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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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军从三方面追赶而来，用十挺机枪将他们包围，几乎把他们全部枪杀了。据仅有的、幸免于难的人说，当时扬子江的江水变得血红，留在江岸的尸体，一直放到翌年春天，臭气熏天，散发到几公里之外。附近一带都可闻到这种气味。
　　从南京城往北二十公里，有个地方叫观音门。国民党的士兵和难民约三万人在日本军的驱赶下，逃到了中央大学后面的树林中。这是死亡的集中营。由于日本军对他们断绝粮食，所有的人几乎都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死去。后来，日本军一把火点燃了树林，焚毁了尸体（前引《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九页）。
　　这是根据谈话记录下来的，由于不熟悉地理惰况，他把燕子矶和观音门完全写成两个地方，其实两处相隔只有半公里左右，自然也可以视为一个地点。还有，观音门是建于明代洪武中的十六个外围门之一，它与南京城的距离，从和平门算起有七公里左右，从太平门算起也不到十公里，说从观音门到南京城有二十公里，那是错误的。
　　由于事件是发生在离南京城墙西里内外的地方，应该把它看作南京屠杀事件的一部分较为妥当。而且据说在江岸的燕子矶被枪杀了十万人，在其附近观音门外的观音山上饿死了三万人，因而如果这些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话，自然可以说是一起被害人数最多的事件。在被害者中，饿死的另当别论，可以推断，被枪杀的人多半是俘虏。因为要杀害如此众多的民众，那是无法想象的。
　　这一大屠杀事件，为什么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这使人觉得十分奇怪。但不能认为这是编造出来的谎言或误传。不过，说什么十万人或三万人，在数字上可能有些问题。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要确认这一事件，需要旁证。
　　那末，要是发生过这种大屠杀事件，应是哪个部队干的呢？如果是在南京陷落前后，当然就是前面提到的山田支队干的了。可是，如在叙述乌龙山事件时所谈到的那样，山田支队自然没有时间去干这种事。不，也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小部队不是也可以这样干的吗？但如汪良所说的那样，用十挺机枪有效地扫射数万人的庞大集团，那是不可能的。要是这样的话，这一事件会发生在南京陷落以后。那时，必须提到引人注目的第十六师团。可是，现在对此还没有任何证据材料。
　　总之，我认为在燕子矶和观音门也曾发生过大量屠杀事件，这是无法否定的。然而再说一遍，说是被害的人有十余万，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燕子矶所发生的大屠杀事件，铃木明批判说不可能有这种事实。对铃木的这种说法，我试在本书第二编第2节（第三三五页以下）进行反批判。
　　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可以知道，在离南京城以外的地区，还发生了两起大屠杀事件。一起发生在燕子矶和乌龙山之间的巴斗山附近，另～起发生在靠近南京城的幕府山背后的沙州。据《首都志》记载，巴斗山位于燕子矶之东，但其间的距离不清楚。现在台湾的郭岐将军当时曾目击该地发生惨剧后的情况。郭岐是南京守军的军官，他在十二月十三日首都陷落后，曾在南京隐蔽下来，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乘渔船逃离南京，前往上海。在航行途中，离南京城二、三十里（华里）左右，船驶过巴斗山后面，他立即上岸，这时目睹惨状，郭说：“遍地都是尸体……臭气四溢，令人作呕。这些死尸都是军人。”这一记述。见于《危城脱险记》，收在一九七九年在台北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台北市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在该书的主要部分《陷都血泪录》（旧著翻印）中还这样记述，这些死尸“多达二万余具”，尤其是“从下关到镇江的扬子江沿岸这一带偏僻地方，全是这些死尸”（第五十一、二○六页）。
　　关于发生在幕府山背后扬子江岸边的惨剧情况，南京守军军官钮先铭也有叙述。在他写的《还俗记》（一九七三年，台北市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中，就当时在上元门永清寺（后改名为鸡鸣寺）当和尚进行避难的情况，作了详细叙述。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了解到新的事实，那就是在大湾下的沙州（幕府山背后）——从永清寺起至扬子江支流过去一、两公里——曾有二万俘虏被屠杀。
　　第四节　对无辜南京市民的残暴行为
　　资　料
　　日本军对残兵败卒的逮捕是冷酷无情的，进行得相当彻底。有时，全体占领军像是发疯一样。于是，对无辜的普通老百姓进行屠杀、强奸、掠夺、放火等残暴行为扩大到了全市，胜利者的宴会一而再地举行，令人可怕。
　　有一本书，汇集了有关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所犯下的残暴行为，特别是一般市民严重遭殃的记录，向世界舆论提出了控诉。那就是《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一译廷珀利——译者）编著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China；　adocumentary　record，　London，　1938，　228p。），该书除出伦敦版外，也出了纽约版，书名为《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New　York，　1938，280　p。），还出了加尔各答版。在中国出版的，书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杨明译，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三一八页），那是在原著公开出版前，根据原稿副本翻译的。根据这一中译本进行转译的有两种日文版本，一为《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译者不详，二五五页），一为《所谓战争？日军暴行录》（译者不详，二一五页）。当时在汉口的鹿地亘、青山和夫为该书作了序，因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该书是在汉口或重庆出版的。
