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坠落-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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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骑兵和突击队员们已经在伤痛中疲惫不堪了，他们中很多人都还打着绷带，带着青肿的淤伤。当看到那些恶心的电视画面时，他们愤怒了。电视中欢天喜地的索马里人正在杜兰特的超级64的旋翼叶片上跳来跳去，紧接着就是一系列直刺心灵痛处的恐怖画面。
索马里人的手中有尸体。那是直升机中的机组人员和三角洲士兵的尸体。那是曾经与这群士兵并肩作战的兄弟。从摄像机的角度很难分清他们的身份。索马里人将尸体的一头绑上绳索，在大街上拖行，不停的踢打这些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肉体。这样的场面只能用丑陋、残暴来形容。愤怒的士兵们回到了飞机棚，清理武器，等待着再次出发的命令。
三角洲的一级军士保罗·豪已经整装待发了。一旦他回到摩加迪沙，能杀多少索马里人就杀多少，杀戮就是他的目的。他已经受够了，不再会有什么交战规则，也不再会有什么抽象的道德底线。他要把这些人送到黄泉路上。
巴舍尔·哈吉·约瑟夫（Bashir　Haji　Yusuf）为他所看到的一切感到厌恶和羞愧。这位留着胡子的律师在受害者被拍照之后来到了巴卡拉集市。尸体已经被拖到了街上。他还看到了一些死去的驴子；僵直的尸体躺在街上，并且已经开始发胀。在距离奥林匹克旅店比较近的那个坠机地点周围的一些建筑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损坏。
就在他端起相机对着飞机的残骸照相的时候，他听见了兴奋的人群向这边跑来的声音。这群索马里人将一名美国士兵的尸体架在了一辆手推车上。
巴舍尔站在愤怒的人群的边上，照了几张照片。人们将士兵的尸体从手推车上拽了下来，然后在泥泞中拖行。女人们尖叫着咒骂，男人们不停叫喊、大笑。
律师想要阻止他们。他想走近那群拖绳子的人，提醒他们，可兰经中教导人们要尊敬死去的人。但是他胆怯了，退后了。愤怒和复仇快感使这些人变得疯狂，这是一个血之欢宴。他跟随着人群走了几个街区，然后溜走，回到了家中。
驾驶着联合国车辆的一个沙特阿拉伯分遣队在K－4转盘遇见了一群人。他们正在拖着一名死去的美国士兵。这群人的人数非常的多。
“你们在干什么？”一名沙特士兵问道。很显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我们抓住了豪那个牲口，”其中一个年轻的索马里头目说道。他们所说的豪是那个讨厌的美国联合国行政官员——退役的美国海军上将乔纳森·豪（Adm。Jonathan　Howe）
“这是名美国士兵，“一个沙特士兵说道。“既然他已经死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做这些？你们难道不是人么？”
其中一个索马里人端起了步枪，指着这名士兵。“我们也会杀了你，”他说。
人群中的一些人开始对沙特士兵喊：“离开这里！别多管闲事！这些人已经很生气了。他们真的会杀了你。”
“但是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名士兵仍然坚持。“你们可以战斗，美国人也可以战斗，但是这个人已经死了，为什么你们要拖着他的尸体？”
人群中的一些愤怒的人们再一次恐吓这名沙特人。最终他爬回了他们的汽车，离开了。
（第27章完）
第28章：电视中的杜兰特，一张被痛打的脸
28…1
By　Mark　Bowden
INQUIRER　STAFF　WRITER
December　13；　1997
被俘虏的第一天，杜兰特仍然忍着背部的伤痛，躺在八角小屋里的瓷砖地板上。他的右腿断掉了，肩膀被一颗子弹打伤。劫持他的人问他愿不愿意录像。
“不，”杜兰特说。
他很吃惊这些人居然还会问他愿不愿意。如果他们想要录像，就只能由着他们。但是，既然他们问了，杜兰特只能说不。在被俘的情况下对着全世界说话，并不是什么安全的事情。
10月4日，星期一，美国已经从摩加迪沙的悲剧中惊醒。18名士兵阵亡（第19名士兵，重伤不治，几天后死在了德国的医院中）70多人受伤。几百名索马里人被打死。恐怖的画面出现在电视中：一名美军士兵正在被一群愤怒的索马里人拖拽着，穿过满是尘土的城市街道。
