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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斗士曼德拉-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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庹庖恢肿甯衾氪胧颐怯斜匾ㄐ兄ぶ贫鹊钠鹪醇捌溲荼渥饕患虻サ慕淮�1809年11月，开普殖民地的总督卡林顿伯爵颁布“霍屯督公告”，①这标志着通行证制度的产生。这种通行证当时是对付流浪者的一个手段，但它力图将非洲人限制在自己的保留地里，使他们成为白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通行证制度意味着非洲人在保留地以外购买土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①霍屯督人是南非的土著居民，亦称科伊人。霍屯督是白人殖民者对科伊人的蔑称。
这样，通行证制度使非洲人完全固定了下来，他们的流动主要是为了满足白人对劳动力的需求。为了把科伊人变成农业上人，这份公告授权地方当局将没有通行证的科伊人当作游民处理，任意立契，强迫他们按照雇主规定的条件做工。1812年，克拉多克总督发布命令，规定科伊儿童出生时，若其父母正受雇于白人农场主，他们就应跟着学徒，直至18岁。
1819年，萨默塞特总督授权地方长官将父母双亡的科伊儿童登记为学徒，使他们实际沦为农奴的地位。1828年，开普殖民地发布了49号法令，进一步将通行证制度扩大到科萨人的范围：所有进入殖民地的科萨人都必须持有边境地区白人官员签发的通行证。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向内地渗透，与南下的科萨人的接触增多，同时开普殖民地的白人需要科萨人作为劳动力。殖民者担心这种交往会危及白人统治地位，就用通行证制度把两个种族隔离开来，这不能不说是后来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滥觞。后来，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等南非北部地区实行通行证制度也是为布尔人农庄提供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同时，通行证制度也是控制南非黑人的一种手段。它使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上有某种安全感。英国驻南非的高级专员米尔纳就坚持认为，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考虑，必须实行通行证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可以辨认来到这里的土著和追踪他的动向，否则这个地方将变成一座群魔殿”。南非发现钻石矿和金矿后，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非洲城市人日益增加。这种新形势导致了通行证制度运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国民党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种族立法。1952年颁布了“取消土著通行证及施行统一的土著身份证法”。在此以前，非洲人的各种通行证多达60多种，如居住许可证、宵禁特别通行证、月度通行证、计日工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旅行通行证，等等。这项法令规定取消其中一些已无必要的通行证，全面加强通行证制度以控制非洲人的迁移和行动。这项法令规定了一种统一的证件——一种特殊的查验册，每个土著居良都要随时携带。查验册中载有非洲人的照片、编号，并详细载明其相貌、纳税情况和许多事项。
这些规定为南非黑人带来了诸多不便。一家南非报刊曾在1957年底揭露了一个关于纳尔逊·兰加的案例。纳尔逊·兰加是约翰内斯堡市政委员会雇佣的一位清洁工。有一天傍晚，他被便衣警察拦住要通行证。和其他一切值勤的非洲清洁工一样，他因为怕遗失或弄脏，没有随身携带通行证。但他很顺从地给警察看了市政府发给他的证章，上面刻有他本人的公务员号码，这足可以证明他的合法雇员身份。
可是，傲慢的警察不管这些，还是将他逮捕并押送到比撒耳，他被迫在田间劳动。后来，由于他和律师取得了联系并申请了人身保护令，纳尔逊·兰加才获得释放。在法庭上透露了政府的特别规定：根据土著事务部、司法部和南非警察当局之间的安排，因违反通行证法被捕的非洲人毋需起诉，可直接交给土著事务部。而土著事务部在1954年颁发的一份行政通报指出：应该对因此项法令被捕的非洲人提供在农村做雇工的机会，而且要优先照顾农场。凡是拒绝这种工作的人不能被释放，而且要“被送回南非警察局起诉”。
