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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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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身上；三是“固定受益”类型（defined benefit），即退休者可以领到固定的退休金；四是“固定供款”类型（defined contribution），即每期存入固定金额到退休金账户。
四种形式混合，就有了以投资为基础的固定受益类，以投资为基础的固定供款类，现收现付制的固定受益类，和现收现付制的固定供款类。
以前的退休金大多是“固定受益”类，管理投资的风险由企业承担，无论投资效果如何，职工的退休金是固定的。现在的退休金大多是“固定供款”类，职工每年每月向退休金的存入是固定的，而退休以后的收入是不确定的，风险由职工个人承担。
固定受益类的退休金的计算方法，是在一个公司最后一年工资的2％乘以在这个公司的工龄。如果一个人总换工作，就会处于不利的位置，因此，固定受益类的退休金不适合流动性越来越强的劳动力市场。
固定受益类与固定供款类还有一个主要区别：固定受益类的退休金中，个人的存入与退休后的收益之间的关系非常不透明，没有明确的关系。而固定供款类的退休金则有明确的存入和收益关系，因此更加鼓励人们储蓄。
固定受益的退休金机制使公司倾向于现在少付工资，多承诺以后的退休待遇。越是经济实力差的公司，就越是这样。如果公司破产了，它承诺的退休金怎么办呢？所以，美国还有一个国家主办的退休金保险公司（Pension Benefits Guarantee Corporation）。每个公司都要向这个保险公司上税，这个公司随即担保员工的退休金。
社会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属于现收现付、固定受益类型的基金。每年的剩余没有用于投资，而是和政府的其他税收合并到一起了。即使如此，社会保障基金仍然能有年均3％的真实增长（real return）。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美国的人口长期平均年增长率是1％，真实工资的平均年增长率大约是2％，所以即使工资税的税率不变，社会保障基金也会平均每年增长3％。
OASDI的税率一直在升高，从1980年的8％到1990年以后的12。4％。再加上医疗保险（hospital insurance，这是Medicare的第一部分）的税率2。9％，工资税的总共税率是15。3％。
为什么有社保基金？
为什么罗斯福总统在1935年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基金呢？上世纪30年代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还很小，只有在企业有负的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或其他市场不完美的情况下，政府才会介入进来。
当时，没有每年真实回报率是3％的长期投资产品。1997年以后，人们可以通过买“保护通胀”的长期国债（即保护投资者除通胀以外的实际收益； Treasury inflationprotected securities；或TIPS）来达到这个目的。但上世纪30年代没有这种投资渠道。
费尔德斯坦认为，罗斯福总统推出社会保障体系，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大多数人是短视的，他们过一天算一天，不为长期着想，不想退休以后的收入从哪里来；而我们这个社会又是和蔼的有人情味的社会（a kind humanesociety），所以政府决定保障每个人都是老有所养的：每一个人只要到了65岁，无论收入高低，都会有一份养老金。费尔德斯坦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允许人们更加短视，甚至那些原本有责任心，为长期打算的人也会因为有社会保障基金而不精打细算为将来着想。
经济影响
社会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是针对老年、遗属、和残疾人的保险（old age；survivor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2008年，社会保障基金对所有10。2万美元以下的工资收入征收12。4％的工资税：其中包括1。8％的残疾人保险。雇主和雇员平均分摊12。4％的税，各付6。2％。
2007年，美国人的收入中位数（median ine）是40307美元。退休以后可以从社保基金收到16846美元，即他的基本保险金（primary insurance amount或PIA）是退休前工资的42％。高收入90737美元的人可以收到26220美元，即退休前收入的29％。低收入18138美元的人可以收到10224美元，即退休前收入的56％。
每人每月交纳的社会保障金是根据平均月收入（Average Indexed Monthly Earnings或AIME）的公式算出来的。每人至少工作40个季度，也就是总共工作10年，才有资格领取退休金。
表面上看，社保基金有很强的再分配性质（redistribution），也就是高收入的人在弥补低收入人退休后的生活。其实并非如此。高收入的人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参加工作晚，上缴工资税的时间晚，缴税的年数比低收入的人少。而且，高收入人的平均寿命比低收入人的平均寿命要长，65岁以后享受社保基金福利待遇的年数要长。
高收入者的配偶，一般来说是妻子（也可以是丈夫），工作多年65岁退休以后，可以选择她自己的primary insurance amount（PIA，基础保险金额），也可以选择领取她丈夫的PIA的50％，但不能两者兼有，因为社保的意义在于，保障每个人退休后的最低生活水准，而不是使你富有。
一般来说，高收入家庭里丈夫的年收入是妻子年收入的很多倍，丈夫PIA的50％也比妻子自己挣的PIA要多，所以她会选择丈夫PIA的50％。这个待遇和她本人从不参加工作的待遇是一样的。所以，高收入家庭的妻子如果从领取社保基金的角度说，她会选择不工作。低收入家庭一般都是双职工家庭。
