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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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挥谢罩菟�属的这六县有，其他县都没有。这个“太子会”所纪念的是唐朝安史之乱死守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张巡。避难来徽州的北方人，塑造了一个“太子老爷”来纪念张巡。这个“太子会”是每逢闰年所举行的迎神赛会。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安排让他的父母在这里不期而遇，而江冬秀的母亲看上了胡适，要选他作女婿，据说也是在这个“太子会”的庙会上。
胡适姑婆住在旺川村。有一年轮到旺川作庙会，胡适跟母亲到旺川的姑婆家去看庙会。江冬秀的父亲早逝。可是，这一年旺川的庙会，江冬秀的母
亲去了。据说江冬秀的母亲看见胡适眉清目秀，又聪明伶俐，就请了胡适的叔叔胡祥鉴做媒。胡祥鉴在江村教私塾，也教过江冬秀念书。然而，胡适的母亲有几层顾忌：第一，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绩溪有一句俗谚：“宁可男大十岁，不可女大一年”；第二，江冬秀属虎，八字硬；第三，江家兴旺，胡家中落，有门不当、户不对的顾虑。在胡祥鉴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胡适的母亲于是答应让他先把江冬秀的八字开来。八字开来以后，命也算过，两人的生肖很合，不犯冲。接着，胡适的母亲就把江冬秀红纸写的八字叠好，放在竹升（量器）里，摆在灶神老爷面前。这竹升里，同时还放了别人送来提亲的几个八字。过了一段时日，家中平安无事，既没有丢一只筷子，也没打碎一个汤匙，六畜平安，人丁无事。于是，胡适的母亲就虔诚地把竹升拿下来，用筷子夹出其中的一个八字，打开一看，就是江冬秀的。显然是缘中注定，于是就决定了这桩亲事。
可惜胡适在为他自己所拟的自述的第十一章《我的订婚与结婚》，＇13＇他从来就没有时间去写。更可惜的，是唐德刚所看过的江冬秀所写的“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的自传，现在可能已经不存。＇14＇胡适在1917年12月30日跟江冬秀结婚以后，写了几首《新婚杂诗》，其中两首是他结婚几天后，跟江冬秀“回门”到江村写的。这两首中，有一首专门纪念他已过世的丈母娘：
回首十四年前，初春冷雨，中邨箫鼓，有个人来看女婿。匆匆别后便轻将爱女相许。只恨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只剩得荒草新坟，斜阳凄楚！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15＇
胡适这首诗跟他父亲日记里记他结婚的写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简洁扼要，不带痕迹。写这首诗是在1918年1月，往前推十四年，就是1904年。在那年初春一个下雨天里，有个人来看女婿，匆匆别后，便轻将爱女相许。当然，胡适在这首诗里没有提到媒妁之言、算命、八字等等传统提婚必经的手续，但我们可以想象所有这些种种，两家都按照礼俗做去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是究竟传闻是否属实？真的是江冬秀的母亲先选中了准女婿，再请胡祥鉴做媒？还是这件亲事，实际上是胡家主动的呢？无论如何，我们所能确知的，是江冬秀的母亲在1904年初去“相”了胡适。满意的她，匆匆别后，便轻将爱女相许给他了。这时，胡适才刚满十二岁，江冬秀也才刚满十三岁。
1904年农历二月，也就是阳历三月，胡适订婚不久，他三哥的肺病已经到了末期，决定到上海去医病。胡适陪着他三哥上路，顺道到上海去上新学堂。
＇1＇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1。
＇2＇　这句话在《当代名人哲理》以及《我的信念及其演化》里的出处，请参见《胡适全集》，36：504；37：175。
＇3＇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2。
＇4＇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244。
＇5＇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4。
＇6＇　胡适，《无题诗一首》，北京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0300010，“胡适的杂记小本：无年份”。
＇7＇《胡适全集》，36：503；37：174。
＇8＇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446。
＇9＇《胡适全集》，36：503；37：174。
＇10＇《胡适全集》，36：504505；37：175。
＇11＇　以下这段的叙述，请参见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750。
＇12＇　以下有关江冬秀跟胡适订婚的叙述，是根据石原皋，《闲话胡适》，页4547。
＇13＇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491。
＇14＇　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页185186。
＇15＇　胡适，《新婚杂诗》，《胡适全集》，10：7778。
第二章　新学堂，新世界
“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1＇
