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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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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22日发自美国剑桥）2010年1月15日晚，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在塞浦路斯（Cyprus）的中央银行就气候变化发表公开讲演。两百多人的礼堂座无虚席。或许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他的讲演带有历史的厚重。 他首先解释这次哥本哈根会议的历史渊源。
这次会议的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缔约方第15次会议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15）。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诞生于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关于环境和发展的的国际会议上（The 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而这个会议又是建立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关于人类环境的国际会议上（The 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气候变化在1992年被认为是人类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于是缔约方于1994年开始进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年会。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会议是例行年会。
这次年会之所以与众不同、倍受注目，主要是因为在2007年印度尼西亚巴厘举行的第13次年会决定，要在两年以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年会里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 按照这个标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5次年会毫无疑问是一个失败。 《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是在会议最后一分钟由美国、中国、印度和南非支持的书面文件，是掩饰会议彻底失败的装饰，完全没有法律效力。“如果这次会议的议题本身不重要的话，那么这个会议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接着，库珀例举哥本哈根会议程序上的缺欠。伊朗、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代表利用这个国际舆论平台，大肆攻击否定资本主义。任何一个小国家也可以利用“平等”发言的机会阻止会议日程，有一个小国家让整个会议浪费了半天的时间。不知为什么G77竟然选了一个苏丹代表作为G77的发言人。无论这位苏丹外交官的素质和经历有多么出色，仅仅是苏丹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排放温室气体的数量、苏丹忽视人权的记录就足以使他不胜任这个职位。众多程序上的缺欠令人们怀疑这个为期两周的，有代表196个国家的几百名谈判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是否能够真正达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协议。
库珀质疑这次会议成果的原因还不仅仅是会议的程序和形式，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的途径――配额交换制度（capandtrade）从根本上就是错的。他说，他不但在两年以前就预计哥本哈根会议会失败，而且预计2010年12月份即将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6次会议也会失败。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发展迅猛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等新兴国家）没有理由接受任何阻碍他们经济发展的减排目标（quantitative target），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又必须被包括进来。库珀说，这些国家不愿意，也不应该在牺牲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在他看来，减少贫困（或经济发展）比缓解大气变暖更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目标。所以在有关配额交换制度的国际谈判中就会有这样的尴尬：发展中国家不会签署牺牲自己经济利益的条约；他们签署的条约不会损失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就不会真正达到减排的目的。
其次，污染许可证和配额本身是政府制定和分配的。这就意味着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有更大的权力和“寻租”空间。几乎可以肯定，腐败在所难免。 再次，无论如何谨慎的制定配额制度，最终的结果都会有无数的漏洞，政府防不胜防，很难达到减排的目的。例如，“碳抵销”（carbon offset）的定义和标准就非常含糊不清，企业可以在其他国家重新部署排碳量大的生产，或者声明在其他国家保护了多少森林，政府很难跟踪核实。而且，配额交换制度会造成一批新的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者。例如，华尔街主管贸易、交易的投资银行正在建立庞大的游说团，宣传这个制度的优越性。而就是这些人会从这个体制中得到巨大的生意和利益。
