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亡之谜-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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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队调到了扬州一带。
　　戴笠在策反和控制汪伪政权的上层人物的工作上无疑是成功的，特别是策反周佛海成功后，就等于掌控了汪伪政权的半边天，对这蒋介石是满意的。为此，一次戴笠在视察西安地区的途中不料得了肺病，蒋介石得知后立即手书慰问：“贵恙如何，甚念。希珍重为盼。”戴笠接到蒋介石的手书后，尽管心情激动，但他仍然明白蒋介石对他的戒备和警惕并没有放松。于是，戴笠加紧了与国民党内实力派人物胡宗南和汤恩伯的联合。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四年底，蒋介石的手下基本上形成了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三大军事实力派系。除陈诚与戴笠不睦外（这在前个章节里已讲到），胡宗南和汤恩伯与戴笠都有很深的关系。此时，蒋介石交给有“西北王”之称的胡宗南指挥的正规部队共有三个集团群、十二个正规军、四十多个战斗师，加上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的直属部队总人数达到四十五万之多。另外，还有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胡宗南指挥的空军还不计算在内。据军政部军需署的统计，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被人称为“中原王”的汤恩伯是浙江武义人，他不是正宗黄埔出身。在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中，汤恩伯结识蒋介石较晚，资历也比较浅，但在军界里上升却很快，在这点上他超过了胡宗南。汤恩伯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的宠信，除了汤是浙江人外还与蒋介石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有关系，更主要的是汤恩伯所写的手本经常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汤恩伯的手本常常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但由于涉及的面很广，蒋介石非常喜欢看。戴笠曾妒嫉地对人说：“老头子那里数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挥而就，写了就交，我写的就非笔墨工楷不可。”正因为蒋介石的信任，十几年中几乎年年升迁，终至战区副司令长官。蒋介石拨归汤恩伯指挥的正规军达五个集团群，共二十五个师，兵力达四十多万人，权重一时，威震一方。可以说，胡宗南和汤恩伯在国民党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戴笠也正是看中了这点开始了与胡、汤的结盟。
　　一九四三年末，中原大地普降大雪。
　　戴笠以出席在河南临汝凤穴寺举行的中美第三特种训练班开学典礼为名，牵头和组织了他和胡宗南、汤恩伯的结盟仪式。仪式地点放在离洛阳二十五公里的龙门石窟，是戴笠让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文强给选择的，这里不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这天，戴笠让文强把龙门石窟布置成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并亲自踏雪上上下下地四处检查警卫情况。当戴笠觉得放心后，他邀胡宗南和汤恩伯进入了一个有三尊大佛的石窟内。虽然对这次“三王（西北王、中原王、特工王）聚会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通过胡宗南执笔，戴笠和汤恩伯共同修改的《盟誓诗》可略知大概。此诗是这样写的：”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这首诗尽管写的不怎么样，但无疑是”三王“联盟的政治宣言和共同的纲领。一句”但愿乾坤能入掌“，更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胡宗南、汤恩伯和戴笠三人抱成一团，共立大业以谋取国民党统治集团最高权力的欲望和野心。
　　应该说，戴笠、胡宗南和汤恩伯的联盟，是在有共同欲望和野心基础上的一种结合。
