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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谜-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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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电话，总理想了一下，马上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要起飞，我到山海关机场去拦他。”
3。3 山海关枪声
20多名被从被窝里叫起来的战士，刚刚排成一队。他们弄不清要执行什么“紧急任务”，个个都还背着背包。
公路上，一辆吉普车正在疾驰。车里坐的是警卫副队长，他奉命到山海关机场去控制住飞机。
车库里，一辆大卡车，几辆吉普车正在发动。人们的喊叫声，枪栓的撞击声，汽车的马达声，在夜空中汇合在一起，使这个平日静寂的疗养地，出现了一种临战的气氛。
正在这时，一辆红旗轿车亮着白晃晃的前灯向58楼前的公路开来。车里坐的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和警卫秘书。林彪一上车，就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回答：“不远，很快就到了。”
红旗轿车就要通过58号楼了，警卫大队长等人冲上公路，挥着手臂，高喊道：“停车！停车！”
汽车里，林立果拿着手枪对准司机的后背，叶群发疯似地喊着：“冲！冲！”汽车加快速度，鸣着喇叭，从人们身旁像一阵狂风似地冲了过去。
突然，坐在车里前排座上的警卫秘书喊了一声：“停车！”
这个秘书，跟随林彪十多年，深得信任，所有车里人都没吭气。汽车急剧停稳，他已经跳下了车。
叶群杀气腾腾地问：“你想干什么？”
这个警卫秘书说：“当叛徒，我不干！”然后，他转身向58号楼边跑边喊：“来人哪！”汽车里向他开枪，击中了他左臂。他和追赶上来的人向汽车连开几枪，可是这辆高级防弹汽车，手枪子弹根本打不透，只在防弹玻璃上留下了几个白印。
林彪轿车发疯似地冲上了公路。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把尾随它的卡车、吉普车都远远抛在了后面。
但是，在接近山海关机场时，它被先派出去的那辆吉普车压住了。无论它怎么鸣喇叭，吉普车就是不让它超车。这样拖了几公里，前面已经可以看见机场的大铁门了。
前方，要横穿二股铁路线。这时正巧有一列火车要通过。
看道工人亮起红灯，标志杆正在徐徐下落。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住了，红旗轿车却一打车头，超过吉普车从标志杆下冲了过去，急驰的火车险些撞在它的车尾上。
13日零点18分，红旗轿车冲进山海关机场。一辆油罐车正在给256号飞机加油。汽车开到飞机的旁边，车还没停稳，林立果穿着白衬衣，拿着手枪，从右车门下来，十分慌张地大声喊着：“快！快！快！飞机马上起飞！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保卫林副主席！”
紧接着林彪、叶群从车右门下车，跑步直奔飞机。他们顾不得等客梯开来，沿着机组用的小梯子往上爬。叶群打头，林彪在后。叶群一边往上爬一边急促地喊着：“快！快！快！飞机赶快发动！油车赶快离开！”
林立果一手挥舞着手枪，一手抓住梯子，一边往上爬一边高声喊：“快把机场大门关上！后面有追兵，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
上了256号飞机，连放在红旗轿车上的手提包、文件都没有顾上拿。没有等机组人员上全，连领航员、通讯员都没有上去，跑道灯也没有打开，飞机就开始发动了。
机场领导目睹这些情景，觉得十分反常，立刻派一辆油罐车到滑行道上拦住飞机。同时，机场领导马上给李作鹏打电话，明确问他：“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回答说：“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
过去，山海关机场从来没有直接请示过周总理。当时飞机已经发动，怎么来得及报告周总理呢？这一点难道他李作鹏不清楚吗？
零点23分、256号飞机加大油门，在一片漆黑中向跑道滑行。这时，8341部队的追兵赶到机场。机场的灯光全部被关闭了。
“叭”、“叭”几声清脆枪声回响在漆黑的夜空。
4 “九·一三”事件之谜
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感到恐惧？抑或被仇恨啃啮着？他们有过什么样的求生挣扎与濒死举措？假如他们侥幸逃脱上天的惩罚，那么世界会因此增添几多阴谋，几多悲惨？但是，“绝妙”的死亡使得这一切荡然无存……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叛逃所乘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草原坠毁，林彪落得个折戟沉沙，遣臭万年的下场。
外电称这是“中国政治之谜”，围绕这一重大事件，制造了诸多耸人听闻的传闻。
当时，中蒙关系正在改善，双方重新互派大使，中国新出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任刚刚20天，便碰上了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
4。1 蒙方提出口头抗议
1971年9月14日上午8时，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通知：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求8时30分会见中方大使。中方使馆人员立刻预感到发生了意外事件。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为欢迎新大使的拜会。额尔敦比列格寒暄几句，对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歉意。
接着，话题一转，他说：“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机失事。”
额尔敦比列格接下来通报了详细情况。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共九人，其中有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额尔敦比列格对于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国领土之事，代表蒙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额尔敦比列格又通报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
现在天气还比较热，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处理。他又加重语气强调，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蒙国国境。蒙古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调查，蒙方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
中方大使听罢，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感谢蒙方通知这件事。他说：“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很遗憾。”接着，大使又以提问的语气说：“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
中国大使是确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以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