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的平均寿命要高。如果她活得比她丈夫长，她可以领取她丈夫100％的PIA。如果丈夫比妻子活得长，他可以从妻子的PIA和他自己的PIA当中选择最高的。
如果有人选择62岁退休，提前3年，那么他领取的PIA，就比他如果在65岁退休领取全额退休金少。如果有人选择在65岁到72岁之间退休，那么他的PIA每年仍然增长。如果有人72岁还没有退休，他的PIA不再增长。社保基金不鼓励人们在72岁后继续工作。
社会保障基金对劳动力的供给有什么影响呢？一般来说，它对年富力强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界人群，体制如何的设计会很有影响力，比如，那些已婚妇女、濒临退休年龄的人、那些进入青春期但还没有成熟的人，他们可以工作，也可以不工作。
费尔德斯坦认为，社保基金很“奇怪”，因为它不鼓励已婚妇女工作，除非丈夫的收入很低，妻子不得不工作。而且，社保基金的存在减少了储蓄的必要性，取代了一部分储蓄。
为什么储蓄对整体经济来说很重要呢？在费尔德斯坦的思维框架下，只有年轻人的储蓄（savings）大于老年人的支出（dissavings），富余的部分用于有效的投资，一个经济体才能增长，否则经济就不能增长。
另外一位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曾经撰文，从根本上反对这种思维框架。首先这种思维框架是建立在封闭经济体系上的（closed economy），不适合今天的开放经济体系。
在开放经济体系里，一个国家如果储蓄小于支出，还可以从国际资本市场“借贷”。描述同一个现象的另一种说法（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是外国投资者看好这个国家，愿意在这个国家投资，使得这个国家的投资不受低储蓄的影响，经济继续增长。
其次，库珀教授认为，21世纪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与17世纪和18世纪有根本的不同。现代化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与其说是储蓄以及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不如说是人们的聪明才智和一个激励人们发明创造，改进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的机制。如果他的世界观更确切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事不是提高储蓄，而是维护好这个机制和那些外国投资者看好这个国家的理由，包括产权明晰、法律健全、市场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等等。
目前，由借贷过剩，金融衍生品复杂混乱导致的美国经济危机，是否说明库珀教授的见解不再成立了呢？
五十八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下）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退休保障基金带来了巨大挑战。费尔德斯坦教授讲解应对之道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退休保障基金带来了巨大挑战。1950年，16。5个工作的人养一个退休的人；现在，三个工作的人养一个退休的人。30年以后，两个工作的人就必须养一个退休的人。
如果现行的法律不变，即老年人的福利不减少，工作人群交纳的工资税税率不增加，美国社会退休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的总资产预计在2017年达到峰值。也就是说，八年以后，社保基金的支出会大于收入，使总资产逐年减少。预计在2041年，社保基金总资产会成为负数。届时，政府只能用其他税收填补这个无底洞，加剧财政赤字。
现在是三人养一人，每个人的工资税是12。4％，如果将来两个人养一人，相应地每个人就要上缴19。6％。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税率要增长58％（＝（19。6％－12。4％）/12。4％），引起巨大的福利损失。让工作的人多缴税，加重他们的负担不得人心。税率越高，福利损失越大，越低效。
减少老年人退休金也不得人心，哪一波人赶上了，哪一波人倒霉，而且这样做也不符合社会公德。目前，基本保险金（primary insurance amount或PIA）的中间值（median）是每年1。8万美元。如果减少三分之一，就变成了1。2万美元。每个月1000美元的养老金可以保障基本生活质量吗？
另外，还有两个比较隐秘的做法。一个是取消“通胀代数”（indexed to inflation）。目前，社会退休金随每年的通胀而自动增长。如果停止随通胀增长而自动增长，虽然退休金数目不减少，但真实退休福利减少了。这种做法和减少退休金一样不得人心，不可行。
另一个办法是延长退休年龄。以前，凡是65岁以上的人就可以享受社保福利，现在不行了。只有那些出生在1937年和1937年以前的人可以如此，以后每晚一年出生的人就要多工作两个月，才能享受这个待遇。例如你出生于1940年，你要到65岁零个6月才有资格；出生在1943年到1954年的人要到66岁才有资格。所有出生在1960年和这之后的人都要工作到67岁才有资格享受社会退休金。
经济学家普遍支持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社保基金的长期萎缩趋势。但是几乎每次社会普查都显示，大多数人反对这种办法，也许是大多数人没有经济学家那样有意思的工作，都希望早退休，早享受晚年。国会也只能悄悄地缓慢地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到67岁。国会还能继续延长退休年龄吗？谁也不知道。
