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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谜-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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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的这一性格发展到后来，当他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和诬陷之后，便更加强烈，并进一步和骂娘、发怒、大发雷霆结合起来。当有人说他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时，彭德怀发火了：“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即使在被林彪、江青一伙囚禁之后，彭德怀依旧对攻击他的红卫兵大发其火：“我有罪！
我的罪在于消灭了几百万日本兵。“当庐山会议上有人说他搞”军事俱乐部“时，彭德怀当时就大发雷霆：”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即使对不带恶意而自己一时又难以接受的意见和批评，彭德怀也时有抵触，庐山会议期间不少人都指出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本人，彭德怀也敢于当面顶撞、变颜犯上。在上一节所引的对话片断中，这一点亦表现得相当明显。
但是，彭德怀的这种倔强和执拗，并没有发展到顽固不化的地步，相反，他虽然对不同意见有抵触，对莫须有的攻击爱骂娘，但当个人名义和全局利益“国家命运相矛盾的时候，他也能作出牺牲和让步，即使内心非常痛苦。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对各种各样的批评，采取据理以争的态度，有时也非常强硬，但当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劝他”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精神“之后，彭德怀的心里便开始活动起来。他在后来的笔记中写到了自己当时沉重的心情：”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
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我给主席的信，不仅没有停止‘左’倾，反而加深了‘左’倾危险，起了反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痛苦归痛苦，但自这之后，彭德怀的态度已开始有了转变：开始时说“40天会，既感激，又不感激”，后来则认为“一个月来会上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开始时以他写信主要是“供主席自己作参考的”来拒绝会上对他信的批判，后来则承认：“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我的错误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开始时对“军事俱乐部”的说法大发雷霆，后来则逐一交代了他和“俱乐部”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
应该说，彭德怀的这些转变是违心的，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但对他这样一个极其倔强和执拗的人来说，能从全局利益和党的利益出发、违心而又痛苦地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也更加体现出他的光明磊落和伟大胸怀。
2 跌宕人生15年
——宦海沉浮之迷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是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然而，在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中，他却一直不能得志，先是被罢官，后又遭批斗，直至被迫害而死。这一切，究竟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人为的不幸？
2。1 一封朝奏九重天
在共和国第一批开国元帅中，彭德怀的政治生涯是最短暂的：只做了九年多的国防部长，虽然后来曾被毛泽东派去三线工作，但并没有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实际上也没工作几年；他也是第一个受到批判和迫害的：1959年即被罢官，并一直处于被批判、攻击和迫害之中。为什么一个在战争年代异常活跃、战功累累的大将军，在和平年代的政治生涯中却如此不得志呢？难道真如民间所说的“彭德怀是个马上将军，只会马上打仗、不会椅子上做官”那样吗？这一疑问促使我们有必要对彭德怀的政治生活作一番考察。而要考察彭德怀的政治生涯，无论如何也得从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庐山会议以及他在其间上奏毛泽东的那封信开始。
庐山会议之前的1958年，在中国革命建设史上、是一个非常的年月。当时，在六亿神州劲吹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强风。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同时，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也随之刮起。各种现在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瞠目乍舌的人间奇迹出现了：河南小麦亩产了卫星从2000多斤放到7000多斤，湖北等省水稻卫星放到亩产数万斤。日产生铁，河南鲁山1000吨，禹县4000吨，广西鹿寨20万吨，广东87万吨。徐水县三个月苦战，基本上消灭了水旱两灾。河南半年实现水利北。有的地方40天实现绿化……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这种浮夸风和跃进风在极短时间内便暴露出它们带来的巨大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以便继续鼓励，继续跃进，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
在1958年初刚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时，彭德怀是有怀疑的，当时他在文章中使用的字眼不是“大跃进”而是“大生产”。直到后来参加了几次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述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几次讲话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和讨论后，他才接受了“大跃进”的提法。但对各地所放出的高产卫星仍有所怀疑，对当时的“左”的现象也有所忧虑。
带着这些怀疑和忧虑，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曾去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甘肃敦煌县，他亲眼看到棉田到处都是散落的棉花，菜地里成堆的白菜乱堆了一地。在被宣传得天花乱坠的公社食堂里，他亲眼看到的不是大肉和馒头、而是面糊煮土豆。在兰州，省委负责人告诉他当年粮食特大丰收，人均可达1500斤。而在近郊的雁鸿公社，他却目睹了一个农民家男女老少五口人合用一条裤子的凄惨景象。此情此景，使他的心象灌了铅似的沉重。1958年11月，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他又来到湖南进行考察。在家乡乌石，他也亲眼看到，在人民公社的感召下，当地为了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连煮饭的锅都砸了。在刮共产风最严重的平江县参观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将1957年的粮食高产量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将1958年的低产变为1957年的。也是在这里，一位红军时期残伤的老战士暗中送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民歌：“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看到这张纸条，彭德怀的眼睛发潮了，他心里不能不沉重地感觉到：这是人民群众无可奈何的沉痛呼声！