　　胡宗南的野心自不必说，他时常以“黄埔”自居，处处把自己称为是蒋介石的嫡系传人。早在一九三九年，他在西安与“复兴社”高干萧作霖纵论历史人物时，故意推崇萧作霖为唐代的李靖，然后他把话题一转说：“李卫公提三尺剑周游天下，意在谋隋而代之，但他自见了李世民，便自知不如甘为之下，因李世民已有基业，不可与争，今天你却如何？”胡宗南的这番话，恐怕是蒋介石听了也会大吃一惊。可见胡宗南欲谋取最高权力的心事早就有了，为此在“三王”结盟中他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放在了首位，其目的就是要以这个联盟为台阶进一步扩张势力，以左右蒋介石身后的局势。而汤恩伯在声望和与蒋介石的关系上都不如胡宗南，但他内心里的欲望是胡宗南和戴笠都是没有料到的。汤恩伯十分崇拜春秋战国时的“五霸七雄”及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皇人物，特别欣赏清朝的曾国藩和左宗棠，多次对人说：“曾国藩和左宗棠没有利用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及时推翻清朝廷是个错误。”可见他虽然给蒋介石的手本写得不怎么样，但对历史还颇有些研究。特别是在汤恩伯担任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他所管辖的区域正好是三国时期曹操创立帝业的地方，为此他把曹操看成是自己创立事业的一个榜样。汤恩伯不但爱读《三国演义》，而且爱听有关曹操的故事，也爱看演唱曹操的戏剧。他曾打算在安徽亳州或河南的许昌为曹操建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塔，并在亳州等地遍访曹姓和夏侯姓的居民，以表达他对曹操的敬慕之心。尽管，汤恩伯有想做现代曹操之心，但他仔细想过如果离开了胡宗南和戴笠的支持，他的心事只能是个梦。所以在“三王”联盟中，汤恩伯说话不多，但心事用的不少。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相比较，戴笠似乎更为深谋远虑，也更有周密安排和算计。戴笠知道，此时的他不论是地位和势力都难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相抗衡，在“三王”结盟中他甘愿当小弟弟。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戴笠故意亲自爬到香山白冢的最高处检查安全工作。胡宗南见后感到有些过意不去，而戴笠谦逊地说：“两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钱，还是亲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汤恩伯听后乐了，对戴笠说：“你这么细心办事，难得，难得。难怪老头子那么信任你！”听到此话，戴笠哈哈一笑，很快把话题转到了其它的内容上，他完全明白此时此刻应该把自己放在怎样的位置上。所以，在此次结盟中戴笠处处恭维和逢迎着胡宗南和汤恩伯，在吹捧他们在政治和军事的发展不可估量的同时，而把自己当成了甘效犬马之劳的一个卒子，使胡宗南和汤恩伯把戴笠完全看成了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盟友和工具。但是，“三王”结盟主要是戴笠在起作用，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关系都极深，而胡宗南和汤恩伯之间的关系就不怎么样了，有时甚至勾心斗角暗中较劲。抗战初期，胡宗南派出不少人到汤恩伯的前沿根据地界首招收青年学生，扩充自己的部属势力。此事，触犯了汤恩伯的利益，大骂胡宗南欺人太甚。汤恩伯也由此也大办“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派亲信控制第一战区政治部等，与胡宗南争夺青年学生。可见，胡宗南与汤恩伯有时矛盾是很尖锐的。由此可以看出，在“三王”结盟中实际上是以戴笠为轴心的，而胡宗南和汤恩伯只是绕着这个轴心的两个侧翼，戴笠才是真正的王中之王。
　　对于这点，戴笠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戴笠在视察中原察觉汤恩伯欲以曹操那样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来实现自己的霸业时，戴笠内心里顿时有了许多的不满和不安。他对身边的人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作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然想起做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这话戴笠是否真的与汤恩伯说了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戴笠中原之行结束后与蒋介石报告了汤恩伯的言行，要不然蒋介石不会在汤恩伯的中原战役失利后，派汤恩伯的对头陈诚到中原来检查和总结战役失利的原因。不久，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班底动了大手术，拆散了汤恩伯多年建立起来的以十三军为核心的小集团。蒋介石之所以下手这么准确，这与戴笠的告发不无关系。戴笠这样做既向蒋介石表示了忠诚，又假蒋介石的手打击了汤恩伯的势力，使汤恩伯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汤恩伯并不清楚这里面的实情，更不会去怀疑已结盟在一起的戴笠，而是把所有的不满和怨恨全都发泄到了陈诚的身上。戴笠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既掩盖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又使汤恩伯和胡宗南把目光盯在了共同的政敌陈诚的身上。为了对付陈诚，“三王”在政治上互通信息，工作上互相援手，生活上互相照顾，有事一起商量。同时，戴笠还利用在重庆的有利位置，随时将国民党政府高层内部的情况向胡宗南和汤恩伯通报。为加强通讯时的保密性，戴笠要军统局的机要室，在他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电讯联络时必须使用几套密码本，不同的内容不能使用相同的密码本。“三王”当时还有个约定，对非常重大的事情，则使用“亲译”密码本。这种密码本，平时均由戴笠、胡宗南和汤恩伯自己带在身边。每当遇到“亲译”的电报，由他们自己或指定极个别的亲信译电员代译，以防止内容外泄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不过，这种“亲译”的电报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之间较多，而胡宗南与汤恩伯之间就很少了。
