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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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都拿了去。”　“聂伯伯，你读《资本论》17遍之后，有什么感想？”　“最大感想就是怀疑理想。共产党建党至今，不知道给我们树立了多少理想。理想有高，有低。高到共产主义，低到公共食堂。无论高或低，几乎都很少实现。即使实现了，也很快失败。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不高不低理想——社会主义，也不成功。为什么总是实现不了？我们都是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上找原因。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错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的共产主义和德国大胡子讲的共产主义完全不同。而且，事实证明——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通向自由和幸福。”　我说：“父亲讲，读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苏联的俄译本不行，中共的译本就更不准确了。　（19）60、61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父亲听了怒不可遏，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叫混蛋逻辑。’话的尖锐以及声音之大，把我和妈妈都吓呆了。他很反感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父亲认为，想用一种理论囊括所有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的。他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质是书生，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质的，中国文人说法叫书生之见。只是后来的列宁、斯大林和再后来的毛泽东，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当作　了工具使用。谁读了德文本的马恩全集，谁就能把这些荒谬矫正过来。”　“你父亲说的是内行话。”　就这样东扯西拉，不觉已近中午。唐良友看了看表，我忽然想起母亲临行前的叮嘱，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唐告辞了。”　他从床上起来，握着我的手说：“问候你母亲，下次和她一道来。”　出了聂家，发现唐良友一声不吭，脸上阴云密布。我恍然大悟：刚才两个小时的谈话，聂绀弩居然没和他说上一句话，哪怕是扯上一句闲话。　半年后在成都，5月的一天，唐良友突发急性胰腺炎，大叫一声断了气，死在我的怀里。死的那一刻，从眼角流出一颗硕大晶莹的眼泪，滴落到我的手臂。在他的追悼仪式和我的平反大会举行后，我从四川返回了北京。回京的第二天，周颖清早就来看我。踏进门，就哭着对我说：“小愚，你的命咋这样苦？”我似乎已经麻木，怔怔地望着她，出神。周颖又道：“聂伯伯要我对你说：‘小唐前后只和你生活了几个月，却于牢门之外守候十载。他是个好男人，是你的好丈夫。’”绿水千里，青山万重。聂绀弩的称赞，不知黄泉路上的匆匆行者可否听到？——我觉得生活也是一部法律，甚至是酷法。普通人除了服从以外，又能怎么样？　1979年的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在正式发文以前，社会上就传言“57年的反右要一风吹”。又风闻“要给右派补发工资。”一日上午，我和母亲正在看报，忽听履声跫跫的来了一阵，来者是戴浩。他兴冲冲说：“李大姐，你知道吗？共产党要解决右派问题了，章伯老该是头名。”母亲一摆手，说：“都是社会上吹出来的风，中央统战部可没透一点消息。”我插了话：“戴叔，你别忘了，发落右派的各种原则和招式，可都是邓大人一手制定和操办的。”接着，戴浩给我们母女讲了一些关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狠抓落实政策的事情，我却坚持认为他对现实的判断过于乐观。而母亲并不关心自己的右派问题，只是想着父亲冤屈。