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第3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们抬的人是谁。一刹那，差点把我们问住了。多亏我机灵，编个瞎话说是村里一
位老大妈得了急病，我们送她去医院。他们一听，非要帮忙，我们说不用了，可他
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A村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刚从县里开了三天会回来。他们
要学雷锋好榜样，“助人为乐”，还一齐背诵有关的毛主席误录。他们其中一个问
我，这老大妈是什么家庭成分；当我一说，“当然是‘三代红’了”。他们来了阶
级感情，说什么也要帮我们把担架抬到县医院，并且和我们争起担架来。精神的力
量真是无可抗拒，再说我们已经抬了二十多里，精疲力尽，又做贼胆虚，终于被他
们夺去担架。他们中间的一个女知青，要掀开被单看看，马上被我制止，我说：
“这儿风太大，大妈是重感冒，不能再受风！”这女知青马上住手，还把被单掖严，
一边说：“要不我觉得大妈的呼吸这么重呢！”我身边的老三差点笑出声来。我感
到事情已经无法改变，如果跟他们去县里医院，准会露馅。我便对他们说：“如果
你们负责，我们可就回去了。”
这伙知青一听，都十分热情地满口答应，并叫我们回去休息。于是，他们抬着
担架返回县里，我们也掉头返回去。
分开后刚走几步，就听那瘦高的男青年朝我们喊道：“你们和大娘是哪个村
的？”
我一想，马上回答：“B村的。”B村就是猪的家。
那个女知青又叫道：“大娘姓什么？”
我这次回答得可是又迅速又巧妙：“朱大妈！”“朱”就是“猪”呵！
这时，我听那瘦高的男知青用嘹亮的嗓门喊道：“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朱大
妈的，回来见！”
“回来见！”我们一起举手，祝他们成功。然后，我们忍住笑，拼命向前跑，
直跑到回头再也看不见他们的地方，说什么也忍不住了，一齐扑在野地上，大笑，
打滚，翻跟斗。这真比吃一顿猪肉还高兴。
下边的事是听来的了：
据县里的人说，那伙知青把担架抬到县医院，已是早晨八点多钟。他们把医生
叫出来，说有急诊病人要抢救。医生上去一拍，刚叫一声：“打妈！”只听这“大
妈”呼地一吼，忽然跳下来，飞似地乱跑，由于身上蒙着被单，谁也不知是猪，全
看傻了，“大妈”怎么如此迅猛骁勇？
哎，你说，文革的经历，怎么能缺少这个？
咸味糖的真正味道，还是糖里边的发涩的咸味。
第三个人：还钟　　　1974年23岁男R省R县O村插队知识青年
我看过你那些文革的文章，你写的那些人那些事全都是倒霉的，看起来挺不舒
服，我想给你来个“反潮流”，讲一件得意的事，也是我成功的事！
一九六九年底，我给赶到R省R县O村，插队干农活。前后干了五年吧，黑夜到
头见曙光，我有了返城的机会，但必须大队支书同意后盖了章才能办理。我们那支
书，一句话，王八蛋！纯粹是地头蛇，我看过去那恶霸地主刘文彩也没他横，我们
村里三个女知青——咳，不说了！弄不好，泄露出去，缺德！就说我这次吧，要想
从他手心里走掉，可没那么容易，我已经打算让他扒一层皮了。我知道他贪得厉害，
可是送东西得送到人家心气儿上。他的侄子是民兵队长，也是他的亲信，我就向他
打听，由此便知他正需要一个挂钟。大队干部开会，十次有九次在他家里开。没钟
点哪行？我问民兵队长他想要个什么样的钟，那小子瞥我一眼便说：“还不是要那
种外边木头壳、里边带摆、打点的钟！”我一听心里就冒火。这个钟还不得七八十
块，顶我爹两个月的薪水。这群王八蛋，真他妈黑！
你知道，我是个不吃亏的人。晚上躺下来琢磨到半夜，忽然有了高招。我便先
给我在北京的舅舅写封信，说明我的情况，请他帮我一次。终生终世，只这一回。
无论如何按要求寄给找一个挂钟，我保证三个月内把钟还给我舅。
我舅在北京铁路局当调度，工龄长，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手里有点钱，我家平
时碰到难处就向他开口。他收到我的信！很快买了钟寄来，还附了一封信，信上安
慰我一番，却根本没提我保证三个月还钟的事。他以为这是“孩子话”吧！
好，就看我的吧——
我收到钟一看，真是漂亮绝顶，木头壳，漆得锃亮，表盘是黄铜的，上边印着
大红字的毛主席语录；三根针走起来活灵活现，下边还有一个玻璃门，能看到晃来
晃去的小摆球儿。我当然明白，我舅的心意全表在这上边了。我当时的心情，拿现
在的话说——好感动呀！
送礼还得赶在人家高兴的时候。我耐心地等了五天，听说支书那天在公社受了
表扬，回村就咧着大嘴笑。我见机会来了，赶紧抱着钟进了支书家，果然生效，支
书看着这锃亮锃亮的大钟，两眼眯成了线儿，说道：“你在这里表现不错，别人走
俺不同意，你走俺同意了！”我马上把准备好的介绍信捧上去，笑嘻嘻地说：“下
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还到您这儿来。”支书从枕头下摸出那个木疙瘩（印章），
用嘴哈哈气儿，啪地给我盖上。好啦，开绿灯！放行！万事大吉！
我拿着这封信跑到公社、县、省，再返回我那遥远的城市，一个多月，来来去
去，经受无故磕碰，终于把事办成。我回到村里，打好了行李捆，跟村人告别，最
后该把我那钟取回来了。你听着，我是这么干的，而且一开始就计划好这么干的——
这天，我早打听到公社的干部来视察。我等着这群人进了支书家正谈得火热的
时候，忽然一推门进去了。只见满屋子人，满屋子抽的烟，挺热，挺闷，还有呛人
的烟叶味儿。支书见我就说：“该走了吧！以后别忘了俺们呀，要是忘了，俺们就
