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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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兰斯凯是曼德拉、西苏鲁、坦博、温妮等黑人解放运动领导人的家乡，这里的任何政治变动都牵动着他们的心。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他们决不容许拿原则作交易，用对白人政权种族隔离制的赞同甚至默许来换取自己的自由。1973年12月，白人政权作出了第一步试探。当时的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受命来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等黑人运动领袖。这是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史上第一次：一个白人政府的部长到监狱来探视黑人运动领袖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尽管克鲁格态度谦和，用马哈拉吉的话说“像一只哈巴狗一样”，而且在会谈中用词谨慎，语意含混，但曼德拉等人很快识破了他来此的政治目的。
　　克鲁格来罗本岛的真正意图是试探有无可能让曼德拉等人接受“分别发展”的政策。①在会议中，他有一次露出了马脚，将此意说得十分明确：如果你们准备接受分别发展，尽管你们与我之间仍存在分歧，我准备让你们在这一发展中发挥政治作用。挑明的话，他实际上是许诺，如果曼德拉、马哈拉吉等人愿意到“黑人家园”政府任职，他将允许他们出狱。当然，他只能是徒劳无益。曼德拉等人的回答很明确：我们不会接受分别发展，而是坚决反对分别发展。如果政府以分别发展为基点进行谈判，他不能接受。曼德拉的思想通过在狱中和实际斗争的磨炼，也愈来愈清楚：坚决反对与政府的任何形式的合作，坚决反对班图斯坦的计划，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黑人——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的任何企图。在与克鲁格的会谈中，曼德拉还向这位白人部长进行了一堂非洲人国民大会斗争史的讲座。面对这位享有盛誉的黑人运动领袖，克鲁格不得不承认自己对非国大的历史以及他们的非暴力策略知之甚少。
　　①“分别发展”（Separate　develoPment）一词在60年代初期由维沃尔德政权生造，实际上是“种族隔离制”（apartheid）的代名词。
　　1974年10月24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鲁洛夫·弗雷德里克·博塔在联合国宣布：南非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建立在种族和肤色基础上的歧视政策，对广大黑人农村人口所占的部族保留地实行一种新的发展计划。然而，他的巧言簧舌并不能欺骗世界舆论，正如一些外国报刊指出的那样，让班图斯坦独立成黑人国家，这些国家的居民并不再是南非公民而只是临时流动工人，未来的蔑视当然不是“种族的”或“肤色的”，而是“国家的”。对南非政府这一偷梁换柱的伎俩，联合国予以驳斥。10月30日，大部分安理会国家投票要求将南非驱逐出联合国，但因英、法、美三国投否决票而未获通过。
　　然而，班图斯坦“独立”计划仍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与此同时，它也遭到了非洲人的激烈反对。以索韦托暴动为例，虽然它是由用阿非里卡语教学一事触发而起，但很明显是针对整个种族隔离制度的。从暴动过程中受攻击的目标来看也可证实这一点。在出事后的一个多月里，就有53座建筑物被焚毁，其中主要是班图行政机场和与白人有联系的机构的房子。另外67个啤酒店、8所学校和5个银行也遭到破坏。很明显，这些均被作为种族隔离制的标志而受到攻击。
　　特兰斯凯的“独立”是在索韦托发生暴动以后，这使黑人家园的领导人也对这种假独立表示公开抵制。10月26日的“独立”仪式上，看不到夸祖鲁、加赞库鲁和夸夸这三个黑人家园的领导人。夸祖鲁的领导人加查·布特莱齐当时正在尼日利亚参观。他当即发表讲话，表示祖鲁人决不会接受“白人南非给予南非黑人的这种奴役式独立”。他还说：“当我想到我们的国家及其民族时，我就不寒而栗。有朝一日全体白人居民将要对那些不仅想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对想决定我们命运的人所犯下的罪行负责。”夸夸黑人家园将特兰斯凯的“独立”日看作是40000南索托人的哀悼日，因为这些南索托人一直强烈地反对特兰斯凯的“独立”，他们的酋长和领导人被南非当局以违犯安全法而被囚禁。8个黑人家园的领导人在与南非总理沃斯特举行会谈后，与其他非洲人民族解放组织一起组成黑人统一战线，一致同意要将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去，而这是黑人觉醒运动一直未能做到的。