1960年3月21日的反对通行证游行主要是由阿扎尼亚（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组织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于1959年4月成立后，主要将精力集中在招收会员和建立地方组织上。由于这项工作进展顺利，泛非主义者大会得以在1959年12月19—20日在约翰内斯堡召开它的第一次全国会议。索布克韦和大会领导人向会员宣布了组织计划，将从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证法运动开始，经过一些没有具体说明的步骤，到1963年达到自由和独立。
为什么泛非主义者大会如此仓促地决定在3个月内即要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抵抗运动呢？这似乎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是来自一群急于行动的会员的要求。从自由宪章发表后，南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加速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叛国罪案开审后，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南非当局节节败北。而维沃尔德上台后，变本加厉，积极推行现行政策。这一系列因素促成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激进派强烈要求有所动作。其次，泛非主义者大会对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对南非黑人的感召力估计过高。以索布韦克为代表的大会领导人坚持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忽略艰难长期的组织工作。
第三个因素是外部因素的促成。一方面是南非的自由党坚决支持泛非主义者大会采取激进措施；另一方面，一些外国政府如加纳政府对泛非主义者大会表示将提供外交和财政支持。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亦已确定在3月31日发起全国性的反对通行证制度运动。为了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争夺黑人群众，泛非主义者只能在国民大会之前采取行动，以表明自己的力量。
索布克韦在要求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采用非暴力策略时，号召他们将通行证丢在家里，并接受逮捕和坐牢。他希望这一行动将很快带动全国人民加入抵制的行列。一旦南非的监狱挤满，田间、工厂和商店的工作停顿下来，南非政府当局最终将不得不让步，废除通行证制度。这一运动将形成一系列“不停顿的运动”，而这将导致种族主义政权的崩溃。他提出的口号是：“不接受保释、不接受辩护、不接受罚款”。同时，泛非主义者大会作了基层的组织工作。
1960年3月21日清晨，反通行证运动以平静而严肃的方式从索韦托地区开始。罗伯特·索布克韦凌晨2时即起床了。他将自己的文件整理好，对家里的事作了安排，于6时离开家，向4英里之遥的奥兰多警察局走去。一路上，从费费尼、杜贝和西奥兰多等各个方面来的黑人群众缓缓地加入他的队伍。那一天，约翰内斯堡警察局共逮捕了170名违反了通行证法的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在比勒陀利亚，6名成员到警察局自首，警察以违反通行证法将他们送走。在德班和东伦敦，也有一群人被警察以同样理由逮捕。群众的反应远不如预想的那么踊跃，只是在韦雷尼京、兰加和恩扬加等地，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号召得到了普遍响应。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态度如何呢？在此之前，国民大会已联合了其他13个不同种族的组织，筹备发起反通行证运动，接着在5月和6月连续举行示威游行。但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计划在某种意义上打乱了国民大会的原计划，索布克韦和他的助手的动员也颇具势头，非洲人国民大会只能十分被动地跟着泛非主义者大会，但在组织工作上仍是各自为政。
韦雷尼京位于约翰内斯堡以南约50英里处，是南非的钢铁工业中心。二战结束时，这个中心因扩展而人口大增，已有白人12000人，非洲人30000人。这里非洲工人多是流动劳工，在制造业受雇的16798名非洲黑人中，近15000人是从奥兰治自由邦招募而来，住在棚户区。沙佩维尔是1937年韦雷尼京发生动乱后开始建设的，第一批房子在1942年竣工，其名取自当时的市长约翰·沙佩。到1960年，沙佩维尔的人口已达36600人。从原住地被迫迁到沙佩维尔，每月的房租高达2镑15便士，一大群找不到工作又没有中学可进的青年人，这些为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宣传鼓动提供了不满现实的社会基础。
