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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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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写个《家训》，留给我的子女。
我的《家训》依旧没有一句能讲清楚的话，只是把这些终身难忘的事告诉他们，把这些 百思不解的问号留给他们。现在的年轻人毕竟比我们一代人有脑子。如果他们能说清楚这一 切，将来就不会再遭罪。如果他们不去搞清楚，难免还会重复我的经历：吃哑巴亏，上糊涂 当，等着挨折腾。依旧是悲剧性格，还要走向悲剧，甚至走向悲剧的深渊。
是性格悲剧，还是悲剧挑选的这种性格？
第20章 “文革”进行了两千年 1966年 41岁 男 T市某出版社编辑
十四岁的特务——一生中一个短暂的春天——怀疑人是件很难受的事——档案里的你都 是满身的污点——我是戴着镣铐迎接新中国的成立——第二次掉进怪圈——糊里糊涂又被卷 入漩涡
你要写一个人的文革十年，我却想讲我的五十年。你可能认为我会离题千里，放心吧， 不会！老弟，我的文革是从五十年前开始的。
你如果了解到我这整整半个世纪的坎坷，肯定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文革”并非开始于 一九六六。开始于一百年前吗？也不对，老弟，我理解的“文革”在咱中国进行了两千年！
我讲我的经历，也讲我的道理。
这道理我几十年没想通。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却被当做反革命几十年，反来复去也没离 开“敌人”的圈儿，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可是一九六八年我被“风雷激”造反队一群人 吊打之后，关在H河边一个“特”（即特务）字号单间房里，这所楼原先是我们出版社的书 库，书早被当做“四旧”运到造纸厂化纸浆去了。空荡档的小屋里充满旧纸、旧地板和旧砖 的气味儿，窗户被封死，糊上报纸。H河柔软的流水滔滔汩汩在外边流着，夜间听得更清 晰，还有河中行船的划桨声。我不自觉想起遥远的滹沱河边的老家，那一到春天就变得绿葱 葱的茅草房。我在那河里洗澡，在河边长大，参加革命抗日时，今天从河这边渡过河那边， 明天从河那边游到河这边，多少年呀……革命、父父父父父，敌人、档档档档档，我革命， 这敌人却是我。想着想着，很奇怪，我感觉被殴打后肉体的痛苦开始从皮肉中一点点消失， 但不是散开，而是往里走，全凝聚到心里去……不知这是怎样一个过程，我忽然一下于云开 雾散，明白了。有人说，大彻大悟是一种解脱。我说未必，不明白则巳，明白之后反变成更 深更深的痛苦。
我们村有两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两个家族打根儿上就斗，势不两立。在 我记忆里就有三次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死去活来。我本家一个叔叔李瘸子就是打架时落 成的残废。谁也说不清是从哪朝哪代结下的这冤仇。我还是穿开挡裤时就听奶奶讲，前清时 候王家出了个举人。那时村里出个举人像出条龙，不得了呵，土霸王！王举人在大街上走， 向例是两条胳膊横举着，一手拿根称秸秆儿，只要我们姓李的碰上，他就打。
村长这位置很关几，谁把住这位置谁就好压对方，不叫对方出头。但姓王的人多，势力 大，一直占着村长。敌伪时期保甲长是他们，后来八路军来恋，村干部又大多都姓王。从这 里，你可以看到历史怎样变成现实，要寻找文革的渊源，这便是最长最远最深的一条根了。 可是这道理我当时怎么可能认识到？
我们村是老解放区，七七事变后成了有名的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群众的抗日情绪高 涨。我那时十四岁，上小学，对共产党的感情别提多纯真，可以说对共产党的每一个字儿都 深信不疑。吕正操的队伍一来，我高兴得天天夜里睡不着觉。连八路军战士看我一眼都兴奋 得不得了。我爱看书，爱写作文，能讲话，学校叫我当儿童团长，天天晚上我挨家挨户去给 大人们讲《民学课本》，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讲得大人们包括我自己眼睛直冒光。那时 根据地在搞戒烟戒酒运动。村树都出墙报反对抽烟喝酒，从干部批评起。这墙报，就是现在 说的大宇报，文革中叫“四大”，其实早就有了。我们村长好烟好酒好玩钱，我就写篇小品 文，只几句话，都是善意批评，你一听就知道了：