　　作为特兰斯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凯泽·马坦齐马的政治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曼德拉的亲戚，曾一起在黑尔堡大学学习；他也曾是曼德拉的情敌，追求过温妮；他曾在特兰斯凯1963年选举中被击败，却仍被推选为首席部长。随后，他逐渐依靠传统势力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敌对势力，他或打或拉。一位政治上的反对派曾这样评论他：“公开议论马坦齐马是不明智的，‘皇帝’既残忍又自私，他一再使用暴力，才得以苟延残喘。”到1976年独立前的选举中，在被选举的75位国会议员中，他的反对派已降到6位。他极善于使用政治手腕，将对手收买或争取过来。在他的政府中，财政部长泽波·莱特拉卡是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索布克韦的亲信。姆拉赫莱尼·恩吉桑教授也是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后成为他的内阁成员。
　　马坦齐马的政治哲学是恢复科萨民族性，并将此置人更广泛的民族主义之中。他曾指出：如果没有南部非洲的独立，非洲的独立毫无意义。而特兰斯凯的独立就是南部非洲独立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兄弟乔治·马坦齐马均私下表示，其他的黑人家园不宜学特兰斯凯的榜样而寻求独立，因为这些黑人家园在殖民主义者人便以前都不是独立的。他们认为特兰斯凯与其他黑人家园有两点不同。第一，历史因素。整个特兰斯凯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人开普殖民地，随后在1910年又并入南非共和国，这种不顾科萨人意愿的不公正并人只有通过独立才能纠正。第二，地理因素。与其他黑人家园不同，特兰斯凯不是由分散的保留地组成，而是整整一块领土。它有漫长的海岸线，有广袤而较肥沃的土地，生产增长的潜力也比较大，这些使特兰斯凯政府可以有效地进行管理。
　　很明显，如果简单地将马坦齐马戴上一顶“白人政权的合作者”或“内奸”之类的大帽子是很不适宜的。他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从南非共和国取得独立难道是特兰斯凯的错误？她以这种值得称赞的方式——没有流血或丧失——来取得独立难道是她的错误？”但有一点不容否认，那就是黑人家园自治是南非种族隔离制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特兰斯凯的“独立”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后果。首先，它使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内部思想分歧进一步加剧。一些人坚持认为，黑人家园如此的发展前景只是朝南非巴尔干化迈出的一步，是在种族隔离制面临重大危机时用分别发展取而代之的一种权宜政策。而另一部分人则将特兰斯凯的“独立”看作是朝结束南非白人少数统治的现状迈出的一步，其最终结果将是创造一个多种族社会的崭新政治制度。
　　①10个黑人家园为莱伯瓦、夸夸、博普塔茨瓦纳、加赞库鲁、文达、坎瓜内、夸恩德贝莱、夸祖鲁、特兰斯凯和西斯凯。从1976年到1981年，特兰斯凯、博普塔茨瓦纳、文达和西斯凯先后宣布“独立”。除南非外，没有国家承认这种独立。
　　这种“独立”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使城市黑人和农村黑人的分歧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公民身份问题。城市黑人最担心的一点是如果他们被迫选择某一黑人家园的“国籍”，他们将失去作为南非共和国公民的某些法定权利。南非政府在计划和实施黑人家园独立方案时一再坚持，所有的黑人最终将成为某一个独立的黑人家园的公民。这样，所有与特兰斯凯有历史联系的非洲人将自动失去他们的南非国籍而成为特兰斯凯公民。《金融邮报》在1976年9月17日指出：“很清楚，远远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特兰斯凯人将比南非黑人享有更多的特权，在南非的特兰斯凯人将要遭受更为苛刻的种族歧视待遇。南非说科萨语的人碰到的诸问题之一是，尽管他们是与西斯凯①而不是特兰斯凯有联系，班图管理发展部的人仍然要求他们出示特兰斯凯证件。”虽然特兰斯凯当局与南非当局有一些争论和分歧，但1977年3月发布的班图管理发展部文件明确指出：居住在南非境内的特兰斯凯公民必须在独立后两年之内领取特兰斯凯护照；在此期间必须持有南非的临时居留证；所有的特兰斯凯人必须在南非遵守通行证法。
　　①与特兰斯凯一样，西斯凯的主要居民亦是科萨人。
