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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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下午，他被带到太平路，看到三名日本兵放火烧了两间房子。他还讲出了这三名日本兵的姓名。
　　这个证人在本审判员眼里看来，是个略有点奇怪的证人。似乎日本人对他特别有好感，把他带到各处，让他看到日本人的种种胡作非为，却也不伤害他，并把他放走了（东京审判研究会编：《共同研究·帕尔判决书》，第六七八页）。
　　山本七平大概恍惚地记得他曾看过这份记述，所以才说了上述之类的话。但凭着令人可疑的记忆作了如此引证，想必帕尔审判员也会感到困惑。
　　顺便提一下，帕尔审判员在上述引文的后面叙述道：“这个证人在本审判员眼里，是个略有点奇怪的证人。似乎日本人对他特别有好感，把他带到各处，让他看到日本人的种种胡作非为，却也不伤害他，并把他放走了。”但是，我对他的理解不能同意。据南京市民陈福宝证人的宣誓口述，他在十四日日本军搜捕“便衣兵”时受到牵连，曾被强行带走，但后来被释放了，十六日又遭逮捕（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　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可想而知，他第二次被捕，是为了强制劳动而被押走的。这可以从当时所看到的屠杀情况中看出，被带到太平路，不妨认为是替日本军服劳役。再说，陈福宝证人于十四日和十五日目睹了强奸事件，即他在个别地方分别看到了两次屠杀和强奸事件。当然，日本兵并不是为了让他看到这种场面而特意把他带来的。
　　至于有关大批屠杀的证据和证词，如前所述，山本七平说：“审判员帕尔也说这是绝对不可信的。”但是，审判员帕尔并没有说“绝对”之类的词句。诚然，审判员帕尔说：“以上便是检察方面提出的有关南京暴行事件的详情。正如本审判员所指出的那样，要全部同意这种说法，略有困难。因为其中有某种程度的夸张，恐怕还有某种程度的歪曲。”但他随后又明确地说：“总而言之，正如本审判员所考察的那样，即使如数考虑了证据中可能有叙述不对的情况（对马吉牧师、许传音博士、陈福宝的证词所作的批评。——洞富雄），但日本兵在南京的行动是残暴的，而且正如贝茨博士所证实的那样，暴行是极端残酷的，几乎长达三周时间，合计持续了六周时间，其严重程度是毫无疑问的。好歹挨过了二月六日或七日，事态才有了明显的缓和。”这一段话，希望不要遗忘了。
　　最后，我想附加说二、两个问题。山本七平预先声明：“下面是我所听到的话，事实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他说：“据悉，南京城内的俘虏是三千六百名，先是由梁鸿志的华中维新政府，继而是由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即日本的傀儡政府组成了政府军”（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三至三○四页）。山本说南京城内的俘虏是三千六百名，但是，在南京陷落后第四天入城的野战邮政局局长的从军记中写有这择一段事实：“我听说南京城内外的俘虏大约有四万二千名。（佐佐木元胜：《野战邮政旗》，重版本，上册，第二一六页）。对此，山本难道不知道吗？从大约四万二千名中除去三千六百名，余下三万八千四百名左右的俘虏的命运，　山本是如何考虑的？　顺便说一句，上海派遣军公布过俘虏的数目，说是”俘虏达数千“（十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发表）和”俘虏一万零五百“（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时发表）。
　　此外，据山本七平说，本多胜一写过“用十挺机枪屠杀了十万人”之类的“不可能有的事情”（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六九页）。诚然，在《中国之旅》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更有甚者，在南京城北七公里的燕子矶，将多达十万的居民赶到江边沙滩上，用机枪扫射，全被杀害”（单行本《中国之旅》，第二五九页）。可是，并没有说用“十挺机枪”屠杀了十万人。看来，他把我与本多胜一搞错了。我在昭和四十七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一书中，介绍了昭和四十年访问南京的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的成员在当地从汪良那里听到的关于南京近郊燕子矶的惨状。那是这样一段话，即：“燕子矶是扬子江岸边有名的名胜之地。这里集中了大约十万名难民。追击而来的日本军从三面用十挺机枪包围了他们，几乎将他们全部扫射致死。”山本所说的定是这段话。不过，我在介绍了这段话之后，明白无误地有这样一段附记：“这起严重的暴行事件为什么没有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来，令人费解。然而，不能认为这是编造出来的，或系误传。十万人或三万人（说是在其附近观音门被屠杀的士兵和难民数）这个数字恐怕有问题。我认为要确认这起事件需要有旁证”（《南京事件》，第九十七页至九十八页。参照本书第七十三至七十四页）。我的记述给本多胜一添了麻烦，非常抱歉，为此我将上述情况交代清楚。