找你去！”他这热情的话不是说给我听的，是说给公社的干部们听的。我呢？假装
有事那样，挺神秘地扯扯他袖子，把他拉到门口，再将嘴巴凑到他耳朵边，他侧过
脸问我：“啥事？”
我说：“我挺不好意思跟您讲。上次我借给您挂在墙上这钟，是从我舅家弄来
的。这次回城，不带着这钟，不好再去我舅家了，只好把钟拿回去。行吗？”我故
意压低声音，仿佛不叫别人听见；但控制的音量，却正好叫满屋的人都听见了。
支书的脸色变得刷白，气得直哆嗦。他脸离我太近了，我看得一清二楚。可是
他被我“将”住了，没辙，只好说：“好，好，拿走，拿走！”我当然明白，如果
没这些上级干部在，他能把我打死。
不用他去摘那钟，我脱了鞋子，上了炕，一伸手就摘下来。跟他说声“我走
啦！”就走了。他没送我，我却能想象他在屋里那样子。
当我把那钟送还到北京的舅舅家，我舅一家都莫名其妙。待我把来龙去脉一讲，
大家都笑个痛快。
我挺得意，在整个丈革中，只这么一件事，我是按自己的意志做的。
你该给我鼓掌呢！
快乐总在反抗者的一边。
终　结　文　革
　　　·冯骥才·
今年（1996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三十周年，一个
是文革崩溃的二十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有如死亡，
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
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
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就是在这两个所纪念的日子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
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
完成，划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
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
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潮水一般巨大而悲凉
的轰鸣。
大约八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
四千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
享受不到自我渲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
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
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
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
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
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本书附录了二十名非文革经历者即1976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
法的短语。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悲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不会在觉醒者中间
重演。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完成的深刻的缘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尽管
我说过：“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还说过“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
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尽管我也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是我
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何日何时，一个被良心驱动
的人来叩响我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良知与文明已经全
然返回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当然，我不是责怪无辜的人民。歌德在谈起他的德国民族时，曾经说过这样的
话：“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爱；作
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恰恰相反，作为个人来说，人
人都有弱点和缺陷；但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却是那么可爱！
