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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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的暴行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页）
　　关于这种下克上的风气与暴行事件之间的联系问题，早在西雅图发行的日文报纸《稍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第四号上，以《在法西斯统治威胁下的日本》为题，作了这样的论述：“关于如此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其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对桥本大佐以下的军官们之下克上的擅自行动，未予惩处，这种情况对一般士兵带来很坏影响，军规完全混乱。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发动这次战争是不正义的，所以思想松懈。”（《出版警察报》，第一一一号）
　　渡边和泷川博士也许认为，日本军队是在昭和时期以后开始变坏的。日本军队性格残暴的严重发展，无疑是在这个时期。但应该看到的是，其根源却在很久以前就早已存在了。
　　这是早就应该介绍的，一九七一年，新岛淳良在日中友好协会（正统）
　　永福支部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提出父母子女一同自杀的看法，作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个原因。对此，引起了人们的批判，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岛似乎为了对此批判作出回答，他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就“南京大屠杀”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
　　全文刊于同年出版的八月号《情况》中，题目为《我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而且归纳了几个要点，同样刊于八月号的《新评》中，题目为《立体结构——南京大屠杀》。新岛还在以前访问过南京，调查了事件的情况，并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了两篇文章：《所谓三十万人生命被夺的“南京事件”》（载《东风新闻》，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号）和《在雨花台“听取南京大屠杀情况”》（《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国纪行》3，载《大安》，第十三卷，九号）。
　　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的惨痛感受
　　最后，在结束本书第一编的叙述时，介绍一下已故南满洲铁道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所写《悲剧的证人》中的一篇文章……（删去三句未译——译者）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军全部占领南京，十七日，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首举行了入城式。在这五天内，穿上了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刹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说是掠夺和强奸，就连收容在城外下关的数万名俘虏也被机枪扫射，遭到了屠杀。下关的街道被浇上了汽油，烧得精光，呼救声响彻大地，一片垂死挣扎的哭叫声，火舌把天空染红，汽油燃烧冒出阵阵黑烟，机枪在咆哮，死尸散发出恶臭，著名的南京古城墙到处血流成河，扬子江的混浊江水也染得血红。
　　这幅巨大的地狱画卷在现实中出现，成为一种愤怒，笼罩着江南的旷野，中国四亿民众的精神的旋风震撼着大地……（删去四句未译——译者）
　　然而，在当时军人中是否有人看了这些文章而无动于衷，毫无痛心之感？
　　我提出这个问题。但对离不了军国主义的“大和魂”和思想顽固的人来说，我的提问也许是毫无意义的。
　　战争罪犯感觉迟钝，不只是军人。承认自己在“使国民走上错误道路”这个问题上应承担政治责任的风见章＇11＇（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司法大臣），他在中国归来者联络会汇编的犯下暴行的日本战犯的白白书——《三光》（昭和三十二年出版，后改名为《侵略》）一书中作序说：“我认为，过去那些强制这些人去施加暴行、使这些人如此丧失人性的政治，以及应对此负责的人才是罪有应得的。”然而，在当时日本的领导人中，有过这一点点自我反省的，除风见外，还有几个呢？
　　＇11＇　风见章（1886－1961）　，日本政治家。记者出身，曾任通讯社主笔、报社社长，并到过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进行过考察。1943年退出政界。战后重返政界，1953年10月曾随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访华。1957年被推选为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译者
　　第二编　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
　　第一节　“砍杀百人比赛”果真是虚假报道吗？
　　本·达桑、铃木明和山本七平三人对新闻报道提出的批评
　　本书第二编正文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即从旧著《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中剔除第一编《“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吗》，并对第二编《“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吗》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改。
　　旧著第一编对本·达桑、铃木明和山本七平三人的“砍杀百人比赛虚假说”逐一进行了批判。　这次略去了该编正文，而采用了旧著《序言》以及第一编之第2、3小节中多少有关的报道，对它加以整理，遂成本书第二编之第1小节。
