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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鬃拥娜烁裉匦裕�来说明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以及他为什么与其他改革家不同。＇11＇在胡适演讲的次日，《康乃尔太阳日报》又有一篇报道摘述胡适演讲的内容。该报道说：胡适在“孔教”的演讲里说孔子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老师、政治家，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说孔子生在乱世。那个乱世，他说用孟子在《滕文公下》篇的话来形容，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认为他的使命就在救世新民。终其一生，胡适说孔子不改其救世新民的初衷。他周游的列国，凡七十之多。其目的在于寻找机会把他的学说付诸实际以裨益人类。胡适说孔子的执著，引来那些保持着出世哲学的人的嘲讽、嗟叹与讪笑。胡适说有一个隐者说得最好，他形容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胡适说孔子常说天下无道。他的志向是要让这个无道
的世界回到有道。胡适说孔子的时代是儒家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是人间乐土（Heaven　on　Earth），是人间天堂（Paradise　of　Man）。＇12＇这篇报道的最后这几句话有点不知所云，即使胡适确实说了这几个句子，也可能是让记者给断章取义了。重点是胡适在这篇演讲里的主旨。从胡适说孔子是一个改革家这个论点来看，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对他的影响是呼之欲出。
胡适演讲“道教”是在11月20日。可惜《康乃尔太阳日报》只有当天演讲之前的报道，而没有演讲过后的摘述。根据这篇预告，胡适这个演讲分成两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里，胡适会描述老子的生平，说明老子返璞归真的道理，然后再详细地分析他无为、柔弱胜刚强的理论。在演讲的第二个部分，胡适将会讨论道教作为宗教的发展。胡适说道教其实只是后来的人把老子学说穿凿附会地拿来利用。他会在演讲里描述道教每况愈下，以至于沦落到当代荒谬不堪的境地。＇13＇
胡适对孔教的问题显然是用了心神去作思索的。他演讲孔教是在1913年11月13日。到了1914年1月23日，他仍然被这个问题困扰着，还是没找到立论的基点。他在当天的《留学日记》里说：
今人多言宗教问题，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近来余颇以此事萦心。昨覆许怡荪书，设问题若干，亦不能自行解决也，录之供后日研思：
一、立国究须宗教否？
二、中国究须宗教否？
三、如须有宗教，则以何教为宜？
1。孔教耶？2。佛教耶？3。耶教耶？
四、如复兴孔教，究竟何者是孔教？
1。孔教之经典是何书？
（1）《诗》；（2）《书》；（3）《易》；（4）《春秋》；
（5）《礼记》；（6）《论语》；（7）《孟子》；（8）《大学》；
（9）《中庸》；（10）《周礼》；（11）《仪礼》；（12）《孝经》
2。孔教二字所包何物？
（1）专指《五经》、《四书》之精义耶？（2）《三礼》耶？
（3）古代之宗教耶（祭祀）？（4）并及宋明理学耶？
（5）并及二千五百年来之历史习惯耶？
五、今日所谓复兴孔教者，将为二千五百年来之孔教欤？抑为革新之孔教欤？
六、苟欲革新孔教，其道何由？
1。学说之革新耶？2。礼制之革新耶？3。并二者为一耶？
4。何以改之？从何入手？以何者为根据？
七、吾国古代之学说，如管子、墨子、荀子，独不可与孔、孟并尊耶？八、如不当有宗教，则将何以易之？
1。伦理学说耶？东方之学说耶？西方之学说耶？
2。法律政治耶？＇14＇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这封存录在日记里的信，都是他所设的问题，而没有解答。换句话说，胡适在这个时候仍然在挣扎着。立国须不须要有宗教？中国须不须要有国教？这个国教应该是哪一个宗教：孔教、佛教，还是耶教？如果是孔教，则孔教指的又是什么？如果孔教须要革新和复兴，则革新、复兴之道为何？为什么只独尊孔孟？其他先秦诸子呢？相反地，如果立国不应当有宗教，则该取代的又是什么呢？这则日记重要的地方，就在告诉我们至迟到1914年年初，胡适对所有这些问题，包括孔教的问题，仍然没有定论。
然而，胡适在此处为孔教的问题“萦心”，并不像邵建所想象的，是因为胡适不懂美国政教分离的立国精神。邵建说胡适提出国教的问题“叫人出冷汗”。胡适会提出国教的问题，他认为是“表明胡适至少不熟悉美国的立国宪法，尤其是它的宪法修正案”，所以他替胡适下了一个盖棺的论定：“胡
