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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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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而即令祖国这次不幸而覆亡，我们也要让它从死里复活！”＇39＇
留美学生对胡适这封《告留美同学书》的激烈反应，是不言而喻的。根据他在日记里所作的综述，《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总编辑邝煦坤，批评胡适“木石心肠，不爱国”。《战报》的主笔谌立则讥讽胡适在日本东亚大帝国成立后，可以等着封侯。还有一封托任鸿隽转交的信，由于文字说得太不堪，还被任鸿隽给撕了。＇40＇胡适把他的《告留美同学书》寄给韦莲司，请她批评。韦莲司在回信里，说她觉得那封信确实是该写的，特别是有关学生的责任那一段话，确实说得鞭辟入里。但是，她也认为纵然一般留学生的态度不够明智，其所反映的却是股很宝贵的动力，因为它展现出来的是元气、生命力以及团结的倾向，这些征兆都很让人感到振奋。她建议胡适应该因势利导去引领这股动力，而不是去浇它的冷水。不要只是告诉留学生要冷静；她说，当那澎湃之气被激起的时候，我们只有透过行动——高标的的行动——才可能健全地进入冷静的境界；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一般人是听不进冷静这句话的。她觉得胡适提倡“恪尽己责”是一个积极的方案，但应该发挥得更透彻，才可以把它用来引导留学生心中被激起的能量。＇41＇
胡适回信谢谢韦莲司，说她的信字字珠玑。冷静确实是只有透过行动才能进入的境界；他回想起来，连他自己在写那封公开信的时候，都不够冷静呢！胡适承认他只顾要求大家冷静，却完全没有去表扬这种群情愤慨所反映出来的正面精神。他说他会按照韦莲司的建议，去写第二封公开信。＇42＇根据胡适的说法，《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会在5月号发表他的第二封公开信。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封信并没有被刊出。我们根据他寄给韦莲司的副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把韦莲司的建议都写进去了。这第二封没有被发表的公开信标题为：《何谓爱国理性？——再致留美同学》（What Is Patriotic Sanity？：Second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胡适开宗明义，强调批评他的人完全误解了他的立场，那就是：恪尽己责，以振兴邦国，即使我们必须让它从死里复生。他解释自己跟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所激起的民气，是坦荡（noble）、健康的，但必须运用智慧，把这股民气导向有用、具有建设性的方向。总而言之，胡适呼吁大家不要徒然涕泗横流，而应该化悲愤为力量，个个期许做为中国的费希特（Fichte）、马志尼（Mazzini）、加富尔（Cavour）、格拉司东（Gladstone）、珍·亚当丝（Jane Addams）、布克·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或爱迪生（Thomas Edison）。＇43＇
胡适抱持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巅峰是在1915年的夏天，也就是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之前的暑假。讽刺的是，他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巅峰，也正是他再次转向的开始。这一切，都发生在该年6月在旖色佳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关系讨论会”（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胡适在《留学日记》里作了很详尽的记录。这个会议是由“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和“世界和平基金会”（World Peace Foundation）共同召开的。会期从6月15日到30日。我们很幸运地，除了胡适在《留学日记》里的记载以外，还有“世界和平基金会”出版的会议记录：《国际关系讨论会记录》（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44＇两相比较，就凸显出胡适之所重与所轻。对我们所要作的分析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胡适所着重的，而是他略过不提的。
