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亡之谜-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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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笠的目的达到了，接着他开始动手了。
　　就在这次中秋赏月会后的第三天，时任军统局上海站站长的刘方雄和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的毛森等人，指挥一百多个行动小组，分头拿着印制精美的请柬送到预先指定的汉奸家中。有了三天前的中秋赏月，这些汉奸仍旧以为不会有任何祸事。可当他们来到指定的地点时，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后，才知道他们手上拿着的那个请柬是个事先设计好的陷阱。逮捕汉奸的行动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连续进行了两天，这次行动除了在行政上担任伪职的汉奸外，经济汉奸也是逮捕的主要对象。由于上海滩上的一些大商人曾在抗战时资助过军统局，被戴笠视为有贡献于“团体”事业的人，他从重庆到上海后还专门抽出时间召见过他们，所以他把这些人作为特殊的群体予以保护，没有把他们列入这次逮捕行动的名单中。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周作民等人。这项工作，戴笠专门落实给邓葆光具体承办，而负责执行行动的毛森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就在逮捕行动的当天晚上就把周作民关进了大牢。直到毛森向邓葆光讯问如何处置周作民的财产时，邓葆光才大吃一惊，赶忙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得知此事后脸色都变了，大骂毛森自作主张，并要邓葆光亲送周作民回家并表歉意。对此事，戴笠本来要处理毛森。后查明，毛森逮捕周作民是蒋介石身边的人给他发来的电报而决定的，戴笠尽管并不清楚这是否是蒋介石的意思，但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对戴笠在上海的肃奸行动，蒋介石虽然时刻关注着，但很少说些什么，只是对个别人给戴笠下过给予宽容的手令。原中统局上海特派员张瑞京投靠汪精卫后，先是在李士群的手下任特务行动大队长，后又任伪陆军第七旅旅长和参军处中将参军。因为与汪精卫的长子汪孟晋时常吃喝嫖赌，成了莫逆之交，并由此掌握了汪精卫在世时与蒋介石和何应钦等要人来往的十几箱信件的藏身处。日本人一投降，张瑞京利用南京混乱之际将这十几箱的秘密信件偷了出来，并通过中统局全部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得到这些信件后非常高兴，不但给戴笠下手令放了张瑞京，还给他颁发了“青天白日胜利勋章”一枚。得到勋章后的张瑞京，不久被任命为国民党南京市政府“敌产”管理处处长。对这样的特殊人物，戴笠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从蒋介石的安排。
　　尽管这样，戴笠仍然受到舆论方面的压力，原因主要来自于周佛海。
　　一九四五年的中秋过后，上海所有报纸上所发的主要文章都与惩治汉奸有关。要论最大的汉奸莫过于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汪精卫已病死，陈公博虽然逃往日本但已被押解回国，剩下的就只有周佛海了。由于周佛海在军统局的接收过程中大红大紫了一场，弄得许多人对他侧目而视。为此，全国强烈要求惩办周佛海等大汉奸的声浪很高，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少人推波助澜，借机向戴笠施加压力。其实，自从日本投降后，戴笠就意识到周佛海的利用价值将会越来越小，而给他带来的麻烦会越来越大。如果美国等盟国有不利于周佛海的主张，再加上共产党方面以及国民参政会一些人，如果利用周佛海的事为打开政治上的缺口而向蒋介石发难，那么首先倒霉的肯定是他戴笠。此时，周佛海对戴笠来说仿佛是个巨大的政治陷阱，随时都会把他给吞没了。戴笠觉得不能让周佛海久留上海，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为此，自肃奸行动开始以来，戴笠是无时无刻不在注意舆论及各种政治力量对周佛海等人的态度。当他发现上海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周佛海时，戴笠就想以“休养”的名义把周佛海送到重庆软禁起来。