克林顿总统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正身处三藩市的一家旅店中。根据伊丽莎白·朱（Elizabeth　Drew）的书——在边缘（On　the　Edge）中的描述，他当时既震惊又愤怒。他要知道到底是谁决定采取这样的行动。为什么他对此一无所知？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他当时问道。
斯蒂芬妮·舒加特——三角洲士兵兰迪·舒加特的妻子，在那天晚上10点中之前已经接到了消息。住在北卡罗莱纳州布拉格堡的一名士兵的妻子打电话过来，向她透露了一条不幸的消息：“其中已经有一个人阵亡了。”
其中一个
她曾经在周五的晚上和兰迪通过电话。和往常一样，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个字都没有讲。只是说战事很激烈，他吃的还不错，而且已经晒成了古铜色。他告诉斯蒂芬妮，他爱她。兰迪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充满绅士风度、用情专一。很难想象这种人的工作居然是一名职业战士。
其中的一个。
在摩加迪沙的飞机棚中，士兵们已经看到了死去的战友被人在街上拖拽的一幕。他们挤在后面的小屋中，注视着屏幕中的回放镜头。没有人出声，哪怕是一个字，其中的一些人转身离开。飞行员们要求回去把那些人干掉。他们就是要把那群索马里人像割麦子一样撂倒，然后降落，抢回尸体。但是指挥官们说不。尸体周围的人群太大了。一旦出动，那将是一场集体屠杀。
一级军士约翰·马赛朱纳斯（John　Macejunas）已经准备好再回去一次。这名满头金发的三角洲突击队员已经在过去的一天一夜中出动了3到4次。当救援车队无法抵达杜兰特的坠机地点时，马赛朱纳斯带领着一小队士兵步行抵达了坠机地点，为他的伙伴们将那片区域清理干净。现在他穿了一身平民的装束，打扮成一名记者。他准备回到城里寻找他的兄弟们，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面对如此镇定、勇敢的人，游骑兵们投来了敬畏的目光。
在志愿者医院里，外科医生阿博迪·穆罕默德·艾欧米（Abdi　Mohamed　Elmi）浑身是血，筋疲力尽。受伤的人在前一天傍晚的早些时候就已经出现在医院了，虽然外面已经是枪声大作，但是来医院的伤患人数并不多，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名。城中到处是燃烧的路障，美国人的直升机在低空嗡嗡的盘旋、射击，所以大多数人都不会在这个时候冒险出来。
志愿者医院的位置靠近机场的美军基地。在战斗打响之前，医院几乎是空的。由于害怕的原因，在美国人陷入麻烦之后，大多数的索马里人都不敢到这里来。但是到了这一天，也就是10月4日的末尾，所有的500张床位都已经满了，并且还有至少200名伤者被安排在走廊中。志愿者医院并不是城中最大的医院，在迪哥弗尔医院（Digfer）的人数要更多。大多数脏器受伤的人都将死去。他们已经耽搁了太长的时间，很多的病人本应在当天，而不是第二天才被送进医院。长时间的拖延已经使感染加深，即使是用医院中限制使用的抗生素进行治疗，也可能是回天乏术。
志愿者医院的那间有三张床位的手术室，整夜都在忙碌着。艾欧米是由7名外科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的一员。他整夜都在工作，从没有休息过。到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18例重大的手术，同时，在外面的走廊里，还有几十、几百甚至更多的人在等待治疗。
淤血和血块组成的波浪，潮水一般涌来。
最终，他在早晨8点钟的时候走出了手术室，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刺耳的尖叫声和受伤的人们的呻吟声充满了整个医院。一些肢体已经残缺的人，流着血，在恐惧和痛苦中死去。医生和护士们来到走廊中，维持秩序。艾欧米坐在长凳上，静静的点燃了一根香烟。看到他闲坐在那里，一个法国的救济工作人员愤怒的走了过来。
“你为什么不去帮助这些人？”她对着他喊道
“我无能为力”艾欧米回答。
她咆哮着走开了。艾欧米坐在那里，直到吸完了那根香烟，才站起身，回到手术室继续工作。接下来的24小时他将仍然不能合眼。
10月4日的傍晚，劫持杜兰特的人带着一个摄影队出现了。从他的飞机坠落，然后被愤怒的人群劫走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一天的时间了。杜兰特疲惫不堪，又饿又渴，脸上布满了血迹。那块被索马里民兵用枪托砸过的地方已经肿了起来。
