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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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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尺寸的模型试验于一九六三年就成功了。六四年又重复成功，当年就做全尺寸的爆 轰试验，意思是尺寸和正式原于弹l：l，一样大，除了装料不是活性材料，其它都是用原 子弹的材料和结构。这次试验关系重大叼，不成功就谈不上下边的核试验，它的成败紧紧抓 住整个基地上所有人的心！我们更是紧张，住在基地分厂的工号里做准备，我负责实验测 量，一连几天几夜反复检查每台仪器，每个接点，每条缆线，还要做模拟操作，我们叫“预 演”，生怕正式“开场演出”时出差错。半点差错就全报废！那几天，我时时都能听见自己 的心跳声。
这次试验效果非常好。试验一完，我就赶紧把记录的相片底片，用车送回厂部，马上冲 洗出来，接着捏着这底片恨不得一步跨进总指挥部。领导们都在那里等着呢。有总指挥，还 有从北京赶来的负责人。当我急匆匆进屋时，满屋领导都一声不响，所有眼睛都盯住我，静 极了。我好像也听见他们的心跳声，我举起底片绘大家看，说：“试验成功了！”大家顿时 欢呼、鼓掌、拥抱，然后喝酒，互相祝贺。这是我永记在心的场面呀！总指挥叫我快睡觉 去。他知道我们自来到草原，很少睡个好觉。谁知我躺下来反而阖不上限，太激动了，可是 不知不觉睡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个觉。我睡觉从来都有梦，但这个觉竟然没梦，一个“真 空”的觉，好像整整睡了一个世纪。多少个日日夜夜积下的辛劳，一次成功就一扫而光。
这样，我们就动手搞正式的核试验了。六四年七、八月最热的天气里人我们带着全套测 试仪器到达戈壁滩。无边无涯的戈壁滩上，太阳晒得看不见一滴水，鸟儿也热得飞不起来， 贴着地皮昏昏悠悠地打转。可是那里已经造起一座高高的铁塔，这就是第一个核试验塔。我 们在铁塔上安装仪器，又在距离铁塔不远的测试工号里装仪器，中间用一根根电缆相连。一 旦核爆炸，电缆就断了，塔上的仪器就要全部炸毁，全部最有价值的数据都保留在测试工号 的仪器里，万一仪器出故障，核爆炸的重要数据就全丢了，那将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天大的 责任压在我们肩上。测试工号大半截在地下，又有坚固的水泥墙保护，炸不坏的。可白天里 边奇热，夜里冰冷。睡觉？我们只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打个腕儿，接着干。那些天，我们真 是把“自己是谁”都忘了。自己就是仪器，就是原子弹吧！
我们基地总指挥也来到核试验场。这位总指挥原先是位将军，身材魁梧，他原先对原子 技术并不懂，但领导有方，很有大将风度。他参加过西藏解放，人非常好，。很体贴大伙， 刚到金银滩时，他和我们同住在草原上的帐篷里，后来造了房子但还不够，就叫我们先搬进 去，他依旧住在帐篷里。他说你们这些人应该住在好地方。和现在很多领导真是两样了。十 月十五日，一切安装好，开始撤离。我们撤退到几十公里以外没有辐射的地方，我们的将军 是最后一个撤离的。因为还要有专门的人爬到塔上插雷管。雷管是反复检查过的，万一失手 就会大祸临头，插好后还要仔细检查。那时已经不能用电，电锑停了，只能爬上去。总指挥 和其他几位领导一直在塔下盯着这些最后的程序。我当晚在几十公里外打电话绘总指挥，他 还在塔下接我电话呢。那时，整个队伍由上到下就是这种素质。
我们等着中央的命令。参试人员聚集在安全地带，朝着铁塔方向看。看不见塔影，只有 空阔的大地和无穷的蓝天，我们一切希望也都寄托给这无比宁静的天地之间了。
北京的命令下来，点火！10，9，8，7，6，5，4，3，2，l，直到0。怎么还不见动？一 瞬间，紧张得心蹦上来，卡在喉咙里：失败了？若是一败，说不定就要从头干起。正想着， 刹时间一朵无比巨大的、鲜花一样的大蘑菇云升天而起。原来我们离得太远，“零时”的闪 光没注意到，但我们终于看到这朵苦苦期待的蘑菇云向蓝天翻涌而起。我们喊呀，叫呀，跳 呀，宣叫得嗓子哑了。有人忘乎所以，跳得一屁股儿摔在地上，起来再跳。我笑得哭了，直 抹泪。那时泪也是甜的……这场面你肯定在电影或照片上看见过。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了！给 我们用自己双手干出来了！跟着是大庆祝，北京出了号外。如果你在现场，身在其中参加这 工作，你也会体会它的来之不易，体味我们当时那种作为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自豪不是虚 张声势，自豪是自己干出来的。这朵在大西北升起的蘑菇云，是千千万万人赤胆忠心、成年 累月、实实在在工作的结果。大家想的都是国家强盛，没人想到嫌钱发财，或为了升级、职 称、住房，打破了头。我是亲身参加者，我接触到无数无名英雄，无论高技术工人、科研人 员、组织者们，还是那些从事找矿、开采、浓缩、提炼、加工、制造的人，都把青春年岁贡 献给了这事业。还有防化兵们，他们必须在爆炸后冲进现场取回样品，供给我们研究爆炸效 果。他们的防护服里装着多少斤汗水呀。这样，到了“文革”前，我们基地已经像一座小城 镇了。百货公司、电影院、医院、学校、托儿所、银行等等应有尽有，事业真是充满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是在这次核试验之前结婚的，爱人也来到基地，好 像没经过什么选择，就把自己的一切，一生，全放在这儿了。
六六年突然间“文革”一来，就像在我们基地扔下了一颗意外的、人为的、政治的原子 弹，全乱了。虽然这年十一月间我还在核试验场进行氢弹的原理试验，取得成功，转年氢弹 又给我们搞出来，可氢弹的基础工作都是“文革”前搞的。