适虽然浸泡在以自由为标志的北美文化中，但这并不等于胡适就吃透了自由。”＇15＇事实上，美国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是一个常识，这个道理在美国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胡适对美国开国的历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对美国从邦联到联邦的发展历程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就举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所记的两个例子来作说明，他在1915年2月27日致《新共和》杂志主编的信里征引了费思科（John　Fiske）的《美国历史的转捩点》（The　Critical　Period　ofAmerican　History，17831789）。＇16＇这本书处理的重点就是美国立国的关键期，以及美国宪法制定的经过。胡适在1916年2月29日的日记：《美国初期的政府的基础》里引了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史学教授毕尔德（Charles　Beard）论开国元老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一段话。那段话的出处是毕尔德所著的《杰佛逊派民主的经济基础》（Economic　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17＇杰佛逊就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的汤姆斯·杰佛逊。而所谓的“杰佛逊派的民主”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政教分离。
邵建以胡适的日记来读胡适，是一个非常具有慧眼的方法。可惜他往往忽略了胡适在日记里有意为日后替他立传者植入的一些关键的资料。邵建以为胡适不了解美国立国政教分离这个常识，他完全忘却了胡适不但是一个以觇国者自诩的人，而且是一个会投身浸淫于当地的政治、社会、文化，暂把他乡作吾乡以求深入了解的人。就像他在1916年11月9日的《留学日记》里所说的：
余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与闻之。不独与闻之也，又将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附于吾所以为近是之一派，与之同其得失喜惧……若不自认为此社会之一分子，决不能知其中人士之观察点，即有所见及，终是皮毛耳。若自认为其中之一人，以其人之事业利害，认为吾之事业利害，则观察之点既同，观察之结果自更亲切矣。且此种阅历，可养成一种留心公益事业之习惯，今人身居一地，乃视其地之利害得失若不相关，则其人他日回国，岂遽尔便能热心于其一乡一邑之利害得失乎？＇18＇
我们把胡适对孔教“萦心”、反复深思的审慎态度，跟当时在中国请愿立孔教作为国教的运动相对比，就更有意味了。1913年8月15日，“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向参议院和众议院请愿，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他们在《孔教会请愿书》中说：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由来也”。对于宗教自由跟国教的订立，他们认为两者可以并行不悖：“信教自由者，消极政策也；特立国教者，积极政策也。二者并行不悖，相资为用……适当新定宪法之时，则不得不明著条文，定孔教为国教，然后世道人心方有所维系，政治法律方有可施行。”＇19＇
有趣的是，当“宪法起草委员会”在1913年10月13日审议时，这三个赞成孔教运动的提案都没有得到法定三分之二的赞成票。“立孔教为国教的议案”，在出席者四十人当中，只有八人赞成；“中华民国以孔教为人伦风化之大本”，赞成者十五人；“中华民国以孔教为人伦风化之大本，但其它宗教不害公安，人民得自由信仰”，赞成者十一人。一直要到10月28日，《天坛宪草》已二读通过，汪荣宝提出在十九条第一项之后加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伦理之大本”，又引起争议，最后修正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有三十一人赞成，获得通过。＇20＇从这三个提案的表决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争议的关键在于孔教究竟是不是宗教，以及中国是否应该在宪法里订立国教。