而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连
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
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然而，这样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发挥起来，会焕
发多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了吗？因此，在终
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
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
云？？田？？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惟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　写于《五一六通知》发表三十周年的深夜
第33章　　　走出疯狂1966年16岁男　　　E市某中学初三学生
您知道我为什么当逍遥派呜——香港电影明星夏梦的儿子——手指头
一点点拉长——我们是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呀——整整烧了一夜——一张
没有牙的血嘴——一切都经过了——我敢说我们活得最心安理得
我第一句话要告诉您的：我是个逍遥派！那就是任什么组织也不参加，搞运动
随大溜儿，批斗人时举举手儿；哼着语录歌，甩着扑克牌；没有打过人，也没挨过
打，没轰轰烈烈地不可一世，也没当过“落水狗”，一句话，身在文革中，人在文
革外，天上活神仙，地上逍遥派！
您一听我这情况，多半没了兴趣。心想我这种不沾文革边的人，能有什么深刻
的东西？可是，您又会琢磨不透，我为什么千方百计地找您，非要跟您谈一谈不可？
嘿，我劝您可别小看逍遥派。我就问您一句话吧——我为什么要当逍遥派？论出身，
我八辈红；论本人历史，我才十六岁，一身清白没污点；一切“造反”的条件我全
都具备。为什么我偏偏躲在一边，不闻不问，不听不看？您会说我性情孤僻、不关
心政治、缺乏热情、胆子太小，对吧？全不是！“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
卫兵时，我可是步行几百里走到天安门呀，我从小最爱干的事是捅马蜂窝……嘿，
看样子，您有兴趣听我的话了。好，我说——
我当逍遥派的苗子，早在文革的最初几天就出现了。文革开始得很快。从《人
民日报》上批“李慧娘”、“三家村”等等，一阵热风那样火辣辣地刮进我们学校。
一天上课，只见校门内外站满了同学。教学大楼从主楼到一楼，一条特大标语
直垂下来，上边只写四个大字：暴风骤雨！每个字儿都差不多有一层楼那么大。楼
顶上还站着许多同学，挥舞着红旗。我忽然觉得大事临头，心嘣嘣乱跳，文革真是
在刹那间爆发了。
跟着是停课闹革命、贴大字报、斗老师。把一个个“有问题”的老师揪出来，
脑袋上扣半桶浆糊，再扣上一顶纸糊的高帽子，弄到台上去斗。这几天既兴奋，又
刺激，也庄重严肃，慷慨激昂，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嘛！我的脑袋也
有点发热、发胀。可是在批斗一个姓赵的同学时，却给我相反的一击。
当时，人眼都蓝了，到处找阶级敌人。不仅在老师中找，也在自己同学中找。
这个姓赵的同学和我同年级，不同班，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个子很小，其貌
不扬，脸色苍白，肩膀只有我们半个肩膀宽，脚小得像小学生，外号叫“小拇指”。
据说他是个数学天才，初二时已经能做高三的数学题了。这时忽然传说他是香港电
影明星夏梦的儿子。当时有海外亲戚就是“里通外国”，也就是“特嫌”。不知谁
出的主意，用细麻绳子把他的每一根手指紧紧拴住，再把绳子从院子里一棵大树的
树杈搭过来，使劲拉，一下一下，把他吊上去。您想想，细细的手指头怎么能经得
住身体的重量，眼瞅着他手指头一点点拉长，直拉得长出来一倍，您想想，人的手
指头怎么可能拉得这么长？可就这么长呀！非常非常可怕！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可怕
的手指，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想起那样子，真是太奇特。太残忍、太吓人啦！十指
连心呀！他叫得撕心裂肺！这一叫，叫得我感到恐怖，感到紧张，还感到一种内疚
吧！虽然这事我一点也没干，我只是站在一边看，但我想跑，躲开，就像我自己干
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一样。一下子，我和文革有了距离。
您别以为我从此就成了逃避丈革的逍遥派。文革可不是那么容易拒绝的。那不
是由于它的威力，而是它的诱惑力。文革真是壮丽迷人的呀！“八·一八”，见到
毛主席，我又和文革紧紧拥抱在一起了。
八月十七日中午，我们班的同学小孔悄俏告诉我一个绝密的消息：毛主席要在
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听到这消息，顿时满眼发光，就像站在山顶上看见日出那感觉。
小孔说这消息只能我，他、还有常大眼儿三个最要好的朋友知道，对外绝对保密。
他也不说消息的来源，好像他爸爸是中央最高领导。于是我们三人决定连家里人也
不告诉，当天下午动身，步行去北京。下午三点，我们怀里揣着一种神秘的幸福感