搞氢弹时，我还是近一百人研究室的主任，氢弹出来后我就受冲击了。有人问我搞原子 弹试验的地方绝对保密，也搞“文革”吗？怎么不搞？当时不是说“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两 派，就斗”吗？斗得一样凶。我们基地上也是两大派，原来的领导靠边站，新来的人支持一 派打击一派，武斗打得更凶。六八年搞起清队，什么“事出有因”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 方”呀、“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呀、“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呀，有点家庭 历史问题的人受罪了，像我这样没问题的也要想法弄出问题来。有人硬给我总结出“四个第 一”，说我的“四个第一”是和林彪的“四个第一”相对抗。哪个第一针对哪个第一现在也 记不准了。好像是说我用“业务第一”对抗林彪的“突出政治第一”，我严格抓试验质量是 用“质量第一”对抗林彪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我向来记不住这些话。先是要我低头 接受大会批斗，接着就抄家，翻箱倒柜，受尽了辱骂和训斥。我想冲击这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吧。我家庭历史清楚，少年时期就参加地下党，说我“当权派”至多不过是个技术研究室负 责人。不过一时靠边站，少说话或干脆不说话就会过去吧。我罩辛苦苦一心工作，能有我什 么事？
没想到事出意外。一九六九年，这里很乱，大部分人阔着没事，写大字报，搞运动。总 指挥他们都被揪出来，常挨斗。试验工作没入关心了，我在茫然中似乎等待运动快告一段 落，好继续工作，可愈等愈没完。忽然上边说基地目标太大，不安全，搞内迁，东西全要装 箱。这时候厂里很乱，许多人不上班，大概有的工人听说要搬迁，想趁机捞点小东西，弄点 小油水，把分厂研究室里的一个书桌撬了，里边有本没用完的工作手册被偷去。一下子，祸 从天降，存人向北京报告说基地丢失绝密材料。上边立即派了两个大人物来，一个是当时的 公安部副部长，一个是海军的“首长”，还带来一帮人。这架势真是非同小可。他们一心想 搞出个大案，把这里说成是“小台湾”，好震动全国，掀动大浪，否牢过去的一切，来推动 全国的“文革”运动。这两个人被称做“中央首长”，拿着尚方宝剑，说这工作手册是特务 偷的，盗窃我国核试验机密情报，到处抓人，随便枪毙人，搞得一片恐怖，真吓人呀！逼供 信，有人自杀了，这两位“中央首长”却把自杀说成他杀，说杀人的准是特务，再抓杀人的 特务，又抓特务后边的特务，抓了许多无辜的人。全体科研人员全给集中起来往，搞互相揭 发，乱成一团。这时火车也开不进来了，大草原仿佛回到远古野蛮厮杀的时代。
我们研究室抓出一个人。说他小时候去过香港，还有个亲戚在香港。为什么他从香港回 国呢？好，这就抓住了，从香港派来偷窃情报的特务！二位“中央首长”带来一大帮人，给 他编一套特务联系办法，暗号，逼他供认，还把他夫妇分开逼供，逼他们乱咬。他受不住就 乱咬了，咬了许多人，也咬了我。好，我就是特务的后台。“中央首长”亲自在万人大会上 点我是“大鲨鱼”，非要揪出大鲨鱼不行！这样，我就被关起来，恰侩关在过去的实验室 里，我自己成了实验品！解放军在门外看守，门上挖个小洞监视我。嘿，我例像个原子弹， 绝密品，严密看管。开始我还想，我从小参加革命，算个“者革命”，搞过原子弹，总理还 接见过我呢。但“文革”就是过去的一切都不算，现在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许多开国元勋 都成了阶下囚，一个臭知识分子算什么？
后来特务愈抓愈多，实验室里关满了人。白天一人一个很矮的小板凳，坐在上边读语 录，不准动。然后就想自己的“问题”，交待，提审，互相不准说话，夜里直到两点才许睡 一小会儿，但不许关灯，怕自杀。可我这个人不会瞎编，更不会咬别人，审来审去什么也交 待不出来。我不知谁是“特务”。他们就骂我死硬，等着我的只有“死路一条”。给我最大 刺激就是没多久一次枪毙人的万人大会了。
这天，“中央首长”召开万人大会，说要枪毙一批人。记得有一个是医生，是基地的外 科大夫，他给一个解放军做手术时动坏了，平时最多算个医疗事故，可当时却是不得了的大 事。他出身资产阶级，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柱石，这叫做阶级报复呀！有血债，要枪毙。 还有个大学生，工资低，这人思想素质差些，发牢骚说怪话，说：“再不给我提工资，我就 把雷管炸了。”给人揭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特务，要搞破坏。虽然只是背地一句怪话，也 不可能去做，但这怪话在当时逼都很难逼出来的，立刻成了罪行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枪 毙！
这天会场四周架起机枪，恐怖之极，群众都很紧张，因为说群众中还隐藏不少特务，有 许多特嫌分子，谁知谁会被拉出枪毙。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条”了。我至今不敢想 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清晰描述那感觉，大概由于面临死亡，大脑一片混乱。只听会上一个个 宣布罪行，执行枪决，我仿佛只等着他们叫喊我的名字了。那个外科医生，说怪话的大学 生，都绘拉到万人大会不远的地方当场枪毙了。枪声听得很清楚，没有轮到我……枪声过 后，他们围起我来，对我说：“听见枪声了吗？”我说：“听见了。”他们说：“再不老 实，第二天就是你！”跟着就对我展开一场声势洁大猛烈的批斗。
虽然他们没有枪毙我，但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创痛。我这人活着，可是我心中很多东西被 击碎了。子弹从我的命运旁侧擦过，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从来没有深思过的问题。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这里依然处在大恐怖中，还在抓特务，又抓“五一六”。有人逃亡， 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围的草原是没边的，逃到哪里去？他们开车四处追捕，抓回来就要死去 活来地打。有一个复员军人给打得忍无可忍，操起铲子拼了，当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特务 愈抓愈多，我就不那么重点了。新抓的总是一时的重点，总更有搞头。没事时，我就用脑子 想想技术问题，这时事业已经一片渺茫，但一有时间，脑子就爱在自己感兴趣的技术里转一 转，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一种惯性，也许潜意识里我对事业还没有完全死心。此 外，我惦记的唯有爱人，她在哪儿，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到她在担心 我，那才是难过极了。后来，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节运煤的货车上，和别的“特务”一起 运到山沟里。