同样的争议，也出现在中国留美学生之间。“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出版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官方立场是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3学年度主编魏文彬在11月号的《社论》里，以美国宪法政教分离的规定为例，说定孔教为国教的运动是一个“反动的运动，违反了我国新共和政体的自由精神”。＇21＇魏文彬在1914年1月号的《社论》里再度声明：“因为我们不愿意见到我们的民国把宗教变成政治的问题，我们一向就反对任何形式的国教。我们认为孔教运动的领袖可以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地方不在于把孔教变成国教，因为那样不好；而是在于用孔教来对儒家注以新生命，赋予它生气，这对国家、对儒家本身都会有好处。”＇22＇徐承宗在1913年12月号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他所负责编辑的《时事短评》栏里揶揄陈焕章。他说：“儒家究竟是伦理、习俗、道德、还是宗教？诸多博士都还在争辩着。但陈焕章博士要你相信儒家是一个宗教。”徐承宗认为儒家要把自己现代化都已经自顾不暇了，遑论其他：“光是重写《礼记》或是把儒家作品里多妻的记录给剔除掉，本身就是一大工程。”他嗤笑陈焕章一方面要定国教，另一方面又侈言宗教自由：“‘确立国教，但准许人民信教自由’这个矛盾，谁也骗不了。”＇23＇
《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3学年度负责《文艺栏》的副主编是哈佛大学的张福运，他后来担任1916学年度“美东联合会”的会长、1917学年度“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张福运也特别写了一篇《儒家与国教》（Confucianism　and　State　Religion）的文章，反对立孔教作为国教。他说他了解忧时之士希望透过宗教，来力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的狂澜。同时，他也了解儒家面临空前的挑战，但把孔教作为国教并不是解决之道。首先，他认为儒家不是宗教，而完全是一个理性的思想系统。其次，他担心把孔教定为国教在政治上的后遗症。他说外蒙古都已经利用辛亥革命而独立了。万一把孔教定为国教，那是否会被西藏、新疆、内蒙古那些不信奉儒家的人找来当借口而宣布独立？因此，张福运认为把孔教定为国教是不智之举。至于儒家的未来，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教育入手。他说可以由政府制定政策，规定儒家经典为全国学校的必修课。＇24＇
当然，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反对孔教作为国教的运动。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邓宗瀛，读了徐承宗揶揄陈焕章的文章以后，就写了一篇长文支持孔教国教运动。他说虽然其他国家的经验说明了一个国家有国教可能会带来弊病，但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以后所产生的“心灵乱象”（mental　chaos）已经到了无法让人忍受的地步。他认为只有靠国教的订立，才可能把人民从这个乱象之中带领出来。他说只有孔教才可能扮演这个国教的角色，因为它自古就是士绅与庶民的宗教。为了表明他不是一个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他还特别征引了西方学者的诠释来作注脚。他说连美国的毕海澜（Harlan　Beach，18541933）都承认“孔子是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两千五百年来心目中的‘素王’”。当然，他也认为孔教须要现代化；须要修正、须要重新诠释；不合当代社会的，应该被淘汰；留下来的，也必须要更新；有不足的地方，还须要从外引进。＇25＇
作为《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副主编的徐承宗当然反驳。邓宗瀛既然挟洋自重，徐承宗也不甘示弱。他征引了《中国评论》（China　Review）＇可能是伦敦出版的传教士的刊物＇里“一个饱学的作者”的说法，说“儒家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宗教。儒家的本质不是伦理，而是一种对传统礼仪酸腐（antiquarian）的执著；不是宗教，而是对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采取一种存疑的否定；鼓励人去祭祀人中的英杰，然后再配合上专制的政治理论。”即使是牛津大学的学术权威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也只是在特定的意义之下称儒家为宗教，这也就是说，儒家是孔圣的学说加上孔子以前的一神教的组合。＇26＇