3月21日清晨，在沙佩维尔的西文索街公共汽车站，去上班的人排起了长队。这时，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警戒队出现了，他们劝说人们不要去上班。这些警戒队还在其他路口阻止去韦雷尼京上班的人们。上午10时，在市中心已聚集了一大批人。这使地区警察大吃一惊，因为沙佩维尔素来以和平驯服著称，就是在蔑视运动中也没有出现很大波动。俯冲的飞机也没能驱散示威者，而警察则拒绝逮捕那些站在队伍前面的泛非主义者大会支持者。示威组织也拒绝了警察要求解散示威者的命令，泛非主义者大会支部书记恩雅卡纳·往罗说：“在索布克韦发表讲话前，我们不会解散。”
人群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将有人发布关于通行证制度的重要通知，这更使他们决心呆在原地不散。一些增援的警察在上午已抵达，有的还是乘的装甲车。下午1时15分，约300名军警与5000名示威者对峙着。突然，警察局的大门口发生了摩擦，围着警察局的铁丝网被冲开了一条缺口。前排的示威者想看清楚，而后面的群众更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拼命向前挤。有一个警官被挤倒了，这时，色厉内荏的警察开始开枪，人们赶紧朝四周散开逃跑，但无情的子弹呼啸而过。结果69名示威者被打死，其中包括8名妇女和10名儿童，绝大部分是背上中的弹，另有180人被打伤。射击过程持续了20秒钟，警察共发射743发子弹。
受伤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被送进索韦托的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在急如星火的救死扶伤的医院里，弗莱克医生正在紧张地为伤员包扎、动手术。当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取东西时，发现一名上校警官坐在他的桌子上，旁边站着一群低级警官。“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没看到我在抢救病人吗？”弗莱克医生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愤怒情绪。那名上校傲慢地回答：“我想让你知道，送到巴拉格瓦纳斯医院来的所有受伤者全部被逮捕了。”弗莱克医生对这种非人道的行为表示抗议，然而无济于事。
上校命令一个警察带上印台，挨病床将枪伤者的手印盖上，然后对另一位警官说：“在每个病床边派2名警察看守。”弗莱克被这种残酷所震惊。“请你们有点良心！有些病人正因抢救不及时而生命垂危，其他的将失去一条腿或一只手。如果每个病床边站上两名警察，我们怎么能实施抢救措施？”由于弗莱克医生的不合作态度，那一个周末，他被告知，比勒陀利亚已传来命令，将他解雇。弗莱克医生气愤已极，立即与国际新闻界取得联系，声明自己由于对警察暴力的牺牲者表示关心而失去了工作。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政府只好恢复了他的工作。
在沙佩维尔惨案发生后几个小时，在开普敦的黑人市镇兰加也发生了枪杀事件。那天清早，人们开始聚集在兰加新的单身住宅区。尽管天下着雨，但当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地区负责人克哥桑纳在6时赶到时，已有6000人站在那里等他讲话。警察进行干预时，克哥桑纳决定将人群解散并说明下午6时再聚集，他赶到开普敦去看望被捕的会员。兰加的警察局也得到了加强，60名警察配备了步枪、警棒和装甲车。
下午5时45分，警车驶进了兰加的单身住宅区，高音喇叭宣布禁止群众集会，随后警察也赶到了。警察命令人群在三分钟内离开现场，但马上就用警棍开始驱散人群。这种故意的挑衅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愤怒，他们开始向警察投掷石块。现场指挥官命令部下开枪，结果又杀死了6名示威者。当天晚上，兰加的群众举行了暴力反抗，他们将市政府烧毁，剪断了电话线，袭击了警察局，堵塞了交通。第二天清早，兰加的单身宿舍区遭到警察的袭击，他们见人就打。在这场事件中，又有49人受伤。
“沙佩维尔惨案！”“南非种族政权的又一罪行！”“兰加的血不会白流！”第二天，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刊登沙佩维尔——兰加惨案的消息。全世界为南非白人政权的赤裸裸的暴力所震惊了。同时，南非股票和债券的牌价在世界各地交易所里直线下跌，恐慌袭击了西方的金融市场和证券交易所。伴随着世界舆论的压力和正义力量的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政府的屠杀行为。南非的白人也惊恐不安，有些开始向国外移民。司法部长不得不呼吁全国平静下来。
