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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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张是在抗战期间和抗战之后的昆明照的黑白照片。在破旧棉衣、棉裤包裹下的童年杜维明依晰可见。以后上学、工作和接受各种荣誉的照片就不必细说了。
部分学术内容
杜维明于曾1991年在Daedalus（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出版的季刊）　发表关于“周边”（periphery）与“中心”（center）关系的论文，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的发言即围绕此展开：“文化中国，多文化中国，超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　Multicultural　China；　Transcultural　China）。
王德威说，杜维明的这篇论文是从海外华人的角度定义什么是中国，发人深省――难道被边缘化的海外华人还可以成为中国中心？杜维明定义文化中国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些以汉人为主的大中华圈；第二层是居住在大中华圈以外的世界各地的华人；第三层是指所有愿意了解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愿意把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带入他们自己的社区。杜维明对中国的定义不是基于种族或语言，而是基于文化，使中国的定义更加平面化，更加分散（decentralized）。
杜维明的这篇论文引起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认同的对话。哈佛大学以前的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总是把自己摆在世界公民的角度，而不是从中国为中心（sinocentric）的角度看待中国及世界。哈佛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Philip　Kuhn则把中国放在近500年的历史长河，研究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的文化（immigrant　culture）。清华大学当代思想家汪晖把中国看成是一条有连续不断历史的整体，容纳了元代的蒙族文化和清代的满族文化。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延续、也挑战什么是中国（或华夏，Chineseness）这一话题。如果说，那些说标准普通话的人是“中国人”，那么那些说普通话不标准的人算吗？贾平凹写的《秦腔》就用了很多山西方言；用中文和英文写作的哈金算中国人吗？用中文和法文写作的高行健算中国人吗？有不少海外华人学者称自己不是中国人（say　no　to　Chineseness）。2004年至今中国大陆一直提倡和谐社会。如果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不同意见，他就说，“我想与你协调意见（以达到和谐的效果）。”现在杜维明即将要从周边转移到中心，王德威希望他不要被“和谐”了。最后王德威以《论语。　泰伯》中的一句话作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费正清中心前主任、东亚问题专家、哈佛社会学系退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明确说，他对杜维明非常尊重，也有几十年的友谊。他回忆六十年代初，他作为助理教授刚刚登上哈佛大学讲坛，讲中国社会的运作：户口、单位等等。他的班里有两个非常出色、非常聪颖的台湾学生。一个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另一个就是杜维明。因为杜维明曾经是他班里的学生，杜维明一直把他看作师长，但事实是他从杜维明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杜维明非常与众不同，他既有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学教育，又吸收了各种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的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把儒家思想输入中国，改变“周边”与“中心”的关系。他在新加坡、香港等地也相当活跃。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承认，即使专政（authoritarian　regime）也需要道德基础（moral　basis）。杜维明把道德伦理引入了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领域。
哈佛政府系教授著名思想家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说，杜维明一直推动文明间对话，翻译解释文化间的不同，促进跨文化的理解；他从杜维明的这项事业中受益匪浅。他想从两个方面谈文明间的对话。一个方面是“公”与“私”的界限：什么是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好生活？我们个人的（私有空间的）好生活与更广阔的群体生活的关系是什么？另一个方面是“教”与“学”的关系。《论语》是孔子与几十个学生对话的记录。这种对话首先是一个社群行为（munal　activity），他们创造的空间是公共空间，不属于任何不可告人的私人空间。其次，对话是互动的，是有所指的，孔子对学生问题的回答是对具体情景的回答，同时他教授的原则又可以运用到其他情景中去。这样“教”与“学”是一个互动的、不可分割的过程。直到老师真正了解了学生的问题和学生的角度，老师才可以真正成为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做教授也应该了解学生的思想：学生真正关心什么？学生有哪些问题？这样我们才可以在教书过程中有的放矢。
桑德尔着重阐述“公”与“私”的问题。他回到他在4月6日讲座中的立场（详见《哈佛笔记》第83节《我们要做什么正确的事情？》），批判性地看待把个人主义极端化的启蒙思想。启蒙主义把个人权利和自由看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认为这是全球的普世价值。桑德尔说，他并不是要取消美国宪法中的人权条款（Bill　of　Rights），而是想提出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条款的问题。例如，一些大公司就利用这些条款，倡导可以为竞选的政客无限制的捐款；这是正确的吗？
