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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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那就是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问题。前田说，搜捕散兵的工作在十四日就已结束了。不过，这一记忆也有错误。实际上，似乎是前田所说的第二天即十五日以后才开始在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参照本书第一二三页以后）。
　　在安全区内，没有一兵一卒的宪兵和卫兵在维持治安，日本军惨无人道地搜捕散兵，并将其强行押走，连普通的市民也被牵连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生活怎么能安定下来，自不必问了。
　　我也不认为在安全区内会发生“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但是，不能说“在恢复和平的居民区内，日本军不可能胡作非为”等等。虽说“恢复和平”，“恢复治安”，但在安全区内，南京陷落时本来就没有进行过扫荡。所谓在安全区十四日已恢复治安的说法，是莫名其妙的。如前所述，搜捕散兵也是从十五日才开始的。
　　持续不断的纵火，使整个南京城的房屋焚毁了百分之十三，主要商业区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房屋被焚毁（参照本书第一编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页上的表格），但在安全区内却几乎没有纵火。可是，就是在前田雄二所说的“恢复治安”之后，三五成群在安全区内到处游进的日本兵强奸、掠夺和伤害市民之事住胜枚举。因搜捕散兵而发生的大批人被强行带走和屠杀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关于这方面情况，　在前一章第4节已有详细例证。因此，似乎已无必要再作说明。在此，我想仅就前田在南京的这段时间，对安全区内居民的悲惨情景尽可能避免重复地作一些叙述。
　　贝茨博士既是金陵大学的负责人，又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为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而准备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根据有关在该大学校园内难民收容所（安全区内最大的）里发生的日本兵暴行事件而每天提出的报告（给日本大使馆），作了如下叙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写信报告了在前一天和前两天内发生的掠夺、破坏门窗、撕破美国国旗和美国大使馆的布告及抢夺妇女等情况，也报告了十二月十五日晚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污辱妇女——包括在大学的一幢建筑物内污辱三十名妇女——等问题。
　　十二月十七日，我写道：“从阁下的建筑物附近的建筑物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恐怖和暴行每天不断地发生。”（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我这样报告说：“不幸的是，由于士兵的强奸、暴行和盗窃，到处都使人感到恐怖。”就在前一天晚上，大学附中里有八名妇女遭到凌辱，在惊恐万状的情况下发出叫喊声的儿童被刺刀戳死，其余的儿童都负了伤。美国的国旗在一片嘲笑声中被士兵撕破。我详尽地叙述了
　　在大学的其他五幢建筑物内所发生的凌辱妇女事件。我说：“士兵不分昼夜地数次登上墙头。　许多人在这三天内不敢睡觉，　（为此）产生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恐怖心理。如果这种恐怖和绝望发展到反抗士兵们袭击妇女的话，那就会发生应由阁下等官宪负责的残酷的杀伤事件。”官宪虽答应派卫兵来守卫大学的建筑物，但没有卫兵前来。我要大使馆的官员跟我来，并对他们说：“大街小巷都有人在流着泪凄惨地说，只要有日本兵在场，不论哪个人和哪个家庭都得不到安全。”我还说：“就离阁下这幢建筑物最近的地方，仍有几处尚处于这种恐怖和苦恼之中。”（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五十五页）
　　马吉牧师（？）和贝茨博士一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也详尽地叙述了那段时间安全区内的治安情况。这已作了介绍，所以在此只列举那封信所写的主要内容。
　　十二月十五日，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附近的一所收容所里，全部难民一千三百人被强行带走，带到了屠杀的地方。
　　十六日，早晨开始就接到了关于强奸事件的报告，在熟知的人们中起码也有一百多名妇女被士兵们拉走。在自己家里遭到强奸的，无疑是此数的几倍。白天，日本军将收容在司令部和最高法院里的难民全都强行拉走。
　　十七日，掠夺、杀人、强奸事件毫无收敛之迹象，还在继续发生，即使粗略地计算一下，从昨夜至今天白天，也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奸。
　　十九日，全然是毫无秩序的一天。由士兵纵火而引起的重大火灾屡有发生。
　　二十日，野蛮行为和暴力未见停止，继续发生。整个南京城已被有组织地焚毁（前引书2，第三十二至三十三页。抄录）。