过了些日子，戴浩又跑来，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电梯坏了，我是爬楼梯上来的。李大姐，小愚，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纸。纸又薄又皱，用原珠笔复写的。原来这是一份中发关于右派分子平反的文件。　“老戴，你从哪里搞来的？”母亲问。　“李大姐，文件的来路就别管了，总之很可靠。从文件精神来看，右派真的要一风吹了。”　母亲说：“这还仅仅是文件，不知落实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戴浩把复写的文件小心翼翼地重新装入口袋，对母亲说：“我要去告诉老聂。”　“你在这儿吃了午饭，再去不迟。”　“不，我马上就去。”　母亲说：“那我们就等你来吃晚饭。”他答应了。　几小时后，戴浩回到我家，那最初的兴奋之色，一扫而空。　母亲问：“你怎么啦？”　戴浩一头倒在沙发上，苦笑道：“我去报喜，反倒挨骂。”　“是老聂骂你了吧？”母亲给他递上茶与烟。　浓茶下肚，嘴吐出一个个烟圈儿，戴浩恢复了精神。他告诉我们：“周颖先看的文件，一边读，一边说：　“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老聂也看看，老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我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李大姐，你瞧他的话，有多刻毒。”母亲认为，聂绀弩的话不是针对戴浩的。我想，聂绀弩的满不在乎，是另一种凄然。　这一年的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十分紧张。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要求参加。老的，要借此恢复名誉，新的，要正式登台亮相。总之，能成为一名代表简直就是粉碎“四人帮”后，重新进入文坛艺苑的身份确认及社会认可。许多人为此四处奔走，八方联络，各显神通。那时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林默涵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　对此，聂绀弩表现得十分冷淡。周颖对母亲说：“老聂说了，这种会参不参加两可。倒是别人比他自己还要关心这件事。”文代会开幕前夕，母亲接到周颖电话，说：“我们老聂正式接到开会的通知了。”不久，又来电话。母亲把话筒递给我，说：“周颖找你，说有点事要办。”我能办什么事？那边周颖传来的声音：　“小愚呀，再过几天就开文代会了，我家现在的来客人就不少了。你的聂伯伯也要去参加。我把从前的衣服翻出来，看了看，衬衫裤子他都能穿。只有那件华达呢风衣，大概时间搁久了，被虫子咬了几个洞。你不是在监狱里学过织补吗？你自己织补的呢子大衣多好呀。所以，我想现在就把风衣送过来，你用一、两天的时间给织补好，再烫平整，好吗？算你替我给聂伯伯做件事。”我说：“周姨，非要我织补当然也可以。但我总觉得，这次聂伯伯参加文代会，你该给他买件新的才对。”“那好吧，我去买新的。”电话被挂断，从语调上看，周颖显然不满意我的态度。可母亲称赞我：“拒绝得好。就是不开会，她也该给老聂买件新大衣。”母亲为周颖的抠门，还真的生了点儿气。　文代会结束以后，周颖来我家聊天。她说：“聂伯伯要我谢谢小愚。”“谢什么？我又没能给他织补大衣。”　周颖转脸儿对母亲说：“老聂夸小愚知道疼人，还说比我强呢。”我被这样的一句简单夸奖，竟乐得合不上嘴。母亲问；“老聂认为文代会开得怎么样？”“咳，他压根儿就没去会场，所有的工夫都拿来会友，聊天。他的房间从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连门都关不上。来的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反正都是别人来看他。他自己不出门，一个都不去拜访。这次大会最出风头的是萧军，人也活跃，会上发言说自己是‘出土文物’。有人劝老聂讲几句。他不干，私底下说：‘别看都是文人，可文坛自来就是一个小朝廷，不歇风雨。’又说，‘如果这个文代会能计算出自建国以来，我们的领袖为歌颂领袖，我们的党为歌颂党，花了多少钱？再计算一下从批判《武训传》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言论丢了多少条命？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现实，聂绀弩看清了现实。看看那张沧桑的脸，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也记下了。