实地调查的结果，使他不由得又想起出访匈牙利时，匈牙利国防部长雷维斯对他所说的一段话：“匈牙利事件的深刻教训在于，除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外，主要是由于肃反的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所致。”如今，发生在我国的这些盲目冒进现象，会不会也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呢？彭德怀的心又一次更加沉重起来。
正是出于以上调查和担心，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那封后来决定了他后半生命运的信。他没想到，这封信的影响会如此之大，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树立了一道里程碑。
信的主要内容有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后半部分主要是“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会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彭德怀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在《彭德怀自述》中说道：“我对当时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因此，他当时一再强调，这封信是提供给主席看的。
彭德怀的这封信竟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庐山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纠“左”的，由于这封信一度而为批“右”，整个会议的议题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连当时参加会议的人也感到不可理解。
一封普通的书信，为何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威力呢？这又不得不从毛泽东本人及其晚年的一些情况谈起。
应该承认，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敌人，建立了新中国。这一功绩是应该永久地载入史册的。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到了晚期，毛泽东的性格则是扑朔迷离，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力主反对主观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超英赶美，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入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以为凭借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于是，晚年的毛泽东终于成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强调党内民主，主张“团结——批评——团结”，另一方面，随着革命和建设的一连串胜利，党和个人威信空前的提高，人人由衷地高歌《东方红》，毛泽东开始不谦虚了，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即使在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也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压抑气氛。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员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虽然彭德怀一再强调那封信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但毛泽东在接到信的第三天，便将此信分发下去，组织学习讨论。
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这封信的看法，刚开始还是一致肯定的，只是指出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有点过头。但自毛泽东于7月23日发表个人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是意见书，并上升到“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的高度之后，对彭德怀这封信的讨论便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以致无中生有地出现了一个“军事俱乐部”（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组成，因四人在会议期间意见一致且来往密切）。之后，毛泽东又召开了“7月1日常委会”，将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这样，庐山会议实际上便成为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大会了。
会议期间，虽然彭德怀对自己信中的一些提法作了检查，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作了申辩。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申辨是苍白无力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问题基本上已作出了定性结论。
“一封朝奏九重天”。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出于诚意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竟会给他带来“右倾机会主义”头目、搞“军事俱乐部”、搞“独立王国”的罪名。然而，他更没想到的是，在他有限的政治生活涯中，这，仅仅只是开始，等待他的，还有更多更大的不幸。
2。2 挂甲归田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罢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这对于像他这样一位耿直倔强，又有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来说，无疑是一个沉痛的、令他很难接受的打击。然而，木已成舟，事实又一次显示了它的无情和残忍。罢官之后，彭德怀曾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准备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作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
毛泽东只同意了前两点，对后一点却表示反对，认为他年纪大了，不宜再参加生产劳动了。也就在这一年，彭德怀举家搬离了中南海永福堂的住宅，落户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
挂甲屯是个富于美妙传说的村庄名，传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在北征辽国时，曾在这里解甲休息过。这个地方从此也改称挂甲屯。不知是历史的无情嘲讽，还是天意的巧妙安排，这位在漫长而艰难的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叱咤风云的人物，被撤销国防部长之后，如今也在此挂甲归田了。
至于这座吴家花园，传说是300年前吴三桂的住宅。如今虽有亭台楼阁，却大都破损不堪；虽名曰：“花园”，却早已荒芜凋落，杂草丛生了。
面对此情此景，抚今忆昔，无不给人一种沧桑兴废之感。