这样做，对周佛海等人来说是避开了舆论中心，对他们本身也是个保护；对外界来说，是把周佛海等汉奸进行关押，听候国人的审查和处理。于是，戴笠与周佛海闭门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气氛相当压抑，尽管戴笠是以商量的口吻说起到重庆的事，但周佛海完全明白这并不是商量而是命令，因为他清楚自己可利用的价值所剩无几了。戴笠对周佛海说：“上海和南京报纸上的文章你肯定看了，都说你能‘翻手作云覆手为雨’，这些舆论我们是无法阻挡呀！为了你佛海兄的安全，我主张你还是住到重庆去为好。蒋委员长早就想见你了，并多次指示我亲自送你去重庆……”面对戴笠的侃侃而谈，周佛海很少说话，因为此次去重庆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为了摸清戴笠的底牌，周佛海让自己的密友、并帮助他办《中报》的金雄白，去试探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代表蒋伯诚的口气。
　　蒋伯诚与周佛海原来是镖友，抗战时蒋伯诚在上海曾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经周佛海与日本方面反复疏通蒋才获释。有了这层关系，周佛海觉得也许会从蒋伯诚的嘴里得到些真实的内容。可没有料到，金雄白到蒋伯诚住处后刚说起周佛海去重庆的事，蒋伯诚当即说：“佛海既已决定同雨浓去重庆，又何必再来问我呢？”这话使金雄白不知所措，真不知该如何回话。蒋伯诚略顿了会又说：“佛海知道我与戴雨浓是不对座的，如果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了真话，可能会坏了戴雨浓的好事，会招人致恨哪！但我不说真话，可佛海过去毕竟是我镖友，而且这几年他也照应我不少。其实，戴雨浓的用心旁人一看就明，佛海此去重庆处境肯定不会好。我说白了吧，以佛海的聪明，并且过去又太熟悉当局的事与当局的人，他又何必来问我呢？”
　　蒋伯诚说完，就让人送客。
　　金雄白回来后，就把蒋伯诚的话坦直地转告给了周佛海。周佛海听完后，知道自己的路已绝，神态几至失常。但此时周佛海的内心仍心存一丝侥幸，他沉默了许久后对金雄白说：“我想此去，蒋先生不过叫我作个时期的休养罢了。”此话，也只能是对他自己宽慰。戴笠的用心也不只是蒋伯诚洞悉，当唐生明得知周佛海等人将由戴笠送往重庆时，就不客气地对戴笠说：“过去尽量利用人家，今天用不着人家了，便不肯代他们负责了。”戴笠听后只是苦笑了一下，是的，在这个时候他无法向唐生明解释清楚。不过，戴笠对周佛海还是考虑得周全的，他在周佛海起身前给毛人凤打了电话，要毛人凤派人将白公馆内原美军军官招待所打扫干净，所有的家具尽可能布置得好一些。同时，戴笠在安排好警卫力量时，还要军统局总务处抽调一位最有能力的科长专门负责接待周佛海的工作。
　　几天后，戴笠的军用专机在重庆的九龙坡机场降落。
　　当时在重庆有三大机场，除最大机场白市驿机场仍然被美军占用外，珊瑚贝机场是戴笠专机平时用得最多的。但此次由于是秘密护送周佛海到重庆，再加上正处于国共和谈还在进行中，为了严格封锁周佛海等人到重庆的消息，戴笠特指定军用专机飞往离重庆市区较远的九龙坡机场。军用专机降落前，毛人凤已派出军统局特务团的便衣特务在机场四周布岗，并封锁交通和清理闲杂人员。当飞机在空旷的机场上停稳后，戴笠第一个走出了飞机。当他见机场上所有的布置全都到位后，这才放心地招呼周佛海一行走下飞机，然后钻进毛人凤早就备好的轿车向白公馆急驶而去。
　　白公馆建在重庆杨家山的山腰上，因原为川军师长白驹所修建而得名。杨家山一带环境幽静秀丽，白公馆依山所修的山洞、瀑布、石崖和石径，与山势浑然一体。一九四三年以前，这儿是军统局的看守所，后因被梅乐斯看中才改成了专门招待美军的处所。
　　按照毛人凤事先的安排，周佛海到达白公馆后住进了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这房间里沙发、弹簧床等一应俱全，只是周佛海听说叶挺将军住过后，脸上的表情变得阴沉了。这天的中午，毛人凤在白公馆设宴为戴笠和周佛海接风洗尘。虽然，戴笠和毛人凤席间不时向周佛海等人敬酒，但对前途凶险深深担忧的周佛海除了强作欢笑外，已完全没有了好心情。酒席到一半时，军统局的一个秘书走进来对戴笠说：“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马上叫你去。”戴笠马上站起来对周佛海说：“很抱歉！不能奉陪了。”周佛海听说是蒋介石找戴笠，立即站起来送戴笠，并用非常恳切的语气说：“见到委员长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戴笠见周佛海满脸的忧虑，连忙说：“那当然！你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员长是不会不重视，也是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你们了，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放心好了。”戴笠说完走了，周佛海望着他的背影好久没有坐下来。此刻，周佛海怎么也不会想到，戴笠此时离去并不是去见蒋介石，而是为了摆脱周佛海，他事先安排好让那个秘书进来说的。
