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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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罗那组委会和汉城组委会都曾得到了萨马兰奇这样的赞誉。这对经济实力雄厚且体育水平最高的美国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虽然从6年前申办，到比赛结束，亚特兰在这个原本在美国不出名的城市，一直在许愿这届百年奥运会将是“最好的”。从197个国家和地区运动员实现大团圆的意义上来说，本届奥运会的确史无前例，但组织工作的失误、商业色彩的浓厚和奥林匹克公园的一场大爆炸，把“最好的”三个字淹没了。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德梅德罗更是坦率直言：“我们不会说这是最好的奥运会，绝对不会。”
　　虽然没有得到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最好的”评价，但本届奥运会的赢利却毋庸讳言是历史上最高的。
　　奥运会结束后，组委会并列主席安德鲁·扬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本届奥运会将比预计的能赢得更多的利润，并为亚市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除了9亿美元的电视转播费和6．8亿美元的企业赞助，组委会还获得售出的每一件纪念T恤、每一顶帽子、纪念扣及每一个吉祥物伊奇的收入的15％。本届奥运会仅吉祥物销售就达2亿5千万美元，仅此一项，组委会即可获得3750万美元的进项。据估计，整个奥运会期间，各种纪念品的销售总额超过12亿美元，亚特兰大组委会从中获得的纯利润超过3亿美元。门票也是组委会获得收入的重要途径。这届奥运会共售出大约861万张门票，门票收入达4．68亿美元。单从售出门票的数量看，远远超过巴塞罗那奥运会的302．1万张和洛杉矶奥运会的579．8万张。
　　扬认为，奥运会如今已算得上最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盛会。亚市组委会估计本届奥运会已经给亚特兰大市注入了51亿美元的资金。在今后的四、五年内，因为承办了奥运会还将给亚市带入50亿美元的资金。
　　第二十六届奥运会虽然为组委会、国际奥委会和亚特兰大市带来的丰厚的利润，但其十足的商业气息却遭到了广泛的谴责，有的人甚至将矛头直接对准了首创奥运会商业化的萨马兰奇。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中村直呼吁，“现代奥运会不要走进商业死胡同”
　　中村直回顾奥运会30多年的历史，1972年，巴勒斯坦“黑9月”组织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绑架奥运村以色列运动员事件；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留下巨大财政亏空。这两届黯淡的奥运会后，人们谈奥运色变，以至1984年的第23届奥运会无人申办。最后是美国人尤伯罗斯以民办奥运的方式接下这个沉重的接力棒，并且以商业经营的模式使现代奥运会首次出现财政赢利。
　　文章指出，“奥运商业化的始作俑者是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人萨马兰奇，尤伯罗斯的实践则为萨马兰奇的这一主张作了一个注解。”以后奥运会成为名利双收的象征，汉城赚钱了，并且将韩国推向世界；巴塞罗那收入不菲，也为西班牙沉闷的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因为如此，世界上刮起了一股申办奥运风。
　　“商业化给奥运会带来的利益与活力毋庸置疑，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当商业化这个砝码在奥运会天平上份量过重时，奥运会是否又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理想主义转向了另一个狭窄的胡同？”作者最后问道。
　　英国《泰晤士时报》载文称，“亚特兰大的商业行为已远远超出了奥林匹克主义理想。美国人用现代商业神话战胜了源自希腊的古代神话。”
　　文章评述道，即使撇开申办、投票、表决这些不说，亚特兰大在递交申办报告时及最后的申办演说中，曾信誓旦旦表示要提供一流的条件、一流的服务、便捷的交通。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在奥运会上却没有做到这些。本届奥运以来，交通拥挤、班车不准时，住房不方便，吃饭问题，比赛的混乱等问题，屡见不鲜，就连美国人最自夸的电脑系统，也错误不断，遭到世界一片谴责。是美国没有能力做到这些吗？不是，美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本届奥运会有足够的经费，美国人也曾成功地举办过洛杉矶奥运会。为什么会这样？文章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是美国组委会太注重商业利益而不关注运动员利益；二是美国唯我独尊、自高自大，不愿意为世界付出。”
　　在8月3日举行的亚城奥运会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穷追不舍的提问，老练的萨马兰奇也显得有些招架无力。
　　有记者首先请萨马兰奇谈谈本届奥运会商业化的问题。
　　“靠私人团体赞助奥运会只有美国可以，在世界其它国家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商业化，我们需要钱去办奥运会，但商业化不能超过奥运会本身。奥运会必须在组委会和国际奥委会的控制之下。我可以说，奥运会是唯一在场馆里没有广告和运动员服装上没有标志的体育比赛。”萨马兰奇的回答只能用“泛泛”二字形容。
　　“国际奥委会是否已接近私人赞助体育的极限？”
　　萨马兰奇说：“我不知道。财政问题是体育比赛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经常说，希望有人赞助，但体育比赛应占主要部分，而不是像亚特兰大这样，市场行为占上风。”
　　在记者招待会快要结束时，萨马兰奇终于挡不住记者的轮番攻击，承认“私人办奥运是个错误”。但他否认了本届奥运会已处于无组织状态的说法。
　　“我认为，主办城市、地方首脑和国家在未来的奥运会中需要全力合作，以保证奥运会能够正常运转。”萨马兰奇说。