　　撰稿人与南京大屠杀
　　山本七平说，要辩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臆造出来的，南京事件是“无稽之谈”，需要有很大勇气。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毋宁说恰恰相反。关于这一点，不妨比较一下铃木明所著《“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公开出版时与本多胜一所著《中国之旅》公开出版时的情况。
　　本多胜一是《朝日新闻》的记者，他的《中国之旅》曾在该报连载。因此，这篇采访报道的单行本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局出版发行。可是，如果把出自别的笔者之手而题材相同的采访报道送到该社，又将会如何呢？假定该采访报道写得相当出色，不亚于本多胜一的，出版局果真能决心出版发行吗？那恐怕会被搁在一边。不只是朝日新闻社，我想，不妨说只要是“第一流”出版社，都不会对这类原稿看上一眼的。
　　大出版社是如此，对于现有靠写作生活的撰稿人来说，坚持加害者的观点来谈论日本军暴行事件这样的主题，则是最为忌讳的。对此，试举南京暴行一例，不就显而易见了？在占领南京后不久，除随军记者之外，作家、评论家等特派记者共有一百数十名撰稿人进入南京城。就以东京日日新闻社为例，大宅壮一、林芙美子和其他记者一起组成的四十名记者阵容进入了南京城。这些人或多或少地理应对发生在南京的今世活地狱有所耳闻目睹。这些撰稿人既有写作能力，又有发表的场所。可是，在什么都可以说的战后，他们中间究竟有几个人将他们所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过的感受用笔写出来呢？就我所知，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前朝日新闻社记者今井正刚，另一个是前每日新闻社记者铃木二郎。就连那个喋喋不休的大宅壮一，最终也没有讲出其亲眼目睹的关于南京暴行的真相，而与世长辞了。不过，一九六六年成立了十分失礼的“大宅考察组”，访问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那时，大宅壮一在当地召开的座谈会上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认为，在入城前后，或到入城为止，曾有过大规模的屠杀，这是事实。杀害了三十万人啦，烧毁了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啦，虽然这些数字有点不可信。但是，我作为一个目击者，也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大宅考察组访问中共的报告》，载《每日周刊》临时增刊）。稍后进入南京城的杂志社派遣的某著名作家，据说于战败后不久，曾在某报纸上登载了一大版有关报道。但是，现在那位作家似乎也“无‘执笔的’记忆”了。写南京事件依然是撰稿人所忌讳的主题。
　　对此，铃木明怎么样呢？他所写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却由第一流出版社出版发行，更有甚者，竟获得了由那个出版社提供奖金的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
　　山本七平感慨地说，在《朝日新闻》报道“杀人比赛”时的那种集体的歇斯底里的情况下，铃木明却独自一人毅然决然地评论说“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是臆造出来的，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一个异乎寻常的亲身经历者的偏见》，第八十六页）。“勇士”不仅仅是铃木明一个人，“伊赛亚·本·达桑”这个来历不明的人业已自报家门了。不久，山本七平自己也成了一位“勇士”。
　　当然，铃木明或山本七平也许从各地收到了几封恐吓信。不过，左翼的恐吓等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与本多胜一在连载《中国之旅》时所受到的威胁相比，这几封恐吓信更是小巫见大巫了。敢于面对撰稿人所忌讳的主题，以日本人来揭露日本人，要知道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不妨看一下前记者铃木二郎在撰写《我目睹了那次“南京的悲剧”》时的感想吧。
　　后记
　　应日中友好协会的要求，我曾给该会机关报《日本与中国》周刊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那一期写了文章寄去，题为《人人展〈南京大屠杀图〉观后》。这幅《南京大屠杀图》是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子夫妇于去年三月绘制完成的，这幅画高四米，宽八米，是件巨幅作品。他们曾完成了组画《原子弹灾害图》十四幅。这幅《南京大屠杀图》从埼玉县东松山市的丸木美术馆运来上野之森，首次在东京市民面前展出。
