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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斗士曼德拉-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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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老总统的幕后动作颇有微辞。曼德拉在此次“访问”之前也是讳莫如深，对他的政治密友和他的夫人温妮均未披露这一行动。事过之后，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也引起一些争论。因为按照既定方针，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谈判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必须事先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恢复其组织的合法性并撤消国家的紧急状态。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谈判原则和曼德拉本人对原则的信守等问题都在组织内引起讨论。
实际上，南非白人政权一直在谋求某种解脱困境的方案。早在1976年，当时的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曾访问罗本岛监狱，与曼德拉讨论释放条件。但他提出的希望曼德拉与政府合作的要求遭到曼德拉的严词拒绝。博塔在1978年以微弱多数当选为南非国民党主席并出任总理后，即开始在某些方面作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让步。首先在劳工领域放宽了对非洲人组织工会的限制，随后又取消了几十个控制非洲人流动的法令。他已认识到剧变中的南非形势，明确表示要调整国民党的政策，他提出：“不能适应，只有死亡。”当然，他的政策在国民党内部遭到一些极右派的抵制。尽管博塔反复强调任何改革都不会触动现行政治制度并表示决不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但极右派仍认为任何形式的松动只能导致黑人多数的统治。1982年3月20日，约8000左右反对进行宪法改革成立三院制议会的白人在比勒陀利亚集会，成立保守党；原国民党德兰士瓦省主席特勒尼赫特被推选为该党领导人，从而成为议会第一大反对党。
将曼德拉从罗本岛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后，博塔政权又从监狱条件、探视制度和会见外国要人等方面对曼德拉等几位政治犯作了让步。1985年1月31日，博塔总统（根据南非新宪法于1984年兼任总统）在南非议会宣布：
如果曼德拉先生作出保证，以后不再为了政治目的而策划、鼓动或从事暴力活动，政府将考虑释放他。但是，如果他再采取这样的行动，他将会再次被捕。……因此，现在不是由南非政府来决定曼德拉先生的自由，而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自由，由他作出抉择。现在要求他的是无条件地放弃将暴力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这毕竞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遵守的准则。
尽管这是一种推诿责任的做法和附有条件的释放建议，但这毕竟是一种政治姿态，标志着一种让步。对这一政治信号，人们期待着曼德拉的反应。为此，温妮在家庭律师的陪同下访问了她的丈夫。曼德拉已对这一信息有所风闻，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向人民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向温妮表明，这是“告南非人民书”，明确表达了他对博塔总统讲话的看法，并要求温妮向南非人民传达他的意见。
1985年2月10日，联合民主阵线在索韦托杰布拉尼圆形剧场召开有7000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庆祝图图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的女儿津荠的出席为大会带来了欢快的气氛，人们抬起她，口号声、歌声连成一片。律莽代表父亲向大会全文宣读了曼德拉的“告南非人民书”。温妮·曼德拉不顾政府对她的禁令，也来到了会场。在这一书面声明中，曼德拉首先代表波尔斯摩尔监狱的政治犯向图图大主教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并对他将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归于南非人民的做法表示崇高的敬意。随后，他对联合民主阵线组织这次集会表示感谢，因为这提供了一次上下交流的机会。他表示，他和他的战友们认为有必要向人民发表这项声明，以说明自己的立场；他们必须向人民负责。津荠接着说：
我的父亲不仅代表他自己，代表在波尔斯摩尔的同志们，并且他希望代表所有那些因反抗种族隔离而被监禁、被流放、被迫逃亡的人，以及代表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遭受磨难的人，代表那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代表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人。在我们的斗争中，总有那么一些傀儡分子，他们自称是在为民请命，并且以此在国内外到处炫耀，他们一文不值。我父亲及其同事们和这种人没有共同之处。
我的父亲说：“我过去是、现在是、而且直至生命终结仍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对于我，奥立弗·坦博远远胜过一位见长。近50年来，他是我最伟大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们中间有人珍爱我的自由，那么，奥立弗·坦博更是如此。我知道，为了我的自由，他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和我在观点上不存在任何分歧。
“政府想强加给我的条件使我感到惊讶。我不是一个狂暴的人。1952年，我和我的同事曾致函马兰，要求召开圆桌会议，以谋求我国种种问题的解决办法，但这一要求被束之高阁。斯揣敦①执政时，我们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但是又一次被置之不理。维沃尔德上台后，我们要求召开国民大会，让南非全体人民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但是，这一次又是徒劳。
