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亡之谜-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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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实在是在冒天下之大险。况且组织和掩护也需要全面指挥，而此事也只有王亚樵才能担当得了。经过对利弊关系的再三考虑后，王亚樵终于放弃了亲自出马的意向，挑选随机应变能力极强并且枪法准确的孙凤鸣承担了此次的刺杀任务。孙凤鸣是江苏铜山人，他原是十九路军的一个排长。孙凤鸣十六岁跟着父亲闯关东，饱尝了人间辛酸也看透了社会的黑暗，磨炼出了一副勇于斗争和不畏生死的刚强性格。他自从与王亚樵结识后，深为王亚樵的爱国和正义所动，遂相随于左右。
　　不久，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
　　这天，孙凤鸣天还没有亮就到达中央党部礼堂的大门口，由于接到出入证的时间较晚等他进入礼堂大院时，参加会议的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已站在礼堂前准备照相了。由于蒋介石迟迟没有出场，行政院长汪精卫只好领着“中委们”开始照相。当照相完毕，那些“中委们”陆续向会议大厅走去时，在旁边等着蒋介石出现的孙凤鸣急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掏出枪向近边的汪精卫开了三枪。枪响后，孙凤鸣很快被现场的警卫枪击成重伤，与汪精卫一道送进了中央医院。后因为孙凤鸣流血过多，于第二天凌晨死去。
　　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疑心此事是蒋介石策划，认为他事先知道要出事，所以不出来照相，便与蒋介石大哭大叫了起来：“蒋先生，你和他不和是人所共知的，你不叫他干就明说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平白无辜地背上了谋杀汪精卫的嫌疑，本指望凶手招供后能洗刷他的不白之冤，可孙凤鸣一死他完全没有了辩白的机会。由于社会上各种谣言四起，加上此案的侦破没有丝毫的进展，蒋介石肚子里的怒气无处发泄，一个电话把戴笠招到了官邸办公室。戴笠刚走进办公室，蒋介石就控制不住内心的激愤大声责问戴笠：“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了你还不知道，每月在你们的身上都要化很多钱，就为酿出这样的祸事来吗？你知不知道这案子查不清楚，我就要背一世的黑锅……”
　　戴笠接受此案后，首先从孙凤鸣身上的那个记者通行证开始。据戴笠所知，新闻机构历来管理是很严格的，要做出孙凤鸣那样的记者通行证必须要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逐级审批，如果沿着这条线索查下去肯定会有收获。果然没出戴笠所料，很快就查出了此案的另一个嫌疑人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诚。戴笠当即派人对李怀诚进行了严刑逼供，最后李怀诚经不住非人的折磨说出了此案总策划是王亚樵，而且要刺杀的对象原本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戴笠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搞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使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无话可说。蒋介石对此也很高兴，只是对王亚樵又把他作为刺杀对象感到震惊。于是，他严令戴笠亲自带人赴香港追捕王亚樵。
　　戴笠知道王亚樵的情报也是相当灵通的，有些方面不亚于自己的专业特工网络。为此，戴笠此次去香港尽管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启程的，但还是被王亚樵事先知道了。王亚樵与香港总督和警方有良好的关系，他亲自会见香港警务处勃郎处长，告诉了戴笠带人到香港来捕人的消息。由于以前戴笠到香港秘密捕人时多次得罪过香港警务处，对王亚樵提供的消息勃朗处长是心领神会，而戴笠对此却一无所知。所以，戴笠也绝不会想到当他乘坐的豪华游艇在香港本岛卢吉道三号码头靠岸后，就被穿着深蓝色警服的港警给盯上了。此时，戴笠的第一反应是把手上的高级皮箱与副官贾金南手中的皮箱进行了对换。因为，这箱里装的是两支美制无声手枪和大量的美金。戴笠明白香港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入境，而他这次怕走漏消息就没有向英国使领馆办理枪照。可是戴笠与贾金南对换皮箱的事还是被港警发现了，当他们发现皮箱里装的是手枪后就把戴笠带到了警务处。
　　到警务处后，无论戴笠怎样向勃郎处长解释，勃郎处长还是依据香港的法律把戴笠关进了拘留所。这对戴笠来说是种耻辱，但他无可奈何，直到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出面了才被放出来。走出拘留所的戴笠把所有的羞愤全发泄到了王亚樵的身上，他当即对查获王亚樵的踪迹进行了布置。由于追捕王亚樵的事得不到香港总督的支持，加上王亚樵深居简出而且行踪飘忽不定，王亚樵的踪迹迟迟无法确定。正当戴笠一筹莫展时，终于查到王亚瑛的胞弟在香港轩尼诗道开的“茂源绸布庄”，极有可能是王亚樵的秘密联络点。戴笠闻报后，立刻带人把那“茂源绸布庄”包围了起来。可谁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王亚樵正在里面商量撤离香港去广西的事。接着就是非常激烈的枪战，当这激烈的枪战停止后，王亚樵又一次在戴笠眼前悄然脱险了。但王亚樵的高参余立奎，为掩护王亚樵脱险时负伤。尽管余立奎也逃脱了包围圈，但在香港皇后酒楼吃饭时被香港警方逮捕。
　　几天后，王亚樵撤离了香港。
　　戴笠也押着余立奎回到了南京。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王亚樵带着眷属和部分骨干成员经过多日颠簸，终于在广西梧州的李圩落下了脚。
　　广西是桂系的天下，当正在准备反蒋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得知王亚樵到来后有些喜出望外。他们知道王亚樵是蒋介石的死对头，他的到来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当即，他们派人秘密前往梧州看望王亚樵，并约王亚樵到南宁晤面。同时，还决定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王亚樵五百块银元作为生活补贴。已经在戴笠的追逐下疲惫不堪的王亚樵，受到如此的厚待自然感激不尽。于是，还没有完全缓过气来的王亚樵又参与到“两广事变”中去了。但使王亚樵感到失望的是，“两广事变”只经过了五十多天就告结束，而且李宗仁和白崇禧与蒋介石重新又握起了手。
