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郯武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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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哪儿去啦？”孙岗屯故作不知拉长了声音说。
　　“对不起，”高宗藩客客气气地说，“俺没认准地，送到您老的地里了。”
　　孙岗屯“噗”地一声吹燃了火纸媒子，点上水烟说：“你有什么证据说送到俺地里的，再说，就是你真送了，是我叫你送来的吗？”
　　“不是，不是，”高宗藩又陪个小心说，“是俺送错了地方。”
　　“哪你想咋办？”
　　“孙大爷，俺家辛辛苦苦攒了一年，就这么点粪，现在没了，您看能不能请您老把家里的粪肥给俺一点，也算是帮帮俺吧！”
　　“呸，你说得倒轻巧，”孙岗屯翻了翻眼皮，“你拉错了地方，可害苦了俺家了，我还没找你算账，你倒找上门来了。”
　　“这……”高宗藩茫然了，他弄不清肥料放错地方怎么就害苦了他家。
　　孙岗屯慢条斯理地说：“俺家原来打算上点好肥料的，你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倒在俺地里，弄都弄不走，把俺的地都搞坏了。”
　　“你……”高宗藩气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那孙岗屯又冷笑一声说：“识相些，你走吧，你有闲工夫俺还没有哩！”边说便把高宗藩连推带搡赶出了大门。
　　“你……”高宗藩干气没办法，话也说不出来。
　　“你什么？”孙岗屯得意洋洋地说，“文打官司武打架，任你选！”说完砰地一声把大门紧紧地关上了。
　　高宗藩连连张了几次嘴都说不出话来，他能说什么呢？十五岁的大男孩子一个！站起来没人家高、睡倒没人家长，嘴是人家的大、拳头是人家的硬，人家是大门大户，有头有脸的富户，自己家穷得叮当响，哪有说话讲理的地方啊！这个亏不吃也得吃，这口气不咽也得咽。于是，他把一身的力气都使在学拳练功上了，他想，只有将来练出一身本领，靠一拳一脚再去找回公道。
　　这事虽说过去已经十多年了，可两家都记忆犹新。从高宗藩这面来讲，被人欺凌辱骂当然是刻骨铭心的；从孙祥振这面来说，父亲当年和高家结下了疙瘩，而如今人家又掌着东庄的印把子，还不是绵羊趴在砧板上一人家想割头就割头，想摘蛋就摘蛋。难怪他忐忑不安六神无主了。
　　孙祥振一不担心挨打、二不担心挨骂，他知道高宗藩不会这么干的。他最担心的是怕高宗藩在给他定成份的问题上玩他一下子。共产党是最讲究成份的，这东西就像人的魂一样，要跟定你一辈子，不，几辈子，关系到全家人甚至子子孙孙的命运。他高宗藩要是公报私仇，你又能拿他怎样呢！
　　孙祥振唉声叹气没有用，心里怨恨父亲当年没长前后眼。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孙祥振就是抱着这种心情来求高宗藩了。
　　高宗藩正在吃晚饭，名副其实是“晚”饭，天都黑定老久了。他天天都这么晚才回家来吃饭，因为村里的事太多，他不把一天的大小事情都理出个头绪来，是不会吃晚饭的。
　　孙祥振也摸清了这个规律，就在高宗藩刚刚端起饭碗时，他像影子一样，悄悄溜进了高家。
　　“嘿嘿，”孙祥振干笑了两声，“听说老奶奶身体欠安，早就该过来看看的，只是……”他边说着边把一只布袋子往桌上一放。
　　高宗藩起先以为是桃酥、馓子之类的东西。当地人看望病人或老年人，都喜欢带点这类果品，值不了几个钱，表表心意。孙高两家虽无往来，人老几辈子都住在一个庄，人家提点果子来看老人，总不能拒之门外吧。可是等孙祥振把口袋放到桌上时，听到“咕咚”一声，显得很沉重。高宗藩就生了疑心，问：“袋里装的啥？”
　　“俺来孝敬孝敬高奶奶的。”孙祥振把袋里的东西“哗”地倒在桌上，垒成六摞，是六十块“大鬼头”洋钱。
　　高宗藩一见洋钱，一股无名怒火直冲脑门儿。可是他立即压了下去，他想自己是个村干部，还是个在组织的人，哪能动不动就发火呢？于是心平气和地说：“祥振，有什么话，你直说。”
　　“高村长，”孙祥振吞吞吐吐地说，“就是，就是，俺家成份的事……”
　　高宗藩指着洋钱说：“孙祥振，你把钱收起来。你家成份怎么定是村里根据上面给的杠子划的，不是靠钱来定的。”
　　孙祥震对他这几句平平淡淡的话掂量一下份量，一时又拿不定主意是把钱收起的好，还是不收起的好，就试探着说：“你看俺两家过去那场不愉快的事……”
　　“嘿，我说你呀，”高宗藩把手中的筷子往桌上一顿说，“桥是桥，路是路嘛，别说当年是你爹得罪我，就是你我有点啥，那也是过去的私事呀，你放心，我会公事公办的。”说完不等他再开口就拎起桌上的口袋三把两把将洋钱划拉起来，塞进了孙祥振的怀里。