　　过后，戴笠再也没有直接与周佛海见面过。
　　戴笠安顿好周佛海后，把肃奸的注意力放在了平津地区。
　　此时，平津的局势不同于京沪地区，表面上看似已稳定，实际上却像个火山口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这一方面是华北地区的汉奸和伪军不甘心束手就擒，仍然蠢蠢欲动企图制造事件；另一方面则国民党军不顾已签的“双十协定”，不断地进犯华北的解放区，结果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被歼灭不少，有的还带部队投向了解放区。这些，都使戴笠对平津的肃奸行动乐观不起来，而且只能谨慎行事。戴笠到北平后，就拜访了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等人，以求得支持和协助。然后，戴笠通过关系暗中说服了伪财政总长兼伪华北储备银行总裁汪时璟，让他协助搞好肃奸工作，以“将功折罪”。此时的汪时璟，能抱住戴笠的大腿是求之不得，那敢不尽心尽力呢！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戴笠在北平沿用在上海肃奸时的老办法，借李宗仁北平行营前进指挥所的名义，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一号汪时璟的公馆内举行盛大的宴会，向北平五十多位大汉奸发出了请柬，其中就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和伪华北政委会顾问曹汝霖等人。当晚被邀请的人到齐后，戴笠当即宣布：“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你们送进监狱。这是中央的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戴笠说完，拿出已经蒋介石审定的名单宣读了起来。这名单还没有读完，近旁的王克敏因为精神紧张的缘故，当即倒在沙发上不能立起。戴笠宣读完名单后，走近王克敏说：“你有病，可以不进监狱，在家听候传唤。”此时的王克敏不明白戴笠说这话的意思，神情上显得更慌张了，犹豫了好一会后说：“这祸事是我自己惹出来的，还是一起进去吧。”王克敏出生于官僚家庭，一生好嫖还吸毒，早把身体给搞垮了。在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的任上，因为身体的原因而去职。由于王克敏甘当汉奸，戴笠曾在一九三八年就指示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对王克敏进行制裁。后陈恭澍在北平煤渣胡同里对王克敏进行伏击时，由于目标不明确只打死了王克敏的日本顾问，而王克敏自己带伤逃离。此事过后，戴笠才从宋子文那里知道，原来王克敏投降日本人前，曾致电宋子文并转向蒋介石请示。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宋子文即复电王克敏：“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王克敏字）维持。”所以，这次戴笠来平津之前蒋介石就吩咐，对王克敏要有所关照。也正因为如此，戴笠以身体为由让王克敏在家听候传唤。可没有想到王克敏还是愿进监狱，戴笠也只好随他去了。不过，王克敏被关押后不久，即服毒自杀于狱中。
　　当天晚上，戴笠也找了曹汝霖。他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可不去监狱，但不能回家，住在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汝霖也许是没有想到，他向戴笠鞠了个躬后表示谢意。曹汝霖在日本人筹建伪华北临时政府时，曾被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因为有过在“五？四”期间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不敢再给自己加上卖国的罪孽，为此下决心不在伪临时政府里任职。后来是王克敏的拉拢，只好在伪政府里挂了个“最高顾问”的虚衔。后来王克敏当了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后，又给曹汝霖挂了个“咨询委员”的头衔。