　　所谓“砍杀百人比赛”是“勇武之谈”，说的是上海派遣军所属第十六师团M、N两少尉在攻陷南京战斗的途中，　从无锡开始砍杀百人比赛，一直砍杀到南京郊外紫金山，两人都达到了目标，不分胜负。这次比赛过程，已由《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分四次作了报道。本·达桑一伙人认为这次“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虚假的。
　　我认为，这次“砍杀百人比赛”，无论是就其所进行的时间而论，还是就其所发生的地方来说，在叙述“南京大屠杀”时则是大可不必引起注意的事件。然而，对虚假报道论者在其主张中秘而不宣的政治用心，我不能保持缄默，所以对他们三人的虚假报道论作了详尽的批判。前面所说第一编《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是对当时刊登在《历史评论》上的论稿（载该刊第二六九、二七七、二七八号）作了补充和修正，由此汇编而成的。现在这本书，其中有关事实确凿的部分业已省略，倘若哪位先生有兴趣，则请参阅旧著。不过，该书已经绝版，恐怕难以到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是有关铃木明的论点的，请参阅上述刊登在《历史评论》上的论稿；如是有关山本七平的论点的，请看本多胜一编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九七七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中录自我旧著的拙文。
　　伊赛亚·本·达桑自称是犹太人，虽说是国籍不明，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本通。他在《诸君》杂志上撰文批评了本多胜一在《朝日新闻》连载的《中国之旅》，竟道出真正有识之士不多见的、　悖理的话来，　说什么在《中国之旅》中所介绍的“砍杀百人比赛”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传说，后来遭到本多胜一的抨击，被驳得体无完肽。正如部分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本·达桑道出如此悖理的话来，看来仍还是一个真正的“冒牌”日本人。之所以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虽是一个精明的日本通，却像容易健忘的日本人一样，不知道外国人本应知道的、臭名昭著的“砍杀百人比赛”一事。
　　本·达桑甚至说过，如果说“砍杀百人比赛”是“传说”的说法是错的话，那“我就收回自己所写的文章”。然而，他似乎已将此话忘得了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了，今天又旧话量提，开始强词夺理，说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报道本身就是随军记者的虚假报道，而它则成了中国方面流传的“砍杀百人比赛”的根据。争论的当事人即本多胜一说：“‘知识的卫道士’们、边作‘学习发表会’式的游戏，一边信口雌黄，这些人包括本·达桑先生在内，今后恕我不再奉陪了。我想将我生命中有限的时间用在我原先认为最为‘重要’的工作上。”本多胜一已对“砍杀百人比赛”　虚假报道论不予理会了。　在此以后，本·达桑在《诸君》上连载的《关于日本教》这一专题内连篇累牍地展开空洞无物的议论，却也未能掩饰他的败局。
　　此时，铃木明作为代理人粉墨登场了。本多胜一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号《诸君》杂志上撰文驳倒了本·达桑的“砍杀百人比赛传说论”后，便宣布退出论争。然而，在同期《诸君》上业已刊登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文。至于该篇论文在《诸君》上刊登的前后过程，那就留待以后再作叙述。以此为契机，铃木明受他人怂恿，为声援本·达桑而参加了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论争。铃木明对有关人员的采访报道异常活跃，两篇是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继而两篇是有关南京事件本身的报道，都相继刊登在《诸君》杂志上。这一系列追本溯源的采访报道与第一篇论文不久就汇编成册，以《“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为题，于一九七三年三月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本·达桑在《诸君》上连载的《关于日本教》一文，至一九七二年第十号连载完毕。当时，在该期《诸君》杂志上已在刊登山本七平的连载文章：《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第三回，题目是《“战场上的牛皮和无稽之谈”的产生》。文章是山本七平以自己的名字撰写的，他原先自称是本·达桑的“译者”。这次，山本七平从他这篇文章开始取代本·达桑对“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进行了批评。这场批评实在是纠缠不休，在每回连载《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里都夹带一些，持续三年之久。
　　山本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一文至一九七四年四月才连载结束，是一篇多达二十一回的长篇大论。但是，最后两回才从正面提到“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表现出一副比铃木明更甚的、　咄咄逼人的武断姿态。　他蛮横无理地断定：不是“‘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而是“‘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在稍后一些时间，即一九七五年十一、十二月，《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改题为《我所认识的日本军》，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
　　评论家、作家对虚假论的评价
