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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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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然是同样一帮人在当家。美国人如果真想帮助中国，最好的方法就是敞开大门，让中国人全面移民。这保证可以迎刃解决所有中国的问题。濮兰德这个所谓的上上之策，其实是在吓退美国人。他当然知道在有“排华法案”之下的美国，对中国人大开移民之门，无疑是天方夜谭。他说，退而求其次，就是要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厉行扫除多妻、早婚的恶习。换句话说，濮兰德说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口过剩。在人口过剩这个问题解决以前，其他都是枝节。
濮兰德说美国人的问题是轻信、太容易受骗，而且又太同情弱者。他劝美国人不要轻信中国留学生不知道自己只有几斤几两的空言与狂言。濮兰德用来嘲笑中国年轻人，特别是归国留学生的一句话，就是“少年中国”（Young China）。他嘲笑他们半吊子，西方没学成，却又忘了本，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典型。这“少年中国”也是留美时期的胡适所喜欢用的，只是他用的是正面的意义（见下文）。濮兰德还嘲笑中国人连自家门户都整不了，还侈言抗日拒俄。他说当前的急务，是去教中国人，让他们张开眼睛，看清楚面对强敌，他们完全是束手无策的。他要美国人不要被“共和”这两个字骗了。在民国的招牌之下，还是那群专权、贿赂公行、腐败、自私的官僚。＇40＇讽刺的是，尽管濮兰德耻笑“少年中国”的言论，对胡适而言，是犹如芒刺在背，他对中国官僚的批判，却与留学时期的胡适的观点完全合辙。有关这点，详见本节后文的分析。
胡适在《留学日记》里说，濮兰德“今来美到处游说，诋毁吾民国甚至，读之甚愤。下午作一书，寄《纽约时报》（N。Y。Times）登之”。＇41＇可惜，胡适这篇读者投书，《纽约时报》没有刊用。濮兰德1912年11月21日在康乃尔大学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当前动乱的原委》（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Unrest in China）。为了反驳濮兰德，胡适特意去听了这个演讲。演讲结束开始发问的时候，胡适起立，质问濮兰德为什么反对美国承认中华民国。胡适说濮兰德的回答是：“我们怎么能去承认一个连他自己的国民都还没承认的民国呢？”胡适反问濮兰德，问他说“中国人自己都还没承认民国”的证据何在？濮兰德的回答，根据胡适在《留学日记》里的纪录是：“其人忽改口曰，吾固未尝作此语也。予告以君适作此语，何忽忘之？彼言实未作此语，吾自误会其意耳。实则此言人人皆闻之，不惟吾国学生之在座者皆闻之，即美国人在座者，事后告我亦谓皆闻之。其遁词可笑也。”＇42＇胡适在次日的日记里又记：“连日以Bland＇濮兰德＇在各地演说，吾国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市＇波士顿＇与纽约均有书来议进行之方，抵制之策。今日吾国学生会＇康乃尔大学中国同学会＇开特别会议事，余建议举一通信部，译英美各报反对吾国之言论，以告国中各报，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43＇
胡适不但同情革命、支持民国，而且同情后来的反袁革命。梅光迪在1916年3月14日给胡适的信里说：“足下近来为民党发表意见乃至可佩之事。”又，3月19日的信：“得悉民军消息喜极，已以大书转示叔永，以慰其眷念祖国、日夜默祝共和再造之愿。迪已将孙洪伊书译就寄黄克强，又另为文一篇，并盛推足下，请其怂恿足下多为民党多为文字，以转移此邦清议。有‘如胡君适之者，文兼中西，为留学界中绝无仅有之人也’等语，不知足下许我否？”＇44＇年3月的时候，胡适已经转学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所了。胡适对革命党的同情，在他的《留学日记》里也有迹可寻。他还在旖色佳的时候，有一次在1915年1月去波士顿演讲。演讲过后去纽约。原本预期在纽约可以见到黄克强，不意黄克强当时已经去了费城。胡适在日记里说：“不能一访之，甚怅。”＇45＇很巧的是，他在2月中旬，因为美国各大专院校和平组织的活动又到了纽约。他在日记里描述了他在纽约唐人街的一家中国餐厅里巧遇黄克强的情形：“在中西楼餐时，亦农、敬斋忽起立招呼外来数客，其一人乃黄克强元帅也。亦农绍介余与相见。克强颇胖，微有髭，面色黧黑，语作湘音。余前次来此，颇思访之，闻其南游而止，今日不意之中遇之，不可谓非幸事。”＇46＇
也就因为这是一件“幸事”，胡适当晚在火车上写给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信里，就特别提起了他在纽约巧遇黄兴的事。
我这次“最快乐”的纽约之行，还添加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快事，那就是我在一个餐厅遇见了黄兴将军。黄兴是辛亥革命时革命军的统帅。“二次革命”发生的时候，他又担任了革命军的统帅。我以前没见过他，虽然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我上次在纽约的时候，他不在。今晚，我一起吃饭的朋友就把我介绍给他。他并不是一个伟人，但他是辛亥革命的大英雄。他现在是一个“落难的偶像”（fallen idol）。我听说威尔逊总统甚至拒绝接见他。但我非常高兴有幸能跟他有一面之缘。＇47＇
可惜我们没有胡适自己写下来的材料，让我们来了解他对革命的同情，以及他对“民党”的支持的理由与程度。我们从他在1916年11月黄兴过世以后，所写的挽诗，可以看得出来他对黄兴——他在中英文里都一直以“将军”、“元帅”来称呼他——的敬仰：
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
字迹飞动似大苏＇苏轼＇。
书中之言竟何如？
“一欧吾儿，努力杀贼”
八个大字，
读之使人感慨奋发而爱国。
呜呼将军，何可多得！＇48＇
然而，胡适对革命、对反袁的同情与支持是有他特定的思想脉络的；它有其国际的视野、宏观的脉络。胡适在这几年之间，花更多的时间去关切、思索的问题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争主义以及日本占领胶州湾、“二十一条”所引生出来的中日交涉等。这是胡适一生国际政治思想形成的发轫期。