　　在战争期间出版的转译本，龙溪书会的翻印版是现在普遍知道的文献，而在中国出版的转译本则十分珍贵。这是最近承蒙今井清一的好意才了解的，认为在日本恐怕只有一本，收藏在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山极晃手里。鹿地、青山为此书作了序，我曾看过鹿地写的《在华十年》、《像火一样》和青山写的《谋略熟练工》，但都没有谈到这个译本的事。无论怎么说，他们所作的序总是揭示“皇军”真面目的重要资料。可以认为，这个译本的出版，是专供收容在常德、西安的日本俘虏收容所里的日本士兵和朝鲜义勇队士兵们阅读的。但是在鹿地写的《和平村记》等等的文章中，则看不到这种情况。
　　田伯烈编写的书，不仅仅限于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披露，而且还把日华战争初期阶段日本军在华北、华东各城市所犯暴行和日本空军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灾害情况，集中汇编在一起，那都是一些侨居在各地的外侨各自记下来的目击记。
　　有关事件的基本资料，　有燕京大学徐淑希教授编著的　《南京安全区档案》（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　Limited，　1939，　171p。　）。南京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　（The　l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到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并为保证难民的安全问题发出了公开信，此书收录了关于上述情况的记录。这些记录，多半也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
　　在占领南京之初，　《纽约时报》　的德丁、　《芝加哥每日新闻》　的斯蒂尔（Archibald　T。　Steele）、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　Yates　McDaniel）以及路透社的史密斯　（L。　C。　Smith）　四位新闻记者，　还有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Arthur　Mencken），他们都留在南京。在发生南京事件时，这些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和其他有关新闻工作人员，纷纷向国外发布消息，上面提到的田伯烈和徐淑希教授编著的书也很快问世。但是欧美人士大都知道这一事件，一般认为是通过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Edgar。　P。　Snow）　的《为亚洲而战》　（The　Battlefor　Asia，　1941。　）一书了解的。在发生事件时，斯诺并非在南京，所以，他所记述的，似乎也有多少谬误之处，但出于熟练的记者之笔，无怪乎具有扣人心弦的强大感染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身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The　　　　Nanking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在南京陷落后第二年，对南京市区及其附近农村地区在战争中的受害情税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公开发表，题为。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1938，　Shanghai。　1938。　70　p。）。这是一份出色的调查，但其推算方法有些问题。特别难以同意的是对于死亡的人数作了过少的推算。由于存在这个弱点，即使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辩护方面也没有把它作为证据提出来，这一点务必考虑进去。
　　不管怎么说，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收罗了有关南京事件的资料。这些记录十分庞大、复杂，但要简单了解其全貌，可以看一下检察方面最后提出判刑要求中关于松井石根的部分（《远速》　，三八○号，见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　1，第三一九至三四三页）。在该书里，每份资料都标明了编号和英文速记记录的连续页码，因此，可以据此作为原始资料。另外，前面提到的检察方面的证据一九○六，内容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的。南京现状及这份报告为主，而这份报告的笔录者是驻南京的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James　Espy）。这份材料也综合而详尽地记述了南京在日本军占领后一个半月时间内的现状，可以说是重要的文献（《远速》，五十八、五十九号，见前引书1，第一四九至一六三页）。
　　大约在日华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四、五月间，在武汉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出版了《敌寇暴行实录》（关于编印这一文献的情况，郭沫若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即《洪波曲》——译者）中有详细说明）。我虽没有见过这本书，但仍然认为，其所收资料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
