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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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他们说他辛苦了，倒酒给他暖身体，擀面条给他吃，同他谈这样谈那样。他很注意的看他们，听他们，他觉得这些人很讲义气。打日本，反汉奸是天经地义啦，他们又打富济贫，这全对他的劲。他们讲平等讲义气，够朋友的。于是，他就告诉他们一些村上的事，他向他们骂江世荣，说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村上的一个“尖”，要他们多提防他。
　　这一次的旅行给他很满意的印象，但他向江世荣却谈得很简单。掩蔽着他的心情，江世荣就不得不屡次屡次来求他，从此他就和八路混得很熟了。他自从八岁上死了父母，和刚满周岁的兄弟住到外祖母家去以后，他就从来不知道有什么亲爱一类的事。他成天跟着他舅舅郭全在地里做活。舅舅是个老实人，像条牛，生活压在他头上，只知道受苦，一点也不懂得照顾他。他们的关系，是一同劳动的关系，像犁跟耙一样。外祖母也无法照顾他，常常背着他兄弟到邻村去讨吃。因为舅舅收得的粮食都交租了，即使是好年成，他们也常常眼看着别人吃肉，吃白面，吃小米，他们是连几顿正经高粱饭也难吃到的。他就像条小牛似的，只要有草吃也可以茁壮起来。他长到了十七岁，于是他自己立了门户，他拿自己的工资来养活着他兄弟。那瘦孩子就担负着捡柴，烧饭等等的事。这一切只使他明白一个道理，穷人就靠着自己几根穷骨头过日子，有一天受不了苦啦，倒在哪里，就算完在哪里吧。他是一个在暴日寒风中锻炼大的人，有一把好力气，有钱的人都愿意找他做活，他靠着两个臂膀也就生活下来了。可是这次他遇到了八路军，他不觉的在他们的启示和鼓励之下同他们讲起了过去的生活。这些从来想也不愿去想的生活，如今回忆起来，向他们描述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难受，感觉到委屈。这是如何的困苦，如何的孤零零，如何的受压抑和冤屈呵！但他却得到很多安慰，第一次找到了亲人似的，他觉得他们对他是如此的关心，如此的亲切。当一个人忽然感到世界上还有人爱他，他是如何的高兴，如何的想活跃着自己的生命！他知道有人对他有希望，也就愿意自己生活得有意义些，尤其当他明白他的困苦，以及他舅舅和许多人的困苦，都只是由于有钱人当家，来把他们死死压住的原因。
　　从此张裕民不去白银儿那里了。他本来也是最近因为辞了工心里烦闷才去的。假如他心里又觉到难受的时候，他就去找朋友，找那些年轻的穷小子，告诉他们他看见的八路军同志们。他以能认识他们为夸耀，他也学着八路军同志们去挑动他们对生活的不平：为什么穷人的命这样苦，是不是天生的要当一辈子毛驴？在这年的夏季，暖水屯因为他开始有了共产党员。接着他发展了李昌，和张正国。在这年的冬季他领到了一支橛枪和一支土枪，他们秘密的搞起民兵来了。八路来村子上的次数，也就比较多，有时就去找甲长，江世荣不能不保护他们；有时就住在西头，民兵会替他们放哨。
　　但工作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开展的，村子上有出名的八大尖，老百姓恨这些人，却又怕这些人。江世荣就是这八大尖里的一个代表，他因为会巴结他们，他们才要他当甲长，如今已挣到了一份不错的家私。他借日本人压榨了老百姓，又借八路军来勒索，村子上也许还有比江世荣更阴险的人，但现在只有江世荣最出面。八路同志曾经帮助过张裕民他们布置过减租减息，向老百姓宣传，在背底下他们也赞成，可是不敢出面闹。直到一九四五年夏天的时候，才发动起一个改选村政权的大会。在一个夜晚，民兵和八路军的同志们突然封锁了村子，放了哨，集合了全村的老百姓在学校里开大会。老百姓看见江世荣被绑着，便胆大了，又因为是黑夜，认不清面孔，他们就敢在人群中说话。他们第一次吐出了怨恨，他们伸出了拳头。江世荣被打倒了，他们选了赵得禄，赵得禄是个穷人，能干，能应付日本人，赵得禄自己原来怕当村长，怕村子上的旧势力来搞他，但看见那么多人举他的手，他又高兴被选上。