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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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必须要有一种宗教式的、富有创造性的动机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说：“易卜生认为婚姻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开诚布公（truth）和独立（independence）。有了自由，就有了责任；一切开诚布公，夫妻的关系才可臻理想。”＇12＇
须密教授在3月25日的第二个演讲里，讨论了易卜生对国家以及家庭问题的看法。须密教授在这个演讲里说易卜生所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人类的生活，依易卜生的看法，必须建立在自由与坦诚的基础之上。他说，如果易卜生看起来好像是反对所有的政治社会组织，那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组织都有桎梏人类自由的倾向。须密教授说易卜生就像是用他写的戏剧来问问题一样。他所要追问的，是我们能否在政治、宗教和家庭生活里找到比较健全、有弹性的关系，让个人能够开诚布公，并以之作为人生的准则。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的报道，须密教授演讲过后的讨论是集中在妇女参政权。须密教授认为妇女得到参政权对妇女、对社会都会有好处。这是因为妇女如果对家庭以外的事务有兴趣，她们教养孩子就会比较成功。反之，她们抚育出来的孩子就会像玩偶一样，而不是未来的公民。《康乃尔太阳日报》的记者说，后来，讨论又集中到离婚的议题上。记者说易卜生的看法是婚姻里的自由愈多，夫妻的关系就愈坚固。易卜生不相信任何用高压的手段来稳住婚姻的方法。维持婚姻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予自由以及个人因为自由而必须肩负起的责任。最后，记者说讨论转到了女性会不会变得越来越中性、既不男又不女的问题。记者说须密教授认为随着文明的演进，男女之间的异同会逐渐缩小。然而，他认为在精神的层面，男女的不同是会永远存在的。＇13＇
须密教授对易卜生的分析反映了当时许多欣赏易卜生的评者的共识。我们当然也不可以迳从须密教授的分析来断定胡适是受到他的影响。只是，这很有可能是胡适第一次有系统地接触到易卜生，其可能造成的印象是不能忽略的。其中，最明显的有两方面：一是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另一个是自由与责任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胡适1918年的《易卜生主义》一文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的个人是全篇最凸出的主旨。由自由而带来责任感的重要性也是胡适在该文所坚持的。不管是《玩偶之家》里的娜拉，还是《海上夫人》里的哀梨妲，都是胡适用来凸显在婚姻里追求自由与承担责任的女性的代表。当然，我在此处也必须指出，胡适在1918年写的《易卜生主义》跟须密教授的看法有不一样的地方。须密教授批评易卜生在剧本里所阐明的观点是破坏多于建设。＇14＇胡适则不这么觉得。他说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15＇
胡适留美所得的最高学位是在哲学方面。然而，他也是在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方面有所造诣的归国留学生。胡适在结束留美的学业以后，返回中国担任北京大学的教授。他所教授的课程在哲学与英国文学方面。这可以说是用才得宜的安排。胡适在北大的第一年所开的课，曹伯言跟欧阳哲生都根据《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胪列出来，只是稍有些许出入。根据曹伯言，胡适在1917学年度第一学期的课程如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英国文学”与“英译亚洲文学名著”；第二学期的课则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英诗”以及“英译欧洲文学名著”。＇16＇根据欧阳哲生，胡适在1917学年度第一学期所开的课是：“英国文学”、“英译亚洲文学”、“欧洲文学史”以及“中国名学钩沉”；第二学期的课则是：“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英诗”以及“英译欧洲文学名著”。＇17＇换句话说，胡适在北大的第一年所开的课程，哲学与西洋文学是各占一半。
根据胡适在1917年11月21日写给韦莲司的信，他在北大的第一个学期所开的四门课又跟《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有点出入。他说他开的课是：“中国哲学”、“英译欧洲文学名著”、“英诗”、“中国历史研究法”。他还说他正在筹组北大的历史研究所，成立以后，他将担任历史研究所的主任。＇18＇很意外地，胡适向韦莲司报告的这四门课里不包括西洋哲学史，反而包括了“中国历史研究法”。然而，即使如此，其所反映的，仍是北大用才的得宜，因为哲学史、西洋文学与历史研究法都是胡适在美国下过工夫的学科。根据他康乃尔的同学艾杰顿在1918年5月11日给他的信，我们知道胡适既是哲学系的教授，也是英语系的代系主任。＇19＇到了1918年秋天，根据欧阳哲生所搜集的资料显示，胡适担任了三个系所部门的主任：英文部教授会主任、哲学研究所主任以及英文学研究所主任。＇20＇