作为经济学家，库珀当然不喜欢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减排，而倾向另一种市场途径――国际协调的碳税（harmonized carbon tax）。通过价格变化达到减排的目的是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的途径。碳税的好处是建立在行为基础上的（actionbased），具有跨国界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谁也逃不掉；而且发展中国家也会更愿意加入进来，缓解类似“发达国家不让我们发展”的阴谋论带来的偏见。一些欧洲国家在配额交换制度上投入很大，已经实践了一段时间，但这并不防碍实施碳税，而且可以与碳税结合起来，共同达到减排目的。
库珀当然知道“税”在政治生活中的敏感程度，所以称其为“碳费”（carbon charge）而不是“碳税”。 他说，“即使是配额交换制度，其实质也是碳税。这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你如何叫这个词。”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其实质是一种税，它会不会像其他税一样打击经济增长？（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详见《哈佛笔记》第 53、54 节《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和第55、56节《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 库珀认为不一定，这取决于这种税收被政府用于何处。“如果这种税收被用于支持农业科研，然后把研发成果在实践中实施推广，那么就会提高生产效率，刺激经济增长。” 对于如何使用这项税收 － 是减少其他制造福利损失的税收（distortionary taxes），还是补贴穷人或实施其他福利政策，还是偿还国债 － 库珀没有“一刀切”的建议，而是建议各国政府酌情而定。
在问答时间里，有人怀疑碳税的可行性，因为碳税在美国政界几乎是“禁区”：任何政客倡导碳税就等于“政治自杀”（political suicide），自己主动断送政治前途。 对此，库珀幽默地回答，“当一个民主社会意识到其他方案行不通的时候，就会尝试这条路。而且我敢肯定，每个国家的财政部长都会喜欢我的政策建议。” 还有人问，如果实施碳税，税率应该是多少？库珀没有给出具体数字，而是解释制定这个税率的原则。“这个税率应该大到引人注目的程度，但不应该大到导致经济衰退的程度；应该在这两者之间。 不同国家在开始的时候，碳税率可以不同，但经过三到五年的时间，所有国家的碳税率应该达到基本一致，这样就不会给企业跨国界钻空子的机会。”
会后，许多听众对库珀在讲演中的表现啧啧称赞。其中以色列前国家科学院院长（President of the Israel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9861995），特拉维夫大学化学教授（Tel Aviv University），Joshua Jortner的评价最为形象贴切，“听库珀的讲演就像是在听莫扎特的钢琴曲，丝丝入扣，优雅动听。”■
【哈佛笔记85】哈佛的减排热潮
2010年03月29日 14：46
经济系教授格力斯尔反对鼓励买房子的政策；降低冬天室内取暖温度，提高夏天室内空调温度的标准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29日发自美国剑桥）根据美国一项住宅区能源使用调查（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Survey），平均每个住在自己房子里的人比每个租房子住的人要多消耗39％的能源。 平均每个住在单家庭别墅（singlefamily house）的成员比每个出租单元楼（apartment buildings）的人要多消耗49％的能源。显而易见，每个人的住宅面积越大，消耗的能源就越多。为此，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爱德华？格力斯尔（Edward L。 Glaeser）于2009年11月5日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文章，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角度极力反对鼓励买房子的政策。
他认为奥巴马不应该签署用联邦政府的钱给买房子的人8000美元的补助（credit），除非这些钱在以后房贷的利息减税中得以补偿（offset，关于利息减税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和《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或者至少要降低可以用于利息减税的房贷的上限，减少政府赤字的压力。
美国的税收政策一直通过房贷利息减税，鼓励人们买大房子，尤其是单家庭别墅，而不是住在相对拥挤的单元楼里。20世纪50年代，跨州的高速公路的建立引导人们从市中心拥挤的单元楼搬到郊区宽敞的别墅区。 房贷利息减税更加鼓励了这个趋势。 结果是美国家庭在住房和汽车交通方面消耗大量能源。格力斯尔认为，明智的税收政策应该减缓、扭转这个趋势。
有人以数据说明，即使美国家庭真的改变生活方式，大量减少能源消耗，对减少全球碳排放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格力斯尔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即使是杯水车薪，也不能不做，美国应该以身作则。如果中国和印度赶上美国的人均排碳量，世界排碳量就会增长150％以上。“一个生活在越野车轮子上的国家怎么能告诉生活在自行车轮子上的国家减少排碳量呢？”要有国际信誉，格力斯尔呼吁，美国就必须停止那些鼓励与越野车（SUV）相匹配的生活方式的政策。
正反面打印
哈佛大学也是这个大气候中的一员。福斯特在2007年接任校长后，宣布要在2016年前减排30％，以2006年哈佛排放温室气体的数量为基准。2009年12月14日校方宣布，从2006到2009年，哈佛已经减排了10％（12月17日 校报Gazette）。大约40％的温室气体排放是由于室内照明，冬天取暖和夏天空调。这里的减排成果主要是从尽量使用天然气供暖，更换蒸气炉（steam boiler）等方法来提高各个校舍的能源使用效率。校方规定，在校舍里没有人时，要有不同的能源使用标准。校方已经组织了由很多学生、教职员工组成的工作组，探讨减排方案，分享最有效的节能办法。