　　如前所述，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的铃木明著《“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　收编了两篇有关两个少尉的“砍杀百人比赛”　的采访报道，以及三篇几乎说“南京大屠杀”本身就是“无稽之谈”的采访报道形式的考证文章（各篇在收入单行本时，都作了大量增补，如第三稿那样，彻底作了改写）。在上述五篇文章中，最初三篇（《“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和两篇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文章）在第三稿发表时，曾以《‘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为题，成为文艺春秋出版社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评选员是扇谷正造先生等人。这三篇文章，加上两篇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采访报道，后编成单行本，由文艺春秋出版社隆重出版，并同时获大宅奖，而且还作了大肆宣传，似乎单行本本身就是获奖作品。
　　在评选员当中，或许也有人因这种精心策划的阴谋而对出版社的安排感到难堪吧。
　　尽管如此，评选员们选择了以题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的文章作为获奖作品，却是事实。那末，评选员们又是如何评价该作品的呢？
　　田井吉见评论说：“该文讲清楚了特讯就是娱乐，即企图通过特派记者的署名文章使后方人民的话题活跃起来的无稽之谈。”扇谷正造评论说：“所谓错误报道或‘虚假报道’，是怎样败坏当事人的名誉这一意义而言，或许会成为促使现代新闻界进行一次反省的基础。”此外，草柳大藏评价说：“这是一部令人敬佩的作品。”开高健甚至发言说：“这部作品恰好道出了新闻界幼稚、不负责任和谄媚的情况，我最欣赏铃木明的勇气。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如从正面加以揭露则更好”（以上均摘自《文艺春秋》，一九七三年五月号）。总之，评选员都没有谈及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只是提到说“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的两篇文章。
　　评选员们或许对铃木明的追本溯源的能力和文笔功力感到佩服，从而相信“砍杀百人比赛”是虚构的。不过，我以为，他们尚不至于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尽管如此，评选员们恐怕难免有轻率之嫌。
　　除评选员外，平野谦也谈到：“我对铃木明那种刻意求工的追本溯源的态度感叹不已，如向井少尉，此人是作为对南京屠杀事件负有罪责的人而被处决的，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对他的处决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每日新闻》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晚刊所载《昭和文学论》）
　　大宅壮一奖的评选员恐怕没有读过批判“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的文章，但我读了评选员的评语，对采访报道的感人力量之大也感到无比惊愕。评选员们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了铃木明的看法，即说“砍杀百人比赛”是臆造出来的。
　　关于这次获奖，我想再说一句。我认为，传说在攻陷南京之前的进攻作战中所发生的砍杀百人比赛，实际上确有其事。评选员们即使相信“砍杀百人比赛”如铃木明等人所说是虚构的，却为何在评语中只提虚假报道论，而选择了题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篇文章作为获奖作品，这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呢？虽然采用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一含糊不清的表现手法，实际上却让读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或者是“无稽之谈的‘南京大屠杀’”。在任何人眼里，铃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图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虽然铃木明本人断言，他从未说过“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但这是支吾其词。当然，也有可能这一标题是编辑擅自加上去的，违背了笔者的意图。
　　《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五月四日刊载《铅字的周围》一文，笔者“东洋佛”也在其《采访报道的危险陷阱》一文中谈到：“如果不存在‘砍杀百人’这起事件，读者甚至会联想到‘南京大屠杀’也是无稽之谈。这里存在着此类采访报道所能发挥的危险的作用。”而且，这位笔者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单行本写了评语。他评论说：“当然，只要看不到历史的主流，无论罗列多少事实，也发现不了真实。在这方面就存在着采访报道的陷阱。不过，捡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材料，而对肯定南京大屠杀的材料逐一表示怀疑，这种作法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成为历史的失误。”
　　小田实也在与大宅壮一采访报道奖评选员开高健的对谈中批评了著者铃木明以及文艺春秋出版社。　这次谈话刊登在《群像》　一九七三年八月号上。小田实说：“有这么一本书吧，是由铃木明撰写、你推荐并获得大宅壮一奖的《‘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那可是一本以部分事实歪曲整体的书哟！本多胜一撰写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中提到‘砍杀百人’的军官。不过，那次所谓砍杀百人的事件本身事实上纯属子虚乌有。铃木明要证明那则报道是捏造出来的。证明到此就行了嘛！可是，我读了铃木明那本书所感受到的却是：他虽积累了极少部分资料，但把整体推到一个方向，其中尤为明显的是书名《‘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书名。起书名叫《砍杀百人的无稽之谈》也可以，却人不知鬼不觉地换了书名，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手法，企图把没有砍杀百人比赛一事改写成没有南京大屠杀。“菊地昌典对《读书人周刊》的编辑也说：”我认为，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种夸张地起书名的方式中，笔者和出版社的本意已暴露无遗“（《读书人周刊》，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号）。总之，他们一针见血地说出了铃木明等人的用心。令人遗憾的是，小田实也全然偏信铃木明所说”向井少尉为何被杀“的话，断言”那所谓砍杀百人的事件事实上纯属子虚乌有“。铃木明的采访报道真有那么大的说服力吗，竟使小田实也说出那种话来，我实在感到怀疑。