“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中方大使问道。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并未直截回答，他解释说飞机失事近两天，但只发现九名乘员和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然后话题一转，他反问道：“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可以这样理解。”中方大使道。
副外长当即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相信中方能在近期作出答复。”
在中方大使告辞的时候，额尔敦比列格说：“希望中方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4。2 启用专线电话
中方大使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大使指出事态的严重性，要求大家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
大家各自散去，办理有关事宜。
但是，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生，最快也得四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
众人心急如焚。
这时，大使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两年多，如能启用，岂不可解燃眉之急？
这种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是一种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当时也想到，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担风险的。但事不宜迟，需要当机立断。
大使决定开封启用，有关同志立即行动起来，从库房里拿出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开，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台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不给转接。大使极力保持镇静，毅然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要求使用专线。
当日中午12时20分，北京获得飞机失事的消息。
14日上午，在外交部会议室里，姬鹏飞代理外长正在主持一个气氛非常严峻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叛逃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应采取的外交对策。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时尚未结束。
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手持特急报告，连门也忘记敲便直奔姬鹏飞。
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彻夜未眠。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他们悬浮在心头的沉重石块终于落了地。周总理对驻蒙使馆在不明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15日凌晨又接到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
4。3 现场惨状
9月15日下午6时，中方大使馆一行人抵达飞机失事现场。
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平坦开阔，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面的50米扩展到南面的200米，呈梯子形。
环顾现场，便可看到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蒙古哨兵在高坡上游动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磨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
至200米处有一段带弦窗口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车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
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
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个起落架。再向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
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中方大使馆人员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
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林彪的老婆叶群，是唯一的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胁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形状凶恶，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
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附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
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炭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似腊人。
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
4。4 按蒙俗埋葬遗体
中方大使馆人员视察完现场后，形成初步看法：1。蒙古方面基本保持了飞机失事现场。他们用白布覆盖尸体，以防腐烂。他们承认有些文件和手表等什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详谈具体情况。
2。飞机是由于不明原因紧急着陆，机上人员作了紧急降落准备，但飞机着地的失去了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
3。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记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
但不知飞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现场的情况使中方大使越发感到问题重大复杂。
天色已晚，蒙方陪同人员一再表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并提出要马上选择墓址，连夜赶挖墓穴，明天就安葬。
按照蒙古人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吉祥。蒙古军方人士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在主机西北的高地上选定墓地。他当即调来一班战士，并让我方人员按他指定的方位用铁镐在地上划出一条墓穴框线。这时夜幕已经降临，阵阵秋风吹来，旷野上顿起萧瑟之感。
当晚回到温都尔汗，匆匆用过晚餐，中蒙双方共同达成四项建议：1。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2。按照蒙古习俗，在墓上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3。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我们，我们写张收条。
