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校的女儿-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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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担心忧虑。我在写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时，把这一切写了进去：
可是，明显消瘦的爸爸并不因此多吃一点。每次晚饭后他总是默默站在院子里，仰望着天空飘浮的云彩。阵风掀起他灰白了的头发，他一动不动，显得那样苍老孤独。以前，妈妈总嫌他不知着家，现在，他在家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以前，家里的客人往来不断，尤其到节假日，简直让人心烦，电话也总是跟着爸爸追，睡觉都不得安宁。现在，家里实在太静了，因为已没有什么事再需要他，生命的主要部分已经结束了。尽管爸爸从没有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一句，但从他日见衰老的脸上来看，这样下去，简直要他的命。
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二十多岁，不论年龄性别还是阅历，都无法准确揣摸出一个经历坎坷、五十多岁男人的切实心境，我只能白描；到不能白描时，作者非得出来说话时，在小说的结尾处，我给小说中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出路，让他写回忆录。小说发表后不久，父亲就离休了。一次我回家探亲，就说爸爸你真的可以写回忆录嘛，要不，我来做你的助手？记得当时父亲笑了，没说话；我固执地要他说。他说：写回忆录，是需要一定职务的。心“嗵”地在胸腔里一跳，震得耳朵里一阵轰轰，我不敢再看父亲。这个事实我是知道的呀，这不是规定，是规律，规律比规定更无情更不可抗拒：谁会对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的回忆录感兴趣呢？你自己觉着风风雨雨曲折坎坷可人家要看的是经历了那一切之后的成就，看那面插上了顶峰的胜利旗帜，所谓名将名人明星。以前我们从来不跟父亲谈论这些，回避，像好心的家人回避跟病人谈论他不可治愈的疾病。而今，父亲自己坦然说出。面对父亲我检视自己：对于小说中的父亲，我安排他写回忆录凭的是想当然是不假思索是一种偷懒；对于小说外的父亲，我得承认，我这样说纯是为了安慰，带着年轻人的粗疏和不负责任。就是那一次，我对我自己和父亲开始了以前所没有过的剖析和审视，或者可以这样说，我对父亲的关心观察了解，恰恰是从他的要离休开始。也许这只是一种巧合，是因为恰恰在他离休的时候，我长大了。
我把那次以及以后的许多经历感受，统统写进了夜里刚刚完成的中篇小说里。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我让主人公对他的女儿说：“我想过了，离休后，看能不能为你做一点什么。比如找一些你需要的资料，提供一些你需要的生活。”但这再不是凭着想当然和不假思索了，生活中的父亲真的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他甚至在干休所我们家那幢二层小楼楼上——父亲离休前被调为副军职，也算是一种补偿——专为我留出了一间房子。他以平静达观的心态，完成了这个重大的人生交替过程。我怀着天真真挚的情感，怀着与父亲交流的渴望，怀着得到父亲欣赏的期待，怀着给予父亲安慰和满足的热切，夜以继日，改完了这部长达六七万字的书稿，打算写完后亲自带回家，再让父亲看——初稿他已看过——再提意见，直到他满意为止。起床号响时我刚好写下了最后一个句号，身心无比轻松地脱下棉大衣准备出操，夜里起风了，屋里很冷。刚下楼听到有人叫我，说教导员让我马上去科里他的办公室。我感到奇怪，一路上做了无数的猜测，但对即将到来的，竟是一点预感没有。
