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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谜-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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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来看，这一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
正是聂荣臻有着“厚道”和与人为善的性格，所以，最初他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时，聂荣臻认为，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聂荣臻当时对林彪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让步。
聂荣臻与林彪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打下漳州以后。聂荣臻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做法。
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聂荣臻：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说，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把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3。2 春风一度又识君
同林彪进一步接触共事以后，聂荣臻就发现了林彪的一些“特点”。例如，林彪不认为红军胜利是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而往往夸大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聂荣臻刚到一军团，就发现林彪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聂荣臻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沾沾自喜的样子，给聂荣臻留下了不良印象。
1934年6月17日，林彪突然发表一篇题为《论短促突击》的文章。聂荣臻看到这篇文章时，顿时大吃一惊，以前，他一提起短促突击就牢骚满腹，而且林彪本人的长处在于打运动战和大兵团作战，怎么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聂荣臻心里很纳闷，是什么原因使林彪的思想发生这样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后来，聂荣臻恍然大悟，原来是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李德，在一军团的干部会上，曾经慷慨激昂地讲过“短促突击”的问题，当时不少干部都听不懂究竟什么是“短促突击”，“军团长，你给解释一下。”一个干部问林彪。
“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林彪不慌不忙地把两手一摊：“不懂就学嘛！”
聂荣臻明白了，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是为了投李德所好，只要博得李德的欢心，飞黄腾达便轻而易举了。
当时李德是红军的“太上皇”，不仅要决定战略战术和某一战斗的具体打法，而且红军将领升降调谴都是他一句话。聂荣臻心里思忖：“现在是出生入死的时候，搞这一套干什么？林彪想名誉地位想得太多了！”当时林彪二十七岁，他搞政治投机这一套，已经引起聂荣臻对他政治品质的警惕。由于当时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环境特别困难的时期，团结对敌，度过难关，这是大局，聂荣臻也就没有再往坏处想他。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批判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王稼祥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李德当时列席会议，没有正式座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不发一言，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发言时一概不承认自己有错误。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时态度十分坚定，他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益，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类连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林彪在会上却金口难开，很少发言，俨然城府很深，举动莫测。
3。3 针锋相对
长征开始以后，聂、林率领的一军团打了不少硬仗，战果越辉煌，一军团的地位越高，林彪的傲气也就越发展，他也就越发变得锋芒毕露，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比他年长的红军将领，自然不在话下了，就连对他提拔、信任和重用的毛泽东、朱德，有时也不放在眼里。
林彪的这些短处，精明的毛泽东早已看在眼里，但眼下是用人之际。毛泽东对下边干部求大同存小异。英勇善战，指挥有方，能打硬仗，这是大是，至于其他毛病，都可以原谅，一俊遮百丑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毛泽东总是这样迁就林彪。朱德对下级干部，总是宽厚待人，具有长者风度，从不计小失小过。
1935年5月，红军四渡赤水以后到达会理期间，忽然在红军领导层中流传着毛泽东指挥不行了，应该撤换毛泽东之类的传说，这仿佛遵义会议的一股小小的余波，兴风作浪者何许人也？不是别人，正是林彪。
原来遵义会议后，部队战略战术灵活多了，打了不少胜仗，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有时摆一些声东击西的迷魂阵，或者为了甩掉敌人追击，或者因为敌变我变，要故意绕圈子，多跑一些路。这是难免的。可是林彪一直埋怨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余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并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
面对这个原则问题，身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当仁不让，没有顾及林彪的面子，他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