　　萨马兰奇还表示，今后将与世界棒球联合会及国际橄榄球（英式）联合会谈判，让职业棒球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和国际奥委会接纳橄榄球组织为新的会员。萨马兰奇最后表示：一奥运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也许不止是奥运会，体育比赛在今日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未来会更加重要。”
　　第14章　情系中华
　　·百年奥运沧桑路
　　·数载沉浮
　　·一票的失败
　　·何振梁与萨马兰奇
　　·“邓亚萍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员之一”
　　火炬轰鸣，颂歌高唱。千万羽和平鸽展翅高翔，飞向四面八方。欧洲11国和美国、澳大利亚的选手涌人白色大理石浮雕装饰着的椭圆形运动场。这是1896年4月5日，希腊雅典，第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
　　人们发现，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代表，没有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国际奥委会难道把遥远的东方忘记了吗？
　　首届奥运会筹备期间的一天，北京东交民巷法国驻华使馆人员，把一封信函送给了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李鸿章主持外交的清朝政府，这是希腊奥运会组委会邀请中国参加第一届奥运会的信函。
　　现在想来，人们对奥委会邀请中国也许会有几分不解。当时的中国，在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洋枪洋炮的威胁中惊颤不已。泱泱中华，被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烈火烧得遍体鳞伤。腐败落后，不堪一击，好象任何一个西方恶魔都能从她身上割下一块块肥肉。作为顾拜旦勋爵祖国的法国也同样趁火打劫。拿破仑第三执政的法国，悍然与英国狼狈为奸，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法帝国主义者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在西方人眼中，中华帝国有过多么风光的时代。欧洲的哲学家伏尔泰说，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费尔巴哈说：“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楷模。”波维尔则称：“中国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在法国，也曾流行“中国风格”、“中国趣味”。路易十四时，中国的轿子几乎成为达官贵人们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王室举办化妆舞会，人们都以化妆成中国人为荣耀。
　　可是，中英交战一声炮响，使清廷威风扫地，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和崇拜。一位普鲁士的传教士郭实腊断言：“中国的龙要被废止，只有基督教义才能拯救这个已经‘死去’的文明国家。”《英军在华作战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议论：“中国是个愚昧而又骄傲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是世界范围内落后国家的成员之一。”
　　说到这里，人们不能不对顾拜旦勋爵怀有崇敬之情。他与国际奥委会没有拘囿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鄙夷和蔑视，还是伸出了表示友好的手。
　　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毕竟是个四万万人口的大国，毕竟曾经是世界最发达、最威风，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睡狮昏聩而余威犹存。但是，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恐怕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和宗旨使然。其理想是：增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和平、友谊与团结。其宗旨为：鼓励组织和发展体育运动与体育竞赛；在奥林匹克理想指导下，鼓舞和领导体育运动，从而促进和加强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保证按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使奥运会无愧于由皮埃尔·让·顾拜旦勋爵及其同事们恢复起来的奥运会光荣历史和崇高理想。顾拜旦及其同事们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初，就努力维护奥运理想和宗旨，坚持奥运之门向一切国家、民族开放，不管它是大国、小国，富强的、贫弱的，西方的、东方的……奥运会向当时的中国发出邀请，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对奥委会的邀请为何石沉大海，毫无反响呢？这也许是中国走上奥运路途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斯芬克斯之谜吧。
　　1912年，一个叫布朗的外国人来到了中国上海，他是菲律宾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还是菲律宾体育协会的会长。他来华的目的，是想搞一个中、日、菲三国参加的远东运动会。当时中国、菲律宾的体育事业很大程度上是由基督教青年会操纵的，布朗的来访立即得到了中国青年会的支持。而在此前，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每年2月都组织一个“嘉年华会”的节日活动，其中有体育比赛，不断邀请中日两国选手参赛助兴，三国联合搞运动会的基础已经有了。更何况，当时的中国，对近代体育的兴趣方兴未艾，上上下下似乎都表赞同，事情就好办了。这时，中国已成立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成为与布朗共同发起远东运动会的体育组织。又经与日本方面协商，远东业余运动协会——亚洲体育史上第一个区域性体育组织，便在世界的东方宣告诞生了。这对于亚洲体坛，对于中国体坛，都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事实上，有了这个组织，亚洲就有了与远在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直接对话的资格。