这是胡适描述他1904年初离开家乡到上海去求学的一段话：简洁、隽永、清丽，而又有那婉约又深沉的感染力。它谱出的，是一幅“易卜生式”的个人，昂首走向社会的图像。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是“孤零零的”、“人海”、“寻求我自己的”；它所释放出来的，与其说是担心没有同志和依傍，毋宁说是一种不求同志和依傍、特立独行的气概；是那种“天地一沙鸥”，我自翱翔的气魄。当然，一个十二岁的乡下小孩子，到当时最西化的大都市去受教育，虽然有二哥在那里经商，虽然有去治病的三哥同行，那人海茫茫令人望而生惧之感，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也正因为这段话是被易卜生的思想洗礼过后的胡适所写的，它提醒了我们《四十自述》里所描述的青少年的胡适，毕竟是他用后来的眼光去重塑的。
《四十自述》里感性的话语用得很多，很能让人感动得滴下几滴清泪。在这游子临行别母的一刻，他用的文字是那么地隽永，他诉说的情怀是那么地刻骨铭心：“我母亲……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也正由于他写得这么隽永、沉重而又不失其清丽，它更显得真实。看！“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有多少读者，在吟咏、玩味这段隽永、清丽的文字之余，会去怀疑它的真实性？胡适到上海去求学的行囊里，装着“一个慈母的爱”和“一点点用功的习惯”是绝对毋庸置疑的；然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则是四十岁的他，不管是无心还是有意，倒灌回去给十二岁的他的。胡适开始喜欢谈“怀疑”的精神是1922年以后的事。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提的是笛卡儿，后来最喜欢用的才是赫胥黎。胡适在留美的时候，即使提到笛卡儿，尚且还没有提到“怀疑”的精神。甚至在他回国以后，他的口头禅还只是“批评”和“研究”。换句话说，即使在胡适回国以后的四五年间，他还是处在动辄祭出“拿证据来”的利剑的“史前史”时代。十二岁时的胡适，连笛卡儿、赫胥黎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更遑论什么是证据，什么是赫胥黎式的怀疑了。
胡适1904年到上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在《四十自述》里描写得再生动也不过了。他说：“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焕纶——梅溪学堂校长＇先生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2＇至于他当时的思想和世界观如何？也是他的夫子自道描述得最为贴切。他1915年在美国写的一篇残稿里说：“我1904年离开扬子江南边群山里的家乡。当时，除了美国美孚公司的煤油灯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西方文明在这些重山里留下任何的足迹。我们没有邮局、电报，也没有报纸。我永远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个晚上的感觉，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当时早已成了中国一个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学校、报纸和出版社。政治犯在那儿可以
找到避难之所。那里也充斥着革命的印刷品。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那些早已叩上中国大门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哥伦布、拿破仑或俾斯麦究竟是什么东西，我根本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不认为我那时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完全被改造了。十三岁不到，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了。跟上海的孩子比，我有一个强项：他们对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书的能力比他们强。”＇3＇
事实上，胡适这个“乡下人”能到上海去进新学堂读书，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寻常的事。首先，这是一个经济能力的问题。尽管胡适在《四十自述》里一再呈现的是他家境的窘困，然而，他主观的感受和客观的实际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试想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有多少人家有能力把孩子送到上海去求学？胡适一家到上海求学的还不只他一个人，他的二哥、三哥都去上海的梅溪书院读过书。这梅溪书院，也就是胡适在上海所就读的第一个学校梅溪学堂的前身。不但如此，他俩还做过南洋公学的师范生。当然，胡适父亲过世的时候，他二哥、三哥已经十八岁了。在这以前，他俩在上海念书可能有父亲的支持。他父亲所遗留下来的让他们能生息下去的几千两银子，虽然后来被倒账掉了，他们所分到的上海和汉口的两个店的营收，显然并不可小盱，否则胡适他家如何能负担他到上海去读书的费用呢？二十世纪前半世纪中学的学杂费，以当时人的收入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根据高哲一（Robert　Culp）的统计，江浙地区中学一年的学杂、膳宿费，在1920年代末期到中日战争爆发以前，是在52到130银元之间，我们如果以一百元作为中数，以1927年美金与银元1比2。24的汇率来计算，是相当于当时的美金45元，大概相当于今天美金560元的币值。