各地的屠杀、反抗、破坏和逮捕还在进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西苏鲁、曼德拉和当时的总书记诺克韦连续几天开会讨论局势，商量对策。当时正在比勒陀利亚准备作证的卢图利对屠杀进行谴责，并于3月27日当众烧毁了自己的通行证，并号召其他人采取同样的行动。恰巧在这时，南非政府宣布暂停实施通行证法。有些人天真地以为这是政府结束这一法律的具体行动，殊不知，更严厉的镇压措施将在全国实行。卢图利酋长还号召全国在3月28日为纪念惨案中的死者举行哀悼。为抗议兰加屠杀，克哥桑纳组织了30000人向开普敦进军的运动，但后因警察的欺骗而未能坚持。
为了加强镇压并重新控制局势，在3月30日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并开始搜捕黑人积极分子。惨案发生后，当局将曼德拉等被告又重新关进监狱。被告辩护律师团为了对紧急状态法表示抗议，宣布退出辩护。曼德拉和诺克韦接过辩护任务，即在受审期间兼任被告辩护律师。即使在监狱里，曼德拉仍是监狱犯人的领导人。他代表犯人就监狱的伙食、待遇和卫生条件多次与监狱当局交涉，有时甚至在法庭上提出抗议。
4月7日，政府宣布重新实施通行证法。在紧急状态法实行期间，共有2000名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被逮捕。4月8日，南非议会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以128票对16票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两个组织为非法，并规定继续从事该组织活动的人将被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怀着善良愿望并一直坚持非暴力手段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成立近50周年时，在政府采用极残暴的手法杀害了无辜的黑人抗议者之后，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果将会如何呢？
1960年8月初，曼德拉出庭辩护。3位法官主要针对他的讲话和文章提问。曼德拉借着这一机会，详尽地介绍已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张、政策和活动情况。“我们要求实现成人普选权，为此，我们准备施加经济压力；我们将发动蔑视运动和待在家里运动。我们将采取个人行动或集体行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蔑视法律的事态和待在家里运动所造成的局面。让我们谈判吧。’”
在辩护中，曼德拉阐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未来政府的构想，即从非洲人获得议会席位到普选权，最终实现人民民主。他又谈了非国大对暴力的看法，并保证，“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暴力不会首先来自我们方面。”尽管沙佩维尔一兰加惨案已告诉他：政府为了恐吓非洲人，会毫不迟疑地屠杀数以百计的非洲人。同时他也驳斥了法官对普选权的歪曲，并坦然地谈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以及态度的转变。8月9日，他结束了在法庭上的辩护。
到1960年8月底，政府取消了紧急状态，并释放了被拘留者。因为要为审判案的最后阶段作准备，曼德拉不得不奔波于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之间，经常和被告谈论辩护之事。这时，温妮已怀上了他的第二个孩子，为了让曼德拉集中精力工作，她承受着一般妇女难以忍受的生活重担。12月的一天，他们的第Th个女儿津荠在约翰内斯堡出世了。曼德拉匆忙赶到医院，在“非欧洲人”住院部找到了母女二人。这里的条件和服务质量都很差，曼德拉决定将温妮和孩子从医院接回家照顾。
1961年初，经过4年多审判的判国罪案已接近尾声。被告和家属们的心情越来越紧张，法庭会宣判被告有罪吗？有一天，温妮正在家照顾孩子，曼德拉、西苏鲁、诺克韦和另一名被告乔·莫迪塞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据温妮回忆：
他们全站在车库外的车道上。曼德拉让一个孩子来叫我。我来到他面前。他只简单地对我说：“亲爱的，帮我把衣服和梳洗用具装在箱子里。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要着急，我的朋友们会照顾你。他们会随时把我的消息告诉你。好好照看孩子。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有力量和勇气这样做，我知道你现在就有能力这样做。”