　　孙祥振往家走的一路上想了很多，到底吃不准高宗藩的态度，就找一位亲戚参谋。那亲戚说：“这下糟了，常言说，是人不打笑脸的，是官不撵送礼的，他把你撵了出来，这事就不妙，还说要公事公办，那就是他心里早就打好你的谱啦，你这恶霸地主帽子戴定了！”
　　好长一段时间里，孙祥振真是把心提到嗓子眼儿里过日子的，当然在自叹倒霉的同时，也恨高宗藩。可他万万没想到，村里张榜公布时，他的名子排在“富农”之列。这时，他才相信高宗藩的确没故意整他。不仅如此，所有人对自己的成份问题都感到恰如其分，大家都说高宗藩办事公平，不藏私心。整个土改期间，高宗藩所领导的东庄没有错划、漏划一个地主、富农，没有扩大斗争面，没有冤枉一个好人。分地、分房、分物期间没有人营私舞弊，没有人鲸吞公物。高宗藩等东庄村的党员、干部们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一九四八年冬，继辽沈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大地上，组织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此时郯城第二次解放，高宗藩担任东庄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兼民兵连长。他带领着东庄村人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巩固红色政权，为了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积极响应山东省支前司令部的号召，参军参战，奋勇支前。次年一交春，高宗藩带领一百多辆小车奉命往前线送军粮。他们推着每车装有一两千斤粮食的小车，奔波在崎岖不平的小道上，吃苦挨累不说，时不时天上有敌机俯冲扫射。山沟里，草棵里还会突然冒出几个国民党军队或还乡团、杂牌军的散兵游勇们前来骚扰。就在这种情况下，高宗藩的运粮队没有一人逃跑，没有一人牺牲，没有损失一点粮食。途中，高宗藩带的地瓜叶窝窝头吃光了，就啃老咸菜，喝白开水充饥。后来因又饿又累昏了过去。可是醒来后面对满车的粮食仍是一动也不动。大家在高宗藩的影响下也都宁愿饿肚子，也硬把粮食送到前线去，让子弟兵吃得饱饱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
　　在淮海战役的一百二十个日日夜夜里，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高宗藩带领的民兵大队就跟到哪里。他们抬担架、送弹药、运军粮、修桥铺路、当向导，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
　　虽说高宗藩是一九四六年入的党，但是他档案材料的入党时间一栏里却写的是一九四八年。什么原因呢？话还得从头说起。
　　一九四七年初，正当郯城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忙于恢复生产、弥补战争创伤的时候，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大规模内战，山东解放区成了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的对像。作为山东滨海地区南大门的郯城县是最先进入战争，最后解放的一个县城。
　　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群众的损失，郯城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决定实施北撤计划：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迅速组织力量处理已经为野战军集中在临郯公路两侧的大批生熟给养。办法是发动群众挑、抬、扛、拿，能拿多少拿多少，余下的就毁灭掉，绝不能留给敌人。另外决定以县独立团为主力，由县公安武装、县机关干部、区、村骨干力量组成武工队，再加上各村民兵小组作为进行全县武装斗争的主要力量；对于不便打游击的老弱妇孺，由县、区指定干部带领，编成县、区家属队，分头、分批向北转移；对于已经暴露党员身份或在敌人占领后不宜坚持隐蔽斗争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采取暂时回避的方针，同样北撤协助家属队工作；对在押犯人和村以上的斗争对象，为了防止其反攻倒算组织伪政权，决定由民兵看押，强制他们转移，并继续接受教育和监督改造。