　　没多久，广西省政府取消了对王亚樵的经济资助，并声称“惟恐安全受到威胁”要王亚樵尽早离开广西。王亚樵虽然没有经历过政治海洋的沉沉浮浮，但他许多年来一直斡旋于政治人物的身边，政治上的世态炎凉更使他感到心寒。此时的王亚樵明白梧州已不是久留之地，为此他有了想去延安投奔共产党的想法。他在给共产党所在地延安的一封信中写道：“……当今各派势力都有与蒋介石苟合之可能，而惟独中共与蒋介石决不妥协，思前虑后，愿率随从前往延安，在正义之师中得遂正义之志……”就在王亚樵坐卧不安地等待着延安方面信息时，戴笠已经悄悄地盯上他了。
　　原来，余立奎被捕带到南京后，他的小老婆余婉君仍留在香港没有走。戴笠分析，王亚樵对手下的人历来重恩情，更何况余立奎是为了王亚樵脱险潜逃而被捕，王亚樵绝对不会对余婉君不问不管，只要打通余婉君这个关节，必知王亚樵的行踪。不出戴笠所料，王亚樵得知余立奎的情况后每个月都给余婉君寄生活费。为此，戴笠指使特务处香港站派人想办法靠上余婉君。于是，特务处香港站一个叫陈质平的特务，在余婉君家的隔壁租了套公寓。陈质平年青漂亮，不但很快结识了余婉君，而且没有用去很多的精力就勾引余婉君上了床。余婉君终于上钩了，她不但吐露了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的李圩，而且愿意带着孩子去广西梧州找王亚樵。
　　戴笠得到陈质平的报告后，马上要陈质平带上精干的情报人员暗中护送余婉君到梧州寻找王亚樵。同时，戴笠还派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率领二十多名身手不凡的行动队员，秘密从广州转到梧州执行暗杀王亚樵的任务。为这次行动能最后成功，戴笠还密派自己的贴身保镖王鲁翘伪装成商人，取道香港转到广西梧州担任枪杀王亚樵的主要枪手。此时，先一步到梧州的余婉君已与王亚樵接上了头。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晚，王亚樵参加完广西梧州巨商李任仁的宴请后，按约到余婉君的住处看望。为了不引人注目，王亚樵让他的警卫人员远远地跟着。当他推开余婉君住的房门，见没有开灯，立刻感到不妙，刚想抽身退去，可已晚了半步，早已埋伏在房内和房外的王鲁翘等人，在几束手电筒强光的照射下乱枪齐发。王亚樵乃一代枭雄，在他感到周围有异常的瞬间，身子微微一晃动，看似是抽身撤步，岂知他不退反进，向空中纵起。随即在半空中把枪掏出，向黑暗中甩手就是几枪，落地后即卧下连续不停地还击，直到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完。这时，不知从何处甩出数个石灰包击中了王亚樵的脸，顿时他觉得眼睛火辣辣的刺痛，接着什么也看不见了。身陷绝境的王亚樵甩了没有了子弹的手枪，亮出匕首摸黑与周围的特务展开了近身肉搏。戴笠亲自挑选的这批特务也都是训练有素和武艺高强之徒，面对王亚樵连续的搏杀动作虽感愕然，但很快镇定了下来。在明白了眼前的王亚樵已不能辨别方向后，他们手中的枪一刻不停地朝王亚樵拼命射击。此时的王亚樵虽是功力还在，但最终仍旧是寡不敌众，几分钟后便被乱枪打倒在地。名震中外的“暗杀大王”，终于躺在血泊之中再也没有起来。王亚樵死时，身中五枪三刀。虽然，远随在后面的警卫人员闻枪声后曾拼死相救，但很快这些人全被戴笠手下的人乱枪打死。离开前，在场的王鲁翘为了向戴笠证实王亚樵已被刺杀，用刀割下了王亚樵的脸皮。
　　第二天上午，王亚樵妻王亚瑛得知凶信后，带人赶到现场时王亚樵的身体已经僵硬，那惨不忍睹的样子王亚瑛见后悲痛难忍。
　　两天后，王亚瑛等人将王亚樵安葬于梧州倪庄。
　　当戴笠确信王亚樵被追杀于广西梧州后，他内心里也有过短暂的不安。这不安在戴笠的内心里消失后，他把王亚樵已杀的消息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听说后，连说了三个“好”字。于是，中央社的一个记者以此写了篇稿件，登在了《中央日报》上。王亚樵手下一个叫陈志远的人，看了此篇文章后发誓也要让戴笠不得好死。为此，陈志远也拿起笔当起了记者，他原本想利用记者的寻找机会刺杀戴笠。可是几年记者当下来，陈志远连戴笠面都没有见到过，更不用说对戴笠下手了。就在陈志远苦苦寻找下手的机会时，戴笠却坠机而亡了。他为了发泄内心对戴笠的愤慨，有意在小报发表了戴笠坠机的事是王亚樵的人策划的。
　　戴笠不是死于王亚樵的人之手，这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当时在重庆好些茶楼里，还流传着戴笠的死与汪精卫有着联系……
　　第四章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期间被孙凤鸣枪击后，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南京中央医院将汪精卫左臂和左颊的子弹取出后，由于受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没能将胸脊柱骨旁的那颗子弹取出来。也正是这颗子弹不时发炎，它所产生的疼痛使汪精卫时常心神不安。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由于内心闷压积聚太多，加上枪伤又久治不愈，汪精卫在考虑了多方因素后决计去欧洲疗养。去欧洲前，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的职位。
　　汪精卫到欧洲不久，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被解决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以前和蒋介石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都以国家利益为重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就在“西安事变”提高了蒋介石在国内的威信后，汪精卫结束了在欧洲的疗养回到了国内。回国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汪精卫没有在政府内任职。但汪精卫仍然是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随着日本军队利用“芦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后，汪精卫又站到了政治舞台的前面。在国民党临时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要求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设总裁和副总裁各一人。