　　但特兰斯凯的独立也在政治上做了一些点缀。例如：马坦齐马宣传特兰斯凯的黑人第一次觉得不必要在白人老板面前低人一等。10月26日“独立”以后，他们在白人面前的态度要自信得多。例如在过凯河时，他们理直气壮地要求白人警察将他们与其他外国人同等相待，因为他们是“特兰斯凯公民”。马坦齐马也多次表示：“我们的原则是：第一，国家属于酋长及他们的人民；第二，这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第三，我们属于西方。”他还宣称：“我们有民主的政体，我们相信自由企业。”有一次，他颇为自豪地夸耀：“特兰斯凯完全变样了，现在我们有中产阶级的商人，而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因为从前禁止黑人从事商业活动。这里不再有种族歧视了，人们在自己的家里不再有二等公民的感觉了。我们由自己的国会制定法律，我们有完全独立的司法制度。”1979年，凯泽·马坦齐马当选为特兰斯凯“总统”，他的弟弟乔治·马坦齐马接替他成为“总理”。
　　但是，特兰斯凯的“独立”闹剧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炮制特兰斯凯假独立的阴谋。乌干达总统、毛里塔尼亚总统、塞内加尔总理等人纷纷发表声明，指出特兰斯凯的“独立”是对自决权原则的愚弄，是南非班图斯坦化和南非卑鄙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具体化，并严正指出：“永远也不应当承认它是独立的国家；它只是一个集中营，在那里，人们由于肤色的缘故而被圈集在一起。”与此同时，上沃尔特（后改称布基纳法索）、扎伊尔、布隆迪、马里、赞比亚、突尼斯、加蓬、加纳等国家纷纷宣布，决不承认南非种族主义者制造的所谓的特兰斯凯的“独立”。刚果外交部长发表讲话指出：“在南非全境开展的日益广泛的斗争证明，不管施展什么高招，种族隔离政权已经面临绝境，它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联合国大会也于1976年10月26日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操纵的特兰斯凯“独立”的骗局。这项决议以134票赞成、零票反对、l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南非当局建立班图斯坦、妄图强化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使白人少数人统治永久化，剥夺南非的非洲人民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决议拒绝特兰斯凯宣布的“独立”，宣布它无效，并呼吁各国政府拒绝对它以任何方式的承认，禁止同它或班图斯坦的一切联系。
　　在联合国大会上，泛非主义者大会驻联合国大会的戴维·马菲姆扎纳·西贝科在发言中强调了依靠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时说：“我们能够克服设置在我们武装斗争和解放道路上的地理和其他物质上的障碍……非洲人正在流血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向压迫者让步。”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主席奥立弗·坦博严正指出：“压迫、高压政治和大规模屠杀是种族隔离制度的真正的本性。我们被迫拿起武器。我们将进行武装斗争。”非洲统一组织主席、毛里求斯代表拉纳·克里希纳·兰普尔指出：所谓特兰斯凯独立不过是“玩弄字眼”而已。他说：由南非提供预算，训练军队，提供高级文职人员的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仍将是为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工厂、农场、矿山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一个储备库。尽管白人少数人政权进行镇压和欺骗，但是政治暴动在“南非广阔土地上到处展开。南非人民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的行动造成了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统治者难以控制的局面”。
　　特兰斯凯的“独立”进一步说明南非白人少数人政权执意要在种族隔离制的死胡同里一意孤行。为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等组织决定加大武装斗争的规模和力度。1977年，游击队员和破坏者潜回南非本土，开始了真正的武装斗争。这批经过了沙佩维尔、兰加的苦难磨炼和索韦托的战火洗礼的青年一代富有崇高的献身精神，给老一辈民族解放战士新的鼓舞。在他们中间，就有被南非当局判处死刑的所罗门·马兰古和被判18年监禁的莫西马·塞克斯瓦尔。在他的法庭声明中，塞克斯瓦尔毫不隐瞒他的献身精神和必胜信念：