图13 1915年摄于旖色佳。照片背面有胡适题记：“Suh Hu at Ithaca 1915。”（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胡适在日记里说，这个会议所集结的是各大学“国际关系讨论会”（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的成员，同时也是用来训练这些未来的世界和平运动的领袖。他列出了会中一些著名的和平运动的领袖：如安吉尔、讷司密斯、墨茨、洛克纳、麦克东纳（James McDonald）。他形容这些人：“皆今日此邦和平主义之巨子也。”胡适此处的“此邦”之说是概而言之，他当然知道安吉尔是英国人。这个会议固然如胡适所说，是由和平主义者主办的，目的也是训练未来的和平运动的领袖。＇45＇但是，胡适这则日记可能误导读者的，是他漏掉了大会特意邀请来的非和平主义者，目的在激荡与会学生的脑力，以便训练他们成为未来的和平运动的领袖。讷司密斯在为《国际关系讨论会纪录》写的《前言》里说：
这个会议的中心思想是：要解决战争的问题，最急需的是要有一个开通的（enlightened）舆论；而未来舆论的主导者，必须在大学生里去找。秉持着这个目标，本会议的规划是约集来自二十所大学的代表，在专家的领导下，就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原则从事密集的训练。在会议期间，我们坚守最自由的讨论。某些议题，比如说有关军备，我们特意请来了力主急剧增强军备的极端的强硬派，目的在给予与会代表机会去面对最严峻的思想修行（discipline）。＇46＇
胡适在日记里描述了与会的学生代表。他说：
赴讨论会之会员，皆自此邦各大学之“国际政策研究会”选送而来，其人皆英年，留意时事。吾每谓此邦学子不晓事，其所经意，独竞球之胜负，运动会之输赢而已耳；此次赴会诸人，皆足代表各校之第一流学子，他日政治界之领袖也。此次会员七十人，其中为ΦВК＇Phi Beta Kappa，“费·倍塔·卡帕荣誉学生会”，胡适也是会员＇会员者乃居半数，即此一端，可见其人皆经一番淘汰选择而来者也……会员中乃有持“不争主义”者二十余人……
会议在6月15日晚开欢迎会。胡适致欢迎词，安吉尔作主题演讲。16日开始会议的议程。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大会的议题：
国际法大纲（子题有四：国际法之成效、国际法之执行、海上战时公法、国际法院）；心理与战争；黄祸之真否；强权之哲学；海牙平和会；民权与兵祸；美国国防；耶稣教旨能否实行于国际政策；维持和平协会；战争与商务；门罗主义；兵力与万国公法；国际绝交与万国公法；殖民政策；国际债负；海之中立；美国国防；赔款。
胡适在这一长列的议题里所漏列的，最明显的有两项。第一项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发表社会主义观点的是倭令（William Walling）。倭令说，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金融已经国际化了，特别是英国与法国。他说欧战的结果虽然还不明朗，但德国如果战败，其原因是德国的金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不够国际化。由于英法金融国际化的程度超过德国，它们有能力在向美国买军火的时候，比德国出更好的价码。德国如果战败，就是败在军火的不济。倭令说现代战争是军火的战争，换句话说，就是技术的战争。这个技术的战争的背后就是金融。因此，所有从政治的角度着眼的和平主义都注定会失败。这是因为他们只看到表面，而看不见背后的经济力量。所有和平主义的努力都注定会失败，如果它不了解政治和平之道，就像经济一样，必须先走上国际化的道路。他说：“不国际化的民主，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任何一个把本国的需求放在别的国家之上的，都不配称自己为一个民主国家。”＇47＇
胡适在留美时期就不喜欢社会主义。我在上文引了一段胡适对安吉尔的描述。他起初以为安吉尔是一个唯物论者。一直到1915年6月开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才发现他虽然着眼于经济的因素，但他的根本主张跟社会主义大相径庭。有趣的是，倭令在他的演说里，说虽然安吉尔对战争所作的经济分析跟社会主义者的分析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但安吉尔是“布尔乔亚的和平主义者”。
