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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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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91）＇注：匮克派的创始人＇那种具有宗教的信念与感应（inspiration）的人。但这些都是真实、关键性的问题，是值得每一个中国学生，不管他相信不相信孔教，都必须去仔细严肃地探讨的。否则，不管是用政府的力量去制定祭祀之法也好，或是用宪法或法规的制定也好，或者是在学校里重新读经的方法也好，孔教都永远不可能复兴。因此，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浪费精力去争论孔教是否应该成为国教。大家难道不觉得我们好好地坐下来研究，仔细地去推敲我以上所提出来的问题，要远比去征引理雅各、毕海澜以及《中国评论》里的“饱学的作者”赞成或反对孔教的文章要更有裨益吗？＇27＇
胡适的这段结论有四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就是他后来一再强调的“历史的眼光”。所以他才会说要“用历史研究和批判的方法来研究儒家的经典”。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这篇《中国的孔教运动：其历史与批判》仿佛就是他一生的历史研究的计划书。第二，孔教的问题不在复兴，而是在改革。除了必须要用历史的眼光去作研究以外，孔教须要有像马丁·路德或乔治·福克斯那种具有宗教的信念与感应的领袖来作孔教的“宗教革命”。胡适曾否私心以马丁·路德或乔治·福克斯自任，“以期作圣”？虽然没有答案，但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第三，胡适对孔教运动的看法于焉底定。孔教运动如果要有前途，根本之道就是用科学的、历史的、批判的方法去作研究整理的工作。不只如此，孔教如果要成就为一个真正的宗教，它就必须要经过它自己的“宗教革命”。所有其他的做法都是末节。孔教运动想用宪法定孔教为国教，固然是舍本逐末。哈佛大学的留学生张福运在《儒家与国教》里主张在学校里读经的方法，胡适同样认为是末节。当然，胡适抨击得最为严厉的还是袁世凯。他说“用政府的力量去制定祭祀之法”指的就是他在1914年2月4日的日记里所说的：“报载‘政治会议’通过大总统郊天祀孔法案。此种政策，可谓舍本逐末，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耳。”＇28＇
胡适在1914年11月16日的日记里批判《袁氏尊孔令》。邵建批评胡适，说他打蛇无方，不知直击其“七寸”之所在。他批评胡适“视而不见”《袁氏尊孔令》的“七寸”就在于袁世凯想借用宗教的力量来扩张他的权力。邵建认为胡适的“不察”，证明了他“当时的眼力”不够。＇29＇其实，所谓的袁世凯的这个“七寸”，何止是“舆薪”！根本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用胡适在另外一则日记里的话来形容，是：“不打自招之供状，不须驳也。”如果明察秋毫如胡适者，会看不出这个“七寸”，也未免枉费邵建花费心思用胡适的日记来作尼采式的“瞧，这人”了！邵建自己不察。袁世凯的帝制梦，胡适有专文批判（见第六章），他在这则日记里的批判完全是从学理、从历史的眼光着眼。所以他才会不惮其烦地指出它的七大谬误：
此令有大误之处七事。如言吾国政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不知孔子之前之文教、孔子之后之学说（老、佛、杨、墨），皆有关于吾国政俗者也。其谬一。今日之“纲常沦斁，人欲横流”，非一朝一夕之故，岂可尽以归咎于国体变更以后二三年中之自由平等之流祸乎？其谬二。“政体虽取革新，礼俗要当保守”。礼俗独不当革新耶？（此言大足代表今日之守旧派）其谬三。一面说立国精神，忽作结语曰“故尊崇至圣”云云，不合论理。其谬四。明是提倡宗教，而必为之辞曰绝非提倡宗教。其谬五。“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满口大言，毫无历史观念。“与天无极”尤不通。其谬六。“位天地，育万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有心知血气之伦，胥在范围曲成之内。”一片空言，全无意义。口头谰言，可笑可叹。其谬七。嗟夫！此国家法令也，执笔一叹！＇30＇
用胡适1919年所写的《新思潮的意义》的话来说，所谓孔教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用评判的态度来重新为孔教估价的问题：“我以为现在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同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从事孔教运动的人不懂得胡适所说的根本之道，无怪乎孔教运动终究只成为一个迷梦：
例如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因此，民国四五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为问题就在这个时候。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故安福部的议员通过孔教为修身大本的议案时，国内竟没有人睬他们了！＇31＇
胡适这篇《中国的孔教运动：其历史与批判》的结论第四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在于他奉劝中国留学生自己坐下来作研究、推敲，而不是动辄征引西方的“饱学的作者”。这就是胡适日后叫大家不要被东西圣人、权威牵着鼻子走的那句名言的先声。我们记得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说：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32＇