　　上述各种资料，除斯诺写的那本著作和《敌寇暴行录》外，包括记者德丁的两次报道，都收集住笔者编辑的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中。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作了重新翻译的尝试。
　　中国人和日本人就南京事件所写的书，这里不作介绍，但只想推举一个文献。那就是《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采访报告《中国之旅》，此书取材于日本军在中国各地所犯下的屠杀事件的后果——一九七一年在中国的特别关怀下调查所得。不言而喻，书中关于“南京事件”占了很大篇幅。对此出色的报告文学，务希大家一看。
　　在日本，企图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当作“无稽之谈”的，有已出版的铃木明、山本七平、前田雄二等人的著作，它们引起了反响。我在本书第二编，将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批判，希参阅。
　　概　况
　　如前所述，斯诺的记述是第二手资料，因而可能有错误，但要概括了解日本军对南京市民所采取的残暴行为，那是比较合适的材料。先抄录了部分如下：
　　现在世界上到处可以听到关于南京屠杀的血腥事件。根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告诉我的计算数字，日本军在南京至少屠杀了四万二千人。
　　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又说，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估计有三十万人被日本军杀害，这个数字差不多与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相等。
　　卑鄙的是，只要是女的，从十岁到七十岁的人都遭到日本军的强奸。
　　难民常常死于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的刺刀之下（中略）。
　　一万二千户商店和房屋在储藏的东西和家具被掠夺一空后，即被付之一炬。市民丧失了所有动产。无论是日本军的士兵还是士官，都用汽车和人力车抢走了一切可以搬得动的东西，并企图把东西运到上海（中略）。
　　国际“难民区”是住满了多达二十五万名（实为十三、四万名。——洞富雄注）萎靡不振的流浪者。实际上，这对非战斗人又来说成了危险地带，而对善意地建立这些“难民区”的人来说，成了多管闲事，自找烦恼。
　　他们单纯地认为，日本军也将考虑外国的舆论而尊重这个天堂。可是日本军司令官决不会承认这个神圣的私自设置的地区（中略）。
　　日本军每天到这个地段来，抓走妇女，以便安慰好色的英雄们（中略）。
　　数千名男子从这个区里被带走，表面上说是要他们去劳动。他们被迫排成一行，一齐遭到机枪的扫射。有时日本军把好几批人当作练习拼刺刀的靶子。当他们厌倦后，就把活生生的人缚起来，浇上汽油，把他们活活烧死。还有人把他们关在空着的战壕里，命令他们装做中国兵的样子。日本士官下令突击，要他们的士兵去占领这个“敌方阵地”，刺杀了手无寸铁的防御军队（中略）。
　　因军事行动而造成的损失，与长时间在南京“欢庆胜利”的结果而造成的损失相比，实在是饶有兴味的。据国际救济委员会估计，在价值二亿四千六百万元（中国币）的建筑物及其内部的所有财产，因军事行动而造成的损失不到百分之一，其余主要是由于掠夺和放火而损失的。另外，美国价值一亿零四千三百美元以上的动产（自然，被没收的政府财产除外）
　　被抢走（《现代史大系》，第四十五至四十七页）。
　　如上所见，斯诺说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了四万二千名市民，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又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民。不过，仅就屠杀妇女和儿童的情况来说，这个数字似乎有夸大。在南京被屠杀的一般市民到底有多少，这将在别的章节里另作详细叙述，希参照有关章节。关于上面提到的屠杀三十万人这个推算出来的数字是否上确，也在这些有关章节里加以论述。
　　日本军在中国首都南京入城后，市区内出现了什么样令人可怕的战斗场面呢？在下面引述的、一个留下来的外侨在占领后第三天即十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信中，有几段内容反映了这些情景。该信收在田伯烈编写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写信人在南京外侨中是最受尊敬的，很有声望，他以持公正态度而闻名。据推测，这位外侨就是贝茨博士，他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该校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也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信中说：
　　在南京，日本军已经声誉扫地，甚至得不到中国市民的尊敬和外侨的好评（中略）。
　　入城两天来，由于日本军连续不断地杀人，大规模而有计划地掠夺，肆意妨害居民家庭生活（包括侮辱妇女）等等，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了。外侨巡视市区后报告说，这时在马路上堆满了许多市民的尸体。昨天，在南京市中心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具尸体。死去的市民中，大部分人是在十三日下午和晚上死的，就是说是在日本军入侵时或被机枪枪杀，或被刺刀戳死的。如果谁因恐惧与兴奋而奔跑，谁在黄昏后被巡警抓去，几乎都被就地枪决。其残酷的程度是难以置信的。南京安全区也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如此，外侨和有地位的中国人曾清楚地目睹了这许多暴行。有些人被刺刀砍得惨不忍睹。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都被捆绑在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掠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获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众难民区内的一幢房子里拉出了四百个人，每五十人排成一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本士兵插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在繁华的大街上，中国兵曾从食品商店和无人看管的橱窗里掠夺了零星什物，而现在日本军却取而代之，他们在单官的指示下，挨家挨店地掠夺，进行了有组织的破坏。日本兵拿不动大件的东西，就需要强拉苦力为他们扛重物。日本军首先要食物，后来也要其他日用品和贵重的东西。市区内的无数私人住宅，不论大小，不论中国人的或外侨的，经日本人的多次抢劫，都被掠夺一空。