　　为了给“三王”的结盟造成声势，扩张力量和巩固地位，戴笠利用其特殊的地位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以及国民党的高层人物中，为胡宗南和汤恩伯穿针引线和评功摆好。同时，戴笠还利用陪梅乐斯到西安和河南等地视察的机会，把胡宗南和汤恩伯介绍给梅乐斯，并卖力地在梅乐斯面前说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好话。梅乐斯在与胡宗南接触后印象很好，认为胡宗南是中国军队中很有才华的年青将领。在这期间，胡宗南和汤恩伯为了能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以增强自己的国际背景，对梅乐斯是极力逢迎巴结。戴笠为了“三王”的结盟是极尽了心事的，他经常代胡宗南和汤恩伯给重庆的一些要人送礼物，以拉拢人际关系。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见面后是无话不谈。尤其是戴笠与胡宗南之间，虽然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但毕竟有患难时留下的情意，加上两人志趣相投，有时谈起来总是没有个完。胡宗南因年青时婚姻不顺而一直未娶，是在戴笠的劝说下而动了心。胡宗南的老婆叶霞翟原来是戴笠的情妇，戴笠为了能得到胡宗南在军事上的支持，他先保送叶霞翟到美国留学，当叶霞翟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就有意促成了胡宗南和叶霞翟之间的婚姻。后来，戴笠通过叶霞翟了解和掌握了胡宗南的许多情况，而胡宗南对这是否清楚没人能知道。不过，胡宗南和汤恩伯为报答戴笠的支持，对戴笠提出的要求无不全力协助。戴笠的军统局也正是依靠了胡宗南的势力，在新疆成立了军统局的下属组织，并调用胡宗南的人员加强了忠义救国军的力量。戴笠与汤恩伯的合作大都在策反汪伪军队上，当然在经济走私上也多次合谋以此赚了不少的钱。
　　戴笠、胡宗南和汤恩伯在龙门石窟的结盟，把“三王”之间的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此时的结盟使他们成了国民党内一个极有力量的派系集团，但也正因为它的强大而使蒋介石坐立不安了。戴笠发起结盟的本意是想借助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力量，来稳定他在蒋介石那里的地位，可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更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戴笠也许以为参与了结盟的胡宗南和汤恩伯，决不会把三人间的约定作为向蒋介石邀功的资本，其实他内心里的盘算错了。戴笠不也是在中原之行之后告了汤恩伯的状吗？对这，汤恩伯在短时间里可不明白，可时间长了不可能不清楚。还有胡宗南，他确实是戴笠最知心的朋友，两人几乎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而且戴笠在做出许多重大的抉择前都要听听胡宗南的意见。但戴笠绝对没有想到是，蒋介石在随后秘密组建监视和控制戴笠的五人小组时，指定胡宗南为该小组的组长。
　　显然，蒋介石对戴笠已不仅仅是警惕和戒备了。
　　第十三章
　　一九四五年的春节刚过，军统局经济研究室代主任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统计和研究，认为随着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的攻势越来越猛和对日本的封锁越来越严密，日本的经济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枯竭和崩溃，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国的战败。戴笠对邓葆光的惊人推断是认同的，但他没有向蒋介石汇报此事，他觉得在这位已对自己心有疑虑的领袖面前不能不留一手。其实，此时的蒋介石为了加强对戴笠的控制，下令在原先情报特工部门建立的甲种会报和乙种会报之外，又建立了年度会报。第一次年度会报是在蒋介石的官邸举行的，并由蒋自己主持。在年度会报之后，蒋介石又要求有月度会报。月度会报地点设在军统局大院对面的漱庐。月度会报由唐纵主持，他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对军统局及其他情报部门呈送的情报提出意见和指出应当注意的问题。而此时的戴笠，除了负责召集和接待外在月度会报上没有更多的地位。自从有了年度和月度会报后，蒋介石除有重大情报自己亲自掌握外，其它的情报和行动全由唐纵整理分析后上报。这就使唐纵的地位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他出任军统局的帮办后，已看出蒋介石对戴笠有猜忌和戒备之心，为此他对戴笠及军统局内部存在的问题能及时如实地向蒋介石密报。
