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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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从运动、不合作运动和停工等策略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这一纲领不仅是对刚刚上台的马兰政府一系列种族歧视立法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它是青年联盟对国情和黑人解放斗争长期研究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950年，马兰政府通过的“人口登记法”和“集团居住法”使种族隔离制进一步系统化。“人口登记法”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种族纯洁”，防止白色皮肤的混血种人冒充欧洲人。这项法律规定，凡年满16岁的南非联盟居民要领取注明所属种族及其外貌特征的身份证。“集团居住法”则是为了划定各个种族的特定居住地。这项法律明确规定：政府有权宣布国内任何一个地区为某一种族的居住区，而其他种族的居民应迁出该地区。这项法律却没有规定对于留在该地区的不动产如何赔偿，政府对如何安置迁出的人亦概不负责。与此同时，政府还蠢蠢欲动，为镇压共产党作各种准备。
　　为了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种族立法，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南非共产党和一个混血种人团体决定于5月1日举行保卫言论自由、反对种族主义和反对迫害共产党人的群众大会，但遭到马兰政府的野蛮禁止。为了回答这一禁令，在5月1日这天，南非联邦的重要矿区兰德金矿的80％非欧洲人矿工拒绝上班。对于这次集会的组织，曼德拉是持反对态度的，这主要是由于他对共产党的疑虑尚未消除。
　　实际上，在194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青年联盟即已决定为反对种族隔离和白人统治地位必须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并决定首先应组织一次全国性罢工，以一天的抗议活动来反对马兰政府的一系列反动政策。对5月1日的集会，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内部意见并未统一。西苏鲁这时已认识到广泛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并与共产党和印度人大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当他的两位共产党朋友要求他参与“五·一”集会时，他决定召集一次会议以争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更广泛的支持。
　　曼德拉和坦博对此做法很不同意。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会议最后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应与黑人白人共产党人和印度人一起参与罢工。对这一决定，曼德拉和其他的青年激进派大发雷霆。他一方面与罢工的组织者争论不休，并设法冲击会场；另一方面在青年联盟的杂志《北极星》上撰文，大肆攻击共产党。他的主要理由是：工人是非洲人，他们受压迫首先由于他们是黑人，其次才因为他们是工人。他认为，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不可能在非洲这块土壤生长茂盛。
　　马兰政府派了2000名警察来驱散集会群众。约翰内斯堡近郊的索非亚镇和亚历山大镇的全体工人举行罢工时遭警察的武装袭击。警察在别诺尼市命令在场围观的群众在3分钟内散开。一位目击者描绘了当时的情况：“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人们慢慢向四面散开，那些没有听到警察命令的人仍然站在原地，互相交谈着。过了不到3分钟，更确切地说，过了3秒钟，发出了攻击群众的命令。警察冲人人群，有些警察用刺刀刺人。他们杀人像杀牲畜一样。警察用刺刀杀人，当人们逃跑时，警察就从背后开枪射击。我可以发誓，这些人并没有任何挑衅行为足以引起警察这样的残暴行为。”曼德拉和西苏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到奥兰多组织群众，设法使群众平静下来，并安排人们疏散。这次罢工虽然从规模上而言相当成功，但由于组织不力和当局的残暴镇压，结局悲惨。18名非洲人被杀，3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
　　“五·一”节的罢工给曼德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天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既通过亲身的体验了解了警察的冷酷无情，又为非洲工人给予‘五·一’节号召的支持所深深感动。”这一事件使他真正认识到非洲工人的力量，同时亦改变了他对共产党和印度人大会的态度。他逐渐认识到，在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残酷斗争中，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单靠黑人的孤军奋战是难以成功的。
　　马兰政府对“五·一”节示威的反应是决定通过“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早在1948年，司法部长斯沃特一上任即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共产主义在南非的影响。1949年2月，斯沃特通知议会：委员会发现共产主义已成为“国家的危险”。“五·一”节事件后，他立即提交了一个“非法组织草案”，但这一草案很快就撤回而代之以“镇压共产主义草案”。这一草案授予司法部长特大权力，他不仅有权宣布任何人为“共产党员”，宣布任何组织为“共产党组织”，而且有权采取各种镇压措施。对被宣布为“共产党员”的人，可予以逮捕，驱逐出境，禁止参加集会和取消议员资格。对“共产党的”组织和报刊，可不予以法律保护，可禁止其活动，并可没收其财产。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又极为随意，它包括任何旨在“通过倡导骚动和混乱，非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责任，或威胁要采取非法或懈怠行为，从而导致在联邦内部发生任何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的变动。”