相对于当时的收入来说，那些有能力让儿子上中学的，大概只有都市里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最高收入阶层，＇4＇乡下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经济现实之下，无怪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中学生的数目偏低。根据教育部以及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nbsp；1915年，全国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的总人数只有93，933人，即使在沿海最富庶的江浙两省，也只有12，414人，以大家人云亦云说当时中国有四亿人口的数目来说，全国中学和师范生的人数只占全国总人数的0。023％，江浙学生的数目则占当时全国中学和师范生总人数的13。22％。即使到了1935年，全国中学和师范生的人数也还只有522，625人，占全国总人数的0。13％，江浙中学和师范生的人数则有100，203人，占当时全国中学和师范生总人数的19。17％。＇5＇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中学，不但学杂费偏高，而且也可能由于新式教育发展的缓慢，处于新旧教育的过渡期，学生的年龄也偏高。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中国公学学生的年龄大，有的居然是二三十岁的人。当然，中国公学可能比较特殊，因为很多学生是由于抗议日本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管束中国学生政治活动，而归国另组学校的，他们的年龄偏高是可以理解的。梅溪、澄衷，胡适没有特别提起学生的年龄，可能是因为学生年龄并没有那么大，因此没有造成特别的印象。然而，根据高哲一的研究，从1912到1937年，中国中学生的年龄是在十二到二十岁之间，而以接近二十岁的学生的比率为高。比如说，在1918年，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高达83。5％。1923年，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为84％。随着时间的发展，江浙地区中学生的平均年龄虽然逐渐降低，然而，年龄仍然偏高。比如说，1928年，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仍然高达63％，这个比率在1933年降到了31％，然而，即使到1936年，仍然高达29％。＇6＇
在当时的经济生态环境之下，只要中学或师范学校毕业，就已经是取得了可以谋生的文凭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师范学校毕业生，以及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学毕业生，在教育基层担任教职或行政职务，更少部分的人则在都会或城镇新兴的公司、行号、银行、出版社等地方找到安身之所。那百分之五十左右能继续升学的中学毕业生，特别是那些能继续念大学的，则握有了跻身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敲门砖，在大学毕业以后，进入政府机关、大学及
其他专业的部门。＇7＇换句话说，胡适到上海去上新学堂，也就是后来所通称的中学，实际上，等于是让他有了跻身到中上层社会的条件。后来，胡适还能更上一层楼，到美国去留学，就不啻成为精英里的精英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跟他的母亲都是很有远见的人。他母亲知道她望子成龙就必须要投资；胡适知道这个投资要能够有几何倍数的回利，就必须要到美国去留学。他母亲作了最大的牺牲，忍受与她的爱子分别十四年：胡适在上海六年多，在美国七年。在这十四年当中，胡适只回家过三次，三次加起来的时间，根据胡适自己的计算，还不到六个月的时间。胡适所作的付出，当然跟他母亲的不同，而且不可同日而语；游子在外所受的历练不管是多么的痛苦，都比不上慈母在家的牵挂与煎熬，那“寸草心”，就是再赤诚，也永远报不了“三春晖”。然而，胡适毕竟有他的鸿鹄之志，他咬着牙、横了心，一出门就是十四年。凭着自己的坚毅、聪明才智和努力，他不但好好地读书、吸取了新知识，还终于实现了他留学美国的梦想。
梅溪学堂
胡适最喜欢说他年轻的时候在上海进了三个学校：梅溪、澄衷和中国公学，但始终没有得到一张毕业证书。在这三个学校里，梅溪和澄衷是他进入学习门径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在《四十自述》的增订残稿里，很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他在上海所上的三个学校的总成绩。关于梅溪，他说：“在梅溪学堂的一年，我学得了一点做古文的门径，把文字做通顺了；英文还没有入门，算学只学得一点极浅的知识；但课外看的书都是《新民丛报》一类的书，颇使我得着一点普通的新知识。那时正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天天读新闻纸——尤其是那新出来的最有锋芒的《时报》——给了我不少的刺激与兴奋。《新民丛报》的第一二年汇编颇多革命思想，我又读了邹容的《革命军》，所以也受着了种族革命思潮的感动。”＇8＇胡适在这里说：他在梅溪的时候“受着了种族革命思潮的感动”，这跟他1915年在美国的时候，说他十二岁到上海的时候，对世界、对新思潮一窍不通，但“十三岁不到，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是异曲同工的。十二岁初抵上海的胡适，虽然在穿着上像个“乡下人”，但他不但聪明、用功，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很坚实的国学基础。我们与其被胡适牵着鼻子走，说他到上海的第三个“防身之具”是“一点点怀疑的倾向”，不如更贴切地把他形容为像一块海绵一样，把林林总总的新思想都囫囵吞枣一般地吸收进来了。