如果胡适在日记里漏列了倭令，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完全没有兴趣，甚至可以说是敌视；那是意识形态作祟。他在“民权与兵祸”这个议题下只列了康乃尔政治学教授山姆·奥兹（Samuel Orth）。他不但略掉了倭令，也略掉了安吉尔反驳说欧战是资本家的阴谋的演说，还略掉了海斯（Alfred Hayes）教授关于欧战与社会问题的演说。
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所漏列的第二项，不是议题，而是一个与会演讲来宾。漏列的原因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而可能是下意识地，想把他个人盛气所得的报应，从记忆里剪除。这个盛气跟他的脾气中有人所不知的“冲”的成份多少有点关系，但主要还是跟他当时所服膺的绝对不抵抗主义有关。只是，那绝对不抵抗主义的盛气让他在会场上“逾了矩”。胡适漏列的与会来宾，就是他在会上得罪了的哈德逊·马克辛爵士（Sir Hudson Maxim，18531927）。马克辛是美国人，后来得到英国的爵士头衔。马克辛机关枪是他的哥哥海荣·马克辛（Sir Hiram Maxim，18401916）爵士发明的。哈德逊·马克辛也是一个军火发明家。1912年，他在一个实验中，因为雷汞爆炸，失去了左手。马克辛在1915年出版了一本书：《不设防的美国》（Defenseless America）。顾名思义，马克辛的主旨是美国必须增加军备以免为敌所乘。
马克辛在“国际关系讨论会”上的第一个演说的题目就是《不设防的美国》。他一开口就跟和平主义者挑衅。他说他把一万本《不设防的美国》，免费赠送给1915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目的无它，就是要激怒和平主义者。他这篇演说，几乎没有任何立论，只是一个又一个故事、笑话或无稽之谈。就举几个例子：
我在我的书里说，速射炮是人类史上最救人命（lifesaving）的大发明。这句话是真的。随着武器的射程和杀伤力的增加，敌对的双方就把他们军队的对峙点拉得更远、分散得越广、向地下挖战壕。在古代就不一样了。当人们用刀、矛、战斧来对打的时候，他们就像饿狼一样扑向对手。＇48＇
又：
今天在战场上受伤而死的人数要比从前少。这是因为伤兵马上就可以得到现代医学的照料。今天的士兵可以被打得满身是弹痕，却伤得一点都不严重。许多从战壕被送到医院里去的年轻人，得到的是能治百病的贴心的照应。等他回到战壕里去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照顾他的护士那温婉焦灼的眼神。他如果又需要被送回医院里去的话，其实是不怎么在乎的。
再：
高效炸药的性能太不为人了解了。当一颗炸弹在地上或任何坚固有抗力的物体上爆炸的时候，那白热的瓦斯是以一种倒圆锥形的方式反弹出去的。所以，在水平线上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亦即：没有什么杀伤力＇。
等马克辛的第一场演讲结束，开始发问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立论，还是只有故事、笑话和无稽之谈，甚至用吓唬的伎俩来说明备战的必要。他说：
你们一定听说了＇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那些将来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在座的一些年轻人，将会有机会因为抗拒外敌欺凌你们的妻子或甜心，而被杀死。我说的是实话。这些事情就会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的家园将会被侵犯，我们的妻女将会在我们的眼前被蹂躏。那是一种更上一层楼的酷刑，敌人会强迫我们再不情愿也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淫行。
当一个与会代表说人类是越来越趋向合作，我们应该避免战争的时候，他反问道：“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来告诉我有哪一个战争的结果没有带来好处？”他说欧战不是因为备战而发生的。他说事实刚好相反。在开战以后，德国才发现它低估了三倍其所需的军备；协约国方面则短少了十倍。换句话说，欧战的起因是军备不够。他说如果英国能投下五十亿金元的国防经费，德国胆敢开战吗？安吉尔反诘说，德国就是有四倍大的海军，和平还是无望的。马克辛于是又反诘：