《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的这些争论引来了胡适的一篇文章，那就是他发表在该杂志1914年5月号上的《中国的孔教运动：其历史与批判》（The　Confucianist　Movement　in　China：An　Historical　Account　and　Criticism）。这篇文章的珍贵，在于它表露了当时的胡适对孔教运动极为正面的看法。胡适在这篇文章里先用“历史的眼光”——注意：胡适这“历史的眼光”的提出，还是在他发现杜威的“史前史时代”——把孔教运动追溯到1880年代的康有为。他说康有为用“变”或进步的眼光，也就是《春秋》《公羊传》“三世”之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礼记》里的“小康”、“大同”的概念去重新诠释儒家。胡适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这些人“不但称孔子为‘素王’，而且说孟子是中国的卢梭。孟子的学说在从前是被用来提倡专制仁政（benevolent　despotism）的诫训（precepts），现在则摇身一变成为人民至上论（Supremacy　of　the　People）。在这种新的诠释之下，孔教就具有了现代和国际的意义”。
胡适说这个孔教运动震动士林，上从内阁大臣，下到举人、秀才，支持者所在多有。他们对政治、社会改革的理想促成了“百日维新”。虽然“戊戌政变”使这个运动顿挫，但儒教学者一直就没有停止用这个新的观点来诠释孔子的学说。最重要的是，中国思想界变化的速率远远超过了政治上的变化。胡适说：
戊戌以后的十五年之间，中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在戊戌年间，谁敢谈君主立宪，谁就会被迫害或斩首。然而，到了这个阶段的尾声，也就是1913年，没有人敢再谈君主立宪了；因为那太保守、太过时了。人们所谈的是妇女参政和＇亨利·乔治的＇土地单一税！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分析造成这个巨变的因素。简言之，思想的革命既然已经进行了那么多年，辛亥的政治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1776年＇的美国革命＇以及1789年＇的法国革命＇所代表的理想彻底地战胜了东方的保守主义。传统的迷信破产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新的道德面貌出现的新迷信。这个新道德是什么呢？那就是：要自由，但不尊重其它人的自由；争平等，但不计个人的才能与贡献；说民主，但实际是暴民的统治！以爱国为名，军人可以我行我素；以自由为口实，而可以作放荡淫纵之行！暗杀已经成为常见的复仇手段！
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胡适说忧时之士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必须力挽狂澜，以免整个社会的沉沦：
上述这些情况使年龄稍长与有心之士感到忧心。他们体会到中国的“全盘”破坏（iconoclasm）之路走过了头。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高远、稳重的道德，就会不保。就是在这种忧国忧时的心态之下，才会出现为中国找一个国教的想法。这个至重至要的问题的解决之道，有两个最为人所接受的做法：一个是孔教的复兴；另一个则是基督教的引介。但基督教有很多问题。在现阶段把基督教拿来作为国教，就意味着另外一个破坏的灾难。因此，复兴孔教的运动逐渐地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以上是胡适对孔教运动的历史叙述。他说西方人对这个孔教运动存在太多先入为主的偏见。他特别拈出两点来作指正。首先，孔教运动不是一个反动的运动，而是一个进步的、具有正面意义的运动：
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很多人把这个运动看成是中国在进步当中的一个倒退的例子。这是一个带有偏见的看法。孔教运动不算退步，就好像袁世凯先生请基督教会为中国祈福不等于进步一样。后者，比诸＇袁世凯＇后来的咨文，也许可以说只是一个外交上的手腕（hypocrisy）而已。然而，目前的孔教运动是由真正进步的人士在领导着。举个例来说，《孔教公会宣言》的作者是严复，他所翻译的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穆勒与史宾塞的书都已成了中国的经典。孔教公会的创始人当中，还有梁启超。他是“戊戌政变”的流亡者之一，他用他极其有力清晰的文笔把西方的观念与理想介绍传播给中国人。我们只须要指出这两个人的名字，就可以很清楚地证明这个运动绝对不是一个退步的运动。其次，孔教运动一点都不会妨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相反地，孔教的复兴将会为基督教在中国作深耕的工作，从而给予基督教一个沃壤，让基督教更适合中国的环境，从而得以在中国扎根：