他当了村长，他就在八路军的区干部的帮助之下，和张裕民几人商量着应付了日本人，日本鬼子一点也不知道这村子上的情况，还满相信他。村子上的几个有钱有势的人，也被他们分别看待，团结他们，也孤立、分化、威吓住他们，就连许有武、钱文贵他们一时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从此暖水屯的老百姓当了权。不久，就是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了，抗联会主任张裕民在村子里便公开的成了负责的人。他领导了两次清算复仇，穷人们有事便来找他，大家都高兴的说：“他可露脸了，他给八路军教成了一个能干人。”有些人心里瞧不起他，谁还不看着这穷孩子长大的呢，想跟他过不去，可是见了他倒更凑上来叫“三哥”，为什么是“三哥”，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这来历。也许因为他伯父有过两个儿子，但他伯父和他叔伯兄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逃荒到口外去了。一直也没有回来，也没有过音讯。在过去也很少有人叫他三哥，除了有人要找他做活，或者他的赌友在他赢了钱的时候，但现在这称呼似乎很自然和很流行了。
　　10　小册子
　　张裕民和程仁曾经到区上拿回了一本石印的小书。这是县委宣传部印发的。他们两人都识字不多，到了夜晚便找了李昌来，三个人挤在一个麻油灯底下逐行逐行的念。李昌还把一些重要的抄在他的小本上。他那个小本子抄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入党的誓词，做一个党员的起码条款，如：一，死活替穷人干一辈子；二，跳黄河一块跳，异口同音，叫我怎办就怎办；三，要交党费；四，凡不在党的，不管父、母、妻、子，该守秘密的事，也不能告诉他们……——都写在上边。每当碰到有什么为难的问题，李昌便去查他的小本子，常常就可以在那里边找着答案。这个有雀斑的，不漂亮的年轻党员，是个爱说话而且有唱歌天才的小伙子。
　　他们三个人一道研究这本“土地改革问答”，却各有各的想法。总是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又缺乏思考的李昌，他越念下去越觉得有兴趣。他常常联系村上的具体人物来说明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中农；应该打击谁，应该照顾谁，愉快的笑不离开他的脸。在他心里不断的涌起对党的，对毛主席的赞叹，他忍不住叫了起来：“这个办法可好呀，这样才把那些有钱的人给治下去了，穷人真真的翻了身嘛！”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改革觉得是轻而易举，有十足的把握。程仁呢，因为春天他参加了做“合理负担”，他对于本村的土地比较熟悉，他又把那个户口册子拿了来翻阅，那上面登记得有详细的土地数字，他对于成份的鉴定特别细心。他常常说：“天呀！李大海有三十亩地，你能说他是富农，或中农么？他那个地是什么地呀，给人也没有人要的嘛！”或者就是说：“别看刘振东地少，一个青壮年，三亩好水地呀！”或者就又说：“李增山论地是贫农，可是他有手艺，他又讨了老婆，老婆还穿着新棉衣呢。”他觉得土地的分配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问题，要能使全村人满意，全村都觉得是公平的才算把这件事做好了；如果做不好，会反而使自己人闹起意见来，反而不好做工作了。这里只有张裕民说的比较少，他只考虑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他们究竟有多少力量，能够掌握多少力量，能否把村子上的旧势力彻底打垮。他深切的体会到要执行上级的决定，一般的是容易做到，因为有党，有八路军支持着，村子上的人也不会公开反对。