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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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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上当，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不清楚。
我们村头停辆独轮车，一边架一个筐，卖甜瓜。围了一些人买甜瓜吃，
甜瓜五分钱一个，我交了五分钱一张票子，买一个，站一边吃。正吃着，卖甜瓜的说： “小核桃（我小名叫小核桃），你吃瓜交钱了吗？”大概他没记住我交钱了。
我说我交了。卖甜瓜的指指钱盒子里的票于说：“哪张是你的。”
盒子里都是五分钱的票子，我看一张像我交的，就指着这张说：“这一张。”
不料旁边一个吃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
我就懵了。一急，只觉得满盒子的钱都一个样儿，便随便又指一张说：“这张。”
要命的是，另一个买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呀，中间还有个裂口，你这孩子咋瞎赖账 呢。”
这时我就把自己放在诈骗人的位置上了。卖瓜的、买瓜的、吃瓜的，一起指责我，我说 不出话来，好像我真的骗瓜吃，脸烧得慌。
有个同村的老婆子，人挺慈善，我叫她三奶奶。她说话了：“你这卖瓜的，咋不依不饶 呢，谁家孩子不想吃个甜瓜？兴许大人不给钱，吃个瓜算啥，瞧你把人家孩子说的！”
这同情——更糟！反把我的“诈骗”肯定得更结实了，定案了。同情也糟蹋人呢。
当时我只觉得委屈，倒没想到名声什么的。过几年，一个邻居跟我母亲吵架，骂道： “你们这家人，吃甜瓜都不给钱。”我才知道自己一直背着这恶名。我气得原地直蹦，不住 地一声声“呵、呵”地叫，就是说不清楚。急得我一头朝井台撞去，要不是嫂子一把抓住我 那时就完了。这便是我前头说的，我小时候就有自杀的念头。就为了这个说不清楚。
再说一件事。
秋天里我背个筐从小河沟路过，看见水里忽悠悠打浑儿，知道水里有东西，便撂了筐， 脱鞋下水一摸，是个螃蟹。小孩子治不住这家伙，一逮它就一夹我。这会儿赶车的李大头路 过，我说：“有个磅蟹！”他说：“你别动，我来！”停了车，下水一抓就抓上来。他提着 大活螃蟹笑呵呵说：“拿它下酒了！”上车就走了。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也是没这个概念，没这种语言——“我发现的，应该是我的！”乡 下孩子就这么简单，眼里没坏人，可是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很生气，这不是欺侮一个孩子 吗？我对李大头有了认识……可是总觉得这里边还有更深的东西，是啥东西？我还是说不清 楚。但小孩子是不能骗的，你要是骗了他，等他长大一旦明白过来，你要付出代价的。这代 价不见得是报复，而是你在他心里毁灭了。这比你死了还糟！
祖祖辈辈留给我灵魂里的东西太多也太少。找来找去只有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几乎把我 的灵魂占满。它就是：忍和善。
什么是忍呢？忍字是心字上边一把刀。刀插你心上还不吭声，就是忍。善呢？祖辈说善 是人的天性。
后来我发现：忍宇很顽固，直到今天我也扔不掉它。善，很软弱，有了变化，相反的东 西从我身上冒出来了。我清楚地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时我十几岁，跑到镇上去玩。空场上搭个大戏台，像要唱戏。下边卖炸豆腐的、串糖 葫芦的、烤山芋的啥都有。后来机关单位成群结队地来，闹个拉歌，这边唱段《团结就是力 量》，那边就唱段《嘿啦览览》。镇长一上台，气氛就变了。他头戴小毡帽，身穿小棉袍， 讲话像喊，一句一弯腰。我忽然瞧见一边空地上埋着孤零零五根木桩子，旁边的告我说，这 是预备枪毙人时绑人用的。我马上想到农村流传的一本书——《玉历宝钞》上边画的小鬼绑 人的木桩子，把人绑上，再把舌头拉出来割掉——我心里就特别恐怖。