胡适这篇《中国的孔教运动》，是他对儒家作为一个宗教运动最后的沉思。他在离开美国以前所写的一篇书评，就充分地显示出他对儒家作为宗教已经完全不再措意。这篇书评评的是道森（Miles Dawson）所著的《孔子的伦理：孔子及其弟子论“君子”》（The Ethics of Confucius：The Sayings of the Master and His Disciples upon the Conduct of the“Superior Man”），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一元论者》（The Monist）杂志上。胡适称赞道森的这本书是自理雅各翻译四书以来，第一本用客观的态度诠释儒家思想的著作。他认为道森这本书最成功的地方是第一和第二章：前者讨论君子，后者分析修身。胡适说在古典儒家的定义里，君子“迥异于希腊的智者；他也不希冀佛教的涅槃；他更不像基督教的理想一样，企盼与上帝结合”。他说：“孔子的理想仅止于如何使人生更善、更美（richer）。而其入手之道是透过个人的弘毅（reticence），以及身体力行社会上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礼’——或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德行’（Sittlichkeit）。”＇33＇当然，道森的这本书讨论的是孔子的伦理。胡适在书评里所着眼的自然只及于伦理。然而，从我们所引的这段话看来，胡适说得很明白，孔子不同于佛家、基督教或其他任何宗教，他的学说与理想是入世的。
孔教最终只成为一个迷梦。这不但是因为胡适最终选择要作一个学者，而不是选择作为孔教的马丁·路德或乔治·福克斯。孔教运动的不幸，也正因为胡适最终决定不走“以期作圣”的道路，也正因为它最终还是没有出现像胡适所说的马丁·路德或乔治·福克斯那样的人物，来从事儒教的“宗教改革”。
＇1＇ Vincent Y。C。Shih，“A Talk with Hu Shih，”The China Quarterly，10（AprilJune，1962），pp。158159。
＇2＇《胡适日记全集》，1：225。
＇3＇“Sunday； December 1，”Cornell Daily Sun； XXXIII。58，November 30 1912，p。5。
＇4＇ 梅光迪致胡适，＇1913年2月＇5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403。
＇5＇ 梅光迪致胡适，＇1912年＇6月25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373378。
＇6＇ 梅光迪致胡适，＇1912年＇7月3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379。
＇7＇ 梅光迪致胡适，＇1912年＇7月8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381。
＇8＇《胡适日记全集》，1：264265。
＇9＇“Lecture on‘State Religion of China，’”Cornell Daily Sun； XXXIV。40，November 6，1913，p。6。
＇10＇“State Religion of China Now History，”Cornell Daily Sun； XXXIV。41，November 7，1913，p。2。
＇11＇“Chinese Student to Tell of Confucianism，”Cornell Daily Sun； XXXIV。46，November 13，1913，p。3。
＇12＇“Confucius A Great Chinese Reformer，”Cornell Daily Sun； XXXIV。47，November 14，1913，p。3。
＇13＇“Suh Hu，’13，to Speak on‘Taoism，’”Cornell Daily Sun； XXXIV。52，November 20，1913，p。7。
＇14＇《胡适日记全集》，1：256257。
＇15＇ 邵建，《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页142。
＇16＇《胡适日记全集》，2：57。
＇17＇《胡适日记全集》，2：284；Charles Beard； Economic 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New York：The MacMillan pany，1915），p。131。
＇18＇《胡适日记全集》，2：438439。
＇19＇ 干春松，《从康有为到陈焕章——从孔教会看儒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之第二部分》，http：//。reader8。cn/data/2008/0803/article_139957_6。html，2010年3月12日上网。
＇20＇ 黄克武，《民国初年孔教问题之争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期12（1984），页206210。
＇21＇＇Wen Pin Wei＇，“Religion and Stat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1（November 10，1913），p。4。
＇22＇＇Wen Pin Wei＇，“A Typical Example of Ignoranc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3（January 10，1914），p。176。
＇23＇＇Zuntsoon Zee＇，“Dr。Chen’s New Confucianism，”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2（December 10，1913），p。111。