①斯揣敦，1954—1958年担任南非总理。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没有任何别的抵抗形式可供选择的时候，我们才转向武装斗争。让博塔表明他不同于马兰、斯揣敦和维沃尔德；让他宣布放弃暴力；让他表示他将消除种族隔离；让他开放对人民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让他给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监禁、流放或流亡国外的人以自由；让他保证政治活动的自由，以使人民能够决定谁来管理他们。
“我深深地珍爱自己的自由，但我更加关心你们的自由。自从我入狱以来，死去的人大多了，为热爱自由而受害的人太多了。面对那些为死难者伤心和哭泣的孤儿寡母，我深深感到自己负有责任。在这漫长、寂寞和被荒废的岁月里，受苦受难的不只我一个。我和你们一样热爱生活。但是我不能出卖自己的权利，也不准备出卖人民应有的权利去换取自由。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你们的组织——被禁止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坐牢的。
“在人民的组织依然没有合法地位时，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既然我可以因触犯通行证法而遭逮捕，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的妻子仍被放逐在布兰德福特时，我的家庭生活有什么自由可言？既然我还必须得到批准才能在市区居住，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既然我必须持有盖上印章的通行证才能找工作，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既然我的南非公民身份都得不到尊重，准备给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呢？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进行谈判。囚犯不能签订合同……
“在我和你们——人民——尚未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会作出任何承诺。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不可分割。我会回来的。”
人们屏住呼吸听完了这一声明。它犹如一声炸雷，震响了万马齐暗的南非；它犹如战斗号角，吹响了最后决战的号令；它犹如一曲恋歌，唤醒了南非黑人对自己领袖的深深怀念。南非总统博塔考虑的是释放曼德拉，尽快摆脱自己的政治困境；而政治囚犯曼德拉考虑的是解放南非人民，使他们从种族隔离的桎梏下摆脱出来。多么鲜明的对照！
这时的南非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自1984年以来，南非黑人从劳工运动、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三条战线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攻击。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民族之矛的攻击使白人政权穷于招架。1985年7月13日，南非政府决定实施紧急状态法。这时，政府承认在全国范围内，黑人抵抗运动已形成燎原之势。从正984年9月骚动以来，在瓦尔三角区共有35万非洲城镇居民未付房租；有155个城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反抗或骚动；在反抗运动中，至少300名市镇委员会委员和非洲人警察的房屋被毁坏；12名市镇委员会委员被杀，240名辞职；过去一年里约有25万到65万名学生参与罢课；在此之前共逮捕了3000名非洲人，在实施紧急状态法期间逮捕了至少8000人，约2000多非洲人遭杀害。
紧急状态法宣布后的第三个星期，政府又发布了另一个禁令，禁止举行大规模的葬礼。这是因为在带有政治性的葬礼上，数以万计的参加者唱着自由歌曲，挥舞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使南非当局大为恼火。禁令规定：葬礼必须在户内举行；每次只能为一个死者送葬；葬礼必须由一位不参与政治的有神职任命的牧师主持。参加葬礼的人必须乘车来乘车去，步行者违法；葬礼上不能展示旗帜和横幅。图图大主教对这些无理的规定气愤已极，他警告说：“我认为当局真是在玩火，他们是在对已被残暴恶毒的法律所折磨的人民挑衅，试图寻求新的对抗和磨擦。我担心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有一天爆发出来，我们会控制不了。”
8月初，图图大主教不顾禁令，率领一队群众向一个坟场走去，这是为两位在戴维敦镇上冲突中丧生的女青年举行的葬礼。当警察试图阻挡示威群众时，图图大主教没有像政府预计的那样进行公开冲突，而是采取了另一策略——请求怜悯。他说：“请容许我们庄严地埋葬我们的死者。我们已经受了伤害，我们已经倒下，不要蹂躏我们。我们是人，不是牲畜。如果有人死去，我们也和你们一样哭泣。”他的这番话是如此动情，武装军警也不能不受感动。他们叫来了公共汽车将哀悼者运往现场。事过之后，图图大主教对那位负责的上校说：“为了遵守没有道理的法律，今天您的行为很有道理而且举止得当，我想向您表达谢意。”上校很尊敬地向图图大主教举手敬礼。
从1984年9月以来，冲突几乎天天发生。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种族对抗的大氛围中，博塔总统发表了他的讲话。博塔1985年1月31日的议会讲话也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不得不接受南非的政治现实：不可能在政治上排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人，也不可能排斥非洲人国民大会而搞政治解决。为了打破政治僵局，以司法部长科特西为首的4名政府部长从1986年开始与波尔斯摩尔监狱里的曼德拉进行“严肃的对话”，以摸清情况。他们发现，曼德拉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明确而坚定：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放弃一人一票、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基本原则。