不会儿，大马车把罪犯运来。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令箭形状的大签子，上头用墨笔写上 名字，再用红笔点个点儿；也许是画条杠或打个十叉，看不清楚，只觉得血红血红的一块， 头一次感到红色恐怖，后来文革搞红海洋叫我心里打激灵，那感觉就是从这时候埋下的。当 把这些罪犯拉下车时，个个大白脸，眉毛眼睛出奇的黑，大概叫白脸比的。顿时吓得满场小 孩子们乱跑，喊爹叫妈。也许这些犯人罪恶累累，该枪毙。可是我挺同情这些人，大概出于 小孩子的善性。尤其一个上台控诉的小伙子解下皮带抽得他们个个满脸鲜血时，我更觉得他 们可怜。但随着这小伙子一下下抽，全场响起一声声喊打，声音愈来愈大，愈齐，愈鼓动人 心。拳头一齐向前挥，身子一齐向前倾，上千人都一个姿势。我不知不觉也跟着挥拳喊打， 打！创创创创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仇恨来了。一时热血沸腾，义愤填膺。
后来反胡风时，一搞大批判，我真恨胡风；听说胡风被抓起来，我又有点同情他。每次 运动都这样，只要大批判，恨劲就来，都是真情绪；只要一斗人，又同情，总这么反反复 复，你说这是咋回事，我说不很清楚。
我被打成右派的事，更难说清楚。这原因太简单，甚至太无聊。那时我上大学一年级。 鸣放时，同学们揭发说有个工友人特别好，但后勤主任霸道，丢了东西说他偷的，一天这工 友不见了，原来自杀了。学生闹着要给这工友开追悼会。我首先表示同意，一个好人被逼 死，为他伸冤呗！其实我根本不认识这工友，他是我入学前一年自杀的，这是我的一种善 性，或是一种见义勇为吧！但党小组不同意，意见发生分歧。没过些天《人民日报》上发表 一篇《工人阶级说话了！》，开始反右。就为这事，把我弄成个右派。对，就这么简单，无 聊。可是它成了我几十年家破人亡的祸根、祸源。
我不想说当右派这二十多年肉体的苦。扛大麻袋，做苦工，挨揍，不算什么。精神折磨 远比肉体折磨难受得多。比如说，我在校三年没有玩笑。没玩笑的生活是什么滋味，你尝过 吗？人特别需要玩笑，没有玩笑，人的关系都处不好。在食堂大家排队买饭时，说说笑笑， 插科打浑，你奚落奚落我，我奚落奚落你，多好！可是人家一看你右派，脸上的肌肉沉下 来。有时我特别想奚落奚落别人，也特别想有别人奚落奚落我，但不行。没人敢这么对我， 我也更不敢这么对人家。不被人奚落，反而是一个人失去自己权利，包括自尊心和尊严的表 现，你能体会到吗？你说这痛苦有多深！
没人理我，我便爱上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可不管你是不是右派，你自言自语地奚落这些 人物全没关系。那时的小说大多写好人好事，现在看就很浅薄了，可当时看还挺振奋人心。 一天晚自习，我看小说入了迷，完全忘记自己是右派了。支部书记来了，他有事要对同学们 传达，就忽然吼一嗓子：“右派分子全滚出去！”听他一吼，我才清醒自已是谁。我们几个 右派学生赶紧退出教室，叽哩咕噜的，那份狼狈，那份慌张，那种对人的伤害……说到对人 的伤害，这是现在的认识。当时并不觉得，好像自己天经地义就是右派，就是人下人，三等 公民，慌慌张张滚出教室时，就像自己撵自己一样。
在我们这些右派学生之间，开始处得还好，同命相怜吧！但人们总伤害这些人，渐渐我 们互相也不尊重了，甚至对自己也放松了。学习对对付付，穿戴邋邋遢遢，说话骂骂咧咧， 都不在乎。我们打扫厕所，人家进来拉完尿完扬长而去，你就得给人家弄屎弄尿，还拿自己 当回事儿？我特别能理解犯人之间为什么爱打架。
我不想说他们怎么折磨我，可我想问，我知道自己怎么狠起来的，但他们究竟都是怎么 狠起来的，他们自己也知道吗？他们刚生下来总不会这么狠吧。我料他们说不清楚。
我有个内疚必须告诉你——
为了我这个右派，还搭上我两个弟弟。我们哥儿五个，死的这两个是三弟和四弟。先说 我三弟。