　　高宗藩的党员身份虽未暴露，但因他一贯工作认真负责影响很大，所以也不宜留守。可是，他当时正害肚痈，别说跑路、打仗，连动弹都困难。组织上很为难，就派乡指导员张华同志找高宗藩谈话，动员他设法留下。张华说：“北撤干部明天就走，路上危险很大，你走不能走，抬不能抬，车也不能拉，只能留下，把自己隐蔽起来，坚持地下斗争。”高宗藩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从未离开过组织、离开过集体，他真不想离开大家，离开火热的斗争生活。但是，他知道自己这样情况，势必拖累组织，拖累同志们。所以不等张华再说什么，立即表示再大的困难都不怕，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以新的战斗姿态，去迎接胜利的曙光。
　　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国民党七十四师占领郯城后，纠集郯城县地主还乡团和新安镇、宿迁的部分地主还乡团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他们所到之处，洗劫村庄、掠夺财粮、屠杀群众、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像后皇姑城一位党员，因老婆临产他未能转移，敌人把小孩从母亲肚里扒出来，然后把活了两天的孩子和大人一起活埋了；桃林民兵队长刘百里一家四口人被活埋时，他的妻子抱着大孩子，怀着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穷凶极恶的反动派，对解放区人民群众进行着疯狂的报复。薛庄王老六的老婆更恶毒，她对革命群众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对被他们捉到的民兵，她亲手用剪刀剪掉生殖器、用刀子割断舌头、挖掉眼睛……真是残无人道，罪恶滔天。
　　高宗藩当然也免不了受到还乡团的追捕。
　　敌人对高宗藩是又恨又怕。恨他带人分了他们的地，分了他们的财产，东庄农民翻身运动搞得好，对周围…带影响很大。怕他是因为他会武功，又有点子，群众关系又好。所以越是这样越想早点逮住他，除去后患。可是到哪里去逮？到哪里去捉？他早已像——条鱼一样，悄然消失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高宗藩和副村长李希勤原本隐蔽得很好，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可是他们耐不住这样躲躲藏藏的日子。尤其是高宗藩此时肚痈也痊愈了，两人就冒险出来找组织。活动一频繁，终于暴露了目标，被伪保长杜维营的爪牙逮住了。
　　杜维营立即拷打审讯，逼他们交出东庄村共产党员的名单。高宗藩和李希勤咬紧牙关，拒不交待。打死他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自己都不是共产党员，哪里知道什么党员名单！”
　　杜维营气急败坏地说：“凡是农会主席、村长、副村长，没有几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即便不是党员，也跟共产党一条心，穿一条裤子。”
　　高宗藩和李希勤说：“那就任你说吧！”
　　杜维营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他向二人说：“其实我看在同村的份上，并没把你们往死里治。如果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到了郯城，就够你们受的了。”
　　高宗藩和李希勤看透了他的豺狼本性，索兴给他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杜维营原想得到他们“口供”好去邀功请赏的念头成了肥皂泡后，于是气急败坏地把他们隔离开，关押起来，准备送到国民党郯城县党部去。
　　高宗藩本是抱着必死的打算的，他知道国民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让漏掉一个共产党。他是共产党的村长、农会主席，这个身份是敌人恨得牙根发痒的，到了郯城，还不是等于进了阎王殿绝无生还的可能。后来一见看守是小时一位同学，心里升起一线希望。
　　“喂，老同学，”夜深人静了，高宗藩轻轻地喊，“我想解个手。”
　　那位老同学根本也没睡，他正在思量着高宗藩的事。一听高宗藩在喊，立即走过来说：“你小声点，把他们惊醒就麻烦了。”高宗藩一听那口气不是恶狠狠的，知道他不是那种丧尽天良的人，心想有门儿，就压低了声音说：“给我松松绑吧，他们把我捆得太紧了。”