影队由大约10名年轻人组成。他们架起灯光，很多的灯光。其中只有一个人对他说话。那个人的英语讲的非常好。
杜兰特接受过相应的训练，知道如何去应付这种审讯。面对这种情况的关键就是要机灵，敢于对质，尽可能少的透露信息。审讯他的人并没有很高的技巧。部队也有一系列的规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杜兰特决定遵守这个规定。
整整一天这些人都在不停的审讯他。除了他是谁和他的部队到索马里的目的之外，他们还试图从他的口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当摄像机打开后，采访者开始问他同样的问题。在索马里人眼中，所有的特遣队员都是游骑兵。“不，我不是游骑兵，”杜兰特告诉他们。他是一名飞行员。
“你杀死了无辜的人们”采访者坚持。
“无辜的人被杀死不是一件好事，”杜兰特说。
这是他们能够从他口中得到的最好的答案了。明天全世界的人就会通过电视听到这些对话。杜兰特青肿的脸上带着血迹，黑色的头发直直的竖起，散乱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很快，这样的形象将会被从录影带中剪切下来，印在全世界各大报纸杂志的封面上。
摄影队的人离开之后，医生出现了。他人很和蔼，英语说得也不错。他告诉杜兰特，他曾经在南加利福尼亚的大学里接受过培训，同时他也十分抱歉，因为手中只有一些阿司匹林、消毒液和绷带。这些东西只能对他进行有限的治疗。他用镊子、纱布和消毒液对杜兰特的腿伤做了简单的检查。断开的腿骨已经刺穿了他的皮肤。医生清理了一下骨头的末端，然后用纱布和棉花将它包上。
这虽然带来了钻心刺骨的疼痛，但是杜兰特仍然十分感激他。他十分清楚，大腿骨的伤病十分容易引起感染，哪怕那只是简单的骨折。而现在他受到的是复合性的创伤，更要命的是，还在肮脏的地板上躺了整整一天一夜。
医生离开后，杜兰特被人从这间曾经传来过鸟叫和孩子玩耍声的房间里抬了出来，装进了一辆轿车的后座。他整个人都被一块毯子蒙住。两个男人钻进了轿车，看管着他。这是一个充满了无尽痛苦的经历。他的腿已经完全移位，肿得非常厉害，任何一点轻微的移动都是一种折磨。
他们将杜兰特带到了一个小小的公寓，把他留给了一个带着厚厚的眼镜，身材高大、大腹便便的男人照看。杜兰特将在今后的十天中，充分的了解这个男人。他就是阿普杜拉·哈桑（Abdullahi　Hassan），部落领导人穆罕默德·法拉·埃迪德的宣传部长。人们都叫他法瑞拜（Firimbi）。杜兰特当时并不知道埃迪德已经为他付了赎金。
（第28章完）
第29章：释放一名飞行员，终结一个任务
29…1
By　Mark　Bowden
INQUIRER　STAFF　WRITER
December　14；　1997
在摩加迪沙被俘的第二天晚上，黑鹰直升机的飞行员　麦克尔·杜兰特被交给了阿普杜拉·哈桑。索马里人都叫他法瑞拜。
法瑞拜是一个大块头的索马里人，个子很高，长臂大手，挺着大大的将军肚，总是习惯于从厚厚的黑框眼镜后面斜着眼睛看人。他是军阀穆罕默德·法拉·埃迪德的宣传部长。一旦埃迪德的手下把杜兰特从绑匪的手中赎回来，他将负责杜兰特的安全。
他被告知：“如果这名飞行员受到任何的伤害，他将得到同样的下场。”
杜兰特到达的那个晚上，充满了愤怒、恐惧和伤痛。他被放在轿车的后座，蒙在一条毯子下面，一路穿过城市。他无法知道自己到了哪里。这些人抬着他走过了一段人行道，然后将他放在了一个房间里。
法瑞拜开口欢迎他，但是杜兰特没有回应。杜兰特的右腿伤是复合性的骨折，肩膀处还有一处枪伤，伤口肿胀，并且已经感染。法瑞拜帮助他清洗了伤口，用绷带包扎好，然后传话下去，说杜兰特需要一名医生。
周一，也就是10月4日那天的夜里，杜兰特听见美军的直升机在头顶上飞过，用扬声器不停的广播：
麦克·杜兰特，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麦克·杜兰特，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别以为我们已经丢下了你，麦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月5日，原美国驻索马里大使罗伯特·奥克利（Robert　Oakley）正在华盛顿的叙利亚大使馆参加一个宴会。他接到了白宫打来的电话。电话的那一头是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
“我得和你谈谈今天早上那件重要的事情，”莱克说。
“什么，托尼？”奥克利说。“我已经在家呆了6个月了。”