桑德尔引用著名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的观点，说明他的理想主义是不现实的。孟德斯鸠认为，如果一个人是真正高尚的、纯洁的、善良的人，那么他应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分高低贵贱，不分远近亲疏；他甚至没有朋友，因为他把所有人――包括陌生人――都当作朋友。孟德斯鸠的理想与现实离得太远了。现实是我们生活在各种不同程度的小圈子里。《论语》里就有这样的描述：如果父亲偷了东西，儿子马上去揭发，孔子认为儿子的行为不妥。
当“孝”和“直”不能两全时，怎么办？在各种文化里，我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桑德尔举例说明。William　Bulger是马萨诸塞州一位显赫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从1978年到1996年，他是该州上议院任期最长的议长（President　of　Massachusetts　State　Senate）。在作马萨诸塞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主席期间（1996－2003），他的兄弟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通缉犯，而且与他有过电话往来。当FBI向Bulger了解情况时，他拒绝提供任何有关他兄弟的信息。他说，他没有任何义务帮助任何人抓住他兄弟。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有人称赞他重亲情、讲义气，而《波士顿环球》报指责他，用马路上混混的行为准则（code　of　the　street）来处理关乎国家大众的要事。与此相反，1995年4月，恐怖分子Ted　Kaczynski（又称Unabomer）在《纽约时报》发表宣言，说明他为什么制造炸弹危害他人。他的兄弟David从宣言的思想和语言中看出，作者一定是Ted，于是报告了FBI，得到了悬赏的一百万美元。　当然，他把这些钱用在了补偿死难者家属上面。在法庭宣判Ted死刑后，David及律师坚决反对判决，最终为Ted争取到了无期徒刑。
桑德尔说，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道德传统；在很多情况下，个人的道德选择与公共哲学思想和社会正义密不可分。最后，桑德尔回到“教”与“学”在文明间对话的作用。儒家文化是学习的文化；学习的文化会使这个世界更加安全稳定。我们应该以谦卑的心态，相互学习，为文明间的对话做出贡献。
会议结束的前五分钟，杜维明作总结点评。他简短回顾了他的领域在近30年的变化：美学（aesthetics）、伦理学（ethics）、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ligion）早已从不受重视的边缘学科到人人都感兴趣的热门话题；哈佛神学院在最近几年Bill　Graham院长的领导下有巨大发展，已经变成了研究世界宗教的学院（school　of　world　religion）。杜维明说，我们一边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一边要保持开放的心态，超越自己文化背景的局限，了解接纳各种文化。他打算回到北大后，组织学生学者一起“汇读”经典文献，从深度也从广度上增加对自己、对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理解。杜维明走下讲台时，一位学生送给他一束淡粉色玫瑰花。他点头致谢，然后在观众的掌声中把玫瑰花送给了一位负责组织会议的行政人员。■　
【哈佛笔记89】历史学家看中美关系的趋近与背离（上）
2010年04月27日　11：53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弗格森是“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他曾三次讲演讨论中国及中美关系。本文先介绍他的最近两次讲演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发自美国剑桥）3月11日晚，哈佛商学院历史教授乃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在哈佛大学展开公开对话，话题是中国崛起在文化和历史视野中的影响及意义。弗格森被美国《时代周刊》命名为“对世界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他近年来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概念已成为世界焦点。
虽然年仅46岁，弗格森已有多部政治金融历史方面的巨作问世，盛名卓著。　他的著作包括1995年出版的《纸与铁：通胀年代中汉堡商业和德国政治，1897－1927》（Paper　and　Iron：　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　18971927　）；　1998年出版的《战争的遗憾：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Pity　of　War：　Explaining　World　War　One，1998年出版的《世界的银行家：Rothschild的家族史》（The　World's　Banker：　The　History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2001年出版的《现金的网络：现代世界中的金钱与权利，1700－2000》（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2003年出版的《帝国：不列颠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兴衰及对全球实力的教训》（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2004年出版的《庞然大物：美利坚帝国的兴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还有他2006年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书《世界的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他现在正在完成金融家、著名商人银行华宝（瑞银华宝的前身）的创办人Siegmund　Warburg的传记，并着手调研基辛格的一生（Henry　Kissinger）。
这一连串的书目显示了他对世界大战，国际秩序，金融历史方面的深入研究，也使我们理解他的视角和核心议题：中美目前的经贸关系紧密得如火如荼，但预计会在以后分道扬镳，除非北京和华盛顿有意识地克服困难，努力改变这个关系的自然走势。