　　面对即将于7月生效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南非共产党于6月20日宣布自行解散。显然，这一条例针对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南非的2000名共产党人，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话来说，它“主要针对着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为了哀悼“五·一”节示威被杀害的死难者，为了抗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及其他反民主的法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5月底由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1950年6月26日举行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派代表组成了一个协调委员会。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向人民号召“不去工作”。
　　在号召书中，青年联盟明确地指出，“这次抗议对我们来说是自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的神圣运动的集中表现。”任何一个南非人都知道，1652年4月6日这一天意味着什么。当时，一支由3艘荷兰三桅帆船组成的小船队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到好望角建立船队航行中途补给站。这支船队由范·里贝克率领于圣诞节前夕启锚出航，已在海上航行了3个多月。在这第一批欧洲移民中有4名妇女，其中有范·里贝克的妻子。随之而来的是所谓布尔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对欧洲人来说，是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过程；而对非洲人来说，则是另一幅情景：欧洲人从他们手上抢走了牛羊，夺走了土地；1779年，大鱼河成了黑人和白人地区之间的分界线；1809年，第一个“通行证法”通过；1913年，他们的土地被法律剥夺……他们怎能忘记这些？
　　6月26日，在伊丽莎白港、德班、亚历山大镇以及其他一两个地区发生了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等地发生部分罢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莫罗卡、西苏鲁、坦博和印度人大会的领袖们分赴各省去组织群众，而曼德拉的任务则是协调这种活动。在这次筹备游行示威的过程中，两个最大的非欧洲人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有了更密切的接触。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大会的组织工作经验和筹集款项活动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则通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合作中受益匪浅。曼德拉在这场运动中亦彻底觉醒，他一直担心的非洲人会受到其他种族或政治团体控制的情况并未发生；相反，各个种族进步势力的参与使运动声势浩大。他认识到，非洲人自己单干的想法不仅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在实际斗争中亦是不可取的。在检讨了自己的立场后，他开始主动与其他种族的各类民主组织合作。1950年底，曼德拉被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
　　1951年，马兰政府又颁布了“班图权利法”。这是国民党政权关于“黑人家园”的第一个法令，是实行黑人与白人政治分离的第一步。该法改变了原有的对黑人的管理办法，废除了保留地原有的民选“土著人委员会”，而代之以南非当局任命的部落酋长掌权的三级权力机构——部落、区域、地方当局。此法令还取消了1936年成立的“土著代表议事会”，不承认黑人有共同利益，确定了对黑人实行按部族分而治之的方针。它还规定特派警察有权出席任何一次班图人会议，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种族隔离制的实施。同年，“选举人分别代表制法”获得通过，它确定将有色人从普通选举人名册上除名。随后的“土著建筑工人法案”限定非洲人只能从事非熟练劳动，而将建筑业的各种熟练劳动保留给白人。
　　这些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各项立法进一步激起了非洲人和其他非欧洲人种族的愤慨。曼德拉就任青年联盟主席后，开始考虑贯彻“行动纲领”的下一步行动。通过深思熟虑，他认为非暴力抵抗的最佳方式是消极抵抗。诚然，消极抵抗对人民没有号召力，还要对时时遭受暴力摧残的人民进行非暴力的训练，但非暴力是反抗一个肆无忌惮的残暴政权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曼德拉不会忘记1946年时他的两位印度朋友如何组织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志愿队出发去德班的情景：有些开车，有些坐车，纪律良好，秩序井然；他们驾车行驶500英里的目的就是自愿进牢房。“我们也应该采取这种方式！”曼德拉向西苏鲁提议。西苏鲁表示同意，“但这种消极抵抗必须是典型的南非式并富有战斗精神，同时亦应欢迎各种族的人来参加这个运动。”
　　1951年12月，曼德拉和西苏鲁将他们拟好的关于贯彻“行动纲领”的具体计划提交给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度大会。这一计划建议：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行动。届时应告诉政府，必须撤消特别不公正的6项种族歧视的立法，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全体与会代表对此计划一致表示同意。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莫罗卡博士向大会致敬并呼喊口号：“我的祖国！”群众则回答：“非洲！”顿时，群情激奋，斗志昂扬。