＇1＇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全集》，2：466467。
＇2＇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p。3839。
＇3＇《胡适日记全集》，2：245247。
＇4＇ 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p。54；Minchih Chou；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p。108。
＇5＇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42。
＇6＇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18：187。
＇7＇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August 25，1938，《胡适全集》，40：345；穆勒引语的出处，参见John Stuart Mill； The autobiography of John Stuart Mill（Ebook），p。75。
＇8＇ 胡适致傅斯年，1947年2月6日，《胡适全集》，25：220。
＇9＇ Cornell Alumni News； XIV。9（November 29，1911），p。97。
＇10＇“Funds from China Stop，”Cornell Alumni News； XIV。10（December 6，1911），pp。114115。
＇11＇“The Chinese Students，”Cornell Alumni News； XIV。18（February 7，1911），p。209。
＇12＇ 胡适致胡绍庭，无日期，《胡适全集》，23：38。
＇13＇“News from Harvard，”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V。3（January 1909），p。161。
＇14＇ T。C。Chu，“Current News from China：Revolution in Wuchang，”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1（November 10，1911），pp。1617。
＇15＇＇Y。S。Tsao＇，“Editorials：Revolution and the Supreme Caus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3（January 10，1912），p。204。
＇16＇“Club News：Columbia，”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4（February 10，1912），pp。305309。
＇17＇“Notes and ments：Yuan ShiKai—A Traitor，”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4（February 10，1912），pp。344346。
＇18＇“Notes and ments：Yuan ShiKai—A Traitor，”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4（February 10，1912），pp。347348。
＇19＇ 梅光迪致胡适，＇1912年正月19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338339。
＇20＇ P。W。Kuo to Y。S。Tsao； January 26。1912，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4（February 10，1912），p。363。
＇21＇＇Y。S。Tsao＇，“Editorials：A Strong Central Government，”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5（March 10，1912），pp。395397。
＇22＇ T。C。Chu，“Review of Home News：The Revolution：A Survey，”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5（March 10，1912），pp。404407。
＇23＇ Yoeh Liang Tong＇Tang Yueliang＇，“Over Progressivenes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1（November 10，1913），pp。4649。
＇24＇ Mabel Lee，“Chinese Patriotism，”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1（October 1914），pp。2326。
＇25＇ T。V。Soong，“Eastern Conference at Amherst； Mas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1（October 1914），p。32。
＇26＇ 杨铨，《东美中国学生会十龄纪念夏会记事》，《留美学生季报》，I。4（December，1914），页72。
＇27＇《胡适日记全集》，1：473。
＇28＇＇Zuntsoon Zee（Xu Chengzong）＇，“1914，”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3（January 10，1914），p，184。
＇29＇ Ren Yen Lo＇Luo Yunyan＇，“Conservatism vs。Radicalism，”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1（November 10，1913），p。40。
＇30＇“Does the Minority Have Right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1（November 10，1913），p。86。
