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亡之谜-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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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戴笠的突然死亡确实有着许多的蹊跷，但没有更多的人去怀疑，或者说人们不愿也不敢去过多的猜测。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军统局在重庆隆重举行了戴笠的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并在众人面前流了泪。做为乱世中一统中华的政治家和独裁者，蒋介石性格刚毅和冷酷，鲜有动情的时候。他早年亲刺陶成章，一统江山后，又杀邓演达、韩复渠、杨杏佛、史量才：“四？一二”后，千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他的屠刀下血流成河；抗战期间，决黄河大堤，灾民颠沛流离；长沙大火，亲信弟子酆悌一命替罪……凡此种种，蒋介石一念即定，挥手即行，似乎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而此时此刻蒋介石却流泪了，这心情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过后，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的死举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
　　四月十三日，北平六千二百人举行隆重悼念活动，由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主祭。
　　五月十七日，济南市举行公祭，山东省主席何思源亲率四千三百人主祭。同一天，贵阳四千一百人在贵州省政府杨森的率领下举行悼念大会。
　　五月十九日，武汉市八千人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程潜亲率军政负责人主祭。
　　五月二十日，重庆、成都、昆明三地同时举行公祭。重庆由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王缵绪主祭，参加人数为六千三百多人；成都由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主祭，集会人数达五万四千余人；昆明由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主祭，参加悼念人数有四万二千人。
　　五月二十五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将军率三千七百人，在南昌主祭。
　　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八千二百人举行隆重悼念活动，由杜月笙主祭。
　　五月三十日，合肥、无锡同时举行公祭。合肥有三千二百人参加，由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主祭；无锡有四千人参加，由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主祭。
　　六月二日，兰州三千二百人举行悼念大会，由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主祭。
　　继上述城市之外，广州、福州、厦门、长沙、西安、郑州、沈阳等地也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
　　六月十一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戴笠为陆军中将。命令的全文是这样的：“故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智虑忠纯，谋勇兼备，早岁参加革命，屡濒于危。北伐之役，戮力戎行，厥功甚伟。抗战军兴，调综军事情报，精勤益励，用能制敌机先，克奏赝功。比以兼办肃奸工作，不遑宁处。讵料航机失事，竟以身殉，缅怀往绩，痛焯良深。该故局长应予明令褒扬，着追赠陆军中将，准照集团军总司令阵例公葬，并交部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政府笃念勋劳之意。此令。”
　　六月十二日，南京数万军民为戴笠举行隆重的葬礼。上午九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官员的陪同下，亲自护送戴笠的灵柩到钟山灵谷寺志公殿。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深表哀悼。
　　戴笠死后，国民党隆重举行的祭奠活动，极一时之盛。
　　这使笔者想起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之死。由于隆美尔在北非战役中的辉煌战绩，曾经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后因隆美尔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希特勒以叛国罪要判他死刑。但考虑到隆美尔在纳粹德国的威望，使希特勒在此问题上费了好一番脑筋。最后，希特勒派人与隆美尔进行了密谈，告之或选择自杀，将给予国葬的待遇；或选择审判，将按叛国罪处死。当时，隆美尔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问来人，这是否是希特勒的决定？来人微微地点了点头，隆美尔见此绝望地摇了摇头，而后再也没有说什么。十几分钟后，隆美尔告别了家人，跟着来人钻进了汽车。在离开他家不远的一个寂静的树林里，隆美尔吞下了毒药……当晚，德国对外发布公告，隆美尔因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过后，德国为隆美尔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虽然，戴笠的死与隆美尔的死不能相提并论，但他们两人都被迫而死，而且死后都给了相当高的荣誉。不过，对隆美尔的死希特勒从没有过悔意，但蒋介石对戴笠之死似乎始终处在复杂的矛盾之中。
　　戴笠死后不久，内战开始全面爆发。
　　有天，蒋介石与宋美龄突然抽出时间，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面对着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没有说话。此时，尽管没有人能知道蒋介石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但可以从蒋介石此时的表情上看出他的情感里是不平静的。其实，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在以往的政治生涯里，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或是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是能以他特有的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便蒋介石作出切实的应变措施。现在戴笠已经没有了，虽然蒋介石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是不复存在了，但还能有谁再为他做这一切呢？每当想到这些，蒋介石的心里就会隐隐约约有一种歉疚和悔意。戴笠终身为蒋介石效尽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一再的失望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尽管国内的所有报纸舆论都说戴笠的死因是天气引起的，但知道真实内情的蒋介石面对这样的舆论还能说些什么呢？
　　也许是为了安抚戴笠已死去的魂灵，凭吊完毕后，蒋介石决定亲自为戴笠选一处安葬地。后因宋美龄的高跟皮鞋不适合走山路，蒋介石只好对陪同的毛人凤说改日再说。果然半个月后，蒋介石只身在毛人凤和沈醉的陪同下来到了灵谷寺的后山。在一个有水塘的山势旁，蒋介石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取子午向。”蒋介石说完，又要毛人凤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蒋介石对戴笠的后事如此操心，使在场的军统人员感动不已。
　　可谁会想到，戴笠最终是死在了蒋介石的手上呢？
　　在戴笠最后的那段时间里，蒋介石为撤消军统局逼着戴笠走向了反面。戴笠死后，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以为此次军统必垮无疑。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蒋介石一反原来的态度，不但决定要把军统组织保留下来，而且当唐纵和毛人凤建议把军统局改为改为国防警察局隶属内政部时，蒋介石仍然指示将军统留在军委会系统内。后来军委员会改为国防部后，军统局随着改为保密局，但仍然挂靠国防部，这使国民党内许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不过，蒋介石吸取了戴笠权重震主的教训，在保留军统局原结构的同时，对原军统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缩编，特别是人事上进行了大范围的调动，并撤消了在抗战中成立的许多公开机构。就在蒋介石对军统组织进行改组和缩编的时候，军统内部也为夺取保密局首领的位置而激烈地争斗着。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集中了一批广东籍、留学苏联的、国防部二厅工作出身的特务；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则集中了一批湖南籍及留学欧洲的特务；以毛人凤为首的则集中一批浙江籍的特务，三派之间是你死我活，相互不让。从这三个派别看，广东派职务最高，湖南派能力最强，浙江派人数最多。就实力来说，应该是三派势均力敌，湖南派略微占上风。但是三派斗争的结果，却是郑介民和唐纵先后被毛人凤击败，保密局逐渐成了毛人凤的天下。
　　当然，这与戴笠已无关系。
　　戴笠死后，蒋介石曾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为此，蒋介石多次示意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写几幅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份。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聚会时，向大家提出了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在场的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假使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介石的初衷，很有可能是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相互推诿。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在场的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交谊不浅，与戴笠也有很多交往，于是极力推荐章士钊主笔。在众人的一致附和下，章士钊先生自知已不好推辞，稍加思索后，一挥而就：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章士钊廖廖数十字，入木三分地刻划了戴笠一生的特点。章老先生的这幅挽联，作为本书《戴笠死亡之谜》的结束语也是非常贴切的。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