　　正在这时，噩耗传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缔造者塞姆博士不幸逝世。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有礼貌的文质彬彬的抗议方式结束了，不愿得罪白人中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情者的担心结束了，害怕外来的政治集团或其他种族利用非洲人的恐惧亦随之结束了。在青年联盟的年会上，担任主席职务的曼德拉面对各种不同意见，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求同存异，表达了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我不认为在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目的的思想看法上我们有什么不同。”这个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一个“自由、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的南非”。他的主席演说既坦诚地承认内部的分歧，又回避了处理这些分歧的办法：有些分歧是不可能避免的，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有一种一致的方法，我们的组织方式亦允许不同类型的思想和意见存在，“青年联盟和国民大会目前的问题是与民众保持最积极的接触。”他关心的主要是行动的概念，即如何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声音带给群众。
　　曼德拉、西苏鲁、坦博，这批新一代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中断了正在举行的会议，赶去参加塞姆博士的追悼会。随后，他们又匆匆忙忙赶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部，挑灯夜战，周密地规划即将到来的战斗——1952年的蔑视运动。
　　第七章　蔑视运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4·6集会与6·26蔑视运动的开始
　　·“如果我们被捕了怎么办？”“那是你的光荣！”
　　·首次入狱
　　·当选非国大副主席
　　辞典上对“蔑视”一词的解释是“有意识地用不服从的方式对权威进行挑战”。用这个词来形容从1952年6月26日正式开始的黑人非暴力抵抗运动是最贴切不过的。这场运动是由曼德拉和西苏鲁一起精心策划的，因而理所当然是：“有意识的”。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人们不按照所谓的“常规”或“法律”行事，黑人和有色人种从只准白人通过的人口进入火车站和邮电局，示威者从容不迫地走进未经允许不能进入的地区，黑人有意坐到只许白人使用的座位上，这当然是“用不服从的方式”。面对代表国家权力的警察，人们等闲视之，并自愿被关押；在白人政权的三令五申之下，示威者我行我素，坚持按照运动领导者的号召办事，对政府命令漠然处之，这当然是“对权威举行挑战”。貌似强大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显得如此脆弱，它的唯一手段就是暴力——不间断地使用警察和监狱，不间断地进行袭击、搜查、逮捕和审判。然而，正如青年联盟的号召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任何物质力量也摧毁不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毫无疑问，非暴力抵抗运动作为一种与反动势力斗争的手段，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他们的兄弟印度人那儿学来的。这种策略是印度国民大会党著名领袖甘地发明的，他在南非的21年正是他的非暴力思想最后形成并开始付诸实践的时期。1893年4月，在伦敦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已在印度工作了两年的甘地，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布杜拉聘请，去南非德兰士瓦处理一起4万英镑的债务纠纷。这时的南非可以说是种族歧视横行，在友人的挽留下，他决定留在南非领导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早在少年时代，甘地就熟读印度教经典，并把“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通过学习《圣经》和《可兰经》，他进一步认识到，所有宗教都包含着仁爱精神，而在世俗社会中，任何政治斗争都应以“仁爱”为主旨。这使他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论。他认为，对于恶势力，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手段，它是强者的武器，强调爱和真理的统一。非暴力抵抗包含两个内容，一方面要坚持真理，不向恶势力低头，另一方面宁愿自己作出牺牲也不施暴力于敌人。
　　1906年8月，德兰士瓦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规定所有8岁以上的印度人都得要领取登记证，以便随时检验，违者处以罚款或驱逐出境。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甘地在印度人中积极组织动员，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与印度人组织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政府释放被捕者，收回法案，印度人则应自行登记。但是，南非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取消这项法案，反而进一步制定“亚洲人登记条例”。于是，甘地再一次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8月16日，参加抵抗运动的印度人烧毁了2000多张登记证。
　　1913年，甘地在南非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达到了高潮。10月28日，他率领2073名印度矿工、127名妇女和57名小孩，从纳塔尔的纽卡斯尔向德兰士瓦“和平进军”，要求取消禁止印度移民法案，废除人头税，承认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面对全副武装的军警，和平队伍缓缓前进，前一排被警棍打倒了，后一排又走上去，很多人被送去监狱。甘地亦连续三次被捕，但运动继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12月，罢工人数高达万人。南非政府不得不释放甘地，以求体面地解决冲突。经过多次谈判，政府被迫于1914年1月宣布：废除人头税，承认按印度宗教仪式结婚的合法性，允许持有盖过指纹的登记证的印度人进入南非。这一胜利应归功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以后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南非印度人大会多次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斗争方式，因而给黑人解放运动以一定影响。