　　十二月十六日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除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外，还有两个难民收容所里的五千名（当然，确切数目不详）散兵被带走，在下关中山码头被枪杀。这起事件在外侨的资料中未见反映，但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有确凿的证据，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参照本书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
　　由于发生事件的时间不详，所以这起事件未能成为批判前田雄二的论点的直接资料。许传音博士同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仅有一名中国人），并是慈善团体“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如下严重的集体轮奸事例作证说：一伙日本兵分乘三辆卡车来到安全区内的一个难民收容所，带走了所有归女，并在走廊里进行强奸。许传音博士想去制止这种暴行，但无济于事（前引书1，第二十七页）。
　　举例太多，似嫌罗嗦，但最后介绍一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日本大使馆的关于日本军暴行事件的记录（该记录未包括在金陵大学校园内的难民收容所里发生的暴行事件）内容。根据初期阶段的记录记载，调查了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发生的事件，总数达一百三十四起（报告数是一百零五起，但在一起中大多涉及两起事件）。细目如下：杀伤十八起，掠夺五十一起，强奸（有很多情况是一起中有数人轮奸）五十一起，强行带走十四起。时间分别是：十四日九起，十五日十九起，十六日二十二起，十七日三十五起，十八日十一起，十九日十六起，二十日二十二起（前引书2，　第一○三至一一○页，第一六七至一七三页）。一百三十四起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但在整个安全区内所发生的日本兵的暴行事件，肯定不止这些。该记录还说，此外不断有人报告发生亲眼目睹却没有时间捡查，也没有时间记录的事件（前引书1，　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页）。而且，最主要是安全区相当大，仅几个外侨委员和中国职员肯定是不能了解暴行事件的全部情况的。而且，也正如贝茨博士所说的那样，　被害人怕报复，大多隐情不报（前引书1，第五十七页）。理当能够禁止日本兵进入的安全区，竟然也每天发生这样多的暴行事件。
　　前田雄二说，安全区已在十五日恢复了治安，在此以后就根本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有关日本兵在安全区内的不法行为。然而，上述引证的各种记录，可说是一种反证的资料，望能加以研究和探讨。
　　尽管这样说，但我并不就此认为以前田为首的许多随军记者是“睁眼睛”，是伪证者。主要是特定的人看问题的角度相当狭窄。我认为，在现实中所看到的的确是事实，而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我要说的是，只要这些随军记者出来作证，说出事态的全部情况，那就有危险性。
　　我所作的批判稍许详尽了一点，但那是担心前田的记述影响很大。事实上，渡部升一在《诸君》十月号上撰写了题为《万犬虚吠的教科书问题》一文，很快就提到前田的著作，他在阐述南京事件时，认为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应当作为共同研究讨论的基本资料。
　　再者，前田雄二企图不承认所谓的“南京大屠杀”。在发生事件的当时，松本重治是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他在自己所写的《上海时代》中介绍了据说是随军参与南京攻陷战的前田雄二、新井正义、深泽干藏等前同盟通讯社记者所说的、对被屠杀的人数所作的估计。松本重治说：“三人都是相当老练的记者。他们说，似乎没有发生过几十万人的大屠杀事件，并说在非战斗中被屠杀的人数最初可能是一、两万人”（中央公论社新书版，下册，第二五二页）。前田是松个重治提到的三名记者中的一个。但是，他本人在其《在战争的浪潮中》只字未提关于一、两万人的估计，在叙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屠杀情况后，只写道：“难道不正是以这些事实为核心，让谣言广为传播，以致战争受害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多，膨胀到一个巨大的数目”（《在战争的浪潮中》，第一二四页）。不过，他在上述《星期一评论》上刊登的文章中写道：“受害人数合起来无论如何也不到万位数，总数可能是三千人左右。”
　　同盟通讯社的各位记者所说“一、两万人”，是根据什么资料推算出来的呢？尤其是前田所说的“三千人左右”，难道说是由“老练的记者”推算出来的吗？仅被屠杀的俘虏和“便衣兵”人数就是此数的几倍、几十倍。如此重大的事件，仅根据自己看到的进行估计，这是相当危险的。我希望前田能在充分研究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再作负责的发言。
　　第三节　山本七平的“史料批判”
　　山本七平在《诸君》杂志上连载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一文，一直执拗地夹叙夹议地谈论“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在其最后两回《“出于时代的逻辑”而杀人》（一九七四年三月号）和《最后的“话”》（同年四月号）中首次提及所谓“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问题（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六八至三二三页）。
　　山本七平所提及的是，取道“砍杀百人比赛”的前《每日新闻》记者浅海一男的同事——铃木三郎记者所写的凄惨的经历谈：《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以及上海派遣军所发表的关于遗弃在南京城内外的尸体数。
