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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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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苏联人民友好合作的旗帜。”
作为外交官，萨马兰奇善于人际斡旋。他摒弃政治见解的不同，尽可能利用机会接触苏联人。对于西班牙的同胞，他一视同仁，尽可能予以照顾。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加里略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到苏联参加苏共代表大会，他给予适当的礼遇；有的普通旅游者到使馆找他，寻求帮助，他同样热情接待。在任大使的3年时间里，萨马兰奇赢得了东欧国家的支持。苏联人还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伊万·安东尼维奇”。
从某种程度上说，萨马兰奇不仅是西班牙大使，而且也是奥林匹克大使。他在莫斯科的很多活动都是为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而寻求苏联各方的支持。为此，他外出旅行，有时只身一人，有时偕妻同行，走遍了苏联受苏联控制的国家的大部分地区。
萨马兰奇与苏联领导阶层采取了互相宽容的态度，尽可能地不伤害对方及自己国家的利益。西班牙外交部长奥雷哈在萨马兰奇到任后不久便访问了苏联。本来这是西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体现。可是令奥雷哈愤愤不己的是，在西班牙使馆他住的房间里居然发现了几个窃听器。奥雷哈对克格勃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但万万没有想到，窃听器居然安到了西班牙驻苏联的大使馆里，并且把他作为侦察对象。暴跳如雷的奥雷哈要立刻质问苏联当局。萨马兰奇劝阻了他，并解释道，对付窃听器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沉默，反正窃听器已经失去了作用。相反，如果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奥雷哈采纳了萨马兰奇的意见。
你不仁我也不义。不久西班牙政府以“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活动”为由驱逐了几名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官员。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苏联没有按照惯例采取对等报复办法。这种息事宁人的作法可能是出于某种外交上的考虑，但更可能是，苏联当局之所以忍下一口气，与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身份有关。在苏联即将主办奥运会、萨马兰奇有望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际，驱逐西班牙外交官，后果可能是严重的。
1980年是萨马兰奇值得庆贺的一年。因为他己疏通了苏联方面的关系，至少在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苏联和它的盟友的代表们会投自己一票。除此，萨马兰奇还因他在苏联工作期间的出色表现受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嘉奖，并获得西班牙王室颁发的“外交银质勋章”。
1980年是苏联注定感到沮丧的一年。
莫斯科奥运会遭到抵制，苏联原来准备通过奥运会完善自己国际形象的意图却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举办奥运会的初衷与结局之间的急剧变化，无论是国际社会，国际奥委会，还是苏联本身都是始料不及的。
苏联第一次提出申办奥运会的要求是在1970年阿姆斯特丹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但是未能获准。4年之后，他们又在维也纳重整旗鼓。有趣的是，这次申办也只是苏美之间的竞争。代表苏联方面的是莫斯科，美国方面出头的是洛杉矶。
苏联从1912年开始停止参加奥运会，直到整整40年后才重新加入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家庭。也许是由于布伦戴奇离去的缘故，也许是美国出兵柬埔寨影响了美国的形象，1974年苏联争办奥运会得到国际奥委会意想不到的支持，几乎所有委员都投票支持莫斯科。甚至还有人建议，由尼克松总统出面劝说洛杉矶不要强烈地申办奥运会，把这次机会让给苏联。当然，这样的建议是很难被美国奥委会、洛杉矶市代表团和国际奥委会接受的。
另外，国际奥委会委员对于苏联第一次向全世界所有人打开大门表示高兴。继布伦戴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1973年8月访问苏联时，苏联总理柯西金就对基拉宁重申了苏联奥委会已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的保证，即允许国际奥委会承认的所有国家奥委会和运动员入境，不管苏联是否与该国建立有外交关系。因此，国际奥委会原来担心以色列、韩国等国代表会被阻止入境的顾虑顿时消失。
1976年，基拉宁再度访问莫斯科时，又得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的同样保证。
当然，苏联领导人也绝没有料到，1979年12月出兵阿富汗会给莫斯科奥运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
苏军进入阿富汗后，美国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美国驻苏大使也立即向华盛顿提出了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延缓工业合同、废除贸易协定等行动建议。不过这些行动虽然能够打击苏联的经济实力，但同时也会使美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1980年元月的前两个星期，卡特总统提议的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活动就开始了。
1月28日，美国驻爱尔兰大使约翰·穆尔从华盛顿打电话给在都柏林的基拉宁，询问他是否愿意会见美国总统顾问劳埃德·卡特勒。穆尔在电话中明确提出，这次会见与奥运会和阿富汗问题有关。
2月2日，基拉宁在都柏林住宅的书房里会见了卡特勒。