奥克利的样子总是十分憔悴。他是一个直言不讳得知识分子，在外交领域有着卓越得成绩。在去年12月份开始并最终结束了饥荒的那次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他是乔治·布什总统手下在摩加迪沙市中官阶最高的文职官员。今年的3月份，他与20；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一同撤离了那里。
自从返回之后，奥克利就一直沮丧的审视着摩加迪沙事务的方针路线。尽管他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白宫和国务院始终都没有人向他提出过咨询。
“明天早上7：30你能过来吃早餐吗？”莱克问。
现在，白宫有麻烦了。1993年10月3日的摩加迪沙之战之后，国防部长莱思·阿斯宾（Les　Aspin）和国务卿沃伦·克里斯多弗（Warren　Chritopher）被愤怒的国会议员们质问。怎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会有美军士兵在遥远的索马里失去生命。
克林顿也问了他的顾问们同样的问题。直到那一次突袭之前，克林顿都会提前得到行动的简报。但是这一次事情发生的如此之快，他对此一无所知。总统向莱克痛苦的抱怨，他觉得自己被蒙蔽了，这使他感到十分的生气。他要得到有关海外政策和海外军事策略等相关问题的回答。
10月6日，白宫东翼的早餐餐桌边坐着莱克、他的代表塞缪尔·R·伯杰、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玛德琳·K·奥尔布莱特。然后他们陪着奥克利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在办公室中还有总统、副总统、克里斯多弗、阿斯宾、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和几个顾问。
会议持续了6个小时。讨论的核心就是：我们现在应该作什么？已经有一名美军士兵的尸体被极尽揶揄之能的索马里人在街上拖来拖去。18名美军士兵阵亡，73人受伤。还有几百名索马里人被打死。杜兰特成了俘虏。公众愤怒了，而且国会也要求撤军。
尽管在摩加迪沙主持联合国工作的退役海军上将乔纳森·豪和游骑兵特遣队的指挥官威廉·F·加里森少将认为埃迪德的力量已经遭到了重创，他们无需再花费多大的力气就可以完成任务，但是继续呆在摩加迪沙进行抓捕埃迪德的行动已经不可能再被提到议程之中了。根据情报，埃迪德的支持者正在逃离城市，他们的武器库中的RPG…7已经耗尽。其他的帮派也已经开始提出和平的建议，并且愿意帮助他们对付埃迪德。但十分清楚的是，美国已经对在摩加迪沙的进一步行动失去了胃口。
会议结束的时候，他们做出了一项决定：美国将撤军。为了加强那里的武力威慑，游骑兵特遣队将继续呆在摩加迪沙，但是也将于来年的3月份撤离。这样的做法有助于保持颜面。同时，抓捕埃迪德的所有工作将被叫停。
克利被派往摩加迪沙传达这个消息，并准备尝试着解救杜兰特。
在摩加迪沙，将不会有任何同埃迪德的谈判。奥克利接到的指示是向埃迪德传达这样一个强硬的信息：美国总统要求他立即释放飞行员。
10月4日，星期一，游骑兵下士吉米·史密斯的父亲——吉姆·史密斯正在新泽西州长谷的一家银行开会。当时他老板的妻子出人意料的走进了会议室。
“我刚刚接到卡罗尔（Carol）的电话，”她说，“赶快给家里回个电话。”
显然史密斯的妻子，卡罗尔，有紧急的事情。她给他的老板家里打了电话，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找到史密斯。
“到底怎么了？”史密斯给卡罗尔回电话的时候问道。
他永远不会忘记妻子接下来的回答。
“我这里有两名军官。吉米阵亡了。你赶快回家。”
吉姆回到家的时候，卡罗尔对他说：“也许他们搞错了。也许吉米只是失踪了。”
但是作为一名曾经在越战中失去一条腿的游骑兵上尉，史密斯知道，在摩加迪沙，在像他儿子的那种严格的作战单位里，他们不会轻易的通知家属阵亡的消息，除非他们的手中有他儿子的尸体。
“不，”他静静的告诉他的妻子，尽量的使他的话语能够被理解。“如果他们说他死了，他们一定是确信了。”
几个小时之内，新闻记者的摄影队开始陆续抵达。当每一个直系的亲属都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史密斯走出了门前的院子，开始回答记者们的提问。他被记者们的态度和几种问题激怒了。他的感觉如何？作为一名失去儿子的父亲你说他的感觉应该如何？他告诉他们，他为十分的悲痛，同时他也为他的儿子感到骄傲。他是否觉得他的儿子接受了充分的训练并且得到了正确的指挥？是的，他的儿子接受的是超一流的训练和指挥。他应该谴责谁？这算什么问题！他还能够谴责谁？美国陆军？，索马里？，还是上帝？