　　拙稿一经刊登，立即有一位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青年朋友寄来明信片。在明信片中，他向我指出了一、两处在我的文章中需要订正的地方，并说该报刊登此文，非同寻常，因为过去报纸有一种倾向，很少报道这类问题，因而感到新鲜。经他这样一说，我才注意到，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虽出版过几本著作和论文集，但除《日中》杂志外，在日中友好方面以及研究中国的团体的机关报、杂志上一次也未曾介绍过此类书籍和发表过书评。
　　我不会由于自己的著作为朋友们所忽视乃至敬而远之而斤斤计较，但我总觉得这与中国方面的态度有关。丸水位里曾对前去丸木美术馆访问的曾根正哉就《南京大屠杀图》一画这样说：“这是日本人画的东西……曾经制造悲剧、到处破坏的我们……我们日本方面的我们……中国人决不会欢迎，也不会高兴。我想，这一点你也是知道的。”（载《日本与中国》，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号）
　　迄今为止，以“中日友好”为重的中国人，在接待日本人访华时，绝口不提蒙受日本侵略军的屈辱和痛苦的回忆，也未在感情上流露出来。
　　对于中国人的宽宏大量、深切体谅，我们非常感激。然而，不论中国人是否保持缄默，作为日本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对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无动于衷。正因为如此，丸木夫妇才致力于需要非凡勇气的艰巨工作，用绘画形式，向日本群众诉说在中国首都南京呈现的、由日本军犯下的大屠杀事件的可怕情景，并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逆流勇进，高举了反战的旗帜。
　　我之所以在十五年前就着手有关南京暴行的著述，也出于与丸木大妇同样的思想。还有一种不甘落后的心理，认为要像丸木夫妇作为画家而描绘出《南京大屠杀图》那样，身为历史学家而写下有关南京暴行的史书，则是我的责任。
　　现在，要由我们自己来揭露日本人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这项工作似有些别扭。然而，在今日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公开复活。这里，澄清一下军阀对国民的错误领导所引起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以资对战争的罪恶性作出反省，同时希望再次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这是笔者的一点心愿，它使我有勇气来改编自己的旧著。
　　中国人从“中日友好”的原则出发，对日本人绝口不提难以忘怀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所遗留下来的惨重灾难。中国有史以来的、那些不堪忍受的悲惨回忆不是没有从中国人的头脑中消失吗？中国政府也一直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并通过电视、戏剧、电影或展览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过去的罪恶，从不放松对人民的教育。
　　毋庸赘述，中国人对访华的日本人所采取的那种体谅态度是中国政府的“中日友好”这一对日政策的体现。不过，我感到从去年起，或者从前几年开始，似乎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对日政策有所修正。例如，香港进步电影工作者摄制的影片《未代皇帝溥仪》，一九八二年初在香港上映，获得了圆满成功。映片中所看到的有关日本军暴行的原版片镜头，就是北京政府提供的日本军拍摄的照片。从这一事实可见中国方面的变化。
　　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急剧发展已经不能保持沉默了。为了“中日友好”而沉默也是有限度的。今年七月，以审定教科书问题为契机，中国发动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在宣传活动中，对“南京大屠杀”的声讨尤为激烈。
　　历时两个月，使日中两国外交关系发生动摇的教科书问题，日本方面保证：因审定教科书问题而引起的歪曲侵华史实，“由政府负责纠正”。于是，这一问题大体上得到了解决。然而，中国当然不会就此收兵，他们对日本政府如何履行其提出的保证，正拭目以待。
