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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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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良性循环。学术上解释这个现象的专有名词是：从跨时间或跨地域的优化选择而增加的福利（welfare gains from intertemporal optimization）。
这个概念听起来复杂，实际上简单。比如，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是应该早早辍学，打零工，帮助支撑家计，还是应该借钱读书，毕业以后找到好工作，使家庭生活有质的提高，打破穷人家庭的恶性循环？答案显然是后者。再比如，一个本来有小康生活的人突然遇到一件他自己不可控制的不幸的事，例如，家人病了，医疗费用猛增，他的经济突然变得捉襟见肘。这时，他是应该勒紧腰带，省吃俭用，负担医疗费用，还是应该借贷，尽量不影响或少影响他的正常生活，等困难过去以后，慢慢还债？答案显然是后者。在类似情况下，从长期来看，借贷是最明智的做法。
开放资本市场增加市场运作效率的同时，也蕴涵着巨大风险。资本市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所以各种危机才屡见不鲜，每隔几年就有一次，不是这个国家就是那个国家。而且国际私有资本的流动不是逆经济周期的，而是为经济周期推波助澜（procyclical），加剧经济震荡。也就是说，资本家的钱从来都是“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 只有政府才会像凯恩斯主张的那样，反其道而行之（详见《哈佛笔记》中“凯恩斯理论的利与弊”）。■
【哈佛笔记105】开放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有没有必然联系？
2010年08月16日 11：56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开放资本市场应该放在其他市场改革之后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教授开设了开放条件下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本节他的主要议题是，开放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有没有必然联系？
当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它自然会流向高回报的地区。按照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人工的比例小，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会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资本应该从富国流到穷国。而现实相反，总的来说，资本在从穷国流向富国。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疑团”（Lucas Paradox）。
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疑团。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早就把这个现象解释得顺理成章（详见《哈佛笔记》中的《库珀：美元国际地位无可动摇》和《库珀：大量举债问题不大》）。他不但“见怪不怪”，而且指责经济学术界误入歧途。他说，“很多问题在正常人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只有‘经济学家’把它们看成巨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领域里不现实的假设，和整个领域越走越窄的趋势，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当中时常会有人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或其他复杂的推理方式，推导出一个在正常人看来非常平淡无奇的结果。而这个平淡无奇的结果就会被经济学家们高度赞扬，成为这个人在经济学领域晋升的资本。这只能说明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在错误的方向上走了多远。”
开放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有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学家（Rose； Prassad； Rogoff and Wei，2009）做了大量研究之后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逐步改进以前倾向开放资本市场的结论，层层增加这个结论的适用条件。开放资本市场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国内本身的资本市场比较发达，金融机构有的一定的素质，各种规章制度比较健全，宏观经济政策有所节制，宏观经济指标都正常的情况下才是好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开放资本市场应该放在其他市场改革之后。
国际资本流动及危机此起彼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石油输出国拥有巨额石油收入（petro dollars），他们通过银行把钱借给发展中国家。1982年墨西哥首先不堪重负，不能按时还款付息，点燃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90年代初，国际游资又重新聚集发展中国家。这一轮吸引外资的国家被称为“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在这一轮资本流动中，危机也是此起彼伏。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货币危机（详见《哈佛笔记》中的《挽救墨西哥：国会制约政府》）。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然后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出现连锁反应。1998年8月俄罗斯不能偿付国债（default），直接导致大西洋比岸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Crisis），波及南半球的巴西。2001年2月土耳其被迫放弃固定汇率；2002年1月阿根廷被迫放弃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详见《哈佛笔记》中的《因地制宜地选择汇率机制》）。
2003年到2008年期间，国际资本再次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次浪潮的宠儿是中国和印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了“中印比较”热潮）。2008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再次席卷全球，甚至波及到较小的经济体：匈牙利，拉提维亚（Lativia），Ukraine 和巴基斯坦。各国先后出台各种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提高信贷市场的流动性，稳定总需求。