　　我于1953年3月5日出生在索韦托。我家有6个小孩，我是第3个。我们家惟一干活挣钱的是我父亲，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他的祖国和理想而战斗。战争结束后他被约翰内斯堡总医院“非欧洲人”部雇用，当了一名职员。……
　　小时候，我的少年朋友与我境遇相同。我们生活在贫困之中，都经历了白人强加于黑人的那种屈辱。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我不得不饿着肚子上学……我记得贫困。我们看到墙上涂的标语：“释放曼德拉和其他人。”我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堵墙边经过。
　　在镇上住着很多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和他们交谈，阅读所有我能找到的材料，熟悉了它的理想和行动，这些理想是真正理智的和高度民主的，我也学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当我在斯威士兰读书时，我遇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就这样，我决定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
　　从根本上说，我从前是，现在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我被逼上了这个位置，觉得为了与针对我们的暴力作斗争，我们被迫自卫，没有别的选择。确实，我被受训使用武器和炸药，我受训的基础是进行破坏，但这些破坏是针对机构而非个人。
　　有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个国家的白人。这只是一派胡言。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它立志于将所有的南非黑人和白人从种族恐惧、仇恨和压迫下解放出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纲领性文件《自由宪章》为所有的民族提出了一个民主南非的理想。我们想成为南非方向设计的积极参与者。
　　这就是一位年仅24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轻成员在法庭上的最后证词。与他一起被判刑的有12名爱国者。
　　70年代中期以后，索韦托暴动掀起了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崭新的一页。从此，南非的政治局势再也没有平静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开始陷入困境。
　　第二十一章　温妮抗争
　　·凌晨4时，温妮被敲门声惊醒
　　·温妮被流放到布兰德福特
　　·“我像一阵旋风一样袭击了这个阿非里卡人的王国”
　　·逆境中的叛逆精神
　　·曼德拉的惊异，“布兰德福特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这真叫我难以置信！”
　　·对温妮来说，逮捕已成家常便饭
　　·阿非里卡人律师德瓦尔夫妇的人情味
　　·前安全局头目透露：“曼德拉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根本就不应判终身监禁”
　　“妈妈有那么多的原则，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津荠有一次告诉安妮·本杰明：“但是，她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坚守自己的原则，她甚至把治疗自己的心脏病的药通通倒进马桶里冲掉，因为她只相信体育活动和有益于健康的饮食。她狂热地珍惜自己的健康，从来不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她能显得那么年轻就是这个缘故。她和蔼可亲。但你知道，她一旦和警察顶撞起来，那可就糟了，脾气大得惊人。母亲使我们变得坚强起来。有一次，在法庭上，妈妈被定了罪，那好像是在1971年，我哭了起来。走出法庭后，她说：‘孩子，你永远不要哭泣，因为你的哭声只会使他们心满意足。’和我母亲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你能学会毫无畏惧地生活下去。”
　　1976年8月索韦托暴动中温妮遭逮捕时，津尼和津荠都不在家。当她们从学校回家后，才知道母亲被指控与学生暴动有关，已遭当局逮捕。她们赶到约翰内斯堡去探视母亲，而这个监狱正是温妮在1958年与阿尔伯蒂尼等妇女领袖第一次体验监狱生活的地方，当时她正怀着津妮。当温妮后来回忆起这场会面时，充满着愤怒：
　　时至1976年，我仍在进行同一场战斗。从我第一次进入这个监狱的时候算起，政治形势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动。18年后，我的女儿来看望我时，我作为一个犯人站在那里，境况比以前更糟糕，被剥夺的权利比以前更多。而过去曾经站在这里的那个男人——女儿的父亲——为了追求同一理想，现在正在服刑。这就是政府所谈的“变化”。