随后，大会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就这样蒋介石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但是，这并没有扭转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被动的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突然炸开了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了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队又在预定撤出长沙时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汪精卫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越来越不安，他觉得自己多次提出的“和平救国”的理念是正确的。当然，在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还有周佛海、顾祝同、梅式平、雄式辉、高宗武、胡适等人。他们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汪精卫虽然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一九三八年十月初。日本军队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并且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政府想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的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就有可能在消耗战中被拖垮。此时，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二十四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内部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不久，日本政府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随即，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和平谈判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并且考虑作出一定的让步，和中国政府谈判以尽早结束战争。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的看法不谋而合。此时，国民党内部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要戴上投降卖国的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为此，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蒋介石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的态度，一方面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蒋介石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于是，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和高宗武等人，与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这年的十月底，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依照汪精卫的意思，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和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摸索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西义显和松本重治明白了懂道宁的意图后，劝董道宁直接到日本与军方人士会谈。于是，在松本重治的安排下，董道宁来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由于董道宁是个小科长，虽然影佐祯昭并不清楚董道宁的背景是什么，但他可以肯定董道宁是在某个高层人士的指派下来日本秘密谈判的。影佐祯昭是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也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惟独的一名军人。当董道宁向影佐祯昭询问，日本政府是否会改变近卫首相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时，影佐祯昭告诉说：“尽管军部中有很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的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是事出有因的，不可能会简单地取消。其实日本国内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望中国也能够表示出具有和谈的诚意。”董道宁在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政策走向后，要影佐祯昭给蒋介石写信以示他这次来日本的收获。影佐祯昭认为他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合适，而是给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祯昭在信中写道：“董道宁此次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祯昭的信交给了上司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很快把此信交到了国民党宣传部长周佛海的手上，而后由周佛海分别将信转给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蒋介石知道这信的来龙去脉后，要高宗武通过西义显转达他向影佐祯昭的好意所表示的感谢。不久，周佛海向蒋介石进言派高宗武到上海进一步开展秘密外交。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军费中每月支出六千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高宗武到上海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周佛海又背着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