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继续过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来后，糊里糊涂就没事了。我回到北京，家里人都奇怪，怎么这样就回 来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惊讶失措之后，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说。以后北京的一个科研部 门调我，我答应了。从此我就和遥远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荣与苦痛的日 子全都告别了。别以为我是因为太伤心、太失望才离开那里的。那里给我的，并非太少而是 太多。我多么想回到当年为国家轰轰烈烈于一番的那岁月里去。但如今那岁月的一切都巳过 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记亿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于弹 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为国家干点事，大概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但因干事而遭难，便是中国知识分 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着这痛苦，仍然想干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优点呢？现在有人 说这是我们的最宝贵之处，也有人说是我们的最可悲之处。哪个说法更对？我把这个问题留 给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回想我们基地那些科研人员，各自走过不同的艰辛历程。当然有很少数人，在运动里专 门整人，口号喊得最响亮，当过毛泽东思想标兵，一时飞黄腾达，后来的命运也未必美妙。 很多人遭遇比我更惨，有的被逼死或逼疯。有一个科学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围在院子 里，逼着他像牲口一样跑，一边跑一边喊“坦自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呢，在这场大风暴里幸免生还，问心无愧就是了。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心里平静。过 去做过一点好事，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现在仍抱定宗旨，正直为人，扎实做事。尽管“文 革”中创痛犹在，我能把它妥当埋藏心底。无论国家交给我做什么，我还是要努力做好。只 要国家招呼一声。
＊＊黄土地的悲哀——它一边遭受践踏，一边依旧赤诚地奉献果实。
＊＊
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1968年8岁女 Y省G市学龄前儿童
愈揪不出爸爸愈冒火——公安局确定反动标语是一米二左右孩子写的——糖果、看电 影、割掉爸爸的鼻子喂老虎——我被押到刑场面对一杆枪——“别怕，孩子，他们在逗你玩 儿呢！——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
你要求亲身经历文革的人自己口述，我想转述一个故事给你。这是当事人亲口讲给我 的。我一直打算把它写成小说，可是谈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些篇章后，觉得这故事 放在你的书中更合适，我想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典型，更能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这故事的主人是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怎么，你不信？对，八岁；不是十八岁。她面对 一口枪时，并无绝望心理，相反认为好玩。你别急，我说这故事马上讲给你，而且完全如实 地讲，不加一点虚构的演染。我知道你要求一种事件本身的彻底真实。
那是七九年，云南边境的战火未熄，我去前线采访。由北京飞到昆明后，忽然感到胸 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定地势低就会好些，我便一天也没在昆明停留， 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乘车经K市到达G市。据说由G市再往南必须翻山越岭，必 须搭军车。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车搭，便在G市过夜。G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了。街上 有许多军人；不少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蒙着大网，插满松校做防空伪装，停在道边；人 们谈话也大多是战争内容。我们跑了几家旅店都因客满而碰壁。经市委安排，我们住进市委 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时，服务员是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女。她好勤快，可给我们上 菜时一看我就笑。她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这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的、时髦的漂 亮，而是像云南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我真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 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高音区敲一下琴键。随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 你。