“有人提倡不抽烟，可是自己一盒一盒地抽；有人提倡不喝酒，可是自己半斤八两地 喝，这算什么事呢？”
写得挺温和也挺幼稚吧！别忘了我那时才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呀。这小品文没等上墙，上 学时丢在道儿上，叫村里的治安员拾到。这治安员也是王家的，交到村长手里。当时村里就 定我为“特务”。村长说他代表党，反对村长就是反对共产党，什么人反对共产党？国民党 特务呗，好！治安员提出要把我活埋了。这事传到区里。区里有个炊事员是我们村姓李的本 家，他找到区长说一个小孩子懂个屁，胡闹呗，管我说人情，这活埋的事就由区里出面制止 了。但本村还是给我立个案，内定我是“特嫌”——我自有档案材料开始第一篇就是“特 嫌”。从这时候起，我便背上了跳进滹沱河也洗不清的历史问题的罪名，熬度我灾难不绝的 多半生。
你会奇怪，他们跟我无冤无仇，为什么为这三两句话，梗把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划到敌人 那边去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能叫我这个李家人冒头当儿童团长。这一来，我这个儿童团 长就被撤掉。政治，在这个文化背景上就变味儿了。我本家有个伯父，七七事变前上过一年 师范学校，有文化，总在村里出头露面。共产党来了，他胆小又不摸底，不敢接近，便被姓 王的那些村干部扣上一个“国民党”。他辈分大，我们全村李姓人就都有特务嫌疑，给压得 抬不起头来。我哥哥为了摆脱这处境，娶了一个县公安员的女儿做老婆，离村到别处去。我 也呆不住，初小毕业就离开老家到安平县去上高小。本以为远走高飞，脱开灾祸，哪知道我 竟是带着一块擦不掉的胎记——政治污点走的！
我在安平县高小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村里当教师。那时才十六岁，根本不知道有档案材料 好比魔影一样紧跟着我。村里的人都夸我工作得不错，我的自我感觉也蛮好，就有了入党的 要求，决心一辈子跟共产党干革命了，我问村长，“咱村有支部吗？”我想提出入党申请。 谁料他拿笑话跟我打岔说：“咱村没有织布（‘支部’的谐音）的！”开头我以为他们把我 看做小孩子，对我这要求推推挡挡，后来发现自己总被莫名其妙地调动，在这个村没呆多少 天，又调到另一个村去。好像我有痨病，所有人都和我保持距离。一九四二年日寇搞五一大 扫荡，我们这些人全分散到各地隐蔽。县里惟独不给我安排隐蔽的秘密据点，我就跑回老家 躲一躲。这期间村头的雪地上有人写条反动标语，姓王的那些村干部问也没问过我，居然把 这条反动标语又悄悄记在我的档案上，“特嫌”就更没跑了。这些事当时并不知道，只觉得 革命这个门把我向外推，不准我进。我可还是一心革命，把自己当做革命人呢。我不甘心整 天在敌占区窝窝囊囊活着，不干事，就决心投奔八路军去当兵。幸亏五一大扫荡最凶时，那 些姓王的村干部都隐蔽起来，推出我们一个李家人——就是在区里当过炊事员、要活埋我时 为我说过情的那人当村长。他给我写封推荐信，我把这信缝在鞋帮里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八 路军。日寇大扫荡时我十次遇险，不是逃脱追捕，就是叫老百胜掩护起来。有一次被抓住， 因为我一只眼是斜眼，老百姓对日本兵说：“这个小斜眼的，傻了傻了的。”骗过了敌人， 才救了我。这时一找到八路军真像找到亲娘一样，热乎极了。
开头我在冀中军区八分区政治部当文书。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一个短暂的春天。充满了 信任、关心和友爱。有一次我发高烧，同志们日夜轮流值班照看我，每—只手都抚过我的额 头，无论是极糙还是细腻的，我感觉到这手上带着对我病情无言的探问，还有对我快快病愈 的切盼。每只手放在我额头上时，我都立即流下泪来。我第一次尝到革命的友情，真是胜过 母爱！我好写，常给《冀中导报》和《前线报》写稿，小说、诗歌、剧本、人物专访等等都 写。我不敢说写得多好，—但都是真情的流露。这期间我认识了孙犁、远千里、王林，他们 都把我当做工农作家重点培养。政治部还常把我作为战地记者派到前线采访，《前线报》上 有时天天发表我写的通讯，报上常见我的名字，我也算小有名气了。心气儿又高起来，提出 入党，政治部的首长们很高兴。