史密斯告诉他们，他并不十分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他无法去指责任何人，他的儿子是一名士兵，他的死是为国捐躯。
两天之后，他们收到了一封内容刻板的电报，上面有一名不认识的上校的签名。尽管在读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信的内容，但是这封信仍然让史密斯痛彻心肺。同每一名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父母一样，他最终经历了与战争同样古老的伤痛的洗礼。
信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代表美国陆军参谋长的正式的个人通知。您的儿子，一等兵詹姆斯·E·史密斯于1993年10月3日，在索马里，摩加迪沙阵亡。你的任何问题都将的到您的伤亡援助官员的直接回答，请您接受我们对您失去亲人的最深切的同情。”
〃THIS　CONFIRMS　PERSONAL　NOTIFICATION　MADE　TO　YOU　BY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ARMY；　THAT　YOUR　SON；　SPC　JAMES　E。　SMITH；　DIED　AT　MOGADISHU；　SOMALIA；　ON　OCTOBER　3；　1993。　ANY　QUESTIONS　YOU　MAY　HAVE　SHOULD　BE　DIRECTED　TO　YOUR　CASUALTY　ASSISTANCE　OFFICER。　PLEASE　ACCEP　MY　DEEPEST　SYMPATHY　IN　YOUR　BEREAVEMENT。''
斯蒂芬妮·舒加特最终得到了关于他丈夫兰迪·舒加特的消息。10月4日，星期一的那天早晨，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布拉格堡，她给她的老板打电话，告诉她家中有紧急情况，她不能去上班了。
她的老板知道兰迪在部队服役，而且也听到了有关摩加迪沙的报道。于是她开车直接来到了舒加特的家中。
两个女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CNN。　从前一天到现在，斯蒂芬妮一直被焦虑的心情困扰，一名特战队员的妻子已经告诉她，他们中的一名士兵阵亡了。就在她和她的老板交谈的时候。两个侧影在门外出现了。
斯蒂芬妮打了开门。那是两个和他丈夫隶属同一个秘密特种部队的人。其中的一个是她的好朋友。这是真的，她想，兰迪死了。
“兰迪在行动中失踪了”她的朋友说。
斯蒂芬妮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心，她不再绝望，兰迪一定会没事的，他是最有希望活下来的人。在她的印象中，索马里是一个到处是丛林的地方。此刻在她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他的丈夫正在向救援的直升机发出求救信号。当他的朋友告诉她兰迪是和加里·戈登一起进入战区的时候，她更加放心了。他们此刻一定是躲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人从那里活着出来的话，那一定是他们两个。
第二天，更多的死亡通知传到了布拉格堡：一级军士厄尔·菲尔莫尔和军士长蒂姆“格瑞兹”马丁阵亡了。接着，死去的士兵被人在街道上拖行的画面在电视和报纸上出现。妻子们、父母们还有兄弟姐妹们一边拿着报纸上的图片，一边看着电视中的画面，试图辨认出那名士兵到底是谁。
消息传来，加里·戈登的尸体已经被找回来了。但是杜兰特当还活着并且已经被俘虏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后，斯蒂芬妮的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兰迪一定也在他们手上，只不过他们没有给他摄像罢了。她一次又一次的祈祷。斯蒂芬妮参加了其他几名士兵的葬礼，坐下来同其他战士的妻子们一同悲伤。这样的葬礼，她在同一天就经历了两次。最终，所有失踪的士兵都得到了确认，除了舒加特。他们都死了，尸体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斯蒂芬妮让她的父亲陪着她。她的朋友们轮流接手她的工作。这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