　　前记者铃木二郎所写的“亲眼目睹的经历谈”，内容都是虚构的（载于四月号的文章），说是根本没有屠杀中国军队的官兵，其阵亡人数也不过四、五千人（载三月号文章八——山本七平这样解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种发言实在令人吃惊，也令人可怕。
　　随军参加南京攻陷战，目击了南京的悲剧的记者、评论家和作家达一百余人。其中，以亲身体会在战后发表关于南京暴行的谈话的，只有两人，即前《每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和前《朝日新闻》记者今井正刚。对今井的亲眼目睹的经历谈，铃木明提到了它，臆断为是骗人的谈话。这次则是山本七平对铃木二郎的亲眼目睹经历谈发起了挑战。山本七平的挑战是否奏效，“南京大屠杀”的“传说”是否能被揭穿？我们就先从这些问题开始探讨。
　　N、Y两人证词的可靠性。
　　铃木二郎记者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为炮火击毁的中山门，进入南京城。“第二天即十三日，一行数十人包括后来接踵而来的中川纪元画家、已故大宅壮一等人在内的《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摄影师，就以马路边一座砖瓦结构、空无人影的旅馆为前线总部开展活动”，而铃木又重返中山门。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令人可怖的悲惨的大屠杀”。当时的情景是“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的俘虏，一个个被刺落到城外”。据他说，这些俘虏“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前《每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这样说。但是，山本七平对此亲眼目睹的经历谈却作了批判，说是在时间上首先不对头。山本批判的根据是第九师团（金泽）富士井部队（第三十五联队）第一大队本部军曹N写给铃木明的信。据N说，第三十联队于十二月十一日开始进攻中山门，十二日下午六时攻至中山门以东四百米一线，但在城门和城墙上的敌人不甚强劲，“那天半夜，敌人的枪声突然稀少，第二中队因此断定敌人有撤退的迹象，便派出侦察军官前往中山门，那里已无敌人抵抗，于是就占领了该地。而且，第二中队于十三日黎明时完全占领了中山门及其附近一带”（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三页）。
　　由于南京城的城门已被攻破，中山门的守军担心退路被切断，便在十二日半夜放弃了中山门。山本把南京攻陷战说成是“无流血、无战斗的入城”，但仅就攻占中山门而言，近似“无流血、无战斗的入城”，或许是事实。
　　这点暂且不谈。　据N军曹说，攻占中山门的是富士井部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的侦察军官。不过，据《东京日日新闻》报道，前往攻占中山门的是第九师团所属富士井、伊佐、大野各部队，中山门于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由大野部队全盘占领，其中最先登上城门的则是侦察军官藤作、金谷两个少尉和其他九人（其全部人员的姓名已作了介绍）。《东京日日新闻》还报道说，十三日凌晨三时二十分，“大野部队的一部”　攻占了中山门。关于N军曹所在部队——富士井部队和伊佐部队的情况，报道说：十三日拂晓，它们在工兵队的支援下，用铁驳船渡过一百米宽的护城河，从“中山门旁边两个”炸毁处一起攻入城内……
　　一九八○年八月上映的香港影片《旭日》（原名《Rising　Sun》，日译《惨痛的战争》——译者）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在中山门的城墙上写有“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几个大字。这一场面的照片，《朝日画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号）也曾登载过。
　　从这些报道中，　可知N军曹所说最先登上中山门的富士井部队的侦察军官，则是严重的记忆错误。山本对N军曹的话深信不疑，但从N军曹上述活来看，他们其他谈话的可靠性也令人怀疑。
　　再说，《东京日日新闻》报道说是凌晨二时三十分，而《东京朝日新闻》则报道说是凌晨三时二十分，两者时间相差近一个小时。但是，认为第九师团的一部于十三日凌晨三时左右占领了中山门，则是肯定的。由此看来，铃木二郎说从中山门进入城内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正如山本所指出的那样，显然与事实不符。那应该是第二天，即十三日，铃木二郎将时间搞错了一天。
　　N军曹进一步说：　“我与大队总部一起于（十二月十三日。——洞富雄补记）上午八时左右从中山门进入城内（中略）。在铃木二郎（即铃木特派记者）的报道中似乎有这样一段话：”十三日在中山门的城墙上有排成一行的俘虏……‘可是，即使想抓俘虏也没有敌兵可抓。　“山本七平听信了N军曹这番记述，也攻击铃木二郎，说：”铃木二郎所说的十三日，是几点钟，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在十二时前，那正是各中队依次入城的时候；如果是在十二时以后，那时联队本部刚刚抵达中山门，而且大概正是部队以联队本部为核心向前作扇形散开完毕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支部队尚在中山门这里成战斗队形散开，不可能出现铃木特派记者所看到的那种情景。　而且那种情景，如果不是从城墙外面看，则是不可能看到的。这样，N军曹所说的’当时，我没有看到一个敌兵、俘虏或居民‘是真实情况，而铃木二郎特派记者的报道是虚假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五至二九六页，第二九九至三○○页）