　　远东体协很快作出决定：每两年举办一次远东运动会，由三国大城市轮流承办。有趣的是，远东运动会原来的名字是“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名字反映了亚洲体育向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靠拢，以便进入世界体坛的积极倾向。
　　当欧美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体育，大都还在限于国内活动的时候，远东三大国联合运动会上的发令枪声，传到了洛桑。顾拜旦勋爵微笑着东望古老中国的新变化。当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的时刻，他指令奥委会致电祝贺，并宣布他们承认远东奥委会（远东体协）为国际奥委会的东方支部，还邀请中国参加第六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如此看重远东体协，是令人欣慰的。每次远东运动会举行时，国际奥委会一定会派委员一人为专使，并在会员国内，指定一名体育家，作为奥委会的专门代表，来指导远东运动会。早在远东运动会成立时，就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鼓励，他们送来金花圈一个，赠给远东运动会，以资奖励。
　　若将1895年国际奥委会对清廷发出的邀请，算作对中国的第一次邀请的话，那么参加第六届奥运会应该说是第二次邀请了。两次邀请，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次机遇。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又没抓住这个机会。历史再次在中国走向奥运之路上，留下了莫大的遗憾。有的学者说，中国可能走向奥运的机会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焚毁了。的确，应于19！6年在德国举行的第六届奥运会，因为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停止了。
　　1919年世界大战的战火熄灭了，世界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19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确立了与远东体育协会的关系。
　　1921年5月30日，一个叫嘉纳治五郎的日本柔道家抵达上海。他放下行装，即驱车前往虹口体育场，在中日菲三国体育官员陪同下，登上了主席台。他代表国际奥委会对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表示祝贺。嘉纳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是中国的一个老朋友。他曾为早期中国的留日学生花费过很多心血，嘉纳私人开设的宏文学院曾先后接纳过7192名中国留学生，其中3810名由该校毕业。中国著名的大文豪鲁迅、革命家黄兴、陈独秀等都曾经在这里学习过。
　　嘉纳在主席台上一出现，场内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分明感到，国际奥委会对远东体协，对中国体育的关注越发真切、实在了。果然，翌年，国际奥委会便吸收了中国的王正廷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奥委会委员。看来，中国人出现在奥运赛场的时间理当为期不远了。
　　王正廷字儒堂，浙江奉化人。多年混迹官场外交，数度沉浮。青年时期与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密切，做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曾留学美国。武昌起义爆发后，当过都督府的外交副主任。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任唐绍仪内阁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次年当选参议院议长。还曾参加护法运动，署理军政府外交总长。此人在外交上混的时间较长，数度出任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1935年奉调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执委。1949年移居香港。1961年死于香港。
　　王正延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奥委会委员，因为他一是政界名流，二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头面人物，三是老资格的外交官，四是体育界的一个风云人物，担任过第二、五、八届远东运动会的会长。既有身份，又拿得出钱来赞助支持远东运动会。谁知这个人自从戴了顶奥委会委员的帽子之后，从不去参加国际奥委会的会议。由此来看，王氏参与体育，不过是把它作为一项“业余”活动，一笔取得社会地位和国际声望的资本。至于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那是无关紧要的。这样又怎能推进中国与奥委会的关系呢？当时中国政府官方对奥运会态度之怠慢，认识之肤浅可见一斑。试想，如果中国政府与奥委会采取积极合作与参与的态度，又何至于拖到1931年，国际奥委会才正式承认中国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呢？