另外一个误解，是把这个运动视为是对其他宗教，特别是在中国新兴的基督教的威胁。这是无稽之谈。我的信念是：如果基督教要在中国有任何的影响力，它必须要把基督的观念移植到儒家伦理思想的土壤里。因此，孔教的改造与复兴，其实是先在本土的土壤上从事耕犁、施肥的工作，以便准备培植外国的种子。而且，我认为基督教需要有一个对手，至少在中国是如此。在西方，基督教已经有了科学这个劲敌；科学已经强迫基督教修正它的教义与仪式，以适应当代的思潮。在东方，基督教还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对手。我认为改革之后的孔教，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成为基督教的一个有用的模仿对象，可以促使基督教去修正它的一些教义与仪式，让它更适合东方的环境。
当然，在胡适的眼光里，孔教运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才能作到能与基督教抗衡的地位。从胡适对基督教历史的了解，从胡适的宗教情怀以及他对宗教的兴趣来说，这意味着，孔教运动必须经过类似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方才有复兴的可能。胡适说：
这个运动在目前当然是有很多瑕疵的。它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与其说它是一个“改革”运动，不如说它只是孔教“复兴”的运动。那些真正能对新儒教从事诠释的人只占少数，对整个思想体系的全盘改造很难有多大的影响力。其他的人附和这个运动，只不过是因为它高举着孔教的旗帜。真正的“孔教改革”还没有发生。孔教运动者所面临的重要的、攸关其存亡的问题很多，跟那些问题相比，去获得政府承认其为国教其实只是末节。
这些重要的、攸关其存亡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在1914年1月23日的《留学日记》里摘录下来的，他写给许怡荪的信里所设定的问题。唯一的不同，而且也是关键性的不同，在于他这时对国教的问题有了定论。换句话说，孔教的“宗教改革”才是正题，成为国教与否只是末节。所以，他原先在日记里所问的立国是否须要宗教的问题，也就自然地被他剔除了。因此，在《中国的孔教运动：其历史与批判》这篇文章里，胡适所关切的问题，只剩下孔教的性质、定义、内容、复兴之道及其传播的方法：
一、“孔教”指的是什么呢？它只包括儒家的经典吗？还是它也应该包括那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而经常被大家与儒家思想里的宗教成分笼统地混在一起看的中国古代的国教？或者它是否也应该包括宋明的理学？
二、哪些才可以算是孔教真正的经籍呢？我们是接受现有的经典，还是先用现代历史研究与批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方法去整理它们，以便确定哪些是可信的？
三、这新的孔教究竟应该是中国传统意义之下的宗教——这也就是说，“教”，亦即最宽广的教育——还是西方意义的宗教？换句话说，我们是止于重新诠释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还是去改造孔子对“天”以及生死的看法，以便使儒家既是一个超自然、超越现世的灵粮，又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与人伦关系里的向导？
四、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去传播儒家的思想呢？我们应该如何把儒家的思想教育给民众呢？我们如何使儒家的思想适应当代的需要与变迁呢？
胡适说这些问题，每一个都是难题。解决之道也各自不同，有的须要集合学者从事筚路蓝缕、皓首穷经的工作，有的则须要有宗教革命的领袖，绝对不是一蹴可几的，而且也绝对没有近路可走的：
这些问题，例如，用历史研究和批判的方法来研究儒家的经典，就须要好几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的工夫。其他的问题则需要像马丁·路德或乔治·福克斯（Gee　Fox，16241691）＇注：匮克派的创始人＇那种具有宗教的信念与感应（inspiration）的人。但这些都是真实、关键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