校方已“综合考虑了健康、舒适、和节能的多方面需要”，决定降低冬天室内取暖温度，提高夏天室内空调温度的标准，并根据楼房的使用率调整标准，增加太阳能的使用程度和覆盖面。校方也预计，并不是所有院系都能完成30％的减排目标，还需要设计备用方案。福斯特深知哈佛大学权力分散（decentralized）、各自为政的传统，所以把全大学范围内的节能目标视为增加跨领域、跨院系协调合作的机会，鼓励大家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不能自顾自。
时代不同了，校园里很多细节都带着时代的气息。各个办公室的打印机都被设置在正反双面打印；以前教室里发给学生的资料现在变成了CD盘，学生可以自己打印或在电脑上阅读；很多房间的开关下面都贴着“随手关灯”的字样；循环使用纸张和瓶子的垃圾箱随处可见。哈佛标榜自己的循环使用率（recycle rate）是55％；大约16％的用电都是从可更新的资源而来（renewable sources）。2010年2月4日的校报报导，哈佛大学所有本科生宿舍在2009年中已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5％，用水30％，水电费9％。
高价披萨
以前各个院系和中心的午间讲座都备有午餐，现在是与会人员自备午餐。以前各个院系和中心的圣诞晚会都非常丰盛，2009年的圣诞晚会相差甚远。经济系的变化尤其大。以前经济系总是租校园附近一个宾馆里的大厅举行圣诞晚会，服务员接连不断地送上各种食品，几十名博士生会热闹好几个小时。今年经济系决定就在哈佛大学自己的教学楼举行，吃自助餐，而且食品数量与人数完全不成比例，只要晚到一个小时就没吃的了。
晚会后半部分从8点到11点是每年例行的拍卖会。 大家为拍卖会募捐各种东西或服务，拍卖后的钱捐到慈善机构。拍卖的名目繁多，从各种罕见洋酒，到车接车送、带你去滑雪一天，到带你去波士顿郊区历史景点旅游，到“两名经济系博士生为你和你的伴侣看一个晚上的孩子，保证你的孩子比你过得更愉快”。
拍卖会进行到9点多时，有学生饿得不行，就打电话到披萨店，让他们送货上门。送到后，许多学生一拥而上争着要。但这些毕竟是经济系的研究生，他们总会用经济手段解决各种争端。主持人当即决定拍卖披萨饼。一块饼的价钱从5美元一直升到11美元。12块饼共卖了121美元，大约是原价的10倍。因为这些钱会捐到慈善机构，大家吃高价披萨也觉得心安理得。■
【哈佛笔记86】格林斯潘撰文反思金融危机
2010年04月06日 17：50
这篇论文体现了格林斯潘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对2008年金融危机更全面、更深入的反思；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密？斯坦恩和曼昆对格林斯潘的论文进行了点评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6日发自美国剑桥）就在人们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时，3月19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华盛顿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题为“这次危机”（The Crisis）的论文。论文长达48页，外加18页的图表。
在2008年底的国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曾经就濒临冻结的金融形势提供证词。当时，他表示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的，否认货币政策制定者应该把资产价格考虑在内。美联储有保持低通胀（即稳定货币）兼顾全就业（full employment）的双重职责。
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也应该把稳定资产价格也考虑进去，一直是颇有争议的话题。费尔德斯坦的回答是，美联储不应该像瞄准就业和通胀一样瞄准资产价格，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来确定资产价格是过高还是过低；但是美联储也不应该完全不顾及资产价格，而是应该把资产价格作为参考指标考虑进来。（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系列文章《美联储的双重职责》。）
这次论文体现了格林斯潘在听证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2008年金融危机更全面、更深入的反思。
他说，这次危机是典型的人们在冲昏头脑后的泡沫（classic euphoric bubble），资产市场价格与任何根据基本情况（fundamentals）理性分析的结果相去甚远；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他指出，一些政治口号和具体政策为这次危机奠定了基础。早在克林顿政府末期，2000年10月，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就制定政策，扩大了“两房”（Fannie Mae & Freddie Mac）支持经济适用房（affordable housing）的目标和权限，推动了“两房”增加持有次级房贷的数量，为危机推波助澜。
他承认，在这次危机中，政策监管人员低估了资产价格泡沫的程度，但责任主要应归结于海外政策管理者（overseas regulators）、美国评级公司、金融公司和每一个从复杂金融产品和数据中误读风险程度的人。一方面，他说，在人人都头脑发热的时候，金融公司的风险管理者、美联储和其他管理人员都没有真正理解极端负面风险分布（tail distribution）的大小和影响。另一方面，他也说，直到今天，我们也很难指出用于建造风险管理模型的框架理论上的任何僻陋。
防止泡沫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吗？格林斯潘说，“除非我们这个社会放弃富有活力的市场，禁止杠杆作用，而选择计划经济的某种形式，否则我担心防止泡沫最终是徒劳无功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思考、设计在泡沫过后，如何更好的收拾残局。”