但要把事情认真做好，要真真彻底铲除封建势力，老百姓会自觉的团结起来，进行翻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总觉得老百姓的心里可糊涂着呢，常常就说不通他们，他们常常动摇，常常会认贼做父，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有一点不满足，就骂干部。同时张裕民也觉得：又只有靠近他们，自己才有力量，可是他们又常常不可靠，忽东忽西的。要完全掌握住他们，张裕民清楚还是不可能，因此他对这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虽然抱着很高的热忱，却有很多的顾虑。他只希望区上会早一点派人来，派一个得力的人来，能把这件大事好好的办妥。
　　不久，离他们七里路远的孟家沟也开了斗争恶霸陈武的大会。陈武在这一带是一个有名了的“胡髭”。谁要在他的地里走过，谁都得挨揍，他打人，强奸女人，都只是家常便饭。
　　他买卖鸦片，私藏军火，也是无论什么人都知道的。当他们开大会的那天，暖水屯的村干部全体都去参加了，还去了一些老百姓。在那个大会上有四五十个人控诉他的罪恶，说到一半就忍不住冲到陈武的面前唾他，打他，妇女也站出来骂，挥动着戴手镯的膀子，劈头劈脑的去打。暖水屯的人都看痴了，也跟着吼叫，他们的心灼热起来，他们盼望着暖水屯也赶快能卷入这种斗争中，担心着自己的村子闹得不好。张裕民更去向区上催促，要他们快派人来。
　　老百姓也明白这回可快到时候了，甚至有些等的不耐烦了。果然两天之后，有几个穿制服的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到了暖水屯。
　　11　土改工作小组
　　这正是八月中旬，照旧历来讲是过了七月半不几天的一个傍晚，从区上来的几个人打东北角上的栅栏门走进村来。区工会主任老董走到合作社去找张裕民，还有三个穿得比较整洁的年轻人，像是从县里或省里下来的。他们走到小学校的门口，卸下了背上的背包，拭着满头大汗，走过去，走过来，一会看看街上贴的标语，一会张望那正要散学了的学校的内部。
　　坐在对面树底下谈闲天的人，便都悄悄议论起来。他们都狠狠的打量他们，想窥测出他们是些什么人，究竟有些什么能耐。刚打地里回来的人，也远远站住了朝这边望。那个最惹人注意的，生得身材适度，气宇轩昂的一个，做出一副很闲适的态度和他旁边一个小孩开着玩笑。那孩子不习惯在生人面前说话，便绷着脸走开了。那个儿小些的便朝合作社走去，并且回过头来问：“老乡！张裕民在合作社么？”只有那个瘦个子倒仍站在小学门口，他和着里面的歌声，轻快的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张裕民走在老董的前面，后边还跟着李昌和刘满两个人，他们一拥就拥到了这边，抢着把背包往肩上一扛便招呼着向南街走去了。那个瘦个子赶忙来抢背包，不留心脚底下一块石头，他踢着往前扑去，冲出去了好远，好容易没有让自己摔下去，站住了脚。他望见街上的人都望着他，便朝大家憨憨的笑了。大家也就都笑了起来。他又赶上去抢背包，可是李昌刘满他们已经走了好远。他们边走也边呵呵的笑，瘦个子就嚷着：“咳，咳，让咱自己拿吧，咳，这哪行，这哪行！”张裕民把他们带到韩老汉家里。老汉家的西房正空着，老汉是个勤苦的人，他在今年春天加入了党，这房子是张裕民在春天提议分给他的，也是许有武的家财。房子很干净，又清静。他的儿子刚打山东复员回来，只有一个八岁大的孙子正上学，张裕民也为的是区上下来什么人，好安置在这里，叫老韩烧点茶水，照顾门户都很方便。
　　李昌像个主人似的，一进屋就让大家上炕，他用着热情的眼光打量着几个来客，他惊奇的拿起一把绑在背包上的胡琴。“这就是村支部书记张裕民，又兼村的武委会主任，过去是抗联会主任。”做过三十年长工的老董介绍着。他回头又介绍土改工作组的同志们：“这是文采同志，是工作组组长，这个瘦子是胡立功同志，那小个是杨亮同志。”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封介绍信给张裕民，这是区委书记关于这三位同志的组织介绍信，它说明他们代表区委会在这里执行土地改革的工作。
　　他自己也参加这个小组工作。
　　“你们这里有多少党员呀？”文采同志即刻用着一个调查的口吻来问了，也没有注意到杨亮阻止他的眼色。