＇24＇ F。Chang，“Confucianism and State Religio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3（January 10，1914），pp。224227。
＇25＇ T。I。Dunn，“A Reply to‘Dr。Chen’s New Confucianism，’”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4（February 10，1914），pp。331337。
＇26＇ Zuntsoon Zee，“Dr。Chen’s New Confucianism：A Rejoinder，”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4（February 10，1914），pp。338341。
＇27＇ Suh Hu，“The Confucianist Movement in China：An Historical Account and Criticism，”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7（May 10，1914），pp。533536。
＇28＇《胡适日记全集》，1：283。
＇29＇ 邵建，《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页146。
＇30＇《胡适日记全集》，1：550。
＇31＇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全集》，1：693，694。
＇32＇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4：673。
＇33＇ Suh Hu，“Classical Confucianism，”The Monist； XXVII。1（January，1917），p。158。
种族不分轩轾
对许多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美国无异于一个人间天堂。他们在邮轮上的经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甜头。出了海关，一切都是新鲜的。所有旅客的行李，都按照旅客姓氏字母的顺序，有条不紊地在大厅摆开。大家无须争先恐后，只需要走到标示着自己姓氏字母的地区，就可以很快地找到自己的行李。＇1＇这种秩序井然的作风，很令留学生啧啧称奇。在自助餐厅吃饭，大家按次序排队，各自拿自己要用的刀叉、纸餐巾，放在餐盘上，随序前进，直到拿到菜，找到座位为止。用清华1924级的周先庚的话来说：“这种做法叫做排队的制度，人人遵循……到戏院买票要遵循，到学校注册要遵循，到任何公共场合都得遵循。”除了秩序井然以外，留学生还注意到美国是一个自动化的国家。从买口香糖、量体重到搭公共汽车，都可以利用自动投币机来处理。
对当时的留学生来说，进电影院就像是进“大观园”一样。电影院除了提供视觉幻影上的快感以外，也是美国物质生活富裕舒适最好的写照：
我一走进大厅或廊道，就可以看见在那昏暗的灯光下，每一个进戏院的门口都站着一位小姐。她们一动也不动、裸露（nakedness）的程度就像是完美的雕像一样。如果我没注意到她用一只手指向戏院的入口，我会以为那是一尊女装部里的假人模特儿。我之所以能好端端地坐在座位上，是因为有一位既没套围裙（apron）、也没穿长裙（skirt）的带位小姐把我带到了那里。喔！那座位有多舒软、那地毯多有弹性啊！每一个座位都是软的，每一寸走道都铺了地毯。
美国虽然像是天堂，但并不是中国人的天堂。在《排华法案》之下，华工固然不能进美国，中国人也依法没有资格入籍美国。二十世纪初期到美国去留学的中国学生，入境面对移民局官员可以说是谈虎变色的经验。令他们恼怒的是，通过了移民局那一关，并不表示一切就天下太平了。歧视与羞辱似乎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他们。不是房东拒绝把房子租给他们，就是餐厅或理发厅拒绝为他们服务。用1915年在波士顿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陈维屏的话来说：“其投宿客栈也，非最上等，即最下等。上等者价值过昂；下等者卑污难堪。中等之栈，又多不留华人。理发所不为华人理发，中上饭店不应酬华人饮食……美国学校又无宿舍。就学者，必寄食宿于他处。倘寄宿于民家，则中央＇中西部＇及东方＇东岸＇，愿留华人者甚少。”＇2＇由于这些不愉快的例子似乎在加州发生的最多，一个美国传教士甚至建议在加州排华的气氛减低以前，中国学生最好是到美国的中西部或东部留学。＇3＇
这种歧视华人的行为到了1920年代仍然存在，但是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似乎养成了淡然处之的态度。用当时在史丹佛大学念书的周先庚的话来说：“所有这些所谓种族歧视的行为已经极为罕见，而且也只有那些极其敏感多心的人才会对之大惊小怪。”＇4＇从某个角度来说，中国留学生对他们在美国社会所遭受到的屈辱与歧视，会采淡然处之的态度，是一种本能的生存策略；否则，他们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就会是一个炼狱。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屈辱与歧视并不像家常便饭一样，天天或处处发生。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所上的大学，或者私立中学，至少在体制上并没有对中国人采取种族隔离或歧视的政策。从这个角度看去，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留美学生，基本上是生活在象牙塔里。