我几分钟前才问你们能不能举出任何一个大战，其结果没有带来好处。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内战打得好，它让黑奴获得自由。北方也许可以用买的，但并没有这样做。独立战争是不是一件好事？其结果当然是好的。回顾历史，你会发现很多战争都带来了好处。我并不是在为战争辩护。战争有两种，一种是好的，另一种是不好的。老战神有双重人格。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是不好的；反侵略、反掠夺的战争，这也就是说，自卫的战争是好的。
马克辛的嬉皮笑脸显然是故意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激怒听众里的和平主义者。讷司密斯虽然说大会特意请来一些极端的强硬派，目的是让学生有机会去面对最严峻的思想修行。但是，说比做容易。可以想见的，听众真的让马克辛给激怒了。连安吉尔都忍不住了，好几次诘问马克辛：“你到底支持的是什么？是战争还是和平？”结果，最忍不住冲动的是胡适。他站起来发言：
我的印象是：这整个晚上，我们的演讲者在演讲里一个立论也没有。而我是非常认真地在听着。既然演讲者没有任何值得去反驳的论点，既然他保证他明天上午的演讲会给我们一些事实，而不只是笑话和俏皮话，我提议现在就散会。
胡适的动议，得到附议。但表决的结果没有通过。接着，有人提议向马克辛致歉。这个动议得到附议，表决的结果通过。这个在会场上由胡适惹出来的风波，虽然在会场上以致歉的方式平息了，没想到却居然继续延烧到《纽约时报》上。马克辛投书到《纽约时报》，抗议报纸的报道歪曲了他的意思。他说他并没有说战争是好的，而是说战争有好的跟不好的。他接着在这封读者投书里批评大会对他是不怀好意的。他说：“大会给了我五十分钟演讲的时间，但却故意安排一个钟头的时间给闹场子的人（hecklers）问问题。他们以为这就可以给我难堪。他们低估了我，因为我一向就喜欢跟找渣子的和平主义者抬杠。”在这封信的尾端，他没指名，但说的就是胡适引起的风波：
有一个过激的和平主义的支那人也说了一些鲁莽的话……有理性的听众于是提议向我道歉。过激的和平主义者试图用提议散会的方式来打断会议。他们输了，因此就投票表决是否要道歉。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听众起立喝彩表示赞成。过激的和平主义者愤怒地站起来准备离席。然而，因为他们跟那些起立赞成向我道歉的人刚好都是站着，于是向我道歉的动议，就等于得到了听众全体一致的赞成。这以后会议又进行了半个钟头。会后，那个犯了错的支那人过来向我道歉。＇49＇
马克辛的读者投书引来了葛内特（Lewis Gannett）的反驳。葛内特就是当晚提议道歉的人。他是胡适的好朋友，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后来是《国家》（The Nation）杂志的记者，北伐时去过中国采访。葛内特的读者投书主要在指出马克辛颠倒黑白。马克辛辩白说他没说过战争都是好的。葛内特说：就话论话，马克辛是没那么说；但是，他是要听众举个例子来证明世界上有不曾带来好处的战争。结果，当听众举出了克里米亚战争、巴尔干战争的时候，他就马上转移了话题。至于马克辛所描述的过激和平主义者行为的问题，葛内特说他根本就把提议散会跟提议道歉的顺序弄颠倒了：
马克辛先生说过激的和平主义者试图阻止道歉的动议通过，用提议散会来打断会议。投票赞成散会的是我，但提议道歉的也是我。我了解提这些动议时的气氛如何。道歉的动议是在散会的动议之后，不是在前。我觉得有些年轻人在表达他们真诚的意见——那些意见我完全赞同——的时候，他们对马克辛的银发有点不敬，而马克辛先生当时也激动异常。在那种气氛之下，继续讨论是徒劳无益的。致谦的动议是在那种气氛下提出而且通过的。
听众里有三分之二不能苟同马克辛先生的想法，几乎百分之百对演讲者抱有敌意，那是我生平仅见的一次。他演讲后的讨论就是最好的证明。没有一个人支持马克辛先生；但三分之二以上的听众都能一哂马克辛先生的机智、反唇相讥以及他那些引人发噱的牛头不对马嘴的故事。马克辛先生没办法立论，但他知道怎么说故事。众所周知，马克辛先生主张立时大幅度地增加我们的海陆军，来作为一种“和平的保险”。当他歌颂战争到一半，被人打断，问：“你到底是赞成和平还是为战争？”马克辛先生的回答是：“让我告诉你一只小母鸡的故事。”＇50＇
这是1915年6月间的故事。胡适从这次的风波中学到了教训。怪不得他会在1916年4月，也就是我们在下文会提到的他写给韦莲司的信里说：“我也一样觉得，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是愚蠢的做法。”然而，即使胡适在这个事件上学到了教训，这跟他在会后对马克辛道歉是两码子事。他的道歉显然只是礼貌上作个样子而已，完全没有实质上的意义。马克辛会后四处在报上投书，包括给旖色佳地方报写了两封，胡适的反应是除了不屑，还是不屑。他把那两封马克辛的信剪下来，附在1915年7月15日写给葛内特的信里。他说：“对这种垃圾、鸡毛蒜皮事儿，我是不会再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了。”＇51＇