从1986年政府与曼德拉的秘密会谈起，曼德拉的监狱条件得到改善。在格列高里的陪同下，他们可以开车出去兜风散心了。为了避免外界的注意和新闻界的追踪，监狱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辆装有茶色玻璃窗的奔驰车。有时候两个人和另一个武装警卫一起开车到偏僻的山区或海边的沙滩。曼德拉又一次领略到南非大自然的美丽。他是多么渴望到广大农村去看望他的人民，去爬越那里的崇山峻岭，去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去聆听老人们的沉思细语。当他站在沙滩上眺望大海时，他想起了家乡的凯河和流经自己村庄的姆巴谢河。“总有一天，我要回到那里去。”他暗自思忖。每当这时，格列高里就静静地站在他身旁。这位在他身边呆了整整20年的白人狱警，已对他十分了解。曼德拉不仅在政治上使他成熟起来，同时还是他儿子的教父。格列高里自觉地把看守的职守变成了保护的责任。他身上带有枪，并非担心曼德拉逃跑，他十分清楚：“曼德拉是不会逃跑的，那会有损他的事业。”他带枪完全是为了保护这位黑人领袖的安全。
1986年可以说是博塔在国际事务中焦头烂额的一年。2月中旬，英联邦的“名人小组”（EPG）发起和平解决南非争端的运动，以期避免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法。然而，在5月18日，当名人小组在博茨瓦纳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流亡领导人会晤返回后，南非政府军从空中和陆地上同时袭击了与它相邻的3个英联邦国家：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尽管南非政府声称这一袭击是为了摧毁位于哈博罗内、卢萨卡和哈拉雷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基地，但死难者中无一是非国大成员。这3个国家对南非的野蛮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同时国际社会也群起而攻之。一场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开始。
6月12日，英联邦名人小组公布了6个月来协调南非种族冲突的报告书。名人小组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实施全面制裁，认为这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可能出现的最严重流血事件的催一途径。名人小组的领导人前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和前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巴桑卓等人警告，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南非将有可能出现一个亲苏联的黑人政权。他们要求立即停止进口南非的农产品和煤，这是南非的主要出口商品，同时还要求中断与南非的空中联系。名人小组警告英国，不要再采取措施干扰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否则将自食其果。英国在南非投资的规模极其庞大。80年代初，其直接投资为50亿英镑，约占南非外国直接投资的50％。据英国一南非贸易协会的出版物透露，到1982年初，英国在南非的直接和间接投资总额达110亿英镑。这些资本主要集中在矿业开采（黄金、钻石和铬矿）、制造业和金融业。英国的巴克莱和标准银行拥有南非商业银行总资产的2／3。这些足以说明为何英国极力反对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但名人小组表示，如果英国一意孤行，它将面临英联邦分裂的危险。
9月16日，欧洲共同体宣布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在名人小组的调停失败后，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还去南非作了一次最后努力，以避免经济制裁，但仍然无效。欧共体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从南非进口钢铁和金币，并禁止在南非进行新的投资。这种被非洲领导人称为“温和的举动”对南非可谓九牛丽拔一毛，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和德国反对实施更严厉的措施。制裁的最终目的也不过是希望影响南非对欧洲大量出口的5％。南非黑人运动领导人坚决要求外国公司撤走。温妮·曼德拉明确表示：“对我们来说，这个国家里的多国公司都是政治罪犯。如果没有这些外国公司，我们在政治上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只对制裁感兴趣”。
10月2日，美国参议院最后以78对21票赞成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美国对南非的投资仅次于英国，占第二。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其在南非的投资尚不足1亿美元，但到80年代初其直接投资已达26亿美元，300多家公司在南非设有分公司。到1983年，美国在南非的直接和间接投资已达150亿美元。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一直把南非作为南部非洲的依靠力量。这不仅因为南非拥有重要的矿产资源且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而且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在此地区占绝对优势。里根上台后，一反卡特政府向南非施压的做法，提倡“建设性交往”战略。在联合国多次对南非实施惩罚性措施的投票时，美国总是力图袒护南非，鼓吹在南非内部实行“和平变革”。1985年7月南非宣布对36个黑人城镇实行紧急状态法以后，联合国大会要求西方国家制裁南非。里根为了缓解国会的压力，签署了一项有限地制裁南非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进口南非金币，禁止向南非出售核技术等。
1986年6月，南非进而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法，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美国众议院于9月29日以313票对83票通过了较为严厉的制裁法案，却遭里根的否决。10月2日，参议院以超过2／3的多数票推翻了里根总统的否决，该项法案正式生效。这项制裁法案禁止从南非进口农产品和钢铁，同时禁止对南非实施新的贷款和投资。据估计，这一制裁导致南非每年向美国的出口将削减3。5亿美元。这是南非迄今为止遭受的最严重的经济制裁。另外，美欧各大银行纷纷停止向南非提供新贷款，并退还到期债务，从1985到1988年，资本外流共达200亿兰特（约合91亿美元）。
