译本所用的“genetic”。同样这个字，后来胡适在介绍杜威的思想的时候，翻译成“历史的方法”或“祖孙的方法”。换句话说，胡适所谓的“历史的方法”并不是实验主义的专属，而是当时许多哲学派别所共同使用的字眼。
哲学史的这三个目的里，“明变”与“求因”，温德尔班说必须用“语言与历史学的方法”（philologichistorical）去求得；“评判”用的方法则属于“批判与哲学科学”的范畴。胡适的论述完全相同。先说“求因”。胡适说“求因”的目的在了解程、朱何以不同于孔、孟，陆象山、王阳明又何以不同于程、朱。这些原因，胡适说约有三种：个人才性不同；所处的时势不同；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24＇这也是从温德尔班《哲学史》的《导言》改写来的。温德尔班说：“个别的英才（personalities），虽然他本身受到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所处时代思潮的影响，总是会因其个性及其操持而对哲学有所增益”；“这作为哲学史真谛的果实是与哲学著作在历史上消长的命运相连的。影响其命运的，不只是一般或特殊科学的重大发现，还有欧洲文明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哲学系统可以免于其创始者的影响……每一个哲学家的世界观……都受到其所属的民族与时代观念与理想的影响。然而，其形式、安排以及他如何去作关联与评价的工作，则是受到他个人的出身、教育、举措、运命、个性与经验的制约。”＇25＇
哲学史的第二个目的“明变”，是胡适所说的哲学史的“根本工夫”，最能用来说明“语言与历史学的方法”的必要性。这就是胡适在《导言》里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谈的“述学”。这述学的工作分成好几个步骤。一、哲学史的史料：有原料，还有副料；二、史料的审定；三、审定史料之法；四、整理史料之法：校勘、训诂与贯通。＇26＇从胡适在篇末所加的注脚来看，第一个步骤，是根据温德尔班。“原料”、“副料”，温德尔班英译原文用的是“main sources”、“secondary sources”；其他步骤的立论，则是依据他在注脚所列出来的中西考据权威，亦即：郎格卢瓦、塞诺博、写《大英百科全书》《论校勘学》一篇的浦斯格，以及王念孙和王引之。
胡适说到哲学史的第三个目的“评判”，他的立论又回到了温德尔班。胡适说：“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作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种‘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27＇温德尔班的原文是：“评判的标准，毋庸赘论，当然必须不能是史家的私论，即使是他自己在哲学上的定论也不可以。如果我们使用上述这种标准，其所下的评判就失去了其科学普世的价值。”＇28＇值得注意的是，温德尔班说这句话的用意是在批判黑格尔，亦即黑格尔以自己的哲学观点为依归来审视哲学史的做法。事实上，正因为温德尔班要矫黑格尔派之枉，他才强调哲学史在作“评判”的工作之前，先要考信、求真，因此他强调历史考证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胡适对温德尔班所谓的“科学的”哲学史是有选择地使用的。所谓“客观”、“主观”之别，并不是温德尔班用的名词。事实上，如果温德尔班对黑格尔是褒贬参半，他所全力批判的对象还是实证主义。虽然他用“科学”这个名词来指涉历史、哲学等等学科，他认为这些学科属于殊相科学（ideographic science）或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在方法学上，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
胡适在方法论上的挪用、糅杂与调和，其实有相当程度的自觉性。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也很清楚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在前一段说过他对温德尔班的挪用是有选择性的。温德尔班对哲学的起源、对哲学史的目的与方法论，他都喜欢，所以就老实不客气地傥来挪用之。然而，温德尔班的新康德派的唯心论，他则敬谢不敏。比如说，温德尔班在《导言》里说“哲学史是欧洲人以科学的概念展现其世界观、人生观的历程”，以及“哲学史的进程，在某些阶段里，必须完全用实用（pragmatic）的角度，也就是说从思想的内在必要性以及从‘事物的逻辑’的角度来理解”，＇29＇这种新康德派的语言和概念，都会让胡适浑身哆嗦。用胡适1930年2月15日的日记里的话来说：“这班所谓哲学家真是昏天黑地！”
《先秦名学史》的《导言：逻辑与哲学》是研究胡适早年思想的一篇重要的文献，是他对儒家、先秦诸子的定位，他对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的初诠，以及他对中西文明交会的第一篇论述。胡适说他写《先秦名学史》的目的，是要从先秦诸子的方法学里，去找那可以与近代西方哲学契合的沃壤，以便让近代西方哲学的思辨、研究方法和工具得以在中国生根。为什么胡适要从先秦诸子的方法学里去寻找那可以与近代西方哲学契合的沃壤呢？这是因为接受新文化的方式，最好是“有机的吸收，而不是断然的取代”。这最好的方法，是“去寻找可以用来有机地与近代欧美的思想系统联结起来的传统思想”。如果能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在新、旧内在融合的新基础上去建立我们的新科学与新哲学”。问题是，儒家思想没有这个能与近代西方思想互相辉映的资格。
儒家早已虽生犹死了……儒家早已僵死了。我深信中国哲学的未来在于挣脱儒家道德、唯理主义的枷锁。这个解放不是用全盘接受西方哲学就可以作得到的，而必须是把儒家摆回到它应有的地位才能达成。这就是说，把它放回到它原来在历史上的位置。儒家本来就只是中国古代百家争鸣里的一家而已。因此，等那一天到来，等我们不再把儒家视为独一无二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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