事实上，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是胡适政治思想再一次的转捩点。一直到开这个会议的时候，胡适还是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这也是他在马克辛那场演说的发问时段闹出风波的理由。不只如此，胡适在会场上的几次发言以及他后来作的一次演说，都在在说明了他当时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绝对不抵抗主义者。比如说，出版家帕特南（Gee Putnam）代表主张备战的“国家安全联盟”出席该会。他在演说中表示，“国家安全联盟”主张成立一个国际的联盟组织，由一个国际的最高法庭来仲裁国际纠纷。然而，不像当时已成立的海牙国际法院，这个国际的最高法院将有一个国际警卫队——陆海军都有——来作它的后盾。每个会员国都必须根据其人口和财富的多寡，按比例分配派兵参加这个国际警卫队。这个国际仲裁的观念，包括以国际的警卫队作为后盾，都是后来转为国际仲裁主义者的胡适所服膺的。然而，在“国际关系讨论会”期间，胡适还是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所以，帕特南演说提到国际仲裁这一点，胡适完全听而不见。在发问时段里，胡适出语尖锐，他所着眼的仍然是“以暴制暴，暴何能已”的立论：
帕特南少校＇帕特南参加过美国内战，大家都叫他少校＇一直在回避安吉尔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如果美国有一个更强大的海军，就可以保障“露西塔尼亚号”被击沉的事件不会发生。
什么叫做充足的国防？除了美国以外，每个列强都在觊觎中国；它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国防应如何呢？有一个跟日本一样强的陆军和海军？或者跟德国一样强？或者跟所有的加起来一样强，因为日本是英、法、俄的同盟国？假设中国决定要有充足的国防，要多强大才足以确保公道与正义？＇52＇
无论是从语言或立论来看，胡适这个发问完全是他1914年12月12日“充足的国防”那则日记所演绎出来的立场的延续。更有意味的是，胡适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提到侯尔特所倡导组织的“强制维持和平联盟”。侯尔特后来成为胡适的朋友，然而胡适在记1915年6月开的“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日记里，完全没提到侯尔特的名字。事实上，“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成立的时间是6月17日，也就是“国际关系讨论会”召开之际。侯尔特在“国际关系讨论会”上的演说，没有会议记录。“国际关系讨论会”的会议记录出版的时候，用的是侯尔特在另一个会议所作的演说。两者据说内容雷同。胡适在《口述自传》里所列出来的“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三个主张，特别是第三条：经济和军事的制裁，都印在这篇文章的附注里。由于胡适当时对“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没有兴趣，所以他在日记里只记录了它的成立及其主旨，没有任何评论：“此邦名士如前总统塔虎脱＇塔伏特＇氏等，召一讨论会于费城之独立厅，决议建一维持和平协会，其大旨以列国组织协会以维持世界之和平。悖盟者各国协力惩之。”＇53＇我们可以说，从胡适用“充足的国防”
那一则日记的立论来诘问帕特南少校的话来看，他当时还是反对“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用武力、“以暴制暴”来维持和平。
胡适自己在会议最后一晚的演说，是他最后一篇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宣言。胡适演说的题目，他在《留学日记》里翻成：《伦理与国际政策之关系》，原文是：《强权就是公理吗？国际关系与伦理》（Does Might Make Righ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thics）。胡适只翻译他演说的副标题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在演说里，开宗明义，说他想说的主旨就在副标题。胡适这篇演说的主旨有二：第一，舆论是最好的制裁工具。这是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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