一方面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逼迫，另一方面担心与曼德拉的秘密对话陷入僵局，政府决定先考虑释放姆贝基和西苏鲁等人的问题。姆贝基是利沃尼亚案中的最年长者，且患有老年疾病，当时仍被关在罗本岛。经过曼德拉与拉特西多次会谈，姆贝基于1987年11月5日被释放。
获释前，姆贝基到波尔斯摩尔监狱会见了曼德拉，他们详细讨论了南非黑人斗争的现状和相应的政策。77岁的姆贝基是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黑人领袖中第一个获释的人，这使正在斗争中的广大黑人群众受到极大鼓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关于姆贝基获释的声明中说：“他的释放将会极大地增强对国内民主力量的领导。”
在与曼德拉进行秘密会谈的同时，南非政府没有放松对国内民主势力的镇压。1988年2月24日，白人政权又宣布禁止联合民主阵线和17个其他的黑人院外反对派组织参与政治活动，禁令还不许南非最大的工会组织南非工会大会参加或举行任何政治活动。南非宗教领袖对此禁令表示愤慨，当图图大主教和其他百名宗教人士于2月29日在开普敦向国会递交抗议书时，他们均遭逮捕。3月6日，教会人士组成了保卫民主委员会，想继续被禁组织的工作，但很快也被政府查禁。同时，民族之矛的暴力反抗也在升级。在3月17日的一次爆炸事件中，有3人被炸死，22人受伤。在这一段时间，报纸电视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报道一次爆炸事件。
11月18日，被称为“戴尔马斯22”的审判结束，4名非洲民族解放战士被判处叛国罪，7名被判处恐怖主义罪。这些人都是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他们被指控组织抗房租，从而在德兰士瓦的工业地区制造了一种暴力气氛，这主要是指1984年9月的瓦尔三角区的暴动。法官在宣判时竟然同意南非政府的说法，认为南非联合民主阵线实际上是已被禁止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公开替身。这一审判再一次向世界显示了南非政权和司法界狼狈为奸的丑恶嘴脸，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谴责。
到1988年底，不仅非洲人、有色人和亚洲人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加强团结，力量不断壮大，而且形成了包括白人民主运动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群众民主运动，成为议会外最大的反对派联盟。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也引起了阿非里卡人的政治分裂。斯泰伦博希大学曾一直以国民党的思想库自称，南非前总统沃斯特曾长期担任该校校长。1987年，该校几十名教授对种族隔离的思想基础和博塔政权的改革方向及进程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只有彻底改变种族隔离制度，与黑人分享权力，南非才有希望，300多名该校教师宣布不再支持国民党。与此同时，很多白人团体无视南非政府的禁令，与流亡国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会谈。据统计，自1985年9月南非工商业资本家代表团到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会谈后，共有30多个来自各界的白人代表团与非国大公开会晤，探讨南非的前途问题。
从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看，80年代末它已达到第三个发展阶段。因种族隔离制引发的抵抗运动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0年代的群众抵抗。它与二战前仅有少数精英分子参加的斗争不同，是以群众的参与为特征的。但其局限性表现为对国家政权的尊重。第二阶段以1976年索韦托暴动为契机。这一阶段开始以现存的国家法律和秩序为攻击目标，但它并未立足于重建或取代现存的国家机器。第三阶段则是以1984——1986年期间的起义为标志，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南非历史上前所未有。这一阶段抵抗运动的特征是它力图取代现存的国家机构。非洲人国民大会1985年6月召开的会议充分认识到抵抗运动的变化，开始展开全方位外交活动。同时，非国大也针对这一新形势开始考虑谈判问题。
在与博塔总统会晤之前，曼德拉起草了一份政治声明，阐明了他对南非局势的看法，并提出了解决这种政治危机的办法，这就是后来被称为“5000字备忘录”的文件。他在声明中指出：
我们国家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是一个长时间引起我极度关切的问题。目前我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有必要举行紧急会晤，通过谈判找到一个有效的政治解决办法。
首先我必须指出：我的这一行动没有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协商。我是非国大一个忠诚和有纪律的成员。
为什么要强调他的行动纯属个人行动，没有得到组织批准呢？理由很明显，非国大有一条原则：与政府谈判的前提条件之一是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为了避免国际社会和组织内部的误解，曼德拉强调：一个坐牢的人，不管他的地位或影响如何，是不可能进行谈判的。他强调说，“我所采取的步骤，不要被看作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实际谈判的开始。我的行动所要达到的有限作用，就是使这个国家两个主要的政治团体走到谈判桌前来。”
政府也对双方谈判提出了两个前提条件：第一，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声明自己是否是民族主义者；第二，非国大必须与南非共产党脱离关系。对此，曼德拉严词拒绝。他指出，任何一个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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