我赶快收拾好他的衣服。我眼里噙着泪水，但是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短短几个月里已经习惯不向他提任何问题。在我们分别之前，我只祝愿他一切平安，并请求非洲之神处处保佑他，请求他有空回来看看我和孩子，只要几分钟。我提醒他履行自己的义务，为此他训斥了我。
看来，曼德拉已经作好了最坏的准备。3月29日，他回到比勒陀利亚，与其他被告一起听候审判结果。高级法官朗夫首先宣读了调查结果。最后，他要求所有被告起立，并宣读了判决结果：“法庭宣判你们无罪，现予以释放。你们可以走了。”所有被告抑制不住喜悦之情，在法庭外等候的群众得知审判结果后，向他们的英雄欢呼，并一起唱起了《上帝赐福非洲》。
然而，沙佩维尔的阴影还在，受害者的血不会白流。正如南非诗人布鲁特斯在他题为“沙佩维尔”的诗中所揭示的那样：
沙佩维尔事件的意义何在？
不在70人死去，
更不在他们背受枪击，
一再退后，手无寸铁，毫无防备。
当然也不在那沉重的枪弹
穿过母亲的脊背，
撕裂她怀抱中的婴儿，
将婴儿杀死。……
这是一个典型事件……
它无比清楚地说明，
种族统治是什么；
它无比清楚地说明，
压迫者的意愿又是什么。……
铭记住沙佩维尔事件吧，
铭记住那背受抢去的时日。
铭记住争取自由的不屈意志，
铭记住那些烈士。
我们为他们而自豪。
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和所有黑人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而言，沙佩维尔惨案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向非洲黑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解放运动的策略还应该是坚持非暴力手段吗？回答是不言自明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沙佩维尔大屠杀标志着南非民族主义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一历史的转折中，曼德拉再一次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第十三章 转入地下
·“先生，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奥立弗·坦博要求政治避难”
·受命于危难之际：转入地下
·大罢工夭折
·有限制地使用暴力
·班图斯坦自治计划
·庞多兰的农民起义
·“人民已经绝望，而绝望的人最后将采取报复行动”
奥立弗·坦博正在开普敦一个工会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来。“谁呀？请进来！”一位黑人妇女冲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快走！警察就在那边的办公室搜查。”在一位名叫罗纳德·塞戈尔的记者的引导下，坦博踮着脚从后面的楼梯溜下去了。下楼后，他停下来仔细听了一阵。当确信没有人跟踪后，他一溜烟窜上街心。街头上传来了报贩的叫卖声：“卖报！卖报！维沃尔德已宣布非国大和泛非大非法！”
1960年4月8日通过的“非法组织法”无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是泛非主义者大会来说，都是一个突然的打击。成立才刚刚1年的泛非主义者大会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大会领导人索布克韦在反通行证的行动中自愿违法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勒巴洛、科萨纳等都先后被拘留。大部分领导是在沙佩维尔惨案发生后才被捕的，于是根据公安条例，他们被控有煽动暴行之罪。由于泛非主义者大会发起运动的策略就是鼓励全体会员到警察局去自愿被逮捕，并要求逮捕后不接受保释，不接受辩护，不支付罚款；这样，组织的领导层在宣布非法后几乎面临崩溃。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情况不同。它对这一法令在思想上缺乏准备，这是因为该组织自成立以来从未鼓吹过使用暴力，每次行动都以温和的方式和公开的号召来进行。
值得庆幸的是，纳尔逊·曼德拉在1952年蔑视运动后不久提出的M计划的设想，就是组织有朝一日丧失合法地位而被迫进行地下活动。这一计划的实施为城镇支部保存了一部分基本力量。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委会拒绝解散，并立即转入地下活动，继续组织和领导群众。
“非法组织法”是南非政府对民主力量的一次反扑。它不仅使政府有权禁止任何组织的活动，还对策动罢工的组织者或违抗法律的人处以极严厉的刑罚：5年以下的徒刑，500英镑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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