但这两个头衔曹汝霖都没有到职做事过，蒋介石对此对曹汝霖有过赞许之言。日本人投降后，曹汝霖即给蒋介石打了电报祝贺抗战胜利。蒋介石接电后，也马上给曹汝霖回了电，表示对个人的慰问。所以，当戴笠把平津地区要逮捕汉奸的名单交给蒋介石最后审定时，蒋介石把曹汝霖的名字从名单里划去了。但戴笠并没有按照蒋介石核准的名单办事，仍把曹汝霖请到了东城兵马司一号汪时璟的公馆里。曹汝霖的儿子曹朴得知父亲被捕后，托人找到了正在北平视察的蒋介石，当面陈述了曹汝霖在华北沦陷期间未任伪政权的正式官员，不能负正面的责任而要求蒋介石能放人。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很是诧异，对来人说他在核定名单时未列入曹汝霖的名字。蒋介石非常恼火，当即把戴笠找来查问原因。戴笠没有想到，在曹汝霖的事情上蒋介石会这样的认真，只好以还没有关进监狱为由进行搪塞。蒋介石根本就不听戴笠的解释，要他立刻放人，并要戴笠亲自送曹汝霖回家。第二天，蒋介石又要戴笠赶往曹汝霖的家，要戴笠代表他向曹汝霖表示歉意和慰问，搞得戴笠有些难堪。其实，戴笠在曹汝霖的问题上并没有大错，蒋介石尽管没有把曹汝霖放到该逮捕的汉奸的名单里，但并没有说曹汝霖不是汉奸，可以不经法院审判就能过关。再说，戴笠只是把曹汝霖请到东城兵马司一号汪时璟的公馆里，既没有逮捕也没有关押，只是一种限制外出自由的居住。可见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如此地做文章，表面上看是对曹汝霖的敬重，实际上是发泄内心里对戴笠的不满。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就在戴笠软禁了曹汝霖以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许惠东也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决定。于是，他致电给蒋介石，要求将曹汝霖释放。许惠东发电时，蒋介石刚好到北平来视察，并在北平时已将曹汝霖释放归家。待蒋介石回到重庆，见到许惠东的电报后，提笔在电报上写了“昏馈”两字。接着，许惠东因这份电报被政敌以“包庇汉奸”而触“总裁震怒”的罪名加以攻击，并被国民党中央免职。蒋介石绝不是个健忘的人，何以数日之内对曹汝霖的态度发争了如此大的变化呢？话说到底，蒋介石当时就是想用曹汝霖来敲击下戴笠，至于曹汝霖是不是汉奸和要不要关押都不是主要的。其实，曹汝霖诶释放回家后也是心情不安，他害怕蒋介石会改口。于是，在曹朴的一手安排下，曹汝霖将在北平的家里的所有家具和古玩变卖后到天津居住去了。不久，曹汝霖转道上海去了国外。后来的几十年里无人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一九六六年才有消息说曹汝霖死于美国的底特律市。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敲击戴笠呢？自从戴笠掌握了肃奸大权后，由于他的独断专行和弄权作势，早已引起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不满，不时地向蒋介石告状。对戴笠警惕和戒备着的蒋介石，神经马上又紧张了起来，也就在此时曹汝霖的事撞了上来，蒋介石也就顺势利用起了此事。戴笠是否清楚蒋介石在曹汝霖事上的用心不得而知，事后他只对身边的人说：“我可能在吴绍澍的事上得罪了委员长，他好像不想放过我。”戴笠说的这个吴绍澍何许人呢？吴绍澍是江苏松江人，最早为陈立夫的部属，后又拜杜月笙为师。抗战前夕，他借重杜月笙的力量，以一千块大洋顺利被选为国大代表。不久，吴绍澍因与杜月笙有关系而失宠于陈立夫，杜月笙便把他介绍给戴笠，在忠义救国军里任职。没有过多少时间，吴绍澍返回重庆，通过老关系又重新博得了陈立夫的信任，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抗战刚胜利，吴绍澍就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市副市长，同时还捞取了三青团书记和上海社会局局长。顿时，吴绍澍成了上海滩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于是，吴绍澍决定要向杜月笙开刀了。
　　当杜月笙从淳安返回上海准备重整旗鼓之际，吴绍澍派人去火车站贴满了“打倒黑势力”和“打倒杜月笙”的标语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杜月笙。本来杜月笙要在上海北站下车，接受门徒和金融界的老朋友的欢迎，当得知了吴绍澍的行为后，只好在上海的梵皇渡车站下车。下车后，杜月笙连家也不敢回，住进了把兄弟顾家棠的家中。杜月笙对吴绍澍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很想能见到吴韶澍问个明白。过了好多天，吴绍澍总算上门来了。不过，他是一脸傲气，与过去是判若两人。而且不等杜月笙问话，就推说有公务在身匆匆离去，使杜月笙相当的尴尬。杜月笙门下的人都有气了，建议杜月笙找出当年吴绍澍的门生贴子，公布于世后再找吴绍澍论理。谁知，吴绍澍早已买通杜月笙门下的人，将他的门生贴子偷走了。杜月笙听后气得要命，暗中将此事告诉了戴笠。戴笠本来就对吴绍澍不满，又见他如此的反目无情，便决定找茬来整治他。