胡适是一个对文学创作有兴趣的人。他读英诗，以至于技痒也写起英诗来。他所读过的十九世纪西洋戏剧，数目之多、了解之深刻，在中国留学生当中应当是数一数二的。他的朋友张彭春，也就是南开教育系统的创办人兼校长的张伯苓的弟弟，留美期间就着手写作剧本了。胡适对他的剧本赞誉有加，但难免也有自己对戏剧颇有浸淫，却让别人专美于前之叹。他在1915年2月有该年二度的纽约之行，他在14日的日记里说：“十四日，星期＇天＇，至哥伦比亚大学访友……下午访张仲述。仲述喜戏曲文字，已著短剧数篇，近复著一剧，名曰《外侮》，影射时事而作也。结构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谓非佳作。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操觚自为之，遂令祖生先我着鞭，一笑。”＇21＇
当然，戏剧不比诗词，工程浩大，不是开个夜车或用一两天的工夫就可以竟工的。然而，这并不表示胡适作不到。比如说，他在1919年写的英文独幕剧《终身大事》，他自己说是人家限他一天之内写成的。＇22＇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胡适认为翻译比创作重要。我在上文征引了他在1916年秋天致《甲寅》编者的信。在那封信里，他说欧洲最新的潮流是戏剧，是问题剧。其潮流之所趋使得小说与诗歌都不得不退居第二流。他举易卜生、赫仆特满、白里而、施吞堡、萧伯纳、高尔华绥、梅脱林克为例，然后说：“今吾国剧界，正当过渡时期，需世界名著为范本，颇思译Ibsen之A　Doll’s
House＇《玩偶之家》＇或An　Enemy　of　the　People＇《国民公敌》＇，惟何时脱稿，尚未可料。”
同样的话，胡适在该年2月就跟陈独秀说过。他在2月3日的信上说：“今日欲庶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然而，翻译不是人人可得而为之的：“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不但如此，译书是必须讲求次第的，是必须有选择的。如果不经思索而贸然从之，可能反而得到反效果。所以胡适接着说：
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贵报（《青年杂志》）所载王尔德之《意中人》（Oscar　Wilde’s　The　Ideal　Husband）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况其它乎？而遽译之，岂非冤枉王尔德耶。＇23＇
这个翻译比创作重要，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以“世界名著为范本”的观念，胡适一直秉持着。比如说，他在1919年写的《论译戏剧——答T。F。C。》里说：
来书所说对于译剧的怀疑，我以为尽可不必顾虑。第一，我们译戏剧的宗旨本在于排演。我们也知道此时还不配排演《娜拉》一类的新剧。第二，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专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第三，在文学的方面，我们译剧的宗旨在于输入“范本”。范本的需要，想足下也是承认的。第四，还有一层理由：我们一般同志都是百忙中人，不能译长篇小说。我们最喜欢翻译短篇小说，也是因为这个原故。戏剧的长短介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所以我们也还可以勉强腾出工夫来翻译他。＇24＇
1925年11月10日胡适写信向北大校长蒋梦麟辞职。当时，胡适在上海医治痔疾。他在信上说译书要远比他在讲堂上所能得到的效果更大：
我这回走了几省，见了不少的青年，得着一个教训。国中的青年确有求知的欲望，只可惜我们不能供给他们的需求。耶稣说：“年成是狠好的，只是做工的人太少了！”我每回受青年人的欢迎，心里总觉得十分惭愧，惭愧我自己不努力。前不多日，我从南京回来，车中我忽得一个感想。我想不教书了，专做著作的事，每日定一个日程要翻译一千字，著作一千字，需时约四个钟头。每年以三百计，可译三十万字，著三十万字。每年可出五部书，十年可得五十部书。我的书至少有两万人读，这个影响多么大？倘使我能于十年之中介绍二十部世界名著给中国青年，这点成绩，不胜于每日在讲堂给一百五十个学生制造文凭吗？所以我决定脱离教书生活了。＇25＇
胡适还把这个信念说给徐志摩听了。他在1928年4月25日的日记里说：“昨晚与志摩及余上沅谈翻译西洋文学名著，成一部大规模的《世界文学丛书》。此事其实不难，只要有恒心，十年可得一二百种名著，岂不远胜于许多浅薄无聊的创作？”＇26＇
所谓翻译西洋近代文学名著、输入“范本”的意思，其实不只是体例的问题，而更牵涉到思想的内容。胡适在上引《论译戏剧——答T。F。C。》一文里说得再清楚也不过：“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专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这个几近于“文以载道”的理念，胡适一直没有放弃。他在1935年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说得很清楚：
我们开始也曾顾到文学的内容革新的讨论。但当那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法子谈到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世界的新文艺都还没有踏进中国的大门里。社会上所有的西洋文学作品不过是林纾翻译的一些十九世纪前的作品，其中最高的思想不过是迭更司的几部社会小说；至于代表十九世纪后期的革新思想的作品都是国内人士所不曾梦见。所以在那个贫乏的时期，我们实在不配谈文学内容的革新，因为文学内容是不能悬空谈的，悬空谈了也决不会发生有力的影响。＇27＇