起程了。从我们这里到北京几百里，明早能赶到。心想毛主席多半是上午接见。
我们兴冲冲，紧紧走一程，截车搭乘赶一程，这样反反复复从白天到黑夜，从
黑夜到天明。第二天八点半赶到天安门前，一打听才知道毛主席下午接见。我就选
了天安门最西边的华表下。在那里直看天安门上边没遮没拦，又最近，看毛主席可
以看清楚些。这样，从头天下午直到这天中午，没吃没喝，赶了几百里，也不渴不
饿。那精气神真比着了魔还厉害。
中午一过，大批红卫兵和学生打着旗子来到广场。我根本没去注意他们，生怕
错过机会，抬眼使劲盯着天安门上边。毛主席一出现，真是震耳欲聋，呼天喊地一
般。我一时竟然把天安门上的人全看成一片，不知道怎样才能一个个人地看清。等
我一下子看到毛主席时，使劲地蹦呀跳呀喊呀叫呀，把带来的草帽也扔飞了，眼镜
几次差点掉在地上，真掉下来就不能再找到，因为人们已经紧紧挤成一片涌动的大
海。我虽然使出平生最大的力气叫喊，但根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等到接见完毕，
大家散开时，满地都是扔下的帽子、挤掉的衣扣、女同学的鞋绊儿……人人眼里兴
高采烈，脸色通红。小孔和常大眼儿的脸都像火烧的那样，我们彼此急着想说出满
心的兴奋，但这时才知道嗓子早喊哑了，只能发出沙沙的声音，相互握着手又蹦又
跳表达心中狂喜。
我们是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第二天回到学校，立即成了同学们羡慕的对象，
那可比现在的明星还夺目、还自豪、还神气。我们好像浑身注满自能量，第二天就
走上街头，涌入革命的洪流。
“八·一八”之后，红卫兵运动火上浇油，破四旧和抄家发狂一般席卷全社会。
我们听说二十一中红卫兵正冲击老西开教堂，便迅速赶到，但教堂里已经被砸得稀
巴烂，多亏教堂上的大十字架没有砸下来，我们就从临时搭起的云梯爬上去，教堂
足有五十米高。我们一点也不怕，当我们把十字架锯断，推下去时，我由于用力过
猛，身子向前一跄，多亏小孔一把抓住我的腰带，一齐猛向身后倒去，否则今天早
没我了。您猜我当时怎么着？我一点都不怕，站起来，双手插腰，低头看着下边满
街仰视我的人群，真觉得自己是个英雄。
砸毁这个教堂，我又带人跑到我家门口那个尖顶的圣公惠教堂。外墙的铁栅栏
门锁着，我就带头翻越铁栅栏进去。里边的大门也锁着，我就抡起消防用的太平斧，
哐哐几下，火星直溅，哗啦一声砸开。基督教没有偶像，迎面墙上只有“主呵，你
升天了！”几个字，叫我们几下就砍掉了。墙上还有个巨大的金属的怪物，像机器，
又像军事设备。小孔说：“多半是帝国主义暗藏的大炮！”我们便一拥而上，把上
边一排火箭筒似的东西抽下来，扔在地上砸烂。现在才知道，那不过是一架管风琴
罢了。
我们在这教堂里最大的发现是图书，教堂两边的大房里几乎堆满图书。后来听
说，这教堂是这座城市的宗教图书资料馆。可那时还管什么资料，都是反动的宣传
品，统统搬到院里，再弄来两桶汽油来点火烧。书太多了，足有上万册，又是硬皮
书，必须边撕，边浇油，边焚烧。我们几十个人整整烧了一夜，直烧到第二天中午，
把马路对面的树都烤焦了，我们个个也是焦黄的皮肤和污黑的脸，但我们离开教堂
后，并没有回家，而是跟着参加了抄家。如果您那时看见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最
终会成了逍遥派。其实抄家的事我只干了这一件，逍遥正是从这次开始的。
这家一男一女，老两口儿，没有孩子。我只知道男的过去在外国留学，开过水
泥厂，有股份，是个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他家住一所两层小楼，屋里又讲究又漂亮，
这就愈发引得我们冒火。按照我们当时的思想逻辑，资本家家里愈讲究，剥削劳动
人民血汗愈多，就愈反动。我们在抄他家二楼时，弄出来两箱子西洋玻璃器皿，开
箱就要砸，那男人忽然大叫：“这是我当初从法国用巨资买回来，是法国皇宫里的
摆设，是宝贝，你们不能砸！”我们一听就火了！砸不砸全由着我们的心气儿，你
还敢管！小孔上去给他一棒子（当时红卫兵用的武器是铁锨把和军事操练的木枪），
“啪”地打在嘴巴上，可是那声音就像打在一个瓷器上。就看他一口血吐出来，跟
着吐出很多牙来。这感觉非常可怕！这可怕的感觉就像那姓赵的同学的拉长的手指
一样。我呆住了，直到同学们招呼我去砸那些西洋器皿才清醒过来。我们把那些器
皿一件件从窗户扔出去，掉在楼下摔得粉碎。那一男一女便跪在我们身后痛哭，好
像我们扔了他们的孩子。完事离开时，我和那男人目光正好相碰，他张着那没有牙
的血嘴，像脸上一个血糊糊的洞；他的目光怔怔的，没有内容，却很专注，好像要
记住我似的，我不由自主地刷地躲开这目光，如同犯了罪那样，赶紧下楼出门，尽
快离开这家。
晚上回家吃饭时，奶奶忽然问我：
“你没有打人吧！”
我吓坏了。其实我没打人，倒好像我真的打过人。后来才知道，奶奶今天上街
买菜，看见红卫兵游斗一些资本家，用铜头皮带抽那些人，猛一抽把一个人的眼珠
子抽出来了。吓得奶奶菜也没买就回来了。
老实说，当时我并没有多少独立思考能力，我只是从内心、从良心、从心灵中
很深很深的地方感到我无法这样做下去，可能我天生是那种心太软的人，怕看见别
人受苦、受难、流血，流泪。我无法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革命对象”。这便不知
不觉离开革命的“金光大道”，走向逍遥的一边。八月底，红卫兵开始到全国各地
串连，去各地煽风点火，我也就趁机跑出去了。
从六六年夏天到六七年底，我在外边跑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