弗格森幽默地用主持人对他的介绍打趣：“超级明星教授（superstar　professor）”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如果是超级明星就不可能是教授；如果是教授就不可能是超级明星。　他说，他自己是“典型的西方野人”（typical　western　barbarian），对中国并不了解；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从中国学生学者那里了解中国，他认为这是比自己坐在图书馆更好的研究中国的渠道。
他对中国的认识起始于对大英帝国的研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力，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英国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global　economy）。16世纪到19世纪基本上是西方世界从上升到鼎盛的一个过程。弗格森的研究目的是西方如何独占鳌头、占领世界的，因为在16世纪初，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西方会在三四百年后霸占地球的各个角落。更有意思的题目是中国为什么会在18世纪、19世纪停滞不前、甚至陷入衰退。弗格森说，“中国崛起（the　rise　of　China）”这个题目不对，更确切的题目应该是“中国的回归（return），复苏（revival），复兴（renaissance）”。
弗格森归纳六个特点使西方处于领先地位：1）市场资本主义；2）科技革命；3）保护私有产权和个人政治权利（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4）现代医药延长了人的寿命；5）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社会；6）马克斯？韦伯（1864－1920）描绘的劳动品格（work　ethic）――勤俭节约、推迟消费等。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密不可分，弗格森为此提出“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Chimeirca是个双关语。　如果念成China和　America　的合成，意思是两个国家密不可分，就像两个人结婚以后，合二为一一样。　如果念成kimerica，指的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谁也无法说清这是一种什么动物，在这个语境里也可以解释为：中美这个混合体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但可以说清的是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占有世界13％的陆面，四分之一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产出。
在这对伙伴中，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借出钱，美国借进钱；中国储蓄，美国消费。弗格森认为这个关系是不平衡的，不可持续的；就像一个婚姻中，一方只管挣钱，另一方只管花钱，这样的婚姻怎么能持续呢？而且，这个婚姻的好处也不均衡：中国得到的是经济平均年增长10％，美国得到的是10％的失业率。他把这个关系简称为“10－10关系”。
他说，中国大量贸易盈余和外汇储蓄是其固定汇率政策的副产品，其结果是为美国提供了大约1万亿美元的廉价资金，在21世纪更加纵容了美国的消费欲望，促成了资产泡沫。在今后20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美国，但中国经济也会面临三大挑战：1）人口结构。独生子女政策会使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在今后20年中远远低于印度和非洲。2）快速工业化对环境和社会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3）中国能否维持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而在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
简短讲演之后，有人问，中国早在15世纪就有郑和多次下西洋，远到非洲，但是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以通商、强权为目的，而是要弘扬中国文化，显示皇恩浩荡，是“软实力”的表现；而西方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以雄厚的技术力量为后盾，以武力征服中国和亚洲的，这是“硬实力”的表现。在21世纪，中国能否以文化的力量、软实力来领导世界呢？弗格森说，简而言之，答案是否定的，仅仅有软实力是不能称雄世界的；称雄世界需要硬实力，软实力对硬实力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附加品（或解释为实力与道德理念的捆绑，或外儒内法，软硬兼施等）。也就是说，硬实力加软实力比仅仅有硬实力要强大；而硬实力比仅仅有软实力要强大。
汪晖的发言把人们的视线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到20世纪上半期的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汪晖曾担任《读书》主编多年，著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并被译成多种语言。美国刊物“外交政策”称他为“世界百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份子之一”，德国刊物“时代”则把他列入当今12名“为未来思考的思想家”。　他的发言意在说明，共产党有呼应社会底层人心声、动员平民百姓，尤其是农民的革命传统，有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在广大老百姓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中国不会像苏联在1989年那样四分五裂，彻底垮台。
早些时候（2月11日中午），弗格森在哈佛大学与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公开对话中也表明了类似观点。他带有历史学家的城府，认为相对权力是零和游戏；世界实力将从根本上重新布局，重心向中国移动；历史不是线性的，总是有意想不到的回旋曲折。　如果北京和华盛顿不是有意识地校正目前中美之间的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关系，那么这个看似水乳相容的“婚姻”（super　fusion）就面临“离婚”的危险，那时美国和印度就会走得更近。