我能想象出聂绀弩说这话的神情——笑眯眯的，带着一点调侃。这讥讽的神情和轻描淡写式的语气，使我透过文学帷幕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一个服从社会背后掩盖着的不服从。正是这样一个“不服从”的灵魂，让聂绀弩在一个要求“向前看”的场合发出“向后看”的呼吁，在和谐的乐章里弹奏出非和谐音符来。　1980年，聂绀弩病了，病得不轻，住进了医院。母亲约了朱静芳、陈凤兮一起去探视。周颖告诉母亲：老聂住在邮电医院。母亲去了，还买了许多补品。聂绀弩见到这几个大姐，非常高兴。趁着周颖到外面买晚报的工夫，他用一种自嘲的口吻对母亲说：“李大姐，你知道嘛，我住这个医院是沾了老婆的光。我现在不仅是沾了老婆的光，而且还沾了朱学范的光呢。”母亲知道周颖和朱学范在总工会、邮电部、民革中央是几十年的同事、朋友和上下级关系。故劝慰道：“老聂，你说这话，我可要批评你两句了。人家周大姐通过朱学范，让你住上最好的病房，给你找到最好的大夫，又怎么不对啦！”陈凤兮和朱静芳也附和着母亲观点。聂绀弩沉默了。　八十年代以后，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是官方提出的口号，也是每个人渴望的目标。“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个个都想做陶朱公，富甲天下。邓丽君，喇叭裤，速溶咖啡，万元户等新事物，如洪水突发，滚滚而至。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觉得比从前宽松了许多，性描写，意识流，朦胧诗，像时装展览一样，不断地花样翻新。也就是从八十年代起，周颖不再常来我家，她在民革中央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母亲也很少去新源里，她对我说：“老聂安心写作，和周颖一起过上好日子，我们也就不必去打搅了。”　但从朋友那里一次次传来的消息，似乎并非是“过上好日子”。他们说，老聂的脾气越来越怪，常对周颖发火。又说，老聂的心情不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整天价躺在床上。再又说，老聂气色也坏，不爱吃东西，光抽烟。别人送的高级食品和高级器皿，都胡乱堆在地上或旮旯。母亲越听越不放心了，她请朱静芳、陈凤兮去看看老聂，再好好聊聊。患难时期都熬过来了，现在团圆日子反倒过不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第二天，朱静芳和陈凤兮去了。当日下午，朱静芳就来到我家，向母亲“汇报”，说：“去得很巧，周颖、不在家。我和陈大姐对老聂说：‘李大姐听说你心情和身体都不够好，特地要我们来看看你。’老聂见到我俩很高兴，还责怪说，‘我回来了，你们却都不来了？’”　母亲说：“老朱，造成他心情郁闷的原因是什么，你们问了吗？”　“问了。”　“他说了吗？”　“说了。”吐了这两个字，爽快的朱静芳竟停顿下来。　“怎么啦？老朱。”母亲很奇怪。　朱静芳神色凄迷，语气低沉地说：“聂绀弩对我和陈大姐讲：‘你知道我现在头上的帽子，有几顶？’‘几顶？’老聂拍着脑袋说：‘有三顶。’我俩奇怪：‘怎么会是三顶？‘当然是三顶啦！’我扳着手指给他算——右派帽子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顶。还有一顶呢？我问老聂。‘这最后一顶，还用我说穿？’　老聂讲到这里，脸色铁青。”母亲惊骇不已。她向朱静芳伸出张开的手掌，仿佛要阻止这个消息的到来。　朱静芳压底了嗓门，继续道：“老聂又讲：‘她要是美人，闭月羞花，也行。英雄爱美人嘛！她要是少女，青春二八，也行，春心难抑嘛！可她什么都不是，是又老又丑。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事。一次她彻夜不归，我知道人在哪里。早晨六点，我去了那位诗人的家。推开门一看，俩人睡在了一头。我没叫醒他们，轻轻地把门带上，走了，让他俩睡吧。那时是因为年轻，可现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坐了大牢，判了无期？老朱，你这个当法官的，能解释给我听吗？’老聂越讲越激愤，他又对我们说：‘现在她和我只剩下一种关系了。’我和陈大姐听不大懂，便问：‘这剩下的一种关系是指什么？’老聂瞪大眼睛，说：‘金钱关系呀！还能是别的？我再告诉你们——我死以前，会把自己所有的稿费、存款都交了党费。一分不留。’”　母亲脸色惨戚，激动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待情绪平静后，母亲对朱静芳说：“解放前他们的婚姻就出现过裂痕，绀弩想离婚。