我后悔本该把右派这事告诉他。我校打成右派那年放寒假回来过年，背着个右派心里不 是滋味。你想，我家就出我这一个大学生，家里人待我分外的好，愈待我好，我就愈不敢告 诉他们；憋不住时就偷偷告我弟弟了。我弟弟脾气很拗，又楞头楞脑，用我们地方的土话 说，叫“恶冲”。他是县供销社的营业员。他听了后情绪不好，以后就总找茬跟领导打架。 领导说：“我要也把你打成右派。”我弟弟说：“我不信。”这就抓他几句落后话，真的给 他弄个右派。
他才十八岁呀。你现在找个十八岁的，啥样呀？比大人还灵。可那时十八岁跟小孩子差 不多。一打他，他更上劲了。就跟另外几个也定成右派的年轻人闲话时说，咱没好了，弄条 小船跑走吧。这几句话叫人告发了，给揪出来，天天跪在供销社的桌上大伙斗，脑袋上顶个 大灯泡烤得哗哗流汗。后来叫公安局五花大绑捆走了，说他“投敌叛国罪”。啥罪？小孩子 们扯淡呗！那小船跑到渤海里，一个浪头咋还不掀翻了？再说汪洋大侮，他们知道往哪儿 跑？说说泄气吧。
我一想三弟被五花大绑捆走时那形象，就特别受不了。虽然我根本役看见这一幕，但我 能想象出当时那形象。我很明白，就是因为我把右派的事告诉他，才糟蹋了他！直到他死， 我也没见他一面。
六0年，我被分配到县里一所小学教书。那时三弟正关在监狱里，还没判刑。我不能去 看他，我是右派，他是反革命，见了面更糟，互相都会罪加一等。一天母亲闹牙，我接她到 县医院治牙，在县城正吃午饭当口，忽然一位本家叔叔从村里骑自行车赶来说：
“你弟弟回来了。”
我心里一亮，这可是好事呀，放回来了。我母亲却突然脸色剧地变了，说：“死了，快 回去！”她可真不简单，一个农村老太婆昨有这种判断力？我当时还疑惑着，给了本家叔叔 几角钱，半斤粮票谢谢他，这在那时也就很可以了。先把我母亲送上火车，回校请了假，也 赶紧往家赶。到了家……兄弟的尸体停在床板上。脑袋像个小骷髅，认了几眼，才认出他的 模样……
听说他是早晨九点钟，给监狱用驴车运回来的。上边盖条破被子，下边垫些稻草，两脚 露在外边。身上大棉裤原本是母亲特意给他做的，往上齐胸口，往下盖脚面，，特别长；棉 花一层层絮得挺厚，怕他冻着。可是棉裤叫人换了，竟是条小孩棉裤！底下露半截小腿，又 抻不上去，露着屁股，三九天，咋不冻死。据说抬进家时还有口气，我弟妹说：“你有啥 事，跟家里人说说。”喂他口热水，可他水没咽下去，就咽气了。
我母亲告我，她按了按我兄弟肚子，里头竟是脊梁骨，硬的。那么肠子、胃、肚于里那 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破毛衣上沾些高梁壳，还有红土面子，红土面子又是干啥用的呢？
对了，我又想起件事，也是我终身遗憾。终身无法挽回的内疚！
我父亲还从我兄弟尸体身上，发现一封信贴在肚皮上。这封信写得真是太好了，任何作 家都想不出来。要说文学性，也是最高的。恐伯连托尔斯泰、曹雪芹他们也写不出来。这封 信是写给他老婆桂英的。你听，他是这样写的——
桂英：我实在饿坏了，快给我送点吃的来吧！我要馒头、大米饭、菜团子、大饼卷油 条、肉包子、炸酱面、炸鱼、炸虾、炸果仁、煮螃蟹、炖肉、炒鸡蛋、烧豆腐、锅贴、饺 子、糖包子、炒虾仁、爆肝尖、葱爆肉、酱牛肉、猪头肉、涮羊肉、回锅肉、麻花、炖鸡、 炖鸭子、炖肘子、独面巾、炒肉片、煎饼、烩饼、烩大肠、红烧羊肉、红烧牛肉、红烧猪 肉、红烧鸭子……如果没有，提两个糖饽饽来也行。快点吧！快点吧！求求你了！
下边写着他的名字。五六十样一个大菜单！你能想象出他当时是个啥情况？如今到饭馆 吃饭我决不看菜单，菜单好像就是我兄弟的死亡讣告。有一次一个朋友情我吃饭，拿菜单叫 我点菜，我忽然发神经似地对他说：“你要叫我看菜单，我就不吃了。”‘弄得他莫名其 妙。
说到我的内疚是，我弟弟关在监狱时，我母亲每次探监，都给他弄点吃的送去。我心里 还有点不愿意，心想监狱里还能把人饿死，那时正是三年度荒，家里舔锅舔盆，总这么送一 家老小咋办？虽然我没拦过我母亲，我也从来没把这意思说出来，可我心里有这个想法。看 到这封信，我内疚极了。我要知道他落到这一步，饿死我也得叫他吃饱。有这个想法也是对 不住我那死去的兄弟呵，是我害的他呀。
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我父亲念这封信时的情景。我兄弟的尸体被移到炕上，我坐在炕这 头，我母亲、桂英，还有两弟弟站在我身边；我父亲在炕那头，蹲在地上，扒着炕沿，炕沿 上放一盏小油灯。我父亲把那信上写的吃的东西一样一样念出来时，我的心快成粉末了。我 父亲念过，便把这信用灯火引着烧了，然后脑袋顶着炕沿，肩膀猛烈向上一耸一耸，好像哪 儿在疼，却不吭声。我们只掉泪，都一声不吭。咋屈死一个人连声儿也不吭呢？咋就能这么 忍受呢？你说？