采取适当的解决办法迫在眉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不采取行动就意味着以后的选择更加困难，负面影响更大。如何既不继续延长退休年龄，又不取消退休金随通胀而增长的规定，又不减少退休人员社会福利，又不增加年轻人的税务负担，还能保障社会退休保障基金不进入负数，这可真是一个难题？
社保基金的出路
费尔德斯坦和他的学生Andrew Samwick（现在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系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并在2002年的《税收政策和经济》（Tax Policy and the Economy）共同发表论文《社会保障改革的可能途径》（“Potential Paths of Social Security Reform”）。
现收现付制的社会退休保障基金长期每年平均真实回报率是3％，投资性质的基金长期平均每年真实回报率是6％－7％。费尔德斯坦的基本思路是把社会保障基金转变成真正投资性质的基金，通过高回报率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难题。他和Samwick合写的论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1）如何设置社保基金的转变过程；2）长期投资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他们的建议是，每年从社会退休保障基金的来源，即12。4％的工资税中拿出1。5％，另外每个人从自己的工资中再拿出1。5％，这样每个人就有3％的工资用于真正的投资（investment based personal retirement account），享受资本市场长期每年的平均回报率6％。其中60％的资金投资于代表整个股市的股指基金（例如，S&P500或Russell5000），40％投资于债券。
虽然，社会退休保障基金每年的流入就剩下10。9％（＝12。4％1。5％），但流出也在减少，因为退休人员享有的从社会退休保障基金发出来的退休金也在减少，缺少的部分由个人退休投资账户补上。经过演算，90％以上的可能性，退休人员的总收入（社保基金加上个人退休投资账户）都比不改革社保基金要强。但是有小于10％的几率，股市长期低迷不振，退休人员的总收入不如社保基金保持现状发出的钱多。如果这样的现象发生了，怎么办呢？
一种解决办法是由政府保底：如果个人退休投资账户的收入小于一定的限度，政府出资保障最低生活水准。但是这种办法很难通过国会，政府不愿意为任何风险投资承担任何义务。另一种办法是把个人退休投资账户收入最高的时候的利润，例如有10％的可能性股市的年均回报率是15％甚至更高，留出一部分以弥补股市低迷时收入的短缺。这样做需要更加复杂的数据分析和机制设计。
有学生问，如果五年以前，小布什政府采纳了费尔德斯坦的建议，实施个人退休投资账户，现在正赶上70年不遇的经济衰退，那些退休人员会从他的建议中得到好处还是损失呢？费尔德斯坦称赞这个问题问得好，但他的解答仍然回到他对股市长期回报率的几率分析。他认为，总的来说，他的办法是成立的，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发生几率很小的事件。
失业金的利与弊
费尔德斯坦最后概述了失业保险的运作和对经济的影响。美国的失业保险是“联邦政府搭台，州政府唱戏”。联邦政府出台总体性框架，州政府负责制定和执行具体的政策。例如，失业金的上限各个州的区别很大。路易斯安那州的上限是每人每周不超过300美元，而马萨诸塞州的上限是900美元。如果有孩子和配偶，失业金的上限和计算公式更加复杂，州与州的区别也更大。
美国目前（4月8日以前的数据）有1160万人失业，但只有540万人领取失业金。领取失业金是有条件的。从来没有工作过的人没有资格；主动辞职的人没有资格；那些离开劳动力市场几年以后又重新找工作的人没有资格（例如，因生孩子，带孩子辞职，孩子大了以后又想工作的妇女）等等。
任何保险都有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它的好处是在坏事情发生的情况下给买保险的人提供经济保障（protection effect）。而且失业保险是经济周期的“自动平衡器”（ automatic stabilizer）之一。当经济衰退时，国家失业金支出自然增加。失业金与一个人的收入没有关系（not mean tested），而是与某一个事件的发生（失业）有关系（event tested）。当经济过热时，失业率很低，国家失业金的支出自然减少。
有保险的坏处是扭曲了纯粹的市场行为（distortion effect）。主要有两种原因造成这种扭曲。
一种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因为有保险而过分消费。例如，因为有医疗保险，人们可以动不动就去看医生，感冒咳嗽也可以是看医生的理由。同样，如果有失业保险，人们可以不那么担心被解雇，即使被解雇，也可以不那么努力找下一份工作；即使找到工作，还可以挑三拣四，不满意。
费尔德斯坦计算，一个每周毛收入500美元的人如果被解雇，可以收到相当于他失去工作以前70％的税后收入，那么他对下一个工作就可以比较挑剔，稍微不满意还可以再等。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Lawrence Katz的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人在失业后26周左右突然找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失业金最多只能持续26周。失业保险的存在还可以使人们放心大胆地消费，不必为失业那天预备足够的储蓄。这与费尔德斯坦一贯反对过度消费，主张增加储蓄的观点背道而驰。
扭曲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是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什么样的人最愿意买保险呢？那些最容易被解雇的人，或身体最不好的人。这种问题在医疗保险中尤其明显。在失业保险中，那些雇佣打季节工的单位，例如，建筑队最喜欢买失业保险。他们在不忙的季节，解雇员工，让他们依靠国家的失业金生活；在繁忙的季节再把他们雇回来（单位付这些人的工资低于他们应有的工资，因为劳工成本的一部分由社会承担了）。