＇31＇ 请参阅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页207252；Hao Chang； Liang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220271。
＇32＇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京：三联书店，1957），第二册，页10。
＇33＇＇Wen Pin Wei＇，“Editorials：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3（January 1914），pp。173176。
＇34＇“Dr。Goodnow on the Draft Constitutio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3（January 10，1914），pp。181182。
＇35＇＇Wen Pin Wei＇，“Editorials：The Political Outlook，”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8（June 10，1914），p。569。
＇36＇《胡适日记全集》，1：187。
＇37＇“Approval of Republic Expressed by Chinese，”Cornell Daily Sun； XXXII。50，November 21，1911，p。1。
＇38＇“Cornell Chinese Hoist Flag of New Republic，”Cornell Daily Sun； XXXII。154，April 22，1912，p。1。
＇39＇ Suh Hu＇Hu Shi＇，“A Republic for China，”《胡适全集》，35：16。
＇40＇“Assert China Isn’t Really a Republic，”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8，1912，p。4。
＇41＇《胡适日记全集》，1：223。
＇42＇《胡适日记全集》，1：223224。
＇43＇《胡适日记全集》，1：224。
＇44＇ 梅光迪致胡适，＇1916年＇3月14日、3月19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434，437。
＇45＇《胡适日记全集》，2：18。
＇46＇《胡适日记全集》，2：47。
＇47＇ Hu Shi to Clifford Williams； February 14，1915，《胡适全集》，40：5253。
＇48＇《胡适日记全集》，2：440。
洪宪帝制
胡适很早就体会到中国的问题必须从根作起，所谓“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他在1914年11月2日给韦莲司的第一封信里，就自称为一个激进主义者。他解释说他所谓的“激进”，完全是就其英文字根的原意而言的：“我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心向往之。我所谓的‘激进主义者’的意思，是指一个探本溯源的人；这是‘激进’的字根的本意。”＇1＇韦莲司在1915年2月给胡适的一封信里，虽然并不完全排斥革命的必要，但强调那欲速其成的革命必须与百年树人的教育双管齐下，方能奏功。＇2＇年12月11日，中国的参政院受“国民代表大会”的“托付”，上书推戴袁世凯为皇帝。当天晚上，胡适在纽约看到这则外电报道。第二天，他给韦莲司的信上加了下述这一段按语：“周六晚从中国来的消息，让我如释重负。这一段时间来的种种虚伪、权谋让我恶心至极，这个令人作呕但终于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推戴书一出来，反而使我平静了下来。”＇3＇
袁世凯在12月12日接受拥戴。25日，蔡锷等在云南通电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1916年是洪宪元年。当时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韦莲司也住在纽约。他们在1月11日见了面，可能讨论到了护国军的讨袁行动。胡适回宿舍以后，写了一封信给韦莲司，解释了他对革命的看法：
我恐怕我今天对妳说的话，会让妳误以为我希望现在就有一个革命来推翻现政府。我的确是同情革命党，但并不赞成此时此刻去革命。我现在的立场是：要政治清明（decency）、上轨道（effciency）没有捷径可走。但这并不表示帝制是其必经的阶段，而不过是说没有一些必备的先决条件，就不可能有上轨道的政治。那些认为中国必须用帝制来巩固求强的人，跟那些认为共和制度可以创造奇迹的人，同样愚不可及。没有我所说的“先决条件”，帝制也好、共和也好，都救不了中国。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先前对妳说过的，去为培养这些先决条件“造新因”。＇4＇
胡适对韦莲司说的这段话的主旨，后来出现在他在该月底写给国内好友许怡荪的信里：
……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虑。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至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庶几犹有虽亡而终存之一日耳。
……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5＇
尽管胡适对韦莲司说他并不赞成此时此刻革命，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对他来说纯粹是一个反动。他在给上引韦莲司的那封信里说：“我谴责我那些帝制运动的朋友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这个反动的政府，等同于他们所爱的国家，等同于我们大家共同所希冀的‘清明的、上轨道的政府’。”蔡锷的护国军起事以后，胡适很可能觉得这个革命行动是一个必要之恶，而表示支持。我们很幸运地有一封他写给韦莲司父亲的信。他在这封信里，表明了他私心祝福讨袁的成功。同时，这也是他在留美时期对革命以及根本救国之道解释得最痛快淋漓的一封信：