从某个角度来说，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跟法农（Franz Fanon）笔下的安地列斯群岛人（Antilleans）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就像从前法属殖民地的安地列斯群岛人，他们“一心一意要到法国去证明自己是个白人，会在那儿发现自己的真面目”。同样地，中国留学生发现人在美国，“迫使他们去面对一些他们从前连做梦都想不到的问题”。＇5＇中国学生的问题与其说是他们以为自己是白人，或者说，跟白人一样的好，不如说是他们发现在白人眼中，他们是属于猥琐、劣等的民族。当然，在法农的笔下，安地列斯群岛人所象征的是被殖民的命运，他们的“自卑错综是他们的文化被灭绝以后的产物”。＇6＇反之，中国学生自认为有高度的文化，而且他们原来也有根深蒂固的天朝中心观。然而，他们跟安地列斯群岛人同病相怜的地方，在于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宗主国（metropole）的人会视他们为异类。对中国留学生来说，那是一个当头棒喝，让他们知道在美国白人的眼里，他们的名字就是中国人，至于他们个人的才能如何，他们的出身家境如何，都是不相干的。不管安地列斯群岛人的法语说得多地道，不管他打从骨子里就是法国文化的产物，那并不会使法国人就接受他。同样地，不管中国留学生对自己的传统文明的自视有多高，不管他对自己的出身有多自傲，他都没有办法让美国人更看得起他。
面对歧视，中国留学生在百思不解之余，常把问题归罪于美国人的无知与误解。这无知与误解的来源有二：第一，是传教士为了获得更多教友的支持，刻意丑化中国；第二，美国人错把唐人街与华工当做中国人的典型。他们深信美国人的偏见归根究底是一个阶级的问题，而不是种族的问题。许多中国留学生认为歧视的行为是阶级的问题，是“下等”、没有知识的人的偏见；“上等”的美国人是没有种族歧视的。因此，他们认为解铃之道，在于直取系铃人。换句话说，就是去影响舆论的主导者。而要影响舆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由留学生自己来作最好的宣传，把自己呈现给美国的“上等”阶级，让他们见识到“真正”的中国人。
胡适没有留下任何因种族歧视所带来的不快的经验的纪录。说不定胡适留美的经验了无被歧视的不快。无论如何，他跟许多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一样，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让美国人省悟（disabuse）他们的偏见。我在第二章就征引过胡适1915年3月22日写给他母亲的家信，说明了他三年来演讲了七十余次，而却能乐此不疲的原因：“此邦人士多不深晓吾国国情民风，不可不有人详告之。盖恒人心目中之中国，但以为举国皆苦力、洗衣工，不知何者为中国之真文明也。吾有此机会，可以消除此种恶感，岂可坐失之乎？”＇7＇
此外，胡适也跟许多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认为“上等”阶级白人对中国人其实是很友善的。他在1913年4月30日写的家信里说：
儿居此极平安，惟苦甚忙，大有日不暇给之势。此外则事事如意，颇不觉苦。且儿居此已久，对于此间几有游子第二故乡之概，友朋亦日多。此间有上等人家，常招儿至其家坐谈，有即饭于其家。其家人以儿去家日久，故深相体恤，视儿如一家之人。中有一老人名白特生，夫妇二人都五十余岁，相待尤恳挚。前日儿以吾母影片示之，彼等甚喜，并嘱儿写家信时，代问吾母安否。儿去家万里，得此亦少可慰吾离愁耳。＇8＇
然而，胡适跟许多中国留学生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没有用“上等”白人的眼光去看其他种族跟肤色的人。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胡适自己就是一个有色人种。事实上，有色人种里，除了肤色不白，其他都白的人所在多有，也就是俗称的“黑白夹心饼干”（Oreo）、“香蕉”——或者用亚裔美人流行的说法，“黄白夹心饼干”（Twinkie）。关键在于一个人能不能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用胡适所爱说的话来说，一致。
胡适在留美初期，就非常注意种族歧视的问题。比如说，他在1911年4月10日的《留学日记》里记载了康乃尔大学女生宿舍“赛姬院”排斥黑人女学生的新闻：“前此传言女生宿舍中女子联名禀大学校长，请拒绝有色人种女子住校。今悉此禀签名者共二百六十九人之多。另有一禀反对此举，签名者卅二人。幸校长Schurman＇休曼＇君不阿附多数，以书拒绝之。”＇9＇这是确有其事，连《康乃尔校友通讯》都报道了这件事。胡适唯一记载不确的地方，是签署反对排斥黑人女学生的人数是三十六人。休曼校长拒绝排斥黑人女学生的呈情书，他义正词严地说：“康乃尔大学的大门必须对所有学生开放，不论其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社会地位或经济条件。”＇10＇
1914年，胡适“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长的任期结束，他在5月19日作了卸职演说。胡适在次日的日记里说：“余于昨夜‘世界会’年终别宴作卸职之演说，题为《世界和平及种族界限》二大问题，听者颇为动容。有人谓此为余演说之最动人者。有本城晚报主笔Funnell＇法内耳＇者亦在座，今日此报记余演说甚详。”＇11＇胡适这篇演说的题名是《永志不忘》（Lest We Fet）。就像胡适在日记里所说明的，第一部分讨论的就是他当时所服膺的和平运动。第二部分就是针对种族歧视的问题。胡适说：
常有人对我说“世界学生会”有太多的犹太人。有些人对会务失去兴趣，因为他们说我们会里有太多犹太人。今年，我邀请了一个黑人学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听说有人批评，说这对我们“世界学生会”的社会地位会有负面的影响。我所举的这些是具体的例子；其他的例子还多着呢。总之，这意味着种族偏见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在我们这个奉“国家之上还有人类”为金言的会里。我亲爱的“世界会友们”！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恶事存在。一面高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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