　　蒋介石要求建立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表面上看是为了发挥情报特工部门的整体效率，更重要的是他是想通过这两个会报以唐纵的特殊作用来抑制戴笠。对蒋介石的这种手段，戴笠是十分敏感的，为此他在对邓葆光的分析性情报上的做法也就能理解了。可是没过多久，国际形势的发展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一九四五年四月，德国的希特勒自杀，强大的苏联军队攻克了柏林，紧接着德国宣布投降。这年的六月，美国军队攻占了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所有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此时，苏联按雅尔塔会议的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本军队的作战。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尽管有些出乎戴笠的意料，但他已感觉到一个新的时机正向自己走来，那就是掌握胜利大接收的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和立足打下基础。于是，戴笠把京、沪、杭等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接收的重点。他在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列举的理由是：一、京、沪、杭一带是抗战前国民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失去了对京、沪、杭一带的控制，不但国民党还都计划将成泡影，而且没有江浙财团的支持将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二、京、沪、杭是日伪统治的中心，掌握和控制了这一带的大中城市，也就控制了沦陷区的大局，不致在接收过程中酿成大的动荡和祸事；三、东南沿海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势力强大，如何在国民党军队没有到达之前，不使这一带的中心城市落入共产党之手是当务之急。
　　说实话，蒋介石也没有料到抗战的形势会有如此的突变，更没有想到戴笠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对即将到来的接收工作提出自己的想法，特别是戴笠所列的第三条理由正是蒋介石的心病，因为他所有的正规部队大都在西南和西北一带，一时很难赶到东南地区。所以，当戴笠提出他亲临东南沿海布置接收工作时，很快就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戴笠临行前，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召见时，蒋介石多次以“雨浓”称呼戴笠，说话的语气也恳切有余。蒋介石此时心里非常明白，在抗战的这些岁月里戴笠手下的特工人员和特务武装，是在沦陷区里与日伪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现在他需要利用戴笠这支力量来完成还来不及做的事。戴笠对这心里也是明白的，为此在蒋介石面前他有了已好长时间不曾有过的兴奋。至于，在完成了蒋介石还来不及做的事后，是否真的还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戴笠似乎还没有认真地去想过。
　　戴笠是带着梅乐斯和杜月笙，一道来到浙西山区里的小镇淳安的。
　　戴笠邀请梅乐斯和杜月笙同行，目的是借用美军在东南地区以及杜月笙在上海的帮会力量，控制和稳定东南地区的接收局面，不想让异党和异军来插手。淳安虽然镇小，但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进退带来了便利，而且此地与上海和南京及杭州都相隔不远，所以戴笠选择此地作为他准备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就在戴笠紧张地部署工作时，他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日本政府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公告。于是，戴笠在淳安发出了最初的接收指令：（1）电令忠义救国军军调室主任刘方雄，以他的私人代表的身份立即从余杭去上海，与日军总部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接触，向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传达受降事宜；（2）电令军统局东南办事处处长李崇诗从建阳赶来淳安，部署“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特务武装立即向沦陷区的各大城市集中，并严令忠义救国军阮清源纵队和郭路洲纵队，在三至五日内必须徒步赶到上海。
　　从戴笠发出的这些指令来看，他的目光已紧紧地盯住了上海这个地盘。