其实，我又傻了。因为这时我的材料没有转到部队上来。可我一提出入党，政治部派人 到村里调查，反把我那些档案材料勾来了。阴云重新笼罩我的头顶。不但我入党的事没人再 提，那时部队正在打泊镇和青县，战地急需记者，也不再派我去采访。一天政治部主任背着 手到我房里来，他说：“现在敌我斗争激烈，有些特务分子专门打进我们政治机关里来。” 我诧异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当时他目光闪闪地注视我的脸，观察我的反应，幸亏 我还不知道他们怀疑我，这是对我的一种冷不防的考察。如果我知道自己被怀疑，自己虽然 不是特务表情也会不自然，那就非认定我是特务，把我抓起来不可。后来才知道，冀中和山 东是康生反特运动的两个试点，怀疑到谁马上就抓。又幸好这位政治部主任是长征干部，延 安整风、抢救运动、搞AB团，他都经历过，知道过去冤枉不少好人，看我的表情不像装 的，才不动声色地走出屋去。我就暗暗被控制使了，一言一行都记在档案里。直到一九四九 年军法处审查我时，我才知道我这时的处境多么危险。但这时凭直觉，已经感到信任从同志 们的眼神里消失了。我无法问，更无从申辩，也千万不能申辩，一问反而更被怀疑。渐渐我 变得十分敏感。他们怀疑我，我也怀疑他们，不知他们对我的种种态度是真是假。怀疑人是 件很难受的事，以致我有点神经过敏、草木皆兵，我的失眠症就是从那时扎的根儿。唉，我 那个短短的、迷人的春天就此过去了。
一年后我患了肺病，住进冀中军区的和平医院。刚入院时我感觉还正常——当然我说的 不是身体感觉，而是政治感觉。不久一些病友明显地对我疏远，甚至没人肯跟我下棋。过年 时我回家探亲，有个战士与我同行，他是我当年的学生，但他一路上与我无话。分手时他犹 豫再三才对我说：“我看您人不错，有件事告诉您，您千万别对人说。”他见我答应得诚 恳，才告诉我：“还记得您教书时有个张老师吗？他是特务，自杀了。”
我吓一跳，说：“他怎么会是特务呢？他爹是叫日本飞机炸死的，对革命很忠心，人也 挺正派，当时有个村干部玩女人，贪污公粮，没人敢批评，他还写过无头贴子呢（一种不点 名的墙报）！”‘
这当兵的学生说：“据说他就为这事被村干部定成特嫌，挤出学校，到部队制药厂当工 人。后来部队反特时一查材料，他是特务嫌疑，好一顿吊打，他受不住就上吊自杀了。据说 他的档案上有您名字，说您跟他共同搞过特务活动。”
我问：“什么活动？”我傻了。他说他不知道。
我懵住，再想，想起一件事。那位张老师写无头贴子时没有墨水，向我借的墨水。第二 天，村里的公安员忽然也来找我借墨水，我还纳闷，公安员怎么跑来找我借墨水？看来这是 找证据了，真是可怕！
这当兵的学生又问：“前一个月军区有人找您谈过话吧！”
我说：“是呵，是位特派员，人很和气，问挝我的家庭历史，还挺关心我的身体情况， 怎么？”
他说：“哪是什么特派员，那是军区保卫处的！现在咱部队内部又搞反特，审查旧案 时，从张老师那特务案里发现到您。本来那天是打算把您从医院逮走的，听说跟您一谈，觉 得您不像特务。当时我正在医院保卫组办事，听到这消息的，为您捏把汗，那可是说逮您就 逮您呵！”
这正是大冬天，天却不冷，可我浑身哆嗦，连牙也“得得”地直打颤。过度的恐惧之 后，我反倒不怕了，恨不得把这些多年来一直爬在我背上这魔怪翻过来，看看它究竟都是些 什么东西？恨不得把自己赤裸裸摆在党组织面前，叫他们一个个细胞都瞧个透，说说我到底 是敌人还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股热辣辣的情绪过去，我茫然了，我无力证实自己！我像 被抓在一个巨大的铁掌中，无辜地身不由已地听任它的摆布。