周颖把事情告到邓颖超那里，绀弩受了周恩来的批评。这件事后来一直影响着周公对绀弩的看法。没想到哇！他们夫妻头发白了，却又起波澜。”最后，朱静芳告诉母亲：“老聂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我知道女儿为什么自杀了，我也知道那个遗嘱的含义了。’”　在经过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厉，在体味了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弃之后，聂绀弩带着内心深处的荒凉，带着任何人都无法解救的寂寞，带着最隐秘的生活体验，终日写作、抽烟，埋头读书、沉思。他以文学为精神方向，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继续活下去，有如一叶孤帆远离喧嚣的港湾，驶向苍茫大海。聂绀弩的晚年生活，简朴，简单，简洁，以至简陋。与合得来的朋友聊天、对弈，唱和，便是他的乐趣。人虽无大恙，却精神疲瘁，所以，写和读大半在床头。后来，他连提笔的精神也没有了，便找了个人口述。还对记录者说：“稿费归你。”　我曾问：“聂伯伯，你现在喜爱什么？”　“我爱金圣叹。”　“除此以外呢？”　“除此以外，我谁都不爱。”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神坚定，口气决绝。　晚年的聂绀弩在谈论《金瓶梅》的时候，反复强调：从历史上看，灵肉一致的夫妇是极为稀有的。“即使对家庭夫妻间灵肉一致的关系，有人觉醒了，却少实现”。“家庭底事有烦忧？天壤何因少自由？不做夫妻便生死，翻教骨肉判恩仇！”这是聂绀弩为“宝玉与黛玉”题诗中的前四句。诗是对《红楼梦》风物情思的咏叹，但一番人生经历后诗人内心之沉痛却也尽蕴笔底。——我想，夫妻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了，因为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有时爱里面就藏着恨。我认识到这一点，方觉自己比较理解了聂绀弩后期创作背景以及他的孤愤、冷刻。　一天，我去吴祖光家闲坐，聊起了聂绀弩夫妇。　吴祖光说：“周颖和聂绀弩是模范夫妻。”　我说：“据我所知，情况好像不是这样。”　吴祖光表情严肃、语气直截地说：“诒和，他们就是模范夫妻。”　我回家翻开聂绀弩的诗集，细读。他患难时期写的许多赠周婆（颖）的诗，诗好，感情深。我很迷茫，心想：大概夫妻之间可以是时爱时恨，且爱且恨的。从此，我不再向任何人议论或提及聂绀弩的家庭生活。　春发，夏繁，秋肃，冬凋，人生也如四季。出狱后的聂绀弩其生命年轮和心理历程都到了秋冬时分。但他的文学之树却无黄叶飘零，声誉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蒙冤半生而未登青云之志，但逆境却使聂绀弩光华四射，诗作不断，文章不绝，他的诗集、文集陆续出版。从刚开始的油印本到后来的香港本，聂绀弩都要送给母亲和我。如《南山草》、《三草》、《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等等。每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赠健生大姐，绀弩。”、“赠诒和侄女，绀弩”。每本赠书，都是托请他的好友陈凤兮送来。　（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凤兮是《北京日报》的老编辑，汕头人，华侨出身，秀丽而优雅，曾做过何香凝的秘书。她的丈夫金满城，法国留学生，曾与陈毅“桃园三结义”，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　社任编译，和聂绀弩是同事加好友，（19）57年又一同划为右派。金满城去世后，陈凤兮60岁学筝，70岁练书法，80岁习绘画。如此超凡脱俗、雅趣无穷的人生态度，令聂绀弩欣羡不已，故他们往来密切。聂绀弩每有新作，必请陈凤兮过目。诗作的集结，也渗透着陈凤兮心血。难怪母亲叹道：“看着老聂和陈大姐的往来，就像在看一首诗。”　陈凤兮是聂绀弩的密友。她去聂家一般是在近午时分，聊上一阵，便会从草篮子里取出自制的沙拉，红菜汤，烤虾或烤猪排，黄油，果酱，切片面包，半瓶“中国红”……让老朋友和自己美美地同享一顿西餐。　在汤菜的香味和热气里，满面笑容的聂绀弩谈兴甚浓。谈笑间，胃口很差的聂绀弩不知不觉地会把东西吃光。在陈凤兮收拾好餐具、擦净饭桌之后，聂绀弩一定和她对奕，下围棋。时间富裕的话，走两盘；时间不多，就下一盘。　（19）82年初，《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聂绀弩立即托陈凤兮送来诗集。