教导员告诉我，早晨，医院接到上面的电话，我的父亲于昨日晚上在军区总院去世，死于心脏骤停。父亲住院我是知道的，臀部疖肿引起轻微发烧。在跟妈妈通话时我还就此开过玩笑，说凭爸爸这样的年龄能因一个疖子发烧，说明他机体反应能力很好，很年轻——为什么会一点预感没有？
教导员通知我的时候我没有哭，我不信，我一定要亲眼见到才信，可是没有船出岛，头天夜里海上就起了大风。我给家里打电话，中间经过了无数总机，电话是妹妹接的，声音很小。
我喊：“爸爸怎么了？”
她说：“爸爸……没有了。”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爸爸！我要最后摸一摸爸爸的头发，爸爸的脑门，爸爸柔软爽滑的大手……可是没有船出岛。各船艇在接到大风警报后就躲到了安全地带不再出航。十级大风刮了两天两夜，阴云低罩，海面墨黑，一排排巨浪咆啸拔起顶天立地如面目可怖的黑色怪兽。太阳没有了，月亮没有了，星星没有了，爸爸没有了！大风之后是大涌，大涌两天才停，从岛里乘船乘汽车乘火车日夜兼程到家还要两天，于是，六天。六天里亲爱的爸爸早已化作青云飘然飞去，去了一个为女儿所不知的远方永生不得相见——想死我了想死我了想死我了……
……
我返回部队，乘一艘军用登陆艇进岛。
正是秋季，傍晚，海上最好的季节，最好的时刻。来自八方捕捞对虾的渔船云集码头，各自开始生火做饭，支支炊烟笔直上升，上升着融化于无形，变作了海上的氤氲；海水平滑如镜，映照出天空的脸，大红大金大蓝大紫，色彩浓重无羁奇异诡谲，美得令人心碎。从前我们常在这个时候结伴来到码头，在各个渔船上跳进跳出跟渔民们讨价还价。不要鱼，不要虾，只要螃蟹。鱼和虾水产收购，渔民们卖给我们时就不会便宜多少。螃蟹水产不要，冰冻了没人敢吃，活着运出去当时没这个条件。水产不收购的渔民们就会卖得便宜，最便宜时我曾跟他们讲价讲到螃蟹七分钱一斤。回到宿舍，点上小煤油炉，将螃蟹用脸盆煮，上面扣一只脸盆做盖。随着水温上升，螃蟹将脸盆抓得咔咔作响，需要人将上面的脸盆紧紧按住。煮好了，就着盆吃，另一只盆吐皮儿用，两三个人一晚上就能吃出一脸盆的皮儿。
那时候的我父母双全，幸福得像个傻子。
“是韩护士吧？”我回头，一个士兵，看着面熟，大概是在我们科住过院的病号。我对他笑笑，不知姓什么，就不叫。“韩护士干什么去了？”
“探家。”
“家里都好吧？”
“好。”
“小韩！”又有人叫。是曲干事，宣传处的头号笔杆子，戴一副白边眼镜，脖子奇长，按身高应该穿一号军装，实际上才穿三号就刚刚好。“小韩，最近又有什么大作？”
“哪有。没有。”
“给你提供个素材？”
接着他便说了起来，是一个有关领导的讽刺笑话，还没说完自己率先笑成了一团。此类笑话我听过无数，这是其中比较拙劣的一个。但我也跟着笑，拼命笑，笑得直咳，大笑中恍惚听到又有人叫我，心里禁不住一阵厌烦。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不想见人不想说话，我累了。可惜我们医院是岛上唯一的医院，认识我们的人必然多我必须接受折磨。但这回这人对我的称呼跟别人不同，既不是“韩护士”也不是“小韩”，他叫我：韩琳。
是姜士安。站在离我不远处的船舷边。一认出是他，泪水夺眶涌出。我从护训队分回岛里医院时他已调走了，这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我迎着他走去，泪水在脸上狂奔。他向我伸出了双臂，倏然间，又缩了回去，两只手因不能作为而不停地摩擦，发出刷刷的声响。
“韩琳，怎么啦？……韩琳，你别哭啊！……说，怎么啦？别哭，别哭啊！”他连连发问，担忧，焦虑，焦灼。
我深深吸口气正待说时，一个人从我身后闪了出来，冲他叫了声“姜营长”，姜士安回叫那人“高参谋”。高参谋道：“前天打电话找你，你们营文书说你回家了，老婆生孩子，男孩儿女孩儿？”
“有男有女。”
“双棒儿？”
“双棒儿。”
他有孩子了？他结婚了！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人了他有他自己的家了他已不再是我的同类！奔腾不止的泪水刹那间止住迅速干涸。他和高参谋说话。我掉头看船后的大海。大海被船身犁开了一个巨大的锐角，雪白的浪花在船边翻卷，跳跃，时而飞溅上甲板，刷，从甲板上流过，复返归大海，带着无数的泡沫。