卡特勒首先从政治和地理等方面就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危险性发表了长篇大论，并论述了苏联南下到波斯湾切断西方石油供应的可能性。他确信，这就是苏联的战略意图。他还说，他此行带来了美国总统的要求，即国际奥委会推迟或取消第22届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基拉宁对美国政府向国际奥委会指手画脚的行为感到气愤。他表示，不管他本人对苏联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的态度如何，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他不能允许以自己的政治观点干扰国际奥委会对莫斯科和全世界运动员的承诺。
基拉宁还强调指出，重要的是举办奥运会，而不是在哪里举办的问题。而且一旦做出了举办的决定，所有国际和各国体育组织以及成千上万的个人都应在法律和道德上对此承担义务。
卡特勒开始施展他律师职业的善辩特长，对基拉宁说，按照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和奥运会的惯例，奥运会应当在国际休战的情况下进行。
基拉宁觉得卡特勒竟然在自己面前卖弄起奥运史知识，显然有些滑稽，便反唇相讥道，卡特勒所说的国际休战是指古代奥林匹克竞技会的“神圣休战月”。但那是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举行期间，由于举办竞技会而停止战争，而不是像现在某些人要求的那样，由于有了战争而停止举办奥运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只有三次奥运会被迫取消，都是因为发生了世界大战。当时的主战场在欧洲，而奥运会的大部分参赛者也都来自于欧洲交战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举办奥运会是难以想象的。
双方唇枪舌剑，各持己见，会见不欢而散。
卡特勒虽然离去了，基拉宁却意识到，奥运史上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随后，基拉宁在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传达了美国政府希望延期或取消举办奥运会的信息，与会者表现出沉默。沉默里蕴含着委员们对本届奥运会是否能顺利举行的担忧，也表示出对美国政府如此态度的无声抗议。
基拉宁认为国际奥委会应该做出一种公开表示。不过他估计，如果简单地发表一份谴责美国、支持莫斯科的简短决议，很可能会引起误会，而且也很难得到全体委员的支持。于是他同几位委员一起商量，制定了对付抵制的策略。
在随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基拉宁让所有委员参加辩论，共同探讨如何对待美国政府的态度。会上，大多数委员表示反对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也有少数委员如智利和马来西亚的委员，对此持保留态度。显然他们的态度代表了他们各国政府的立场。
辩论接近尾声时，基拉宁召集几位委员起草了一份声明，基拉宁本人对其中一些段落进行了修改。声明在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以国际奥委会主席个人的名义发表。
这份声明的核心，就是指出参加国际奥委会这次会议的73名委员一致同意奥运会必须按计划在莫斯科举行。
这份声明提醒人们：
第一，奥运会主办权已被授予莫斯科市，有关各方面已于1974年10月23日签署了一项协议，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按照该协议的条款以及国际奥委会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二，国际奥委会的主要负责对象是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应当保证奥运会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原则和规章每4年举行一次；
第三，国际奥委会已经察觉并完全了解世界局势对奥运会形成的严重挑战；
第四，许多国家政府提出将不鼓励甚至禁止本国运动员参加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美国奥委会应美国总统的要求也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了同样的表示。同对其它建议一样，国际奥委会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和辩论；
第五，所有得到承认的142个国家奥委会都应受到《奥林匹克宪章》的约束。这些国家的奥委会只有在与其成员协商之后才有权接受或拒绝参加奥运会的邀请。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负责奥运会的有关技术事宜，他们一贯对国际奥委会表示支持。
声明强调，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生存，以及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进行的体育组织工作正处在危急之中。国际奥委会无力解决世界上的政治问题，因此他呼吁所有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共同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声明还提到，许多国家的奥委会在与本国政府及公众舆论方面的合作存在着困难。国际奥委会及其成员以及各国奥委会将尽一切努力向各国政府和公众通报奥林匹克运动的原则和目标。
声明指出，国际奥委会特别注意到美国国家奥委会的困难处境，并希望它继续努力使其运动员能够参加比赛。国际奥委会也同时要求莫斯科奥运会组委会和苏联国家奥委会向本国政府最高领导通报苏联政府的行为给许多国家奥委会所造成的困难。
声明最后宣布，接受或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邀请的最后期限是1980年5月24日。
声明发出后两个多月，各国奥委会联合会在墨西哥城举行会议，宣布支持国际奥委会。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也于4月21日至22日在洛桑召开会议，对国际奥委会予以积极支持。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卡特却宣布，他不仅要求取消奥运会，而且还警告苏联，如果苏联军队不在2月20日之前撤出阿富汗，他将全力阻止其他国家参加奥运会比赛。
各国奥委会联合会虽然支持国际奥委会，但是具体到一个国家的奥委会，障碍就大得多了。例如澳大利亚国家奥委会收到了弗雷泽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表明了澳大利亚政府支持卡特总统建议的立场。经过考虑之后，澳大利亚国家奥委会未加任何意见就把这封信转给了国际奥委会。