　　张裕民却只说：“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先烧饭来吧。韩廷瑞，你帮助一下你爹，赶忙烧饭；刘满，你到合作社去称几斤面来！”他也不答复杨亮要求去吃派饭的请求，并随即自己也走了出去。他到韩廷瑞的房里拿出一盏高脚的麻油灯，点燃了灯，他又向老董说：“你们先休息一会，我出去就来。”他丢下这群刚来的人，快快的跑走了。这时房子里还剩下一个李昌，他舍不得走开，拿出了那二胡，一面调着弦，一面就问胡立功：“你会唱梆子么？”文采走到房门口张望，黑了下来的院子里很寂寞，对面厨房里又拉开了风箱，水气在灯光下升腾，孩子、女人、老头都挤在一个屋子，忙忙碌碌的很热闹。他又转过身来找老董谈闲天，极力想抹去适才他对于张裕民所起的不良的鬼鬼祟祟的印象。
　　老董伏在炕桌上在写些什么，这个老长工在三年的党的工作中学到了能写简单的信。他的学习精神常被人称许，他也很自得，在他的挂包里是不会忘记带着那盖了区工会公章的信纸信封和他自己的私章的。只要有机会他就写信，如同只要有机会他就要长篇大论的讲演一样。
　　晚饭做好了的时候，张裕民才又走了来，他只默默的坐在旁边抽烟，杨亮又说到以后不能吃白面，也不必自己烧，最好大家都去吃派饭，并批评他不该这样费事。文采看见他敞开的胸口和胸口上的毛，一股汗气扑过来，好像还混和得有酒味。他记起区委书记说过的，暖水屯的支部书记，在过去曾有一个短时期染有流氓习气，这话又在他脑子中轻轻漾起，但他似乎有意的忽略了区委书记的另外一句更其肯定的话：这是一个雇工出身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干部。
　　吃过了饭，按照杨亮和胡立功的意见，先了解这村的情况，区委书记和老董虽然曾经简单的说了个大概，究竟还模糊。张裕民和李昌也赞成这意见，正准备说开去，可是文采同志认为人太少，他决定先召开村的干部会，并说明这是走群众路线。张裕民和李昌只得到街上临时四方去找人。过了很久，来了村副赵得禄，治安员张正典，民兵队长张正国，农会主任程仁，村工会主任钱文虎，支部组织赵全功，李昌是支部宣传，连张裕民一共是八个人。只有村长没有来。村长是谁呢？却恰恰是去年打倒了的江世荣。在今年春天，他们又在赵得禄的提议下把他复了职，他们的理由是要他来跑腿办事，说他是有钱的人，误得起工，只要不让实权落在他手上就行。这意见村干部都以为很合理，于是便这么办了。
　　八个人都没有什么准备，心里很欢喜，一时却不知怎么说，加上这几个人都还陌生，也怕说错话。像张正国这种老实人，只觉得腼腆和拘束，他蹲在房门口，连炕也不肯上。他的心是热的，也有许多想头，就不会说，也不打算说，他自从参加了暖水屯的民兵工作，就认定水火都不怕，他是出力卖命的，却不是说话的。
　　爱说话的老董在这小小的会议上传达起土地改革的意义，他每次说话总是这样的开着头：“土地改革是消灭封建剥削大地主……”接着便说要去掉三怕思想，跟着话便说远了，连什么加拿大工人罢工，意大利水兵……，不知道什么时候听下的故事都说出来了。听的人完全不懂，他也不觉得，反津津有味，若不是文采同志阻止了他，他怕要把这一晚上的时间都占去了。文采同志想挽救会议的沉闷，尤其觉得首先应该把干部的思想搞通，于是他接着逐条的解释着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执行土地改革的指示，这些几乎他都背熟了的。
　　他们谈得很晚，一直到他们相信在座的人都全部明了才停止，并且文采同志决定第二天晚上要开群众会，各种群众团体可以同时开会，传达政策，这几个新来的同志可以分别出席。这个通知是要在明天早晨老百姓上地里去之前就要发到的。文采同志的意见是至少一个星期，最多十天要结束这个工作，因为平绥路的局势很紧张，国民党时时要动枪刀，不得不赶快。
　　人都走了之后，张裕民还留在这里，似乎有些话要说。文采同志没有注意到，只再三向他指示着：要面向群众，要放手；说党员太少了。对这些批评，张裕民也不置可否，都接受了，他还想说什么时，却看到他们很疲倦，大声的打着呵欠，只得退了出来。在出来时他告诉他们，他已经放了哨，并说明在后院的院墙外边有一条通西头的小巷，那巷里全住的是自己人，还交待着他们，这村子不容易出事情的。