　　关于强奸和侮辱妇女的事情，我们已听到了很多反映，但我们尚无时间去进行仔细调查。不过，下面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事态的严重性。我们有一位外国朋友，昨天看到附近一家人家有四个姑娘被日本兵抢去。还有几位外侨看到，在一个新到任的军官寓所里有八个年轻姑娘，而该寓所实际上是市内一般居民放弃的无人居住的房屋。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的程度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日本的军官们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战争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同中国政府作战，拯救中国人民”，简直令人作呕。
　　诚然，出现在南京的这种使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并不足以反映日本帝国的最佳成就，与此相反，日本也一定会有富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军人和一般人民。他们将会为本国利益着想，立即起来纠正这几天出现的危及日本在中国地位的不法行为。有少数士兵和军官作为职业军人是与日本帝国相称的，有绅士风度。但日本军的整个行动则是残酷无情的（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十四至二十五页）。
　　十七日那天，松井司令官到达南京后，举行了日本军的入城式。第二天，在进行祭奠时，松井对军纪之败坏表示愤慨，并声泪俱下地训斥了官兵。可是，在南京发生的令人悲痛的状况却毫无改善。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写的一封长信（致其在上海的妻子，　参照《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八页）同样收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马吉牧师对当时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掠夺、屠杀和奸淫的情况不断发生，有增无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大致算来也有一千个妇女被奸污。一个可怜的女人竟被强奸了三十七次。另一个妇女，她那五个月的婴孩被日本兵活活闷死。那是因为这个兽兵在强奸时，为了不许婴孩发出哭声来。如果妇女进行反抗，就会遭到刺刀杀害。一会儿时间，医院里挤满了日本军的残暴和野蛮行为的牺牲者。鲍勃·威尔逊（Bob　Wilson，金陵大学附属鼓楼医院医生。——洞富雄注）是我们这里唯一的外科医生，他忙得不可开交，只得干到深夜（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早餐时，住在安全区内与我们仅一墙之隔而一起用膳的里格斯（在金陵大学任职。——洞富雄注）报告说，住在他家里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青年会某秘书的表妹）被强奸。当时，他正在这里吃午饭。据威尔逊说，有个五岁的男孩被送到医院里来，他被刺刀戳了五刀，一刀戳穿了腹部。有个男子，身上被刺刀戳伤了十八处；有个妇女，脸部有十七处被截伤，腿部也给戳了好几刀。下午，有四、五百个妇女惊恐万状地拥到我们这里来，在露天过了一夜。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今天一整天日本军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士兵们放火，有几起发生了严重的火灾，看样子以后仍会发生。许多地方美国旗均被扯了下来（中略）。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野蛮行为和暴力行为接连不断地发生。整个城市被日本军有组织地放火焚毁了。下午五时，史迈思（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洞富雄注）和我乘车外出。在市区内最繁华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看到火焰冲天。我们的车子在燃烧后的场地上驶过，飞散的火星像雨一样从头上落下来。向南行，我们可以看见士兵们进入店内放火；再向南行，我们看见士兵们正在把掠夺来的东西装上军用卡车。接着我们来到青年会，那里也已经起火，显然已经烧了一、两个小时。火势尚未波及周围的房屋。我不忍心见此情景，就匆匆走过。那天晚上，我从窗口望出去，数了一下，发现有十四处火舌向上飞腾，波及范围甚广（前引书2，第三十四至三十六页）。
　　马吉牧师（？）还在同一封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情况这样说：
　　昨天和前天晚上，七个士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强奸了妇女。我们的邻居有个十二岁的女孩和十三岁的小姑娘，被三个士兵强奸了。我们正想去救，但为时已晚。被日本兵用刺刀戳伤的人仍然很多。据威尔逊报告，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在送医院（属南京红十字委员会管理的鼓楼医院。
　　——洞富雄注）求治的二百四十名患者中，有四分之三是由于日本军的暴行所致。
　　这里再介绍一个情况。那还是一位外侨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