然而，也许由于心里另有打算，彭德怀并没有过分沉溺于这种今非昔比的悲伤之中。在此落户后，他高兴地对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魁英、司机赵风池及警卫班战士说：“锄头一响，不愁吃穿！”这位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元帅，仿佛又回到了他的故乡、找到了他生命的根基。从此，他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了田园上，买了锄头、镰刀、大锹等劳动用具，带领身边人员开地种树、种茶、养鱼。为了便于计算亩产量，他还专门种了一分地的小麦试验田。他要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通过自己的劳动，重新证实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时“大跃进”提出的看法，验证各地的“卫星产量”究竟是否准确。
他把一切心思都集中在这一分地的试验田上，经常卷起裤脚和年轻人一起去池塘挖淤泥积肥，还买了粪桶，让警卫班的战士聚尿积肥。由于精心管理，试验田里的庄稼长得密密蓬蓬。麦子快要成熟时，他成天拿着竹竿在地边守护，收割时也特别细心，颗粒归“筐”。“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过秤，90多斤。彭德怀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按照这样的收成，一亩地可产八九百斤，算我们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两千斤，我看是顶到天了！”
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他还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彭德怀凭自己的“认真”精神的实地调查，又一次证实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所提意见的正确。然而，事实是无情的，尽管他用心良苦，却无法改变庐山会议的既有结论以及由此给他所带来的厄运。
应该说，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生活还是非常轻松适意的。
除平时参加生产劳动外，他还坚持看书、看报、看文件。每星期还抽出时间参加高级党校的学习。闲暇之时，还到附近的农民家中走访，谈家常，和农民群众交朋友。在这里，他是群众公认的“好村长”，谁家办喜事，他登门祝贺；谁家有困难，他安慰救济；谁家有病人，他去探视。他还用自己的薪金给村里装电灯，接自来水管，修下水道，他给了群众关心和帮助，群众则使他得到了充实和愉悦。在纯朴憨厚的人民群众中，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普通一“农”。
他始终脱离不了和下层群众的血肉联系，摆脱不了根植于他性格深处的农民情结。
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一直陪伴他度过了整整六个春秋。
2。3 坚决不吃“分手梨”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元帅“毁容”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是“毁灭自己”，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他被强加给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戴上了“野心家”、“伪君子”等脏而破的帽子。不仅政治生涯从此中断，就连家庭生活也被推进痛苦的深渊之中。这是“难以启齿的污辱性的痛苦”，“造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悲剧”。
彭德怀离开中南海永福堂时，请夫人浦安修不要跟他自己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去继续受迫害、遭污辱。但是，相依相伴几十年的夫人浦安修深深明白，德怀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更没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她是学历史的，心里更清楚：所谓的“当代吴三桂”之说是残酷的无中生有。因此，她不顾彭德怀的奉劝和反对，毅然决定陪伴“挂甲元帅”来到“吴家花园”。
彭德怀对这一结果不敢抱乐观态度，浦安修对他这一态度就更不“深知”，也不甚“清楚”。当时杨献珍曾劝他们，无论如何，要肩并肩地坚决一起走到底，要坚信有朝一日党和人民会如实翻开这段历史的。
1962年，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连杨献珍这样和彭德怀密切相关的“重要反党分子”都翻案了，这给彭德怀夫妇带来了“一线希望”。
然而，希望很快便成为泡影，“给谁平反，也不能给彭德怀平反！”这是压倒一切的调子。“彭德怀组织反党集团反毛主席”、“彭德怀里通外国”——这两点谁也翻不了！这又给彭德怀夫妇造成了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他们终于决定“分手”了。杨老坚决反对他们“取此下策”，认为这是“无用之举”。
彭德怀回答说，他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取此下策”的。
浦安修说，她爱彭德怀，但她更热爱党，在党和彭德怀之间，她选择了党，因此决心离婚，这不是划清界限，而是进行比较选择。
分手的这一天，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个很大的梨，亲手把皮削得干干净净，切成匀称的两大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到浦安修跟前。
“你这是干什么？彭老弟！”杨老不高兴了。
浦安修泪如雨下，杨老也泪汪汪地看着他们。
彭德怀首先“发表声明”：第一，我根本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根本没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更没有里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因此我内心根本不愿和安修分手；第二，我不吃梨，我这样并不是临时变卦不同意离婚了，而是照旧坚决要分手的；第三，安修要是坚信我彭德怀是个无辜受害者，我之愚见是也不要吃分给你的那半梨。如果你有丁点怀疑我彭德怀是个“反字号人物”，就痛痛快快吃掉属于你的那半梨，从此我们一刀两断；第四，“天”在上，今有杨老作证，这是我们夫妻一场大不幸中之万幸。
浦安修马上抓起一半梨来……
杨老急了“安修，不要吃梨！不要离婚，到你受到更深株连的时候，离婚不离婚都一个样；德怀老弟，请听愚兄一句话吧——一起生活下去，坚持到底，等待历史揭开真相！”
浦安修看看杨老，又瞧瞧德怀，然后盯住抓在手中的那半个梨。
很快、很快，她大口大口地吞吃起来。
很快、很快，她吃光了。
她抹抹嘴，哭着说着：“你们的话都在撕绞我的心肺，我的脑壳都要炸裂了，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了……”
彭德怀和杨老愕然！
浦安修如此“快速”吃梨，使刚强的彭德怀也落下泪来。
他站起身喊道：“送客！”
“且慢！”杨老站起来，“彭老弟，请你也吃梨，你们都吃梨而不离，这将传为历史佳话。”杨老急中生智。
“我坚决不吃！”彭德怀大喊大叫。
浦安修失声痛哭。
“你不要搞绝对化！”杨老再劝彭德怀。
“在这一点上我就是要搞绝对化，我绝对不吃！”彭德怀说完，抓起剩下的那一半梨，使劲扔进了字纸篓，又一次发出送客的命令。
杨老无计可施，只是摇头叹息。
车子缓缓开出来，浦安修在车里哭哭啼啼。彭德怀和杨老在车外不停地挥手……
1965年，彭德怀被安排去三线工作，浦安修似乎看到了自己和彭德怀“破镜重圆”的亮光。在杨老的安排下，她和彭德怀在红霞公寓匆匆见了一面。解释“狠心吃梨”的心里话涌到嘴边，却被彭德怀打了回去。
“当年你就是不吃分手梨，我现在也坚决不同意你去三线！就如同我当年坚决不吃分手梨一样！”
事实证明，彭德怀的看法是对的——“去三线只是表面的光亮，很快会破灭的！”
1967年盛夏，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浦安修陪斗，造反派对他们大打出手，心狠手辣。
彭德怀大喊大叫，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保护浦安修。
“请你们不要打她，她和我没有关系！她已经吃过离婚梨了！和我划清界限了！请你们高抬贵手，只打我一个人吧！”
打手们不管他如何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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