　　这次以违犯“治安法”第6款而遭逮捕的还有12名妇女和索韦托的十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先生。莫特拉纳曾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黑尔堡支部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1952年参加了蔑视运动，后来成为索韦托的社区代言人。政府企图把煽动1976年6月学生暴动的罪名加到他和温妮身上。而当时他们建立黑人家长协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事情恶化，尽管他们知道“我们不能阻止我们的孩子们，也无法让他们离开大街”。在后来的审判中，莫特拉纳和温妮不仅反驳了政府提供的证据，而且赢得了这场6000兰特的诽谤罪官司。他们被释放，并且因被诽谤中伤而得到赔偿金。
　　这时，南非与周边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危机。1975年8月，南非出兵安哥拉的行动已使它陷入军事行动的泥潭并遭到非洲国家的一致谴责。同时，东面的莫桑比克同苏联和古巴签订了带有军事性质的互助合作条约，而北面的罗得西亚游击战逐步升级。为了解决罗得西亚的危机，同时改善美国与南非的双边关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决定于1977年5月下旬访问南非。南非政府为顺利接待安德鲁·扬费尽了心机。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以减少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它将一些敏感的政治犯都控制起来。按原定日程安排，安德鲁·扬要访问索韦托，以了解1976年6月暴动的情况。南非政府决定将温妮·曼德拉转移出索韦托。
　　1977年5月16日深夜，温妮·曼德拉正在埋头复习社会学课程。她当时正在上函授大学，主攻工业和政治社会学。由于白天要上班，复习和作业只能留到晚上进行，开夜车对她已习以为常。交作业是有时间规定的，她往往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钟或2点半。突然，她听到门外有嘈杂的脚步声和人声。自从曼德拉被捕以后，温妮的生活从未平静过，或是警察的例行搜查，或是便衣的日常监视，或是告密者的骚扰，或是破坏者的威胁。她对这种干扰已司空见惯。温妮没在意，做完第二天要交的作业，合上本子，就上床睡觉了。
　　大约凌晨4点钟左右，熟睡中的温妮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她仔细听了一下，声音更大了，敲门、打窗户，随后是狗叫声，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从容地坐起来，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走过去打开了门。20名穿着便装的警察在院子里，一个个全副武装。温妮没有说话，弯腰提起了那只随时准备被捕时用的手提箱，里面装满了日常用品：衣服、牙刷、梳子和化妆用品等。警察告诉她：“你被捕了。”温妮还没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被便衣警察塞进警车拉走了。可怜的津荠被一个人留下来，她像往常一样，强忍着泪水，望着远去的警车。
　　对温妮的审讯进行了几个小时，毫无结果。上午10点钟，津荠被一群警察带来，她随身带着家里的钥匙。“你就要被流放到自由邦去了。”这时，温妮才第一次意识到：她要被流放了。警察搜查了温妮在索韦托的家后，从床上撕下了床罩和床单，把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儿捆在一起，放在军用卡车上。他们将温妮和津荠赶进车里，前后左右都是全副武装的军人。车子向约翰内斯堡西南方向行驶了约300英里，来到奥兰治自由邦一个名叫布兰德福特的小镇。
　　奥兰治自由邦可以说是布尔人定居者起家的地方。他们在大迁徙①时来到这里，并于1837年建立了一个共和国。1848年英国人兼并了这块地盘，但这个小共和国于1854年又争得独立，取名奥兰治自由邦。布尔战争后，英国人再一次兼并此邦，并于1910年将其纳入南非联邦。这里政治保守，阿非里卡人（即南非荷裔白人，原称布尔人）深深地相信，在他们占有这块土地之前，这里是无人居住的。这种信仰演变成一种执着的阿非里卡民族主义，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平等，坚守白人至上的信条，对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刻骨仇恨。
　　①指1835—1836年布尔人为摆脱英国人的统治离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