没多久解放战争就开始了。我随军到达白洋淀，《前线报》社也在那里，他们人手不 足，恰好我是这家报纸的老作者，社长找我谈话想调我到报社工作，叫我去组织部换信，我 好高兴，但一换信又麻烦了。非但《前线报》社没调成，反把我送到军政干部学校的整党 班。所谓整党班并非都是党员，而是把有问题的人弄去解决问题。我还挺天真，以为像唱戏 《三堂会审》加样，一问一答，把问题弄清就了结，谁知那里边是叫有问题的人互相整。整 你时，把你的问题告诉给别人，整别人时把别人的问题告诉你，谁都想争取表现，搞得很 凶。一天夜里我和一个小伙子站岗，我对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到底怀疑我什么？ 我冤得很，对革命从无二意，怎么总拿我当敌人呢？”
这小伙子是农村人，很实在，见我也实在，他就挝我：“你是不是五一大扫荡时，在老 家的雪地上写过一条反动标语？再有，你是不是在八分区政治部工作时，对一个保卫干部 说，你盼望国民党飞机来轰炸……还有，你是不是给你老婆写过信，说傅作义的部队要突袭 河间，人家怀疑你怎么会事先知道敌人的行动……”除这些，他还说了我许多许多事。
我听得毛骨悚然，心想无论怎样表白也难翻过身来了。因为这些事都有点影子，但都被 歪曲，甚至歪曲得含意完全相反。比如飞机轰炸的事。那是我在八分区政治部时和一位保卫 员出差办事。他挝我：“小李，你挺能写的，为啥我们找不到那些材料写，你能找到？”当 时空中正飞着国民党飞机，我就拿这飞机打个比方说：“你看这敌机在飞，就不必写，写了 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们扔炸弹把前边的庄子炸了，就可以写了。”这本是谈新闻的价 值，硬给变成我盼望敌机扔炸弹，写进档案！再看，傅作义要突袭河间的消息是部队传达 的，要我们做战斗准备，怎么变成我事先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使我可怕的是，我给老 婆的信都被检查了！如果我真是一个敌人，也不会有这么多、这么细致的挨整材料呵！文革 期间，一个造反派对我说，你知道你的档案材料有多少吗？一车也拉不完！对我这样耿耿忠 于革命的人，怎么花费这么大力气来监视、控制、调查呢？我想不通，上了犟劲。第二天整 党队的指导员又找我谈话，逼我，我再也受不了，夺门跑出去要跳河，被拦住了。指导员火 了，马上组织全校批斗大会，转天被作为“现行特务”押送到军区军法处。在军法处里，他 们要我交待特务证据，我说我只能证明自己是革命者，说我是特务，应该由你们实事求是地 拿出证据来。这样，我就被箍上镣铐。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戴上这东西，却是在自己的队伍 里！拷了四十七天，全国解放了。我听到消息时心里还一阵欢喜，可是看看手上的镣铐，墙 上的铁窗，心里不是滋味。每当我想到，我是戴着手拷迎接全国解放的，心中便一阵黯然。 好像一块很黑很黑的阴影留在我心底。
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有人说你好，没用，谁也不会把这话记在你档案里；有人说你有 问题，哪伯仅仅是怀疑，糟了，多半就收进了你的档案。收进去就很难拿出来，它从此就一 刻不停地紧跟着你。你敢说，你在自己的档案里是个好人吗？如果你认为自己赤胆忠心，忠 于国家，忠于事业，你感到你的心、你的血液、你整个身体都是透明的。但夹在那厚厚的硬 纸封皮的档案中的你，却可能是满身污点的另一个人。关键时刻人家都是从这“另一个”的 你来判断你，对待你，决定你。
军法处派出马队跑遍我工作过的村子、学校和部队，谁也拿不出能够证明我是特务的确 凿的证据。幸好我老家的村干部换人了，虽然还是王家人，跟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嘴下留 情，没再给我舔油加醋说坏话。军法处便把我放了。结论是“工作中看表现，表现好可以算 没问题，表现不好还背着这包袱”。我就这样挎着个不青不白的小包袱进入了新中国。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我先后在几个单位干过，都因历史向题未清不被重用。我想重用与 否并不重要，工作好好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了。