　　为了抢时间，戴笠在淳安就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任命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在任命电中，戴笠要周佛海利用手中掌握的税警总团和伪警察，防止汉奸内部生变和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维护好上海的秩序等候重庆方面的接收。戴笠后来考虑到周佛海手中的军事力量有限，也只能起到维护上海秩序的作用，如要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可能性就很小了。为此，戴笠又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任命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为国民党太湖剿匪总司令。任援道早就投靠了军统，此时他手下有七个师的部队分布在京、沪、杭的铁路沿线。当接到戴笠的密令后，任援道迅速把手下的部队集中到上海和南京附近，指挥随时准备阻击新四军的进城。在这期间，戴笠担心周佛海会有变故给接收上海带来麻烦，遂给程克强发了密电，命令他在暗中必须要掌控好周佛海。
　　没多日，程克强给戴笠复电说，周佛海已同意戴笠的指令，但考虑到以“上海行动总队”的名义不好指挥各部门的伪军力量，建议把“上海行动总队”改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戴笠经过考虑后，同意了周佛海的要求。此时，周佛海对戴笠来说非常重要。应该说，在接收京、沪、杭等大城市的部署中，特别是对接收上海的工作，戴笠“抓住周佛海”的策略是对头的。自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出任伪政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则主持行政院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事务，成为伪政府实际上的“首脑”。但是，周佛海对在南京的职务并不十分看重。自从投靠戴笠后，周佛海通过手段迫使陈公博把伪上海市市长的位置让给了他。当上上海市市长的周佛海自兼上海的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并把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的任上调到上海市任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让他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周佛海如此安排，本来就有要把上海完整地交到戴笠手中的意思。为此，周佛海接到戴笠的回电后，即正式宣布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职务虽比他担任的伪职要低得多，但周佛海仍然兴奋异常，因为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给汪伪政府里的高官所委任的第一个正统官职。
　　此时，周佛海既为自己能在这以前就及时转舵而感到庆幸，也为自己能重新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而感激不已。
　　不过，周佛海毕竟是个有心眼的人，戴笠是要他维持上海的秩序，等候国民党重庆政府的接收，而这“等候”两字是很有讲究的。在这“等候”期间，如果不出差错那最后的结果尚有可为，而一旦出了乱子就很有可能被戴笠抓住把柄借机除去。周佛海思量再三，把“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实际权力交给了程克强，把要实行的重大任务全都交给了军统局的人员去办，而他自己只做临时性的配角。其实，这时的周佛海如何做才算是尽职的，戴笠已没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衡量了。在戴笠紧张而又有条不紊的遥控指挥下，归属于军统局的忠义救国军和各路特务武装都先后火速赶往了上海。在用武装力量接收上海的同时，戴笠的眼光盯到了稳定上海的经济上。当他找特地从重庆赶来淳安的邓葆光个别谈话时，特地交代邓葆光到上海后要对上海的经济现状进行周密的调查，并提出一个平稳内地及光复区物价的方案。戴笠对邓葆光说：“此事马虎不得，要抢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并报给委员长，我要让委员长看到我们这个团体的实力不仅仅在特工方面，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很有眼光的。”看得出，戴笠为了使蒋介石看重军统局的分量可谓用心到家。
　　戴笠为了使邓葆光到上海能尽快地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再三吩咐邓葆光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周佛海大家已知，这周作民笔者在此叙说几句。戴笠所说的周作民，抗战前曾任蒋介石的高级经济幕僚，经常就金融问题向蒋介石献策，可算得上是金融界的奇才。上海沦陷后，周作民逃到了香港，利用与日蒋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继续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