　　不久，军统局上海站发现吴绍澍曾接收了上海巨富邵式军在爱棠路的豪华住宅，并将其改为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场所。据邵式军的老婆说，她们家在该住宅内有四个大保险箱，除一个箱子装的是已失去价值的日本债券和老头票，其它三个箱子分别装有价值数亿的金条、美元和珠宝。她还将每只箱子的清单全都列给了军统的人，同时还告诉说，吴绍澍与她丈夫邵式军有约，那些箱子全归吴绍澍后就让邵式军逃走。戴笠得知此消息后，让毛森连夜带人搜查了在爱棠路上的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结果在该处的地下室里真的发现了四只保险箱，其中三只已被破坏里面什么也没有了，另一只完好无损。毛森让人炸开了那只没动过的保险箱一看，发现里面全是日本债券和老头票，而且数目与邵式军的老婆所列的清单是一致的。戴笠据此认定，其它三只箱里的价值数亿的财产已被吴绍澍窃为己有，便立即向重庆的蒋介石作了汇报。吴韶澍得知后，吓得天天到杜美路去求见戴笠，而戴笠又拒之不见。吴绍澍欲乘飞机去重庆求人讲情，戴笠知道后，马上让手下的人通知航空公司，不得售票给吴绍澍。被戴笠逼得无路可走的吴绍澍，只得用电话要重庆的朋友帮忙到蒋介石面前疏通。蒋介石对此事本来就将信将疑，就让人通知吴绍澍来重庆说明，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吴绍澍的身影。蒋介石以为吴绍澍是害怕了不敢来见他，就下了手令撤了吴绍澍的上海副市长和兼任的社会局局长的职务。过后，吴绍澍到了重庆，当托人说明情况后，蒋介石才清楚了戴笠的做法。据说，当时蒋介石沉默了好久，说了句“娘希匹！”后，对吴绍澍的事再也没有多问一句话。显然，蒋介石心里不舒服，那话也是骂给戴笠听的。后来这话果真传到了戴笠的耳朵里，当时他愣了好一阵，觉得对蒋介石的心事越来越不明白了。所以，戴笠在曹汝霖的事上受到蒋介石的指责后，自然而然把吴绍澍联系到了一起。
　　就在戴笠心绪不好时，宋子文到北平来了。
　　抗战胜利后，全国敌伪资产的接收工作完全处于一片混乱状态。除京沪地区之外，其它沦陷区的接收工作最初是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由陆军总长何应钦任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主任，下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和外交六个接收小组。就在这六个小组的特派员及各省接收委员会的委员进入各沦陷区前，原沦陷区内的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早己勾结汉奸和伪军暗中抢劫了大部分的金银财宝。随后，许多拥有交通工具的军事机关和前线部队，又以极快的速度进入沦陷区后抢占了大量的钱财，接收情况已十分混乱。此时，隶属于行政院的许多部门，均不愿受陆军总司令部的管辖。于是，行政院的宋子文向蒋介石呈文，要求把属于行政院范围内的接收处理工作，全部划给行政院负责。蒋介石很快批准了这个呈文，同意由行政院负责接收有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敌伪资产，而陆军总部只负责接收有关军事方面的资产。为此，行政院正式成立了一个“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并把全国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
　　当时，河北平津区的敌伪产业处理局设在北平，局长由资源委员会的孙越崎担任。可是，早已抢先接收了敌伪产业的北平行营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等军事单位，根本不把敌伪产业处理局放在眼里。同时，还联手向蒋介石提出呈文，要求将他们已接收到的钱财和日常用品拨给他们，作为部队驻地的各县民众救济之用。接着，平津地区的一些地方政府也给蒋介石呈文，要求将日本人办的工厂拨归地方经营，以便早日开工减少失业及设备损失。从表面上看这些呈文都有道理，蒋介石搞不清楚其中的奥秘，便一一批上了“可行”的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