一九五五年，我在B市一家出版社负责一个编缉部，职务是含汉糊糊的“负责人”，干 得却很带劲。突然肃反运动来了。老问题再一次被折腾出来，被狠批狠斗，受审受讯，又经 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斗争。这次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却把我的旧帐了结。单位派出四五个人 跑遍全国，云南、贵州、四川，甚至跑到内蒙和新疆，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兜个底儿地、滴水 不漏地重新调查一遍。我得感谢安平县县委，他们说：“镇反时，我们对全县摸过底，特务 名单全掌握，没有他！”一句话，拨云见日，这才给我把冤案推倒，结论是：“经调查，× ××特嫌问题应予取消。”
从一九三九年我加入儿童团便是敌人，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化敌为友。漫长十七年的酸甜 苦辣，从来无人过问，只有自己清楚。当宣布我取消特嫌这天，我站在台上止不住浑身打冷 战。回到家中，没有喝酒庆祝，也没涕泪交流，好像死而复生那样不认识自己了。
原谅我说句迷信话：我信命。什么是命运？就是冥冥中你无法左右它、但它却在强有力 地左右你那个东西。
好运气对于我，好像只鸟，不会在我头顶上停留太多时间。这也是我命运的一个特征， 或者说是个典型细节。
我们单位总支书记想提拔他的一个亲信，但我的业务能力和位置都成为障碍，他就排挤 我。恰巧T市要创办一家出版社，创办人是我的一位老领导，我便提出调动，这种自动让位 的事是很容易办成的。我第一次带着历史清楚的档案去到另一个地方工作，心里特别轻松， 但到T市尚不过一个月，整风运动开始，这是一九五七年了。
我忽然收到B市原单位那家出版社的来信，这封信是以我原先所在编辑部的党支部名义 写的，殷切希望我回去帮助他们整风。组织上的要求不好回绝，我便跑回去一趟，只在会上 做了两小时发言，诉说肃反时我平白受的委曲，给总支书记提几条意见。总支书记在场听 着，一声没吭，他脸上却好像抹一层煤烟，可怕地阴沉着。谁知这两小时发言又决定了我重 蹈覆辙重度苦难二十年的悲惨命运。
我发过言返回到T市不久，反右就铺天盖地而来。这次，原单位是以党总支名义再次把 我叫回去，宣布我为右派。那编辑部的党支部被定为“反党支部”，出版社五十多编辑中有 二十五名被打成右派。这些人都是因为给总支书记提意见而以“向党开火”的罪名论处的。
后来我才明白，根由是党总支书记和党支部书记有矛盾。整风时党支部书记想把党总支 书记搞掉，因为我在肃反时被搞苦了，想拿我当枪使。反右一反过来，我便变成牺牲品。这 不是又回到我老家王姓和李姓的斗争里去了吗？拿现在的话讲，这叫历史的怪圈或文化的怪 圈。我虽然说不清这怪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但我已经明白地感到它的存在。而且我是一次 一次不知不觉掉进去，这是第二次。
现在回头看，我真不必庆幸五六年肃反结论后，我如何轻松地来到T市。实际上又—次 命运的阴影早巳把我所笼罩，只不过我毫无预感罢了。等我的档案材料转到T市，档案里又 加了更沉重的分量。原先的特嫌还只是嫌疑，这一次右派却是实打实的了。我真是一口气也 没喘过来，由一种敌人转换成另一种敌人。不过换个牌子。
现在我接着开头的话谈，谈文革。
文革倒霉只能怨我自己。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无论斗谁，我都是陪绑，做个配角，用 来造气氛的，不是斗争重点。运动开始时，书记搞社长，因为我在创办这家出版社时事社长 配合得很好，斗社长时，我是社长“重用右派”的一条罪状，斗我的目的是为了搞垮社长。 后来反资反路线时，社长这一派反过来搞书记，既不会再整我，也不会使用我，我就靠边站 了。清理阶级队伍时，书记这派二次东山再起，又搞社长。因为我始终没参加社长这派就把 我放在一边。当时牛鬼蛇神分两种，一种关在牛棚，一种上班来下班走，名叫走读。我属于 后者，可以说很超脱了。
出版社有个女编辑是个业务尖子。她前夫曾是国民党军官，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给她挂 过一个特务的衔儿，其实她什么也没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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