我要特别感谢您关心我国前途所说的一些鼓励的话。当失败摆在眼前的时候，我一定会好好地记住您所说的这些充满智慧的话：“旧的事物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就烟消雾散，固有的政治制度也只能一步一步地去改良，很少能立时翻新的，即使用革命的手段也是如此。”这点我一直就相信，现在也还是相信。我不谴责革命，因为我相信革命也是进化里必要的过程。死亡与凋谢，跟新生与成长，同样是有机的演进里必要的过程。
然而，我并不赞成时机未成熟的革命，因为那种革命通常是一种浪费，是无益的。中国有一句俗谚：“瓜熟蒂落。”瓜还没熟就去摘，伤到的是瓜。基于这个理由，我并不看重目前的种种＇讨袁的＇革命行动，虽然我同情这些革命者。我个人宁愿从事的，是“从下往上”的建设工作。我相信要政治清明、上轨道，没有捷径可走。帝制运动者所想要的，并不是清明、上轨道的政治；革命者要清明、上轨道的政治，但他们想用革命走捷径。我私心希望他们成功，但我私下质疑他们的智慧。我个人目前对中国现状的态度是：“会发生的就是会发生。让我们为未来的世代打好基础。让我们去教育民众。”这就是我所说的“从下往上”的建设之法。这自然是一个迂缓的作法，而人们是没有耐性的！然而，我认为不管是革命也好，自然演进也好，这迂缓的过程都是必要的。＇6＇
胡适是一个中英文都辩才无碍的人。他既然心向共和，反对袁世凯，就自然不会放弃任何机会宣陈他的立场和看法。胡适在1914学年度担任《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国内新闻》（Home News）栏的编辑。他很技巧地利用其编辑的职权，在该年10月号的《国内新闻》栏里很含蓄但又一语中的地指出：“任何细读了新约法的人，都会讶异为什么找不到总统选举法以及总统任期的规定。”＇7＇接着，他又打铁趁热，在11月号的《国内新闻》栏里撰写短文，暗指民主的程序不保。他说有关选举法和总统任期的规定，修法机构互相推诿。参政院把它推给约法会议，而约法会议开了两个多月的会，还是没有头绪。＇8＇等到1915年2月号出版的时候，木已成舟，他只须照本宣科就可以揭发那“司马昭之心”了：总统由“总统选举会”产生、任期十年、可以连任或者可以因政情的需要而无限期续任。＇9＇
古德诺在1913年接受袁世凯礼聘为法律顾问的时候，“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把他捧上了天。古德诺重视行政权，正符合“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行政权至上的立场。对袁世凯来说，有个美国名校校长、行政法权威从理论上加持，无异于如虎添翼。一直要到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搬上舞台，“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才开始转而采取批判的立场。然而，即使如此，1916年1月号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仍然刊载了拥护帝制的文章。其中，两位拥护帝制者后来都成为“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张福运，他是1916学年度“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1917学年度“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1923年还当过交通大学校长；另一位是维斯康辛大学的黄凤华，1918学年度“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只有胡适自始至终，一贯地反对袁世凯以及他的帝制运动。他在1915年11月号《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发表的《中国反动势力的哲学家》（A Philosopher of Chinese Reactionism），很可能就是他在《留学日记》里所说的《古德诺与中国的反动势力》（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他把这篇文章投给美国当时最有名的进步期刊《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周刊，但他自己知道被刊出的希望不大，所以他在日记里说：“不知能否注销否？”＇10＇结果，《新共和》果然没有采用，于是胡适在稍改篇名以后，转投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这是一篇论辩精彩的宏文。胡适说，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是否得到古德诺的支持或背书，根本就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胡适对古德诺所作的一连串的指控，像连珠炮一样，各个击中要害：
古德诺俨然已经成为这个中国反动势力的代言人。如果他要怪任何人，笔者认为他只能怪自己。因为他——以及世界上其他几个宪法的权威——就是利用其权威地位，为这个中国的反动运动提供了政治哲学的人；因为他就是为虎作伥撕毁民国的第一部宪法，把他个人的观点写进现行宪法、以致于缔造成这般政府的人；因为他就是教导中国“政府的改组要重权力而轻自由、要重服从而轻民权、要重效率而轻民主”的人。
胡适对古德诺的批判，一针见血。他说古德诺有两个偏见。他的第一个偏见就是行政部门至上。其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国总统的权力比俄国的沙皇或德国的凯撒都要大得多。古德诺的偏见，反映了当代美国对十八世纪美国建国初期所订定的三权分立的制衡原则过当的反动。他的补救之道适合美国，用到中国，适足以为虎作伥；古德诺预言“权力一旦凝聚，自由就会滋生”，用到中国，就是滥权；古德诺说“巩固中央的权力，目的在防止国家的分崩离析”，用到中国，效果则刚好相反。他完全不了解中国要团结只有靠共和。这个反动势力的结果，造成的正好是中国的分崩离析，因为它违背了中国有志之士的理想和希冀。
古德诺的第二个偏见，是“历史观点”（historical point of view）的误用。他说当代中国的政治情况类似于近代以前的英国，因此近代以前的英国制度，就适用于当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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