胡适说他1904年进梅溪学堂的时候，梅溪的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项。分班的标准是国文程度。英文、算学的程度即使好，国文如果没有升到最高一班，就不能毕业；而如果国文到了最高班，英文、算学不好，却可以毕业。胡适一向瞧不起教会学校，所以，他说梅溪这种偏重中文的做法，其实跟教会学校偏重英文的做法，都是同样的偏颇，都是过渡阶段的特殊情况，不须要去非议。由于胡适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就被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的中文读本是《蒙学读本》，英文课用的是《华英初阶》，算学课本是《笔算数学》。
《蒙学读本》是吴稚晖等人所编，是文明书局在1902年出版的。前三本为初级读本，第四本是修身，第五本摘选子部史部中的寓言，第六本是记叙文，第七本是论说文。＇9＇《华英初阶》是商务印书馆在1898年出版的。这部教科书据说是从英国为其殖民地的小学生所编印的读本翻译过来的，有大段《圣经》的内容。这本教科书由谢洪赉译注，对内容进行了删减，逐课翻译并附中文注释，以中英两种文字编排出版。＇10＇《笔算数学》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编写的，他是第一个采用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并将阿拉伯数码直接运用于算式的人，他的贡献是把中国的数学由中算带向西算。《笔算数学》先后修订、重印达三十余次，可见是一本
当时被广泛采用的教科书。＇11＇事实上，不仅是《笔算数学》，《华英初阶》也是当时被广泛采用的英文教科书。许多名人，像周作人、夏丏尊，都在回忆里提到了他们上学的时候读过这两本教科书。
由于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蒙学读本》对他来说当然是太容易了，所以他可以全心地学习英文和算学。然而，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在第五班上了四十二天以后，有一天，星期四，教国文的沈先生讲到了《蒙学读本》的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沈先生随口说这是《左传》上的话。胡适说他那时候已经能勉强说几句上海话了，等先生讲完之后，他拿着课本，走到先生桌子边，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脸红了。问：“侬读过《易经》？”“读过。”先生接着问：“阿曾读过别样经书？”“读过《诗经》、《书经》、《礼记》。”先生问胡适是否做过文章，胡适说没有。“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多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侬跟我来！”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没想到沈先生一带，就把他带到了第二班，沈先生对了第二班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以后，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胡适这才明白，他在一天之中，居然跳了三班，变成第二班的学生了。
胡适才暗自高兴，没想到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这下惨了，原来星期四是作文课的日子。“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从没有做过，他说他连想都不敢想。“论题”就更糟糕了，“日本”是什么，连在天南地北他都不清楚，更何况什么叫“原日本之所由强”呢？胡适既不敢去问先生，班上同学中又没有一个认识。就在这个求告无门的时候，学堂的茶房突然来到班上，呈给先生一张字条。先生看了字条以后，告诉胡适说他家中有急事，派人来领他回去。先生说他可以把卷子带回家去做，下星期四再交卷。到了门房那儿，胡适才知道原来是他三哥病危了。由于他二哥那时人正在汉口，店里的管事赶紧派人去学校领胡适回去。等胡适赶回到他们家在上海开的“公义油栈”时，他三哥还能说话，但不到几个钟头，就断气了。三天以后，胡适的二哥从汉口的店赶回到上海，把丧事办了。＇12＇
如果胡适这个在梅溪学堂崭露头角的机会，是发生在他三哥病危那天的话，则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说的日子就不对了。胡适在他三哥四周年忌辰写了一首诗《先三兄第四周年忌辰追哭》。其中有几句写到他跟他三哥初到上海医病，到他进梅溪，以及他三哥弥留的一段：“终乃来沪壖，悠悠别亲故。方期觅卢扁，良药求甘露。岂意此愿力，渺渺成虚度。苍茫黄歇浦，竟作归魂处。我时侍兄来，相处仅匝月。初见医颇效，便期病全绝，遂乃挟箧去，别兄往就学。入学十二日，岂图成永诀。闻耗即趋归，犹幸得一别。”＇13＇这首诗所题的日子是四月十二日，也就是1908年5月11日。从这首胡适在他三哥的忌日所写的诗来看，胡适跟他三哥在三月底到了上海以后，先照顾了他三哥一个月。因为他觉得他三哥的病情好转，于是比较放心地离开他进了梅溪学堂。如果他是在入学的第十二天接到病危通知，当天是5月11日，则胡适是在4月30日进梅溪学堂念书的。而且，他跳班的日子，也不是上学四十二天，而是上学才十二天以后的事。我们有理由相信胡适在1908年写这首诗时的记忆，是比他二十三年以后写《四十自述》时的记忆要来得正确。
无论如何，在他三哥的丧事办完了之后，胡适把升班的事告诉了他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这个题目应该参考什么书。他二哥挑出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及1902年（也就是第一年）的《新民丛报》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他带回学校去翻看。胡适说他费了几天的工夫，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