4。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9月16日，天气晴朗，秋高气爽。中方大使嘱咐大家要利用光照好的有利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多拍一些照片，作为证件，并拼制一张现场图，送国内研究鉴定。
上午10进，我方大使人员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再次到达现场。蒙古士兵抬来九口棺材，放在尸体旁。中方使馆人中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入殓。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住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一辆刚到的卡车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因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中方大使表示同意。
九具棺材放入墓穴后，中方许文益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生执铲作象征性填土，接着孙一光、沈庆沂和王中远三同志填土，然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的时间，继续商谈。会议是在大轿车上进行的。主要是谈蒙古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
为避免在这种场合进行争论，许文益大使表示这个纪要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简单些，只写九具尸体怎样安葬，埋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接着就转到从飞机上拿一样东西放在墓上作为标记的问题。沈庆沂建议把写有“中国民航”的一段机翼放到墓上。
蒙方称那个东西太大，搬不动。王中远又提议把机尾上炸掉的发动机进口环放到坟顶，蒙方接受了。
一切安排妥当，许文益、孙一先、沈庆沂和王中远四人来到墓地边，庄重地三鞠躬，以示哀悼。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如此。
4。5 不欢而散的谈判
事后中蒙双方连夜进行谈判，商定了文件的范围，但在实质问题上分歧很大。
在安葬尸体时，双方就《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简称《安葬纪要》）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安葬尸体后，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时多了。
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和劳累，我方人员都感到精疲力竭，想好好睡上一觉。但当晚10时左右，蒙方送来他们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机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简称《现场调查纪要》），并要求连夜会谈。
中方大使利用沈庆沂和王中远翻译文件之机，靠在沙发上思考这两天来的情况和问题。他感到，蒙方在帮助视察现场和安葬遗体方面是友好的，但在讨论纪要时态度就比较僵硬。
他们虽然不再称我失事飞机是“侵犯”和“入侵”蒙古国境，改用了“进入”二字，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成员“为军事目的服务”，抓住“军事”二字不放，想在政治上置我于被动不利地位。
许大使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让步，一定要按照国内指示精神，坚持是我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国境的立场，进行耐心的说理斗争，争取谈成。实在谈不成，就回乌兰巴托再谈。
拿定主意后，许大使的思想松弛下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文件翻译出来已是17日凌晨一时，他们立即研究讨论，准备了对案。
凌晨4时25分，双方在旅馆开始正式会谈。中方大使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各种方便条件和蒙古人员的友好合作，表示谢意。接着对《现场调查纪要》提出10条修改意见，主要是以下三点：1。提议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2。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提议加上在飞机头部东面20余米处有损坏的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3。针对纪要第七条记叙死者遗体遗物后，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对于蒙古方面提交的《安葬纪要》，我方提议将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然后写明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安葬。
许大使发言后，蒙古方面建议休会10分时。10分钟以后，蒙方人员迟迟不来复会。在等待时，收听到外电报道，称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
许大使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可能与这架飞机失事有关，这更使他感到问题的复杂和严重。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到邮电局去了，可能是向其上级请示。
中方人员考虑形势紧迫，不宜久拖在这里，要赶快回使馆向国内报告现场视察和谈判情况，听取国内指示。
于是许大使让孙一先向蒙方提出，鉴于我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在乌兰巴托继续会谈。如果蒙方一定要在这里谈，我方则由孙一先代表大使继续商谈。
上午10时15分复会，桑加上校答复我方提出的修改意见，基本上逐条驳回。对第一点，他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民航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所以没有必要、没有根据这样写”；对第二点，他认为，“如果把在飞机头部东面20余米处有‘民航’二字的机翼写进去，纪要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关于第三点，他说，“因为死者外穿军装，所以他们是军事人员这一段还应保留下来”。
高陶布司长看到局面有点僵，便出来缓和气氛说：“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了解和分析现场，双方都有尽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今天要回去，我们理解大使工作很忙。大使了解我们的工作也很忙。要是大使和桑加同志同意的话，我的意见是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好一起回去。”
许大使表示这个问题才谈了两三次，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存在意见分歧是很自然的，但是通过实事求是、相互谅解和友好协商，问题总会得到解决。
接着他着重讲了两点意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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