可她不像一般云南姑娘那么矮小，例像北方乡间的女孩子，红扑扑脸蛋；端起菜碟来， 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头都是圆圆的。她的漂亮是溶在一种淳厚的气质里。我问她： “你为什么总笑我？”她说：“你个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说得直了了。也许我见到城 里的姑娘都太会说话，会装腔作势和绕弯弯儿，一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 看到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倘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偷。我同行那两位画家比 我对美更敏感；画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俩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后，请她到我们房 间，为她画像。她表情似乎有些为难，可是当两位画家告诉她，我是个作家时，她专意看我 一眼，这回没笑，竟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晚上，她来了。刚刚下班，白布围裙还没解下，进屋时使围裙擦着刚洗过而湿淋淋的一 双白手，这滚圆的小手给凉水刺激得通红。两位画家请她坐下，支起画板，这时她略略有些 拘束。一位画家说：
“老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会放松了。”
我笑着对她说：“你不怕作家吗？”
不料她挺郑重其事地说：“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写写我。”
我大笑起来，说：“你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写？写你哭鼻子吗？”
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于暗下来，好像乌云的阴影顷刻笼罩水面，居然一种忧虑 的、愁惨的、苦涩的情绪灌满了她的眼眶。这决不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应有的神情，倒像一个 饱经苦难的人才有的目光。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写，将来我练习，自己写！”
我征住，难道这姑娘真有什么非凡的经历？我点点头说：“好，你说，我给你写。”就 在说这话时，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说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她说：
“我当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亲是市委的中层干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 院。‘文革’开始时，我六岁，那时什么也不懂，记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还记错了。 比如我记得一次有一群人闯进我家翻东西，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很疼。后来爸爸说，没人打 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记得的只是一种感觉。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觉。爸爸 在‘文革’前是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文革开始时挨批，靠边站了。后来造反分两派，爸爸 参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军队介入，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可爸爸这派大多是市 委的中层干部们，组织性强，‘文革’初大小都被冲击过，更不敢做半点打砸抢那类过火的 事情，对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难把爸爸这派搞垮。但一次两派大联合谈判时，爸爸这派头头 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立面有个精明的人上来一下抽出《红旗》杂 志，里边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时的杂志几乎全有毛主席像，这么一下就被对方揪出来。侮辱 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军宣队立即宣布爸爸这派是反动组织，这派马上 垮了。开始揪坏人，凡是过去有点问题的都给打成阶级报复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 可他们拿爸爸没法子，爸爸没有短儿。他以前当干部处处长时，总得罪过人，有人恨他，恨 不得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内查外调，愈查不出问题火愈大。爸爸本来是不抽烟的， 那时却天天抽许多烟。一天抽烟睡着了，把棉褥烧个大窟窿，多亏妈妈一盆水泼上去。真烧 起来就会被人家说成放火搞破坏或企图畏罪自杀。压力真是压足了。我妈的心脏不好，整天 闹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么大祸，可没料到一天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标全集中到我身上。
这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 宇。公安局来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他们根据三条：一是反标 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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