高参谋终于走开，姜士安得以转脸向我，没容他开口我便问他：“你结婚了？”
“啊。”他看着我的脸，急急道，“这事我告诉过你呀，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你在护训队的时候，我给你写过信，那年的五一节。”
“噢，对。”我点点头，冲他笑笑。然后不论他怎么问我刚才怎么了，我都不说，直到我下船，直到那船载着他继续向大海深处驶去……
晚上，我从床底下拉出了我用来盛信的纸盒子，找到了他说的那封信，褚黄色的信封，盖着三角形的军邮戳。我把信抽出，打开来，看，一字一字。在信的最后他说：“我爷爷给我定了个对象，家里没有女人照顾，不方便。他让我回家看看，如都同意，就结婚，就可以让女方来家里住了。不回去是说不过去的，但我不想同意这事，不知你有什么意见，请速回信。”
我慢慢地把信合上，装好，收起，怀着一种“永别了”的心情。
门外响起了嘭嘭的敲门声，邻居家男人回来了，我以为他在家就把门给插上了。女邻居故意抻了好一会儿后才去开门，这时我就知道我完了，至少前半夜别想睡了，每次夜半敲门声都是吵架的前奏曲。他们吵架不关房门，敞开了吵；往好里宽里想，人家是拿我不当外人儿。
“说是去一会儿去一会儿，你那‘一会儿’到底是多长？”
“那你让我在家干吗，陪你看电视剧？”
“陪我看电视剧又怎么了？咱俩谈恋爱的时候——”
“恋爱是恋爱，要不就不会有恋爱、结婚这些不同的词儿……”
“明白了。结了婚麻将就比老婆重要。”
“操！这日子真他妈不能过了！”
“你才知道？离婚——拿钱来吧！”
“凭什么？！”
“你在外面玩儿个鸡还得给钱呢是吧？”
“你是鸡吗你要承认你是鸡我就给钱！”
我躺在热成一团的夜暗里静静地听着我的邻居高一声低一声地吵，那段日子，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造物主能让人把眼睛闭上为什么就不能让人把耳朵闭上呢？
每次我都是这样忍，从不抗议从不说。既过日子就得吵架，人家并不过分。况且他们也是无奈，他们心里烦我的程度，肯定不亚于我烦他们。否则，女邻居怎会那样积极地为我张罗对象？就像我一个好心的娘家人，生怕我老在了家里。她给我找的对象不管别的方面怎么千差万别，有一点相同，都有房儿，一结婚就能立马把我接了走。看着她这样操心忙碌我心里很是不忍，很想跟她说你即使把我嫁出去了单位也不一定就把这房子给你，你跟别人合住一套房子的主要障碍并不在我。终是没说：人家口口声声可是说为我着想，我根据什么就能说别人是为了自己了呢？两家关系已然紧张得只剩下了这一层窗户纸儿遮着，真捅破了，还得在一个房顶下圈着，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那日子才真是他妈的不能过了。
不结婚真的是不行了，为自己，为他人，都不能再拖下去了。
脑子里慢慢又浮出了那套两室一厅的独门居室。若真的能拥有这样一套房子，就算拥有了家的一半了。那套房子的主人，那个男人，就是女邻居给介绍的，是北京军区的一个参谋，有权力调动车。那年头能认识一个能调动车的人是非常实惠的事，女邻居家的双缸洗衣机，就是那人找车帮着拉回来的。他唯一的缺陷是离过婚，可是，照女邻居话里话外透露出的意思，这缺陷对于一般人来说是缺陷，但对于我这样的大龄女青年来说，得算旗鼓相当半斤八两了。这很有些伤害我原本就很脆弱的自尊心，于是我说，我没兴趣，闻此女邻居一下子急了。
“面都没见呢怎么就没兴趣？！”
“大致你都说了……”
“具体还没说呢！那人特爱学习，烟酒糖茶一律不沾，唯一的爱好是看书，我去过他家，一张床上半铺书，跟毛主席似的！”
“看书不是目的……”我咕噜着。我熟悉的父辈在他这个岁数大都已做到了军区二级部部长以上。但我没说，怕自己显得庸俗。
“但总是优点！”
不一定。二十岁时是优点，四十岁时依然只有这个优点那就是缺点了，一切都有条件。“爱看书”在年轻人那里是一张可能兑换的支票，在中年人那里，就应当是已然兑换完毕的现金，如果一个人到了老年还是一事无成，纵然学富十车不也跟废物一样吗？