基拉宁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卡特总统。他决定通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尤伯罗斯说服卡特放弃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打算。
1980年4月19日，基拉宁和国际奥委会总干事贝弗利欧夫人一起在日内瓦国际饭店会见了尤伯罗斯。基拉宁希望他能够向卡特总统阐明，如果美国带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那么苏联也肯定会抵制洛杉矶奥运会。这场争斗的损失是属于双方的。美国政府应该从国际奥委会的角度以及美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地位出发，采取其他方式抗议苏联出兵阿富汗。
尤伯罗斯表示他也有同感。他同意将基拉宁的意见转告给卡特总统。
4月22日，基拉宁收到了卡特的一封信，信中写道：“美国反对派遣代表队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立场完全是出于苏联人入侵阿富汗的有害影响，是基于国际法准则、维护人权以及美国和其他许多自由世界国家安全决定的。正如我们向美国奥委会指出的那样，美国政府的立场完全建立在上述理由的基础上。这一立场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和信念有所减退，也不影响我们对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奥委会的支持。我们将像在普莱西德湖一样，在洛杉矶欢迎国际奥委会和来自所有奥林匹克国家的运动员。”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决定7月16日至17日，即7月19日开幕的莫斯科奥运会前夕，在美国东部的费城举行国际田径赛，邀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运动员参加。加拿大、西德、挪威、瑞士、意大利、新西兰、肯尼亚、埃及、中国等2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
早在4月24日，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并作出决定，“只要苏联当局拒绝尊重奥林匹克的崇高宗旨，在5月24日前不从阿富汗全部撤出其武装部队，中国奥委会将不派运动员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第22届奥运会。”7月中旬到9月上旬，中国又邀请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美国、西德、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游泳、跳水等水上运动队以及香港游泳、跳水队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和比赛。来访的美国游泳、跳水队，加拿大和新西兰的跳水队，西德的游泳、跳水、水球队，均为本国的奥林匹克队伍，并且都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因此，他们到中国的访问和比赛也被认为是一种抵制行为。
除此之外，世界各国人民也加入了抵制行列。美国、英国、西德、瑞士、日本、澳大利亚的许多人取消了参观莫斯科奥运会的订票。美国、比利时、西德、澳大利亚等国的邮政机构停止了印刷或发行莫斯科奥运会的纪念邮票。英国的布纳医药公司撤消了对莫斯科奥运会的赞助。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也决定停止向莫斯科奥运会供应饮料。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广播公司还取消了转播莫斯科奥运会的合同。这样，莫斯科奥运会就成了奥运史上一次投资最大、收益最小的奥运会。
许多人都声称，法西斯德国利用奥运会掩饰自己侵略本性的历史不会重演，苏联的霸权主义只会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谴责。
看来抵制已是大势所趋。为了给准备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国家减少麻烦，国际奥委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萨马兰奇力排众异，坚持采取变通的应急措施，尽量争取更多的国家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他主张在莫斯科奥运会上，每个国家的奥运代表团都可以使用该国奥委会的名称，而不必使用该国的国名。同时还允许代表团使用本国奥委会的旗帜。如果该国奥委会没有自己的旗帜，可以使用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旗帜。此外，除了旗手。不要求任何人列队出席开幕式或闭幕式。在授奖仪式上，可以升国旗，也可以升国际奥委会的旗帜或奥林匹克旗帜。可以不奏国歌，而代之以《奥林匹克之歌》。萨马兰奇的主张经执委们的一再讨论，最后在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另一项决定，以后的奥运会应由国际奥委会主席主持，而不是由带有政治色彩的国家元首主持。萨马兰奇的变通主张无疑使焦头烂额的基拉宁主席感到了一些安慰，但西方国家会不会买帐呢？
苏联也在积极活动，他们想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招徕更多的参加者。自从慕尼黑奥运会开始，有些国家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即必须有资助才参加奥运会。苏联在出兵阿富汗之前就曾表示愿意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资助。苏联还曾要求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会帮助某些国家的运动员前往苏联民航有停靠权的机场，然后再由苏联民航把他们免费送往莫斯科。苏联的这一行为被西方新闻界解释为苏联为挽救奥运会在最后时刻做出的决定。萨马兰奇立即站出来伸张正义，在《新闻报》上撰文称赞了苏联政府的积极态度，并澄清了事实，说明苏联早在1979年就提出要资助一些贫穷国家的运动员到莫斯科参加第22届奥运会。萨马兰奇的文章被世界许多大报予以转载，苏联方面也对萨马兰奇的做法表示了赞赏。但莫斯科能招徐更多的西方“贵宾”吗？