　　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到日本后他首先表示此次来日本并不是代表蒋介石来的，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在影佐祯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的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本方面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回国后，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去了日本，而且这次得到的结果对蒋介石也不利，所以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周佛海很快把高宗武提交的报告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对日本支持他出面进行“和平运动”很高兴。
　　不久，高宗武因肺病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主任秘书梅思平接替高宗武继续进行秘密谈判。梅思平与日本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共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日本政府除“不要领土，不要赔款”外还答应二年内撤军，以此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当梅思平将日本方面的条件交给汪精卫后，汪精卫同意在此条件下出面主持“和平运动”。随后，汪精卫与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准备分五个阶段进行：一是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宣布下野，并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和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是汪精卫以个人名义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是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本军队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的独立的政府；四是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同时，日军撤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是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和平。汪精卫明白要实现这个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龙云的支持。
　　为此，汪精卫派夫人陈壁君找到龙云进行秘密商谈。龙云本来就对蒋介石改变他的军队和调用云南的大量物资耿耿于怀，当明白了陈壁君的意思后即表示支持汪精卫建立新政府。有了龙云的许诺后，汪精卫派梅思平和高宗武等人为代表，与日本派出的代表影佐祯昭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了最后谈判，并签署了“重光堂协议”。当时，梅思平把“重光堂协议”抄写在丝绸上，而后缝在西装里带到了重庆。汪精卫见了“重光堂协议”后，犹豫了好长时间。后在周佛海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最终下决心选择走“和平救国”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这天是汪精卫原定想离开重庆的时间，因为蒋介石外出不在重庆。可就在汪精卫准备动身时，蒋介石突然从桂林飞回了重庆。蒋介石的回返打乱了汪精卫的计划，以为事情已败露，他只好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其实，对汪精卫与日本人的频繁接触蒋介石已有所警觉，曾当面试探地询问过，而每次汪精卫总是支支吾吾的不作正面回答，这自然加重了蒋介石的疑虑。为了打消汪精卫亲自出马搞“和平运动”的妄想，蒋介石特意在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明确表明了要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但过了十天后，在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时，汪精卫见时机已到即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同夫人、女儿和秘书等人飞往昆明。
　　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大小官员到机场迎接。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次非常恳切的谈话。谈话中，汪精卫把“和平运动”的计划向龙云交了底，龙云听后也满口表示赞同。第二天，汪精卫一行与随后而来的周佛海等人，登上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了昆明，抵达当时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
　　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由来已久，蒋介石不以为怪。但汪精卫竟然放弃国民政府副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