事实上，不但内容与体例，连中国的“国语”都必须透过“欧化”才可能变得更严密、更丰富、更活泼。胡适说二十世纪初年的作家，包括在上海求学时期学作白话文的自己在内，都是从中国传统的白话小说里学到写白话文的技巧。他说：“那些小说是我们的白话老师，是我们的国语模范文，是我们的国语‘无师自通’速成学校。”然而，传统中国旧小说的白话太简单了，不足以作为创造现代中国文学的工具。胡适说，傅斯年的白话文“欧化”论，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走出这个死胡同的出路。他指的就是傅斯年在《新潮》上发表的《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他说傅斯年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两条最重要的修正案：第一，白话文必须根据我们说的活语言，必须先讲究说话。话说好了，自然能做好的白话文；第二，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胡适更进一步地断定欧化是有些作家特别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学的法度的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好，他们的作风往往特别可爱。所以欧化白话文的趋势可以说是在白话文学的初期已开始了。
根本来说，白话文学只是一个过渡。对年轻到壮年时期的胡适而言，最终的目的是废汉字改用拼音。所以胡适说：
在文学革命的初期提出的那些个别的问题之中，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得着充分的注意，也没有多大的进展，那就是废汉字改用音标文字的问题……拼音文字只可以拼活的白话，不能拼古文；在那个古文学权威没有丝毫动摇的时代，大家看不起白话，更没有用拼音文字的决心，所以音标文字的运动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大的收获了。
胡适这个汉字拉丁化的最终理念，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最终放弃了。根据唐德刚的回忆，他1950年代在纽约问胡适：“胡先生，汉字要不要改革？”“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唐德刚说当时中国每出一张“简字表”，胡适一定要他马上送给他看。他说，每次胡适在认真评阅以后，总是称赞不止。可是，他有时问胡适：“汉字要不要拉丁化呢？”胡适的回答就不一样了。他总是说：“兹事体大！兹事体大！”不置可否地回答他。＇28＇
然而，胡适是否最终放弃了汉字拉丁化的理念并不是关键的问题。中国的文学，乃至于艺术，都像科学一样，须要向西方引进灵感、方法与技巧，是胡适一生所信守不渝的。他在1930年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29＇这个中国事事不如人的看法，他至死不渝。1961年11月，胡适在台北作了一个英文演讲《社会变迁与科学》（Social　Changes　and　Science）。在这个他一生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里，胡适再次摘述他从1920年代开始就一直歌颂西方近代科学文明的话。他说三十五年过去了，他还是觉得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要亚洲人彻头彻尾地承认自己不如人，从而在思想上起一番革命，否则科学永远不会在亚洲生根，亚洲人也永远不会悠然自得地徜徉于现代的世界里。＇30＇
＇1＇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4：662。
＇2＇《胡适日记全集》，6：439。
＇3＇《胡适日记全集》，6：448。
＇4＇《胡适日记全集》，6：469。
＇5＇　胡适，《老鸦》，《胡适诗存》，页177。
＇6＇　胡适，《除夕》，《新青年》四卷三号（1918年3月15日），页229230。
＇7＇《胡适日记全集》，3：52。
＇8＇“Program　for　Ethical　Club，”Cornell　Daily　Sun；　XXXII。91，January　24，1912，p。1。
＇9＇“Ethical　Club　Reading，”Cornell　Daily　Sun；　XXXII。119，March　7，1912，p。7。
＇10＇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全集》，1：599617。
＇11＇《胡适日记全集》，1：438。
＇12＇“Criticism　Negative　However，”Cornell　Daily　Sun；　XXXII。123，March　12，1912，p。1。
＇13＇“Woman’s　Suffrage　Discussed，”Cornell　Daily　Sun；　XXXII。135，March　26，1912，p。3。
＇14＇“Criticism　Negative　However，”Cornell　Daily　Sun；　XXXII。123，March　12，1912，p。1。
＇15＇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全集》，1：612。
＇16＇　转引自曹伯言等编，《胡适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无年月），页122，125。
＇17＇　欧阳哲生，《胡适与北京大学》，《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294注3。
＇18＇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November　21，1917，《胡适全集》，40：204。