　　然而，这似乎有点寻衅找碴。山本也在同一本书的别的地方谈到：“人的记忆中最先容易模糊的实际上是‘时间’”（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七页）。铃木二郎记者把十三日进入南京误以为十二日进入南京，因而他所说的于第二天看到在中山门的城墙上集体屠杀俘虏的情景，实际上是指十四日，这并无什么牵强附会之处。据说，在扬子江岸边和城门外屠杀俘虏，从十四日开始的几天内，相当残酷。因此，即使在十四日目击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的惨状，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当然，俘虏并不是在被俘的地方当即遭到屠杀的。
　　铃木二郎记者在入南京城的时间与目击“城墙上的屠杀”的时间问题上的质疑，于此总可以解决了。再说，即使记忆错误，把日期搞错一天，那也不能成为把铃木二郎的“亲眼目睹经历谈”当作荒诞之说的根据。
　　再者，山本七平介绍了这样的“证词”说：从引人注目的中山门外到紫金山脚下没有发现一具尸体。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对“南京大屠杀无稽之谈论”来说，便成为有力的证据。因此，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山本七平提出的证据，是与“砍杀百人”的M少尉同一部队的T这个人的信件。据山本七平说，　T在他的信中说，在举行入城式的前一天（即十二月十六日）奉命扫清南京城外的马路，向中山门外清扫了约五公里，但“没有看见一具中国兵的尸体，只是闲逛了一下”（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页）。可是，情况果真如此吗？
　　T所说的话，我不能全部相信。我因此想试举一、两个例子，与T的证词作一对照。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证词，其中有一份资料，即有关从中山门外往东路上掩埋遗弃尸体的资料《崇善堂掩埋队掩埋尸体数统计表》（检证一七○三，法证三二五）：
　　年　月　日
　　“自昭和十三年四月七日至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发现尸体的地点“从中山门外至马群”
　　男“三万三千六百零一具”
　　女“一百九十一具、儿童”三十六具“
　　合计　“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
　　（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1，第三七七至三七八页）
　　这里所说的马群，地处紫金山南麓东端，从公路上走，离中山门外不到六公里路。
　　T说“向中山门外清扫了约五公里……闲逛了一下”　，因而可以认为他还是到过马群的。如果根据上述书面证词，从中山门外到紫金山南麓，则掩埋了遗弃尸体达三万具以上。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尸体全都横在T所闲逛的马路上，或走在马路上所见之处都横陈著尸体，而再，说遗弃尸体达到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这个数字也许有问题。尽管如此，走了近六公里路，没有看到一具遗弃尸体，却也令人奇怪。我想，仅是阵亡的中国兵的尸体，应当也有相当数量没有埋葬。
　　同是在十二月十六日那天，野战邮政局的佐佐木元胜乘坐汽车从相反方向沿着T所走过的马路进入南京城。　他在《野战邮政旗》上写道：“自麒麟门前，在右首的工路试验所的广场上，有许多身着青灰色服装、像是苦力模样的人蹲在那里，那是四千名被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马路边上也有许多中国兵。他们睁大着眼睛四处张望，眼神令人可怖。马群镇原先是集积弹药的地方。在那里对二百名散兵进行了扫荡”（《野战邮政旗》复印本，上册，第二一五页）。麒麟门位于马群三至五公里之处，这里在行政区划上仍属南京市内。可以推测，佐佐木在那里所见到的四千名俘虏的命运是死亡。而且，毋庸赘述，“对二百名散兵的扫荡”则是斩尽杀绝。
　　从前面所说的中山门到马群一带的公路中段，再由此往紫金山方向走不到三公里处有一个很大的寺庙，叫灵谷寺。一九三九年一月，南京市伪市长高冠吾在这寺庙里建立了“南京无缘遭难者碑”（碑文收载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词。根据南京慈善团体及人民鲁甦的报告所反映的敌人大屠杀情况。〔验证一七○二，法证三二四〕中）。其中也记述道：“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据报告说布山、马鞍、灵谷寺等地有许多尸体，请求掩埋。余命令公共卫生局派出人夫，收集尸体的残骸遗骨。　其数逾三千，厚葬于灵谷寺东边”（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三七五页）。山本难道也把这个证词说成是捏造的证据吗？
　　此外。关于在南京城内的遗弃尸体，山本说：“N在信中写道，在市内没有看到一具遗弃尸体”　（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页）。N在信里果真写有这句话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便想对该信的整个内容的可靠性打上一个极大的问号。　这，只要看一下本书第一编第2节《城内扫荡的惨状》，便可知道。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内扫荡后的悲惨情景，惨不忍睹。由此看来，山本大概是把N的信里所写的关于从中山门入城时的情况，　即把“城门附近没有看到一具敌我双方的尸体”（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五页）这句话看错了，把“城门附近”当作“市内”了。对于如此重要的情况，希能正确地引证。
　　“今世地狱图”
　　铃木二郎记者看到了从南郭的光华门进城一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