母亲奇怪地问：“老聂怎么送我三本？”陈凤兮笑道：“老聂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周颖也问：‘你怎么拿三本出来？”人家老聂说了：‘送李大姐一本，小愚同我是难友，要送小愚一本。我出狱这么长的时间里，小柴（我的姐夫）每次陪李大姐来，都要带上一条肥鱼做给我吃。我吃了他那么多的鱼，就不该送小柴小宁（我的姐姐）一本吗？’”我不懂什么叫散宜生？问陈风兮。陈凤兮说：“我也不太懂。可老聂说了，就是要人家看不大懂。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　我觉得聂绀弩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但不属于张伯驹那种文人墨客的散淡从容。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就是押在大牢，也从未放这种弃关注。聂绀弩去世之前，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杂文是对　“盲流”现象的议论：担心农民进城后土地被荒芜，忧虑进城后的农民没有房子住。既忧患于生存，更忧患于灵魂——他的诗作所具有的真实而深刻的品质，源于此。他的愤悱及怨谤，也源于此。《散宜生诗》很快轰动了文坛，文学界兴奋，批评家颂扬。颂扬之语传到聂绀弩耳朵里，他笑笑罢了。　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　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主人盛怒，令难堪的来客默然而退。聂绀弩愈到晚近，其刚烈之气愈为显扬，他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愤怒。说句公道话，懂诗也写诗的胡乔木是打心眼儿里欣赏聂绀弩的。　“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　我截取的《散宜生诗·序》里的这段话，足以说明问题。今天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大概没有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序了。　戴浩平反以后，分了房子结了婚，结束了流浪汉生活，人事关系调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故而，他到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虽然惦念，但心里是高兴的。1983年的冬天，一个大清早儿，戴浩突然不请自来。　几句寒暄之后，母亲问：“你今天大老远地跑来，该是有什么事吧？”戴浩笑笑，老脸上竟泛出羞涩，却不开口。　“你婚也结了，和苏曼意（即戴浩新婚妻子）过得还好吧？”　“还好，只是从前流浪惯了，现在被看管起来，还真不习惯哪！”　“那你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李大姐，有件事在办理之前，我必须求得你的谅解。”戴浩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局促。　“什么事？”母亲不由得也跟着紧张起来。　“入党。”　“共产党？”　“我的李大姐，当然是入共产党啦。如果是加入周颖的国民党（指“民革”）或者是你的那个农工党，我　还需要求得什么谅解呢？”　母亲满脸惊诧。　我忍不住大笑，说：“戴叔，你把头发向左分了二十三载（反右前戴浩头发是向右分缝，自划右第二日始，头发向左分）才让人家识得忠心在。”本是一句玩笑话，不想惹得他脸红到脖梗儿。　母亲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劲儿地转悠，不停地递烟送水。　我又接着说：“戴叔，你知道现在的群众私下里，对入党的人说些什么吗？”　“说什么？”　“某人入党了，咱们群众队伍又纯洁多了。”　戴浩从沙发上站起来，让母亲和我坐下后，郑重其事地说：“不是我主动要入的，夏衍跟我谈了好几次，　他有个心思——希望二流堂的人都能解决组织问题。”　“也包括吴祖光？”我问。　“也包括。”戴浩点点头。　“不可思议——”我还想再往下说，母亲用眼神制止了我。　戴浩吃了不少茶点后，说：“李大姐，我吃点心，把它当作午饭了。因为这事我还要告诉老聂。”他去了。　母亲揣测：聂绀弩不会说出什么“好听”的。　果然。聂绀弩在弄清了戴浩的来意后，激动异常，高声说：“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