他建议，每一个金融公司都在活得好好的时候就留一份“遗嘱”（living will），明确写出，如果公司倒闭，如何处置公司的一切债务和资产；这样公司万一倒闭，政府有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可以遵从。
他还建议，提高整体金融系统能力的办法是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 requirement），以抵消由于这次政府救助整个金融业所增加的“逆向选择”（moral hazard）；增加流动资金比例，和对金融产品交易中要求抵押的比例。
格林斯潘的这些政策建议与目前在美国国会酝壤的金融改革方案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他反对建立一个整个系统的全面监管者（a system regulator），因为预测危机的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他强调，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都不能建立在“监管者可以预测危机”的假设之上。
格林斯潘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样，否认美联储控制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这次危机。以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Taylor）为首的一些人始终认为，按照泰勒规则（Taylor Rule，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讲货币政策》一节），美联储在2003年后短期利率“过低过长”促成了这次危机。
两任美联储主席一致认为，房地产市场主要受长期利率的影响，不是短期利率；而长期利率在危机前几年一直很低，这主要是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储蓄过多（excess savings），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过多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过多，流入美国，打破了长期利率是由一系列短期利率预期的均值组成的一般规律。 也就是说，是全球不平衡使美国长期利率与美联储负责制定（短期）基准利率（Federal Funds Rate）脱钩。
两任美联储主席也否认受短期利率影响的可调整利率的房贷（adjustablerate mortgage）在推动房价上涨中的主要作用。格林斯潘的理由是，可调整利率的房贷在房价到达顶峰之前的两年就已经到达顶峰了。伯南克的理由是，可调整利率房贷的平均月供比固定利率房贷的月供仅仅低16％，所以不会是房价上涨的主要动力。他们还指出，房价上涨是一个全球性普遍现象，不是一个美国中央银行所为。
格林斯潘在布鲁金斯发表论文讲演时，两位评论员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密？斯坦恩（Jeremy Stein）和曼昆（Gregory Mankiw）。斯坦恩说，低利率政策对收入捉襟见肘的贷款人来说影响可能很大，也鼓励了证券市场的借贷，扩大了杠杆化的程度；而且可调整利率房贷在生活水平高、消费水平高的城市相当普遍，推动了房市泡沫。他说，两位美联储主席在讨论低利率政策的影响时，思想范围太狭窄了。
曼昆说，格林斯潘的论文中有一点他尤其赞同：这就是危机的不可预见性。有人说，只要政府监管人员再聪明一些，再警惕一些，职业操守和水平再高一些就会避免这次危机。曼昆认为这是极端不现实的幻想，没有人有超人的能力可以预见未来；国家经济监管者、政策制定者也和市场参与者一样，都有人的偏见和错误。
曼昆赞赏公司留“遗嘱”的想法，并建议把各个公司的遗嘱完全公开、透明地放在互联网上；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相关人在公司倒闭时辩解，并且在公司破产后争论不休，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曼昆还喜欢格林斯潘论文中的另一个建议：必须转换债券的想法。这就是要求公司至少有一部分债券在公司债务危机时，自动转成股本。 这部分债券的利率因有必须转换股本的性质而高出普通债券，公司为此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在融资时会更慎重，减小杠杆化。这样政府救助在危机中的公司的成本——对公司来说是“外部化”的成本（externalized cost）——就被公司内部化了。
但是有一点，曼昆与格林斯潘持不同意见：就是杠杆倍数的大小对金融公司盈利率的影响。 格林斯潘认为，提高资本金比例（capital requirement）和减小杠杆化必须是有限度的，如果程度太大，就会使金融公司的运营利润太小，生意难以为继。曼昆想到的是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这个著名的定律是说，一个公司的价值与它的融资结构（capital structure）无关。债券与股本的比例决定了利润在债权人和股东之间是如何分配的，与公司本身的盈利性没有关系。曼昆估计，这个定律也适用于金融公司；他预计，那些金融公司会说，这个定律完全不适用于他们。 谁对谁错呢？曼昆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曼昆还提出另一个问题。大多数金融公司的资产都是长期的（借出去的钱很长时间才到期），但是负债都是短期的；他们都是赚取长期的高利率，偿付短期的低利率，这个利率差就是他们利润的一部分。他们所做的就是“期差转化”（maturity transformation）。当他们不能在短期债券市场继续融资时（rollover short term debt），他们就入不敷出了。 这在金融市场经常有连锁反应，成为银行恐慌、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特点。曼昆的问题是：这种“期差转化”是一个成功的金融系统必不可少的特点吗？它的价值是否大于它的成本？■
【哈佛笔记87】我们应该做什么正确的事情？
2010年04月12日 12：37
桑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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