我哥哥在另一个县公安局做事，他打听到我兄弟在监狱里每天只给一碗高梁饭吃，然后 像牲口一样套上，用鞭子打，拉石头碾子，轧一种红土面子，这就弄清楚我兄弟身上沾的高 梁壳和红土面子是咋回事了。轧红土面子干啥用不知道，但知道我兄弟是给连打带饿折腾死 的。我哥父告了那监狱的看守长，非但没告动人家，文革一来，就说他为反革命家属翻案， 挨整，挨斗，被清洗了。我家的祸事一个连着一个，我是灾难的总根子。但是我父母，这些 兄弟们，从来没一个人怨怪过我，哪怕一句什么话都没露过。他们愈不怪我，我愈内疚。有 时我想，他们为啥不怨怪我？是不是也忍了？
咱受得了别人叫自己忍的，却受不了自己叫别人去忍。
忍，是祖祖辈辈教给我的第一条生存法则，但又是谁教给祖祖辈辈的呢？它是哪个祖宗 发明出来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究竟从哪个时候开始忍的呢？我问过一个历史学家，他笑 我，好像我这个问题没有学术价值，太无知。我说，你们的工作难道就是搬来搬去折腾那些 死遗产，为什么不研究蜒蜒压抑我们民族几千年这个致命的活东西？
要谈说不清楚，这是最大的说不清楚了。
再说我另一个弟弟，四弟。
那时家里太穷，一个壮劳力，好年头才一角五、六，欠年只有七、八分钱。我这兄弟就 偷着拾点杂禾卖。人民公社化嘛，地上一根草也属于公社大队的。这就说他偷。大队干部叫 他背着这小捆柴禾游街。为啥这么整治他，还不是因为他哥是右派。但他这么穷怎么娶得起 老婆？又去偷了，跑到白石庄，从生产队房顶上偷了一捆扫帚拿到市里去卖。他人特别老 实，偷东西卖时，眼神儿不对，城市里的人精明，扣住他一问就傻，再一吓唬就供出来了。 这便给转到公社派出所扣起来，没扣上三天，他弄开窗户跑了。跑了一个小偷人家也没当回 事，可过两天，有人发现他在铁道旁的沟里躺着，身子硬梆梆，上边爬好多蚂蚁虫子，人死 了。有人说他想卧轨，叫火车挂的；也有人猜他想跳上火车躲到外边去，不小心让火车撞死 的。我心里明白，他并不想跑，而是想死。家里穷得掉面，哥父是右派，自己再弄个小偷， 甭说娶老婆，活着都抬不起脸来，跟父母又怎么交待？只有一死。可是他身上竟然没有外 伤，奇怪！火车轧的或撞的总得有伤呀，这也是件说不清楚的事。什么？请法医来验伤。你 说得轻巧，那时我们这种人家死个人像死条狗，谁还管验尸，反正死了，刨个坑埋了。
这样，我两个弟弟都叫我连累死。死了还背着罪名：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我父 母便有三个坏儿子：一个反革命，一个小盗，一个右派。你说我这是个什么家？
“文革”初，学校党支部叫我向毛主席说实话，请罪，老实交待问题，不应该隐瞒。我 想来想去想出个问题：一次给学生批改作文时，写一句“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 想”，笔误了，写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毛泽东思想。”这同学拿着作文来找我说：“老 师，你写错了。”我吓了一身冷汗，赶紧改过。幸亏这孩子老实，没给我告密。
我就把这件事对党支部老实交待了，向毛主席认罪呀。
其实我不说谁也不知道，他们并不掌握这问题。你说我这人咋回事？又没人给我压力， 咋我偏要说呢？我还信任他们吗？我还嫌自己不倒霉吗？放在心里犯嘀咕吗？天生—种贱性 吗……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非说出它来不可。我总怀疑，有种悲剧性的东西潜伏在我血液里。 我有血液病。
这样，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狗胆包天反对毛主席。批我，打我，打得我受不了时， 我跑回村躲起来。后来两派大联合又派人把我逮回学校接着批斗。咱不说肉体的痛苦吧，说 那些没用。肉体的苦一不疼就忘了，心里的苦你忘不掉也弄不走它。因头很多苦你并不知道 咋回事，更说不清楚。如果一天你能把它清楚地说出来时，就不再觉得苦了。痛苦就因为你 没能力说清楚它。