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林彪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毕竟是党指挥枪。林彪气得脸色煞白，脖子上青筋暴露，两手颤抖，自从他和聂荣臻共事以来，聂荣臻象兄长对待弟弟一样，处处对他忍让，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异姓兄长发这么大的火。但权衡一下利弊，林彪还是控制住自己的肝火，没有发作。但他的脾气是一条道跑到黑的，正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林彪连夜给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小组“写了一封信，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自然是要毛泽东下台。他自以为，朱德好对付，毛泽东却足智多谋，毛泽东一下台，不外乎朱德、彭德怀上台，他们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到了那时，就不是总司令指挥我林彪，而是我林彪左右总司令了。可是光用自己的名义写信，觉得份量轻了一些。林彪又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严词拒绝。聂荣臻劝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狂妄的林彪，哪里听得进半句。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5月11日夜，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信十分恼火，心想：“简直利令智昏，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他拥护彭德怀也不是真心，是想让彭德怀当曹琨，他自己作吴大帅。”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和林彪。在讲到军队内部问题时，毛泽东话锋一转，面色十分严肃地说：“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他最近提出了”不走琴背而走琴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央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琴弦，谁还愿走那个琴背……战士有这种想法，不奇怪，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林彪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毛泽东望望低着头、面色苍白的林彪，痛斥道：“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
毛泽东对林彪是厚爱的，批评时总带着长辈对晚辈的口气，和严师益友的语态。一方面是语言上的严厉，一方面又是行动上的宽容甚至纵容，不断地给林彪委以重任，这个狂妄“无知”的“娃娃”终于在温都尔汗给毛泽东来了个彻底的亮相，走向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的反面。
1936年5月，中央调林彪到红军大学当校长，任命左权任一军团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仍任政委。分别前，聂荣臻和林彪互相征求了意见。红军东征时，十五军团在北线打仗伤亡比较大，再加上他们是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都不多。那时，毛泽东打电报来，要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拿过电报，找到下边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下面的同志也都反映有困难，有的连队也不充实，编制不全。聂荣臻当时也想不拨或少拨一点，后来就打电报给毛泽东，请求免拨。5月14日的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军团的主要缺点是本位主义倾向，聂荣臻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而林彪却一声不吭，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都没有。
现在，林彪要走了。聂荣臻觉得事情反正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应该多看他在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成绩，就没有向他提出来上面说的事情，这也是聂荣臻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的一贯做法。不想林彪对过去的事情并非既往不咎，而是耿耿于怀。林彪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聂荣臻回答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现在要走了，现在又扯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还是等以后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3。4 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聂荣臻与林彪之间扯的问题的确扯几天也扯不清，因为林彪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充分暴露出来。
延安整风时，贺龙的爱人薛明曾揭发：叶群政治上可疑，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但是在林彪的包庇下，以后没有再审查下去。“文革”中，叶群为林彪出谋划策，出了许多坏点子。这也是促成林彪野心膨胀的原因之一。
进行平津战役时，林彪出于本位主义，一再违抗毛泽东迅速进关的命令。毛泽东对第四野战军领导进行了严厉批评（实际上是批评林彪），可林彪又故伎重演，迫使罗荣桓作了检讨。罗荣桓很讲原则，经常对林彪的错误有所抵制，林彪就对他非常不满。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甚至向聂荣臻提出不要罗荣桓当政委，要聂荣臻去当第四野战军政委，被聂荣臻当即拒绝。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文革”期间，林彪终于有充分暴露自己的性格“原形”并且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聂荣臻等一大批老同志和林彪都有原则分歧，也逐渐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的高度尊敬和信任，聂荣臻等元帅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的教育和培养，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一名，这事实上已经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如果说三道四也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林彪的个人野心借“文革”之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清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一批老帅就难免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1968年3月22日，林彪制造“杨余傅事件”，将矛头直指聂荣臻元帅。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聂荣臻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聂荣臻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说明真相，并要求面见毛泽东。10日，周恩来要秘书打电话告诉聂荣臻，毛泽东在聂荣臻写来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不久以后，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文革”期间，毛泽东经常这样亲自站出来，用自己这把“老骨头”来担保一些老同志，仿佛一个上了年纪的父亲，面对自己娇生惯养、飞扬跋扈、操起棍棒要打自己多年来的老朋友的儿子，只好无奈地站出来以自己的身价担保，这是何等地纵容啊！这种纵容由来已久，本身就是一个谜团，成了林彪唯所欲为的一种保护伞，同时，它为聂荣臻等一批老帅看清林彪的真面目设置了一层弥漫的烟雾，至少也从客观上延长了看清其真面目的时间……
4 “两弹之父”之谜
中央为他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分管科技工作，二是任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出人意料的是聂帅果断地选择了前者，因为他始终未敢忘记他出国留学时深埋在心底的一个梦想……