　　那同学没说话。他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三年前，他在地主家扛长工，被卖伕子顶债当了国民党丘八。后来，在进攻解放区时当逃兵溜了。他一直在外地混，前些日子听说家乡解放了，跑了回来。谁知正赶上七十四师占领郯城，他被杜维营的还乡团抓住，当了他们的团丁。这些年来，他认清了共产党的队伍是为解放广大劳苦大众而打仗的，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祸国殃民。听说高宗藩是给共产党干事的，心里很佩服。眼睁睁看着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穷哥们儿落在那伙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手里，他心里不安。但是要真的把高宗藩放了，他又没那个胆子。真是左难右难，把他难死了。
　　好长时间，他终于想好了一个办法，但当着其他看守的面，又不敢明着对高宗藩说，只好看高宗藩的心眼灵不灵，运气好不好了。
　　他在高宗藩的身后偷偷把捆高宗藩的绳子的死扣换成了活扣，抬起脚在高宗藩屁股上踢了一下说：“妈的，不准在屋里撒尿，老子不能闻那股骚气，滚，跟老子到厕所去！”
　　高宗藩何等聪明，他马上就明白了对方的用意，故意回一句：“去就去，你神气什么？”
　　那个同学提了一盏小马灯，押着高宗藩来到厕所。他先进去照了照，然后出来骂了声“滚进去！”接着一脚把高宗藩蹬了进去。
　　高宗藩走进厕所一看，厕所没顶盖，四面泥墙不过一人高。他退下膀臂上的绳索，一纵身上了墙，“扑通”一声跳了过去。
　　那位同学等了一会，估计高宗藩已跑远了，就虚张声势地大喊大叫起来：“高宗藩跑啦，快逮高宗藩呀！”接着又对天放了几枪。
　　杜维营带着几个还乡团团丁跑来一看，骂道：“妈的捆那么紧怎么会跑了？”那位同学说：“谁不知道，那小子会缩骨法呀！”一个斜眼团丁说：“哼，再逮住，用铁丝穿住他的琵琶骨看他还怎么跑！”
　　高宗藩逃出虎口后一直没有找到党组织，直到一九四八年郯城二次解放又重新人党。
　　高宗藩为此也曾找过组织说明原因，组织部干事李洪学说，唯一能证实高宗藩当时情况的李希勤没跑出来，被敌人押到郯城拷打审讯致死了。再说按组织原则，高宗藩将近一年没和组织挂上钩，等于自动脱党，党龄只能从一九四八年重新入党日期算起。既然是组织上有规定，那就只好服从呗。不管怎样，他对新中国的到来充满了希望。
　　第二节
　　“宗藩，你家来亲戚啦？”
　　“哪是亲戚，他是高政委。”
　　“高政委？政委是干啥的？”
　　“政委就是县太爷。”
　　“县太爷？怎么一点也不像？”
　　“哪点不像？”
　　“看他穿的就跟俺老农民一样。他来你家干啥？”
　　“体察民情呗。”
　　高宗藩说的是实话。高风林政委是到东庄来体察民情的。他就是郯城县的县委书记。因为他兼任县人武部政委大伙叫惯了，不愿改口，觉得这样更亲切。
　　呀！共产党的干部和国民党的官员就是不一样。国民党的县长，那还了得？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出门以车代步，前拥后簇，八面威风。嘴里喊着是“民之父母”，实际上却对老百姓敲骨吸髓。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民生、民权”三民主义被他们改成了“民脂、民膏、民血”。要不然怎么叫它反动派呢？而共产党的县领导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爱老百姓如亲人，穿着朴素，进村入户访贫问苦，和老百姓心连着心。要不然凭着小米加步枪怎么能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怎么能建立新中国、巩固红色政权？
　　高凤林来到东庄村后，说是住在高宗藩家，一夜又能在高宗藩的屋里睡多久呢？高宗藩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练拳，捏手捏脚地怕惊醒他，可回来时一看人家早就背个粪箕满湖转悠一遍，拾了满满一粪箕粪回来了。接下来，匆匆忙忙地吃点煎饼咸菜又下湖去了。他帮老乡拉犁耕地，和老乡说笑谈心。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县太爷。他一出去就是一天，常常半夜才回来。
　　一个多月下来，高凤林书记向高宗藩摊牌了，他让高宗藩动员大伙入股办供销合作社。
　　民国之初，郯城市场物价比较稳定，后期较乱，日伪时期尤甚，日变三价，涨落不定。郯城二次解放后，市场多为私商经营。一些不法商贩，乘解放初期国家经济困难之机，抢购囤积，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一九四九年，郯城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稳定物价的方针，控制货币投放，紧缩财政支出，整顿各种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发行“胜利折实公债”，紧缩货币流量，调剂市场余缺，平抑市场物价。组建供销合作社的目的，就是用集体的力量同奸商抗衡，发展集体经济，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