1980年7月19日，莫斯科在冷清的气氛下上演了第22届奥运会热闹的开幕式。虽然满天飞洒的玫瑰花雨和成千上万的和平鸽把奥运会主会场衬托得热烈欢快，仍掩盖不住运动员人场仪式的冷清与落寞。只有81个国家和地区派团参加了80年代第一次世界体育盛会，是1960年罗马奥运会以来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最少的一次。运动员人数也比前几届大为减少，男女选手总共只有5353人（其中男选手4265人，女选手1088人），比1972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二十届奥运会男选手的人数（5848）还少395人。
由于美国等许多国家未参加，大部分奖牌集中到苏联及东欧国家手中，其中苏联195块（80金）、东德126块（47金）、保加利亚41块（8金）、匈牙利32块、波兰31块、罗马尼亚25块、英国21块、古巴20块。上述国家除英国和罗马尼亚外，均未参加洛杉肌奥运会。
今基拉宁不快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即他希望不在奥运会举办期间选举国际奥委会主席。他认为在这期间委员们还有其它许多事情要做。此外，基拉宁以前曾同意他第一届8年任期满后，再连任两个4年。但奥运会不断遭到抵制的现实已令他心灰意冷。
1980年7月16日，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前夕，萨马兰奇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
第8章 体育大总管
·入主国际奥委会
·第七任主席
·新总部
进入国际奥委会后，萨马兰奇一步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他先是担任了礼宾部和新闻部主任；接着又被选为执行委员；1974年开始担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1979年，即被选为主席的前一年，他又兼任了礼宾部主任的职务。
现在萨马兰奇的目标更加清楚：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刚进入国际奥委会时，萨马兰奇就遇到了来自西班牙前国家奥委会主席埃洛拉的刁难。现在，在通往世界体育最高行政职位的最后冲刺阶段，他又遭遇了莫尼克·贝弗利欧夫人。
贝弗利欧夫人是法国著名女教练苏珊娜的女儿，曾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获200米仰泳银牌，是记者、作家，也是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的朋友、私人顾问。她的丈夫也是位作家、贝弗利欧夫人比萨马兰奇晚一年进入国际奥委会，担任新闻发言人。1971年被布伦戴奇任命为国际奥委会总干事。这是个实权很大的位置。在国际奥委会的《相簿》上有各任主席的各种活动照片。其中一幅照片是布伦戴奇1973年发表告别演说的照片。布伦戴奇右边是萨马兰奇和贝弗利欧夫人。两个人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由此可知。
萨马兰奇同贝弗利欧夫人在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上有很多不同。贝弗利欧夫人属于老牌奥林匹克派，反对所有针对奥林匹克运动的重大改革。而萨马兰奇根据自己在国际奥委会工作以来的亲身感受，认为非对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进行大的改革不可。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发生的炸死以色列选手的惨案和随后的绑架案，以及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巨大的财政亏空，使萨马兰奇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友谊、和平、进步”的理想，推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健康发展，宏扬奥林匹克精神，必须对由顾拜旦主持制汀的《奥林匹克宪章》进行修改，取消对职业运动员参赛的限制，推动奥运会朝着商业化的方向发展。
另外，萨马兰奇对贝弗利欧夫人专横跋扈的作风也很看不惯。贝弗利欧夫人自恃掌握实权，总是摆出一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架势，与萨马兰奇随和可亲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萨马兰奇并不想同贝弗利欧夫人争论，在开始共事的前几年，俩人基本上可以作到和平共处。
70年代初，萨马兰奇在希腊奥林匹亚举办的奥林匹克研究会上的演说中谈到了奥运会业余与职业运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布伦戴奇比较敏感的问题。萨马兰奇马上收到了布伦戴奇的一封信，信中对萨马兰奇提出了批评。萨马兰奇看得出来，这封信实际上是贝弗利欧夫人写的。而且是她把萨马兰奇的讲话稿交给布伦戴奇，以制造俩人之间的不和。萨马兰奇对贝弗利欧夫人这种挑拨离间、越俎代庖的做法非常反感，二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虽然萨马兰奇的夫人玛丽亚为了调和二人之间的矛盾，数次陪同贝弗利欧夫人到风景如画的巴塞罗那旅游，但仍未能软化贝弗利欧夫人的“铁石心肠”。1975年，当萨马兰奇公开宣称要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是贝弗利欧夫人。尽管如此，由于萨马兰奇的工作成绩斐然，加上两任主席的赏识，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逐年上升，并最终于1980年升任主席。贝弗利欧夫人甚至连萨马兰奇走马上任的日期也故意安排在7月16日，尽管她知道萨马兰奇总是喜欢把重要的事情安排在7月17日他生日的这一天。
在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贝弗利欧夫人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他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反对取消职业运动员参赛限制。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需要革新，萨马兰奇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受到了全世界运动员的欢迎。而贝弗利欧夫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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