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园，女邻居陪着去的，是一个黄昏，太阳已移至西天呈现出垂暮前的全红，风儿返过了劲来，一阵比一阵欢实，摇动起公园门口的竹丛，阵阵清爽。我的心情好了一些。天气一好我的心情就好。心情好，做决定时就会豁达、宽厚。在女邻居扭着脖子东张西望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差不多就行了，婚姻之事不可不认真，但也不可过于认真。
“嗨——”
就在这时身边女邻居发出一声突兀的高叫，吓我一跳，下意识循着她旗帜般高扬的手臂看去，迎着夕阳，一个中等身材的陌生中年男子向我们跑步过来，绿军裤，白上衣，双手端在腰间，两腮帮子上的肉卡着跑动时的步点儿，有节奏地一颤一颤……我赶紧把脸别向一边，从心底责备自己：怎么一看就是别人的缺点一看就是缺点？切切记住韩琳，你也不是一个美人儿！
那天，我和他在公园里走了三十分钟，表现得非常耐心、配合、驯顺。分手前，他主动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初战告捷。
下次见面，他开着公家的车来接的我，接我去参观他的家。
他的家是我平凡理想中的天堂。卧室、客厅、卫生间、厨房、专职专房，令人顿生无限遐想。他去采购时我没去，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走进走出，时时，就倚着某间房的房门站住了，双臂抱在胸前，久久地沉思：这屋子朝南，窗子阔大阳光灿烂，写字台就放在窗下吧。早晨，吃完早餐——早餐也绝不凑合，既然有着设备齐全的专门厨房，要熬粥，煎鸡蛋，还要有各种的小菜——吃完早餐，泡上一杯茶，把稿纸在光线充足的写字台上摊开。没有同居一处邻居家的电视声，开门关门声，吵吵嚷嚷声，楼道里永远不断的电话铃声和吆喝声，有的，只是我的钢笔尖在稿纸上走动的声音，沙沙沙沙……
他回来了，买了菜，买了鱼，买了哈密瓜。把哈密瓜洗净放进冰箱冰镇着，作为饭后的水果。
我们一起做饭。我择菜，他洗，我切，他炒，都没怎么说话，却没丝毫两人相对无话时的尴尬和焦虑，水灵灵的青菜，活蹦乱跳的鱼，刀切菜时的嚓嚓，油锅的吱拉，丝丝缕缕都是填充，是和谐，是温馨，是无声的话语。……生活本就是物质的，起码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好人，再拥有这些外在条件，对于我，应当说是可以了。……我思绪飘忽地想着，偶抬头看他一眼，正碰上他也看我，二人相视一笑。我撩上垂下的头发，复埋头切菜。心里对自己说，就这样吧，韩琳，就这样吧。
我们很快弄出了蛮像样子的一桌子菜，花花绿绿，有凉有热，他还开了啤酒。我不喝酒，为了气氛，倒了一杯放在手边。一旦面对面地坐下，还是有点拘谨，尽管两人都主动找话来说，态度都很积极，总是有一点累，直到一瓶啤酒下去，他的话才开始多了起来。
“我们这开始精简了，你们那开始了没有？……我打算走！”
“哦。为什么？”
“没意思！……官场上的事儿，我算看透了，没意思。蒋介石说得好，立世当权，并非要学问，只要有手腕儿——太对了！我这人，学问不多，有点儿；手腕儿，一点没有。请客送礼，不会；巴结奉承，更不会；会，也不干，犯不上！你是上级，该请示，我请示，该汇报，我汇报，别的，没话——跟你当官的没话，没共同语言。但到有一天你退下来了，我去看你。”
“那时你跟他就有共同语言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错了，赶紧轻轻一笑，以减轻那话的分量。说话刻薄不计后果是我的诸多毛病之一，母亲针对此一再告诫过我，凡事，要紧动脑子慢张嘴。其实，我并不对所有人刻薄，只对亲人、亲近的人才会这样，而现在，我不是正打算跟他成为亲人吗？幸而我的话没造成什么后果，不知是由于他的宽容还是木。接着我的话，他道：
“对，跟当官的不交朋友，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其实，我觉着，交朋友，合得来合不来，是主要的；至于他是不是官……”
他对这个题目却并无兴趣做进一步探讨，把话题转到了话题的开头，显然那才是他当前心中的中心。“这回精简，我们部编制减掉了二分之一。副部长十一月二十四号到点儿，能空出一个位置，就这一个位置，十八双眼睛盯着，论工作能力，论水平资历，我在这十八个人之首，可是，”他摇头，脸上露出悲愤，“我不怨我干得不好，不怨我能力不够，只怨我没有一个当红军的爸爸。你说我爸爸他当年怎么就知道打鱼？哪怕帮红军拉拉纤、送个人儿呢！”