七六年大地震中，我们一个县全震垮了。火车不通，我跑了几十里路赶到家，已经一片 废墟混着无数死尸。死人都是我乡亲，个个全认得。老天爷、土地爷、城隍爷这些老百姓造 的神仙待我家特别优待，没收走我家一个人，全都死里逃生，在村外野地里搭个棚子不知为 了活着还是等死。那会儿最难办的是找不到东西吃。大队用大喇叭招呼：
“贫下中农同志们，现在都到大队来领救济物资！”
救济物资只有些饼干。人们都去了，但大队说救济饼干只发绘贫下中农，像我们这种有 问题的人没份儿。我老婆去了被顶回来。人们走回来时，瞧瞧他们的表情吧。贫下中农两手 捧着饼干，脸上那种优越感呀！而我们这种人不声不响，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这点东西就明 显地把人分成两个阶层……那些有饼干吃的乡亲决不会让给你一点儿，你就像条狗蹲在一 边。可是他们也不当着你的面吃。你说这为了啥？因为怕你看着馋会向他要？因为自己独吃 心里过意不去？还是怕忍不住时分给你一点儿，叫大队干部发现了挨说？说不清楚。这比饿 更难受！
我就去扒自己家的废墟找吃的东西。扒来扒去忽然扒出一样东西，石膏做的毛主席像， 那时家家都有这么一个。村里有个孩子扒他被砸在乱砖下的妈妈时，先把毛主席像抢救出来 再扒他妈，这事受到全公社表扬。可是我这尊像砸残了，掉了一个耳朵，左边的。怎么办？ 我犯愁了。我就把这毛主席像放在砖上，对着他说：
“老人家！您说我拿您怎么办？我一家人没吃没住，把您供在哪儿呢？您又掉个耳朵， 要是他们说是我故意敲的，我一家人不就更惨了吗？您呀，您说我咋办呀？”
我想个贼大胆的办法，先把它藏起来，再在废墟里挖个很深的坑。当天黄昏，我四处侦 察，看好那片废墟一个人也没有，我就钻进乱砖堆里，把它悄悄埋了起来。这要叫别人发现 更是个掉脑袋的罪呀！我是不是犯罪呀？当夜，我吓醒了，一连多少天犯心跳。事后还总后 悔，恨自己不该做这件事。很长时间这种犯罪感沉重地压着我。
我这个人呀。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文革完了，我右派的问题了结之后，我便为三弟平反的事到处奔波。我不能叫他亡魂总 背着那罪名，也为了平息一下自己心中对他很深的内疚。但这事被推来推去，我跑了三年， 加起来不下一万里路，可这件事谁也对我不说清楚。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说清 楚”。特别是有个细节——
我兄弟被奄奄一息送回家时，是六0年一月十五日早晨九点钟。但“逮捕通知书”上写 的日期也是一月十五日，还注着一句“因病暂缓执行”。
按这句话说，应该是一月十五日检察院通知公安局，局长签字后再去监狱执行逮捕，一 看我兄弟病危才决定“因病暂缓执行”，再把我弟弟弄上车往我家里送，这需要很长一段时 间。可是我兄弟是早晨九点钟送到家的，按路程，最晚八点钟就得从监狱抬上驴车，中间没 有时间办手续呀！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同时发生呢？
大概文革完了，谁也不愿对那段历史负责，能说清楚也不愿说清楚了。至今我仍然是这 样两个弟弟：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而且早成鬼了。那年月，拿活人都不当回事，拿 死人就更不当一回事了。我母亲是病死的，死因当然也有抑郁成疾的原故。这一切都因为 我，我自己却被平反落得一个好结局。你想我能活得轻松吗？内疚这东西很顽固，它呆在心 里，随时都会翻腾起来折磨你。谁也不会知道我活得有多累……
我想写个《家训》，留给我的子女。
我的《家训》依旧没有一句能讲清楚的话，只是把这些终身难忘的事告诉他们，把这些 百思不解的问号留给他们。现在的年轻人毕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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