　　供销合作社毕竟是个新生事物，谁也没搞过、谁也没见过，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石头叫谁去摸呢？高书记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高宗藩。
　　高宗藩是党员，当过农会主席，在支前工作中是个模范，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后，团结村委一班人，把个东庄村治理得上规上矩，有条有道的，是个人物，而且是党信得过的人物。叫他带头搞供销合作社，高书记相信他准能干好，而且能干得很出色。
　　既然是上级交给的任务，困难再多，高宗藩也没在乎。他积极动员乡亲们入股。
　　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政治上得到了彻底的翻身。可是由于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大，因此人民群众，特别是东庄这样穷旯旮里的农民兄弟手里还没有多少钱。买“胜利折实公债”，他们知道这是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都积极购买。许多人勒紧腰带也要省下钱来买公债。可是要拿钱去入股办供销合作社，难度就大了。因为合作社就是卖东西的，卖东西就是做生意，就是经商。郯城虽是县治所在，可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交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情况使然，这里群众的商业意识远不及码头镇。尤其是东庄村人，历来是务农为本，春夏秋冬大人孩娃换季的衣物布匹得到郯城集上或到码头去买或请人捎，针头线脑、洋火糖块就在走乡串村的货郎挑上买，或拿鸡蛋换。在村里搞个供销合作社当然是件大好事，能给全村群众的生活带来许许多多的方便。特别是农忙时哪有个空闲去买油盐酱醋啊！但办个供销合作社可不是一件小事，那是做生意呀，生意可有赚就有赔呀！入股做生意，要是赔了咋办？这些想法在大家的脑子里打了多少个转转，一时不肯把手里攒下的几个钱拿出来。
　　为了这，高宗藩没少做工作。他走东家串西家，说服动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筹集了数百元资金，在五间草屋里办起了郯城县第一个供销合作社。
　　果然，做生意不同于种地。常言说，庄稼活不用学，看人咋着咱咋着。做生意不但要有做生意的学问，还有一定的风险。这不，高宗藩办的供销合作社赔了。尽管高宗藩对事业、对群众有一颗亦诚的心，因物价上涨，两年不到，供销合作社的老本都贴光了。有人说，高宗藩吃亏就吃在一个“诚”字上，奸商，奸商，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嘛，你高宗藩不懂权变，不会耍滑头，你做什么生意？你能搞得过那些小商小贩吗？你又要保证商品质量，又要稳定价格，又要保证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可是谁来保证你，保证你顺顺当当地向上级、向群众交差？
　　最苦脑的，当然是高宗藩。他知道老百姓入股的钱一分一厘都来之不易，有的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从鸡腚眼里抠出来的，有个老人听说是高书记指示办的供销合作社，又是宗藩挑的头，二话没说，把自己多少年来搂草、生豆芽卖攒下的棺材钱拿来入了股。高宗藩在动员大家入股时曾以自己的人格担保绝不让群众吃亏，大家信得过他才肯把钱拿来入股的呀！事到如今，大家也看到高宗藩为了搞好这个供销合作社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累，看到他为了大伙的利益付出了多少艰辛，看到了自从供销合作社成立以来给全村群众带来的方便和好处。但是钱是硬货，缺了它，你说什么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怎么办？高宗藩苦苦思索了几天，一筹莫展。
　　“孩子哭，找娘。”一句当地人谁都会说的俗语，怎么就忘了呢？高宗藩几天的思索总算没白费，终于想到了这一点。谁是娘？党！高宗藩想：“是高政委来找我搞供销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