卡拉贝尔相对乐观。他是River　Twice　Research的主席，曾任Fred　Alger　Management的首席经济学家和中美增长型基金主管（portfolio　manager　of　ChinaUS　Growth　Fund）。他说，正是因为人类社会进程充满了不可预料性，中美关系与历史上弱国追赶强国的经历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些特点就有可能使这个关系的发展与历史上与之类比的例子不同。　只要美国保持自己的创新精神和经济活力，中国能够帮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中美之间的“婚姻”就不一定会离婚。■
【哈佛笔记90】历史学家看中美关系的趋近与背离（下）
2010年05月04日　08：06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弗格森提出了他的核心问题：Chimerica会不会在今后某个时间，因为某些原因，分道扬镳，而中国的崛起会随之嘎然而止呢？
上篇：历史学家看中美关系的趋近与背离（上）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发自美国剑桥）弗格森的观点与他两年半以前（2007年10月30日晚）在剑桥论坛（Cambridge　Forum）做公开讲演里表达的观点一脉相承，但他当时（金融危机之前）并没有认为，中美“婚姻”之间的好处没有平均分配。　他当时的题目是“中西方关系中的趋近与背离”（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那天，弗格森也是首先感谢听众前来倾听一位“不是中国专家的人对中国的想法”。他说，自己最近在伦敦参观了一个关于中国秦始皇的展览。这个展览显示了公元前221年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国不远千里把这些古文物送来伦敦似乎是在提醒我们，中国在两千多前就已经是一个帝国了，大英帝国只不过是一个后来者而已。
然后他进入主题，描述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大约四分之一的世纪里，通过向全世界大量出口制造品，中国的GDP增长了10倍。　他说，这些成就使中国回到了1600年以前，那时候中国不亚于西方，他们是平起平坐的。目前经济学家讨论的“全球不平衡”其实就是一个不平衡：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马上就要高达3800亿美元（2007年数据）。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吸收了中国20％的出口，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将近2600亿美元。在几年之内，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在经济方面，中国在以迅猛的速度追赶西方。
“这有问题吗？西方是否应该担心中国的悄悄崛起（quiet　rise），尤其是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弗格森自问自答。　一些美国政客和评论家都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美国公司在把制造业的工作大量输出到亚洲，尤其是中国，使美国制造业成了一个“空架子”（hollows　out）。但弗格森认为这是美国人最不用担心的，因为中美的经济关系并不主要是关于物品和服务的贸易，而是关于资本的流动。为了避免亚洲1997－98年金融危机重演，中国政府总是进入外汇市场，人为阻止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出口产品显得便宜，致使中国外汇储备高达1万3千亿美元（2007年数据），其中大部分是美元作价的投资（dollardenominated　securities）。
他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个双边关系从SinoAmerica这个关联词改为Chimerica一个词，从而更突出二者的一体性。他说，中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其他国家）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美国人享用物美价廉的产品；低通胀意味着更低的长期利率。经济学家对中国在美国的大量投资而导致的美国长期利率偏低的程度有不同的估计，但基本可以说，美国长期利率因为“中国因素”（China　factor）低了100个基点，也就是1％。美国公司利用低利率和中国便宜的劳动力，在海外（尤其是中国）配置资源，赚取了大量利润。　“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几乎很难不赚钱。所以即使我们很难想象美国的制造业东山再起，‘架空美国’（hollowing　out　America）也是我们最不用担心的。”
那么我们应该担心什么呢？弗格森这时提出他的核心问题：Chimerica会不会在今后某个时间，因为某些原因，分道扬镳，而中国的崛起会随之嘎然而止呢？他提出四个理由值得担心。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缺少一些机制改革的情况下能持续多久？这些在西方看起来对持续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机制包括：保护明确划分的私有财产，法治社会（Rule　of　Law）和民选政府。　中国现在经历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组织的，在地方政府高层中腐败比比皆是的工业化。
第二，因为中国多年执行的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增长会在今后25年到50年当中低于印度和美国的人口增长。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占中国人口的8％，到2050年就会占24％。中国会像今天的欧洲一样衰老。
第三，弗格森提到最近一期《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2007）中一篇名为《大倒退》　（The　Great　Leap　Backward）的文章。文章说，急速工业化（breakneck　industrialization）使中国的空气质量降低到了人可以忍受的极限，中国的饮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