聂荣臻堪称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治军建国，劳苦功高，大智大勇，文武兼备。
他的非凡业绩自不待细说。建国之初，他任代总参谋长，真是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由于聂帅身体在十大元帅中是比较差的一个，加上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里。直到1953年，在毛泽东一再催促下，他才去外地休养治疗。1956年，聂荣臻身体状态况好转，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工作，二是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聂帅果断地选择了前者。一个大半生戎马倥偬、驰骋疆场的元帅，放弃主管国防和部队装备这一轻车熟路式的职位不干，偏偏选择了麻烦太多、困难重重又几近于白手起家的行当来管，这其中的缘由何在呢？这个谜的谜底似乎很简单。国家和军队建立起来了，但是聂荣臻的一个夙愿未了，他要用后半生的精力来完成他出国留学前曾经深埋在心中的一个梦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同聂帅几十年戎马生涯相比，时间短一些，然而这是在和平环境中打的一场不流血的战斗，其中的甘苦得失和紧张激烈，又有多少人知晓呢？
4。1 时间就是生命
青年时代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惨遭凌辱的情景，在聂荣臻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化成他振兴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雄心壮志。然而，壮志归壮志，当时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薄弱得令人寒心。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共计四十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六百五十余人。1949年11月，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但只有研究机构二十二个，研究人员二百多人。按那时常说的四亿五千万人口算，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人口中有一个科研机构，每七十万人口中，只有一名科研人员。而且，从学科和门类来说，空白和缺门太多了。旧中国留下来的科研力量十分可怜，只有一些农业、地质、生物、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小型研究所，即使这样，有些还是爱国科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兴办起来的。房屋、设备、仪器以及资金等都非常缺乏，很难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至于国民经济和国际需要的重要学科和现代化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完全是空白。毛泽东说我们是一张白纸，用这句话形容旧中国的科技状况，是非常形象和贴切的。一穷二白，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留下的全部科学“遗产”，要发展科学事业就只有这么一个起点。
然而，建国初期，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且百废待兴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纷纷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抗美援朝战争再次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落后了就难免受人欺负。而且当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否则就将永远受人摆布和欺负。时间就是生命，聂荣臻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紧迫感来开始着手抓这项工作的。
4。2 十二年规划
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是一声号召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涉及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而当时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科学研究规划。周恩来明确指示：“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本着这样一个指导精神，中央由周恩来亲自抓此项工作，国务院成立了十人领导小组，经过充分讨论，确定按任务带学科作为这次规划的基本原则。当时，聂荣臻作为主管军工和军队装备的领导人，参与了规划的制定和领导工作，并直接领导了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制定工作。
当时集中了六百多名国内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在北京专门对各部门的规划初稿进行审查综合和汇编，前后搞了四五个月。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怎样使国家强盛起来。一个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指导方针的科技蓝图就这样诞生了。聂荣臻强调：制定科学规划，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处理好任务与学科、尖端与基础、重点与一般、理论与实践、仿制与独创等方面的关系。
在这些不寻常的日子里，聂荣臻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制定落实科学规划，组建科研机构和科技队伍，建设试验基地和科技院校，组织协作攻关，主持研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尖端武器，为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和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的事例和业绩不胜枚举。然而，我们要问的是：这位被誉为中国“两弹之父”的元帅，为什么偏偏对导弹、原子弹“情有独钟”，他获得“两弹之父”的美称，难道仅仅因为他主持研究有功吗？
4。3 两弹之父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一句古训。朝鲜战争停战以后，新中国开始真正在一种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从事科学文化建设。然而聂帅心头常感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当时的美国，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和隐患。
聂帅常想，我们国家很大，经济基础薄弱，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更重要的是，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就越强，别人即使给我们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研制的道路，即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当时，聂荣臻对一些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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