　　关于铃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图，有一则刊登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读书人周刊》上的饶有兴味的消息，从中可知个中的情况。据该消息说，当时《诸君》总编辑曾谈到：“当时，新闻界对《南京大屠杀》一书议论纷纷。去过南京的人们回来都说：”事实并非像《南京大屠杀》所说的那样。‘因此，我们便试图找出事件发生的原委，并作出了安排。“据说，在作出这种安排时，总编辑就指定仍然相识的铃木明为执笔人。
　　据上述刊登的消息说，前往中国访问后回来的人们就日本流传的南京事件都说“事实并非那样”，但我认为，恰恰相反，“事实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说的那样”。最为主要的是去中国旅行的日本人不可能都想弄清此事。
　　然而，尽管“事实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说的那样”，但《诸君》编辑部不知从何处听到“南京大屠杀实际上是‘无稽之谈’”的议论，便认为它会成为吸引人的报道，并作出安排，指定铃木明为调查该事件的执笔人。这就是《读书人周刊》刊登的消息内容。由此炮制出来的可能就是铃木明的第一稿《“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篇文章，就其作为铃木明的作品而言，还不能说是有说服力的作品，也不是报告文学作品。
　　如前所述，本·达桑在《诸君》刊登文章，对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进行了批评，一口断定“砍杀百人比赛”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他的论点被本多胜一驳得体无完肤。不过，这同样也暴露了该杂志编辑非常轻率。于是，气急败坏的《诸君》编辑部企图挽回声誉，这次便怂恿铃木明出面，使之不遗余力地就“砍杀百人比赛”问题进行采访，企图证明已成为在中国传闻的“砍杀百人比赛”的根据，即《东京日日新闻》分四次刊登的报道，实际上是随军记者的虚假报道。我认为，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这点姑且不论。我认为，铃木明的长篇大论的采访报道抛了出来，但有关人的目的还未能达到。但不知何故，仅就“砍杀百人”这个问题，单纯地相信虚假报道论的作家和评论家却为数不少，甚至连《朝日新闻》的书评也对铃木明的有关人员不在的“调查”深信不疑，令人吃惊。
　　于是乎，好几位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都对铃木明的“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道论”信以为真。不过，其中也有人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就是平野谦。他在为《每日新闻》晚刊撰写的《昭和文学论》（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中叙述如下：
　　说实在的，我是在与我同在一所学校工作的阪东宏先生提醒之下，才看了《历史评论》昭和四十七年十一月号、昭和四十八年六月号和七月号上刊登的洞富雄的论文。因此，我想结合洞富雄的那篇论文，在此记下我的说明。
　　我为铃木明的文章标题所吸引，并拟用该文作为石川达三所著《活着的士兵》的一份参考文献，就不知不觉地一口气读完了它。我对铃木明的追本溯源的能力感到钦佩，他认为所谓关于砍杀百人的新闻报道是根据传闻写出来的，是不确切的报道。
　　我未读过《诸君》这本杂志，因而也全然不知道该杂志刊登本多胜一与伊赛亚·本·达桑的争论文章的过程；也全然不知道铃木明为这场争论所吸引，在同一期杂志上连载了查明砍杀百人事件真相的过程。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偶然看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并觉得该文章颇有说服力。
　　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并非由于铃木明的文章是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的。
　　只是此番看了洞富雄的严谨的论文，再次切身体会到认识事实多么不易，同时也不得不改变认识，觉得片面地对铃木明的文笔功力感到钦佩是何等地轻率。
　　然而，我的这种预感以及危惧心理可以说在那时或多或少已经萌生，即与其说我通过洞富雄的论文得到了教益，毋宁说对铃木明的文章感到钦佩，而铃木明也着重说明不是否定南京屠杀事件本身，继而我又读了佐佐木元胜的文章，并以它作为我判断的基础。总之，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表意见，故在此补充加以说明。
　　平野说：“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表意见。”可是，我们历史学家期待着作家、评论家们毫无拘束地畅所欲言，一直希望大家共同弄清历史真相。
　　仅就“砍杀百人比赛”　而言，　山本七平所著《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第七回《煽动报道与专家的义务》和第八回《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两篇文章甚为唠叨，而我却认为并非是怎么有说服力的文章，这又是为什么呢？像泷泽克己这样的人，在其《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答伊赛亚·本·达桑》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如果要对有争议的“砍杀百人比赛”事件本身说一句话，那就是说它是虚构的，　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这一点，在山本七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