“其实，到地方干也不错，趁着相对年轻。部队终究不是久待之地，就是当了副部长又怎样，还不是得走？”他眼盯着桌上的某个点，不吭，目光沉郁；于是我知道下错了药，试着换一个方向，再说：“走一步看一步，你现在就是个机会问题，只要有了机会——”
“让我当总长，当总理，都没问题！”我以为他是幽默是开玩笑，抬头看他，同时心里都想好了怎么附和两句，凑凑趣，却发现对面那张肉脸异常的认真严肃：“给我一个舞台，我还你一个奇迹！”
我还能再说什么？两个陌生男女坐到一起，本是要通过“说”来沟通来达到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如果你已发现根本就达不到“共同”，还有什么心情再说？就好比买卖双方侃价，买方说一百，卖方说一百万，差距这么大，这买卖哪里还能谈得下去？只有免谈。吃完饭，我抢着洗碗，让他去坐。他不去坐，倚在厨房门口跟我说话，不知是出于礼节，还是意犹未尽。
“想知道我为什么离婚吗？”我一下子又有了点情绪。“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什么都不是，家里也穷得要命，所有人都说她不配我。她爸妈生病，挂号，取药，是我；换煤气罐，是我。她家里电视机，都是我买的。……她脾气不好，上来一阵儿，跟疯子似的，逮着什么摔什么。……动不动就回她爸妈家住，有一年春节都不回来，这人冷得很。……有一个男人常去接她下班，我就碰上过三回。”说到这他的声音陡然提高，“你以为他是真对你好？不就是看你长得漂亮吗？男人我还不知道？其实她并不漂亮，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瘦得什么似的，小脸儿蜡黄，没胸。那时候，除了我，谁能跟她结婚？都是玩玩罢了。我现在怀疑，我不是她的第一个。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她流了血，可是后来我发现，她是来例假了……”
他讲得拉杂，不连贯，一件事没说完，还没结论呢，就蹦到另一件事上，也许是积怨太多，一件事顶着一件事自动向外涌，容不得他说详细说条理，以至都讲了半个多小时了，我也没能知道他为什么离婚，“她”在我脑子里也始终面目模糊。即使如此，我还是得说，他是好人，无论按什么样的标准界定。他对我也很有诚意。按说，按照预先打算的说，这桩婚姻应该没问题了，好人，又有房子，还要什么？可是事到临头方才发现，抽象中的好人一旦具体起来，就容不得大而化之了。能力差点，平庸一点，没多大出息，这些我都想到了，都预备接受，就是没想到他会是个心胸狭窄又自以为是的怨妇。噢不，怨夫。与一个怨夫结婚，成家，共度一生，我有这个襟怀有这个能力吗？雁南说：婚姻远不是你我所想象的那样神圣，有点像买生活必需品，买不着好的，就买次的。可是，次，次到什么程度方是底线？
那天，我正坐在医院单身宿舍的床上看书，雁南拿来了一封信。信首：梅玉香同志——梅玉香是外科卫生员，负责妇产病房，是雁南的部下。我问雁南：“怎么回事？”雁南示意我先看。我便看。这是一份详尽的军队干部履历表，详尽到一次口头嘉奖都未被遗漏，写了一页纸零三行，信末尾的客套词是：祝学习进步工作顺利乘胜前进！落款：同志程百祥。一分钟过后，我抬起头来，问：“怎么回事？”“还不明白？”“明白是明白——”“那你就给他回封信！”“我回？”“你起个草，叫小梅抄。”“包办婚姻啊。”“是恋爱！”“恋爱？”我抖着两页单薄的履历表。“韩琳，别太挑剔了，头一封信，还能怎么样？再说，小梅今年肯定复员，她不愿意在农村找，你知道。这样的机会对她已经是不容易了。帮帮忙，嗯？”随手又递过一张照片，青年军人的二寸半身免冠照，看上去又陌生又熟悉，是张没有特点的脸。雁南站一边当解说员：这人是个汽车排长，家跟小梅一个村，不过以前不认识，两家老人牵的线……
雁南走了，我下床坐在桌前把照片竖在脸对面开始写回信。尽管回信的内容也是一份履历表——小梅的履历表——但比对方开的那份要自然丰满生动多了；也写了一页纸零三行——这些细节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