　　教科书问题，犹如一把铁锤落在日本人头上。因为日本人似乎对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忘乎所以，对中国人犯了罪的思想、曾加害于中国人的思想极其淡薄起来。但是，我不认为思想转变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不仅如此，在一部分民间电视台中有两、三个节目主持入至今仍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每当考虑到电视的巨大影响时，不由产生一种令人吃惊之感。
　　在这种时候贸然出版给人以迎合时尚印象的书籍，我也不是没有羞愧之心，我经反覆考虑之后，认为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于是我在人们的建议下，决定出版新著。
　　迄今为止，我就南京暴行问题写过两部著作和一部（两册）资料集。两部著作是《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来社出版）和《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论》（一九七五年八月，现代史出版会出版）；资料集是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书房新社出版）。其中《南京事件》是对旧著《近代战史之谜》（一九六七年，人物往来社出版）的有关部分加以增订而成的。
　　在《南京事件》一书中，除收录《南京暴行》（第八十三至二四六页）一篇外，还收录了《芦沟桥事件的爆发》、《第二次上海事变的爆发》两篇文章。《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论》一书，由《“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道吗》（第十二至一三八页）和《“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吗》（列第一三九至二三四页）两部分组成。　在资料集《南京事件》1（第四一一页）中收录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方面的有关资料；在资料《南京事件》2中，收译了四篇英文资料（第三四六页）。
　　我在编著本书时，从前面所述的《南京事件》一书中采用了《南京暴行》的资料，从前面所述的《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一书中采用了《“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吗》的资料，并重新加以整理，从根本上作了增订。
　　也许是因为发生了审定教科书问题吧，人们对所谓的“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关心有所增强，我分别从原出版单位接到重版旧著的要求，但我作为笔者，未同意不作修改就重版十年或七年之前的著作。幸好出版《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的现代史出版会同意了我重新编著的方针。在短时间内，我倾注全力撰写此书，今天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关于南京暴行，我很早就希望能够留下一部舛误较少的基本文献，虽说这是一种奢望。现代史出版会的桥本进给了我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对此我深表谢意。
　　编著本书，是在已出版了几部关于南京事件的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希望能留下一部实证性的、舛误尽可能少的著作，这也是事实。可是，如果有人问我真能实现这一愿望吗？那我只能回答说，很遗憾，自己虽然渴尽了绵薄之力，却还没有这样的自信心。所以，我预先声明：本书题为定本《南京大屠杀》，决非出笔者之意。再要说明的是，现在一般通称的“南京大屠杀”，我通常称之为“南京大屠杀事件”。
　　洞富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译后记
　　本书根据一九八二年日本现代史出版会出版的定本《南京大屠杀》译出。第一编由毛良鸿译，第二编和后记由朱阿根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杰同志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高兴祖同志的热惰帮助；高兴祖同志多年来从事南京大屠杀问题的研究工作，特为译本作序，在此一并致谢。
　　书中引用的有关国际性文件和国内外人士提供的资料，有些已有中译文，有些原著系中文或英文，译者尽可能作了必要的查考和核对，但由于手头资料不多，其中大部分直接根据日文译出。未及—一查找原著出处。关于暴露当年日军大屠杀的有关照片，均选自南京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一书的日译本（加加美光行等译，村濑守保提供照片资料，青木书店一九八五年版）。
　　译者　一九八六年七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