　　他走了后，文采同志给了他一个结论：“这人胆子小，还有些哥老会的作风。”
　　12　分歧
　　张裕民从西屋里走出来，心里总觉得有一些遗憾似的。老韩还坐在厨房门口歇凉，老韩问：“你还回来不？”
　　“不。闩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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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韩跟着他走到外边，悄悄的说：“村子上人都知道了，都在向咱打听呢，问他们是从区上，还是从县里省里下来的？”“嗯，就说从区上下来的。”张裕民头也没回从小巷转到南街上去。看见那黑汉子张正国肩了杆枪站在街头上，他心里想：“这小子是个靠得住的。”他就走过去。
　　张正国在屋子里时候，已经很瞌睡，但一出来，在凉幽幽的街头走了两个来回，倒清醒了。这时他迎了上来，用肘子去碰张裕民，悄悄的说了三个字：“合作社。”张裕民在薄明的黑夜中又望了望他的面孔，没有说什么，朝北到合作社去了。
　　合作社的门没有关，一推就开了。在小院子里便听到许多人在里屋说话，一股热气从房里钻出来。只有刘满一个人站在外屋的柜台边，他赤着上身，两个胳膊抱在胸上，嘴里叼了一支香烟，恶狠狠的望着进来的张裕民。张裕民没有注意到他，只听见赵全功在里边说：“你说他是经营地主，对，他不雇长工，可雇短工呵，要论地，除了李子俊就数他多了。”
　　程仁却接下去说：“经营地主，嗯，他也算地主么？那么，他这个地主可跟李子俊不一样，李子俊是坐着不动弹，吃好，穿好，要钱，……他老顾么，是一滴汗一滴血赚来的呀！
　　他的生活也不强，省吃俭用，咱们要把他同李子俊一样看待，管保有许多人不乐意！“
　　合作社主任任天华也接着说：“这次要把李子俊的地拿了，他准得讨饭。这个人连四两力气也没有，那年张三哥同他闹了架，他们家烧饭的又病倒了，他到井边去挑了半挑水，一摇三晃，走到大门口迈不过门槛，就摔倒了。说出了一身汗，着了凉，感冒了两个月才好呢。”
　　“哼！你们天天嚷替老百姓办事，替老百姓办事，到要改革地主了，又慈悲起来，拿谁的地也心疼。程仁！你个屌农会主任！你们全是软骨头！”
　　这说话的是张正典，长久都不活动了，今晚却留在合作社里，他说的话听来很有道理，只是使张裕民很注意，他就不进去，在刘满的旁边，柜台上坐了下来。
　　里边屋子里是刚才从老韩家里出来的一伙，他们在那里没有什么话说，瞌睡得很，可是一出来，大家脑子里都涌出了很多问题，谁也不想回家去，几个就到合作社来，把已经睡了的任天华也吵起来。不过他们的思想都很混乱，不知道这土地改革该从哪里做起。他们的意见也不一致，虽然不能说一人一样，可是总不齐心。尤其是赵得禄觉得很无意思，他一人坐在面柜上，心里想：“说让江世荣做村长做坏了，说这是机会主义？……”这一点曾经被文采同志批评过，他很不痛快，心里有些不平：“这又不是咱一个人的意见，从在日本人手里，咱就是村长，到如今一年多，咱误了多少工！咱是个穷人，一家五口，才三亩坡地，一年四季就靠打个短；两次分果实，咱什么也没有得到。江世荣是有的，他又能干，叫他跑跑腿，不正好？他们却说刀把子捏在人家手里去了，混话！如今江世荣敢动个屁，哪件事他不要看咱们的脸色？咱又不是个傻子，咱不弄他，还让他弄了咱不成？”他便又想到江世荣知道他日子艰难，不好当面说，托人转手借了两石粮食给他，要不是这两石粮食，他们五口人早就没饭吃了。
　　钱文虎是个老实人，他做了十多年长工，解放后，雇长工的人少了，他就专门打短。别人都知道他和钱文贵是远房兄弟，也知道他们并不对劲，钱文贵即使在本家也没有人说他好。
　　李昌也不赞成任天华的意见，却不服气张正典骂别人软骨头，他便嚷了起来：“典五哥！这次瞧咱们哥儿们的了。这次可比不得去年，去年你叫嚷得凶，那是许有武上北京了，他人不在家，谁也敢骂他的祖宗；今年春上找个老侯，清算出一百石粮食，老侯那时病倒在床上，他儿子又小，大家心里盘算得罪他不要紧。这次，嗯！程仁！你是农会主任，你看今年该斗争谁？”
　　“今年是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