＇19＇　Bill＇William　Edgerton＇to　Hu；　May　11，1918，胡适外文档案，E1302。
＇20＇　欧阳哲生，《胡适与北京大学》，《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页297。
＇21＇《胡适日记全集》，2：47。
＇22＇　胡适，《〈终身大事——游戏的喜剧〉序》，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六卷三号。
＇23＇《胡适日记全集》，2：278。
＇24＇　胡适，《论译戏剧——答T。F。C。》，《胡适全集》，12：31。
＇25＇　胡适致蒋梦麟，1925年11月10日，《胡适全集》，23：475。
＇26＇《胡适日记全集》，5：68。
＇27＇　以下讨论的引文，请参见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胡适全集》，12：294300。
＇28＇　唐德刚，《胡适杂忆》，页145146。
＇29＇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4：667。
＇30＇　胡适，“Social　Changes　and　Science，”《胡适全集》，39：671678。
幕间小结
胡适在1917年5月22日考过他的博士论文口试。29日向杜威辞行。他在纽约最后的住处是位于海文街（Haven　Avenue）92号的公寓。那原来是韦莲司租住的。1915年4月，韦莲司回旖色佳探望生病的父亲，结果注定是永久留下来与父母同住。于是，胡适就在该年夏天，和他哥大的同学卢锡荣顶租了韦莲司的公寓。胡适在回国以前，除了忙着整理行装，接待特地从华盛顿、剑桥等地赶来与他饯别的中国同学以外，还帮韦莲司收拾她留在公寓里的书籍、信件、画作、椅子等物件。然后，再由搬运公司把这些打包好了的东西寄回旖色佳给韦莲司。＇1＇
两年前，胡适从旖色佳坐夜车转学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后的6月9日，胡适反向行走。他在当晚坐夜车离开纽约，到旖色佳去与韦莲司一家人告别。在旖色佳的五天，胡适就住在韦莲司家。胡适在日记里说：“连日往见此间师友，奔走极忙。在旖五日（十日至十四日），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犹难为别。”＇2＇胡适回国订好的船票是6月21日从加拿大的温哥华航向日本的“日本皇后号”（Empress　of　Japan）。这艘邮轮是加拿大“太平洋航运公司”（Canadian　Pacifc　Ocean　Services）所有的。当时从旖色佳到温哥华的火车路线，是要几次进出美国和加拿大的国境。所以胡适在离开纽约之前，就已经向清华驻美的留学生监督黄鼎询问有关移民方面的规定。黄鼎告诉他，必须向加拿大的移民总监申请入关手续。也许是因为太忙，胡适自己疏忽了，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他在临行前向中国驻纽约的领事馆询问，领事馆告诉胡适，他只要有领事馆所发的证明就可以通行无阻。于是胡适拿了领事馆发给他的证件就上路了。
胡适之所以需要加拿大移民局的证件，重点并不是要签证，而是为了豁免“人头税”（Head　Tax）。很多读者都听说过美国在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其实，加拿大也有“排华法案”，虽然那是1923年才制定的。加拿大的“排华法案”可以追溯到1885年。那时，“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c　Railroad）已经完工，不再需要华工。加拿大为了限制中国人入境，在1885年制定法律，向每一个入境的中国人征收五十加币的“人头税”。这个“人头税”在1900年增为一百元；在1903年再增为五百元。五百元相当于当时华工两年的工资。据估计，加拿大政府光是向华人征收“人头税”，就可获得两千三百万的收入。＇3＇由于胡适是学生，又只是过境回国，可以豁免那五百元的“人头税”，所以他须要得到加拿大移民局验明正身，以方便入境并免缴“人头税”。
胡适在6月14日下午坐火车离开旖色佳。当晚，车抵水牛城。半夜，到尼加拉大瀑布。在进入加拿大国境之前，胡适把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所发给的证书交给火车上的工作人员，然后脱衣就寝。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加拿大海关人员把胡适叫醒，说他的证件不齐，不得入境。胡适说他有中国纽约领事馆发的证件。海关人员说他只认加拿大政府的命令，中国领事馆的证件不算数。胡适知道争辩无益，于是在问了该海关人员的姓名以后，穿上衣服下车。胡适幸好得了一警察的帮助，为他叫了一辆车子，把他载到一间旅馆。
匆匆地睡了三个钟头以后，胡适起床打电报给加拿大的移民总监以及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打了电报以后，胡适给韦莲司写了一封信：
昨晚在边境被加拿大移民官员拦下。现在还在等渥太华来电许可入境。这完全怪我自己的疏忽。我希望今晚十二点可以顺利成行。我希望告诉妳这件事不至于让妳操心。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我以后再向妳说明。
买了一份《七艺》（The　Seven　Arts）＇1917年6月号，胡适在《留学日记：归国记》里说：是晨读Seven　Arts六月份一册。＇此为美国新刊月报，价值最高。中有Randolph　Bourne＇波恩＇之“The　War　and　the　Intellectuals”＇《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知识分子》＇。其以此次美国之加入战团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