　　非洲人国民大会之所以决定采取非暴力抵抗的斗争形式，除了受到印度人大会的影响外，还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其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是基督教徒，他们对暴力对抗的概念难以接受。其H，南非这块土地从17世纪开始就是多种民族和种族共处，这种历史形成的局面将继续下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使用暴力，将在各民族心中留下难以弥补的伤痕；同时将导致这个国家永远也难以安宁。1899—1902年发生的英布战争在英裔、荷青白人中留下的裂痕就是明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不愿看到同样的事在这块土地上重演。
　　根据1951年12月在布隆方丹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国民大会主席莫洛卡和总书记西苏鲁于1952年1月21日致函马兰总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政府废除最主要的6项种族歧视立法，包括一直遭非洲人痛恨的“通行证法”，1950年7月颁布并引起严重后果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同年通过的“集团居住法”，“班图权利法”，“限制牲畜繁殖法”和1951年选举法。莫洛卡和西苏鲁在信中表示，“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议决，要求政府最晚于1952年2月29日以前废除上述法律；否则，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号召在1952年4月6日举行抗议性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揭开反对不公正法律运动的序幕。”他们在信中还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宪法手段争取非洲人的合法权利，遗憾的是，政府非但不理睬这些合理要求，反而变本加厉不断镇压。今天，已到了“事关人民生死存亡”的地步，沉默意味着背叛。这迫使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马兰没有亲自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复函，而由其秘书代笔写了一封复函。首先，信中指责西苏鲁不去同土著事务部长交涉，并对他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表示质疑。信中还强调，此6项立法不是属于压迫性，而是属于防范性，因而政府无意取消这些法律。复函最后警告说，如果非洲人国民大会按其声明一意孤行，政府在必要时将运用一切手段来制止骚乱，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恰当处置那些发动颠覆活动的人”。
　　2月11日，莫洛卡和西苏鲁再一次致信马兰总理。他们宣称，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未将土著事务部视为“正常渠道”；这些种族歧视的立法涉及到种族尊严，非洲人民不会向任何人让步。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不得不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为获取自己的基本人权而斗争。他们警告说，人民已别无选择，执行委员会决心发动群众开展反对这些罪恶立法的运动。同时，他们还反复强调，“我们旨在和平地开展这场运动。无论何种动乱，即使发生，亦不会是我们所为。”
　　随后，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席达杜和书记密斯特里和卡恰利亚代表印度人大会致函马兰总理，“我们受权通知阁下，南非印度人大会完全同意非洲人国民大会向政府提出的呼吁。”信中还十分明确地强调了印度人大会的立场：“我们毫不含糊并极其严肃地声明：我们进行的斗争不是反对某个民族，我们对任何人都毫无敌意，我们只反对不公正的法律。”这样，南非印度人大会不仅向非洲人国民大会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同时也防止了政府利用种族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的阴谋。
　　1952年4月6日，是第一批荷兰人移民踏上南非这块土地的300周年纪念日。1652年的这一天，范·里贝克率领下的荷兰三桅船队徐徐驶进桌湾。舰队司令范·里贝克在旗舰“德罗美达里斯”号的航海日志上写下：“日落后不久，我们驶进了桌湾，在水深4噚①处的沙砾海床抛锚。我命令舰长大卫·柯宁克，明天拂晓，带领6名士兵（划手除外）乘一条单桅小帆船登陆，看看有没有其他过往船只留下给我们的信件，能不能搜罗到蔬菜。至今我们已连续航行了3个多月，全体船员都已疲惫不堪了。”谁也没有料到，一个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船队补给站的使命在300年后的今天演变成了一场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的悲剧。
　　①噚，古代荷兰计量水深的单位，合1。85米。
　　这一天是南非白人的节日。但是，在全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不公正法律的群众大会，并举行了祈祷“解放”的宗教仪式。在约翰内斯堡的自由广场，曼德拉、西苏鲁以及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站在主席台上，听莫洛卡向集会群众发表演说。曼德拉当时已当选为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与副手毛尔维·卡恰利亚一起担负着极其重要的组织工作。在他们的身后有各种巨大的横幅和标语：“人人都有选举权！”“马兰记住希特勒是如何倒台的！”、“消灭通行证！”整个会场群情激奋，热情的群众站在炎炎烈日下认真地听了5个小时。最后，莫洛卡带头宣誓：“我们要把头脑、身体和心灵里的全部力量拧成一股，一定要使我们恶劣的生活条件不能再持续下去。”他号召广大群众加入蔑视法律的万人志愿者队伍。
　　在整个组织过程中，曼德拉认识到让群众理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计划至关重要。只有当人们从心里觉得非暴力抵抗是非洲人最好的武器，他们才会打消疑虑，踊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