保险提供的保障越多，对市场的扭曲就越大（一次微分为正），而且是递增的（二次微分也是正）。那么就有一个度的问题，多少保险才是最佳选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一般来说，保守派更相信市场，倾向保障越小越好；自由派更看重市场的不完美（market imperfection），相信失业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得已才失业的（involuntary unemployment），所以倾向保障的覆盖面越大越好，程度越深越好。
费尔德斯坦的政见明显属于前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提出，对失业金也要按个人所得税税率的一半征税。他还主张减少失业金的标准，使领取失业金的条件更加严格。这些都是减少市场扭曲的办法。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工作经验的年限，规定原工资高于一定水平的人不符合条件（mean tested），还可以规定，失业的前一周或两周没有失业金，第三周以后才能领取失业金，这就会迫使人们储蓄。
最后他说，在选择策略时应该谨慎，尽量选择改变那些提供保障效应小、市场扭曲效应大的政策，而不是保障效应大、市场扭曲效应小的政策，那样会得不偿失。
高级公共财政的课程会比较更具体的政策措施。
五十九 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问题（上）
美国制造业就业不断萎缩，普通人的家庭收入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却迅速发展，这是不是自由贸易引起的？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对美国是否有利？
4月中旬，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罗伯特·劳伦斯教授（Robert Lawrence）前来讲了两堂课，内容是“美国贸易政策”，作为“美国经济政策”课程的一部分。
劳伦斯是国际贸易领域的知名专家，兼任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他出生于南非，1971年大学毕业后移民美国，1978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1999年到2001年，他曾是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的三个主要成员之一。
听得出来，劳伦斯的英语不是纯正的美国口音，但他和许多其他教授一样，讲课出口成章，逻辑丝丝入扣，内容直指当前贸易政策辩论的核心问题。
贸易与制造业就业
劳伦斯从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和制造业就业萎缩开始讲起。许多人把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归因于自由贸易。
制造业就业在2000年以前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在2000年以后却直线下降，从1730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1410万人，减少了320万人。
同期，美国从发展中国家的非石油进口增长迅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4％上升到了2006年的6％。此后，由于经济危机，储蓄增加，经常项目赤字减少，估计2009年会低于3％。
此外，美国的真实GDP连年增长，而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median household ine）却一直停滞不前，保持在5万美元左右。
美国的国际贸易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吗？大多数人在各种普查中都认为是这样的，而经济学家却一再坚持国际贸易利大于弊。
早在19世纪初期，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就奠定了“交换出价值”的理论基础：没有两个人（国家）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人（国家）都有特殊之处，即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有相对优势（parative advantage），交换可以更加高效地利用资源，使双方更加富裕。
而且，在知识、技能、资源等方面越不相同，交换所得出的利益就越大。在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里，没有强迫，只有互利。
但是，“比较优势”的理论经常被政治家忽略。今年5月初，奥巴马政府在与克莱斯勒（Chrysler）的债权人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后，未能达成协议，克莱斯勒不得不宣布破产保护。奥巴马恨铁不成钢，说“我不是汽车工程师……但我知道如果日本人能够制造出经济实惠、设计精良的汽车，美国人也应该能够做出同样的事。”
这句话违背了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于是被经济学家在报纸上大加谴责：如果日本人在这方面强，我们在其他方面强，我们就应该顺其自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贸易互通有无。
当然，这种想法带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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