　　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奥运会的大门再一次向中国敞开。这时，把人类拖入罪恶渊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十年，随着战争创伤的愈合，各国人民和运动员在五环旗下重新取得了谅解，有46个代表队汇集荷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届。连德国也有人挤进了国际奥委会。阿姆斯特丹美观实用的奥林匹克运动场，又一次变成了人类寻找友谊和进步的世界。无疑，世界奥运会，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国际社会更理解它，也更喜欢它了。然而当荷兰女王的代表宣布奥运会开幕时，人场的国家中却没有中国，而只有一个中国人前来观礼。这个人姓宋，名如海。宋孤身一人，无声无息地站在看台上，看着一面面外国的国旗引导着各种不同肤色的运动员人场，不知心里是何等滋味。
　　堂堂中国，难道就派不出几个运动员来吗？宋先生回国后写过一个小册子，叫作《我能比呀》，是从奥林匹亚（OlymPia）的读音套出来的。作者在书的扉页上解释道：“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加比赛，但凡各事皆须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宋先生只说对了一半。试想，运动员连国门都迈不出，纵有决心与毅勇，又当何用？
　　1924年，巴黎的第八届奥运会就要举行了。有三个喜欢打网球的中国留美学生吴仕光、韦荣洛、徐恒，相聚在一起，议论中心为中国又不派运动员参赛而愤愤不平。此时，美国人已组成291人的庞大奥运代表队，即将远征了。那是何等气派！相比之下，四万万人的中国，仍然在奥运会的大门外踯蹰观望。一个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怎能无动于衷！
　　这几个可爱的小伙子，明知自己网球水平难与世界好手匹敌，也没有人会为他们慷慨解囊，毅然自掏路费出征了。他们首先绕道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作为热身。赛毕即马不停蹄赶赴巴黎，雄赳赳地打上奥运会的网球赛场。他们初赛时就被淘汰出局。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取得参赛资格，又是打着什么旗号报名的。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意义不在比赛的胜负，而在于参加；在于他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由于他们的出赛，并非为他们的祖国的派遣，他们的技术水平又无惊人之处，所以，体育史家并没有视之为第一批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今天回头看看，他们的行动是多么勇敢，多么自信，多么雄壮，多么闪光。他们身上有那么一些中国人的自暴自弃的萎靡相吗？没有。何谓中华无人！
　　1932年7月8日上午。上海黄浦江畔。
　　连阴多日的天好象突然放晴了，蔚蓝色的天空，飘着几堆棉絮状的白云。外滩的一幢幢洋楼在喧闹声中兀然屹立。南京路、陇海路，……行人如潮水般，向黄浦江畔流涌。
　　黄浦江，混浊的江水，插着星条旗、米字旗的巨轮，沉闷的汽笛声，还有从浦东一座座大工厂里飘过来的股股浓烟……
　　码头上挤满了各色人等。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有政府要员，有也普通市民，学生，商贾，黄包车夫。一条十几米长的横幅上写着：“今日送君出征，来日恭候佳音。”还有些人手里举着三角形的小旗，红的、蓝的、绿的、黄的。人们议论着，期待着，脸上凝聚已久的“九·一八”的阴霾似乎变得明亮了些，欢快了些。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寻常的日子。
　　九时许，一辆黑色的福特牌轿车，在人们的瞩望中开进码头。车上走下来三个人，其中一个年轻人穿着法兰绒上衣，白色哗叽裤子。
　　“他就是刘长春！”人们一下子认出了这个正要踏上奥运会征程的中国唯一的选手。此时刘长春的名字已家喻户晓，前几天上海各报都登出了刘长春的大幅照片和他出征洛杉矶奥运会的消息。他将作为中国唯一的选手横渡太平洋到美国洛杉矶去参加第十届奥运会。走在刘长春身边的，一个是体育界知名人士赫更生，一个是教练宋君复。少顷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王正廷，带着他一身珠光宝气的妇人也抵达码头送行。
　　王正廷对激动万分的刘长春训话说：“我国此次派君赴奥运会，为中国之第一次，实含无穷之意义，予以至诚之心，兹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乃无尚光荣也。”
　　刘长春立即立正行礼，遂作答词曰：“我此次出席奥运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之重大，当尽我所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汇集成一股热浪，引得行人驻足，江上船只减速行驶，观看这壮观的欢送场面。几艘货轮和客轮的司机拉响了汽笛，向即将远行的健儿致敬。
　　灰色的邮轮威尔逊总统号，早已停靠于码头边，船上挂满了彩色纸条，红的、黄的、绿的、紫的，在轻风中飘动，和那蓝色的无空，混黄的江水，交相辉映，场面壮观。
　　“呜——”威尔逊总统号一声长鸣，好似呼唤着健儿启程。
　　刘长春看了看送行的人群，看了看通向大海的宽阔的黄浦江，与身边的朋友们，同事们一一拥抱、握别。本已想好的告别语，挤在喉头难以吐出。他太激动了，千言万语化作两行热泪，顺着两颊如泉水般涌出。
　　当他踏上登船的渡桥时，他突然感到，中国，多灾多难的中国，迈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
　　多难的中国，多难的民族，为自己铺设了一条多么曲折坎坷的奥运之路。
　　“该登船了，刘、宋二位先生。”送行的工作人员提醒道。
　　刘长春、宋君复踏着微微颤动的登轮渡桥，向威尔逊总统号走去。
　　经过风雨侵蚀的威尔逊号，显得陈旧了。混浊的黄浦江水打着旋涡，从其两侧匆匆流过。
　　刘长春在船边站住了脚，回眸岸上，送行的人们频频向他招手。此刻，他的心情是激动的，亢奋的，又是沉重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壮的，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味道。是的，偌大的中国，四万万同胞，第一次出征世界奥运会，仅仅派出他一个选手，自己的两肩，能撑得起这重过千钧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