外资流动的管理办法及相应弊端
既然国际资本的性质是“惟利是图”，不承担任何社会义务，有顺商业周期性（procyclical），那么就存在如何管理（manage）外资流动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任何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无论管理者怎么做，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管理外资的关键在于寻找、选择适合当前经济形势的政策组合，扬其（外资）长、避其（外资）短。这需要审时度势，理解各种变量之间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相互关系，然后像经验丰富的厨师一样掌握“火候”，见机行事。
当外资蜂拥而至，中央银行可以坐视不管，任其流入。这样做的问题是货币基数（monetary base）增加，货币供给随之增加，通胀压力加大。中央银行也可以采取对冲（sterilization），通过减少本币净资产（net domestic assets）来抵消增加的外汇储备，以保持货币基数和货币总供给不变。这样做的问题是时间越长，对冲越难以持续，因为减少本币净资产就需要中央银行卖对冲债券，让货币回笼；债券卖的越多，利息就要越高；当对冲债券的利率比外汇储备的以外币计价的资产利率还高时，中央银行就是在赔本对冲，造成变相的政府赤字（quasifiscal deficit）。中央银行还可以选择让本币升值。以本币计价的资产在外国投资者眼里变得贵了，这样可以抑制外资流入。这个选择的问题是：本币升值对出口不利，打击出口对GDP有冷却作用。中央银行还可以选择重新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资本流入。这样做的问题是很可能不见效。人们有各种方法逃避管制。低报出口价格（under invoice exports），高报进口价格（over invoice imports），把余额放在国外帐户就是常用的抵御限制外资流入的方法。
大量外资流入使大量外资流出成为可能。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在转瞬之间改变国际资本的偏好，使其迅速撤资，经济进入萧条。 例如，本币被高估，财政赤字过大，政局不稳，裙带资本（crony capitalism）主义，投资者过渡悲观等心理因素都会成为外资撤离的原因。 即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很好，自己国家的外资动向也会收到其他国家的影响（contagion effect）。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国际资本迅速从其他国家撤资，然后买入被认为流动性最强，最安全的投资产品——美国政府债券——就是最好的证明。一旦大量外资突然流出，实体经济会受到很大影响。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汇率政策（例如竞相贬值，petitive devaluation），投资关系等也会影响实体经济。
当外资纷纷撤离，中央银行又面临几种选择。它可以任其自然，但这样做的问题是，如果减少货币供给基数太大，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企业破产。中央银行也可以对冲外资的减少，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只是拖延时间。中央银行也可以让本币贬值，但贬值本身可能会增加通胀。中央银行还可以关闭资本帐户，不让外资撤离。 但人们同样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绕道而行。高报出口价格（over invoice exports），低报进口价格（under invoice imports），把余额放在海外账户就是常用的抵御限制资本流出的方法。
总之，没有十全十美的、绝对正确的外汇政策。所谓“管理外汇”就是要使外汇政策扬长避短。这一政策的优劣最终取决于它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兼容性和是否适应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
【哈佛笔记106】经常账户大量赤字危险吗？
2010年08月23日 12：03
经济账户出现赤字是可以的，但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财新网】（特约记者 陈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教授开设了开放条件下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本节他的主要议题是，经常账户大量赤字危险吗？
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一轮的外资流入主要被发展中国家用来填补贸易赤字。21世纪以来，这些国家吸取教训，基本都有贸易盈余，外资流入主要变成外汇储备的空前增长，远远超过偿付近几个月的进口数额和偿付短期债务的需要。
大量贸易赤字危险吗？传统古典经济学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对劳工的比例（capital to labor ratio）很低，或者经历某种短期震荡，大量贸易赤字可能是最优选择。如果是前者，就是“借别人的鸡下蛋”；如果是后者，就是借别人的钱度过难关，等经济好转以后再偿还。
但经验表明，经常账户大量赤字的发展中国家总会陷入危机。每次危机都是经济学家反思经济理论的机会。经济学家逐步把古典经济学的结论一次次加上适用条件。如果政府财政基本保持平衡，大量贸易赤字不是问题，因为借来的钱（外资）没有被政府部门浪费，而是支持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当经常账户的赤字大于GDP的4％，经济学家就会认为这个国家比较危险了。
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又加了一个条件：国家储蓄要保持高位，大量贸易赤字才不是问题，因为外资没有被政府浪费，也没有用于支持消费，而是用于支持私有投资，为将来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学家再加一个条件：私有投资必须是有效的，良好的投资，大量贸易赤字才不是问题。如果外资被用于建造那些没有人住的高档别墅，或者海边公寓（就像泰国一样），或者是不需要的钢铁公司（就像韩国一样），经济还是会出问题的。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对经常项目赤字的理解不同 （详见《哈佛笔记》中《不信偏见的经济学家》）。
根据凯恩斯和蒙戴尔－弗莱明模型，货币贬值会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带动GDP增长。但经验表明，货币贬值经常与经济衰退呈现正相关。弗兰克尔解释，这主要是因为货币贬值常常与高利率形影相伴。中央银行在被迫贬值时总会提高利率，以稳住外资，保卫本币汇率。但与此同时，高利率也增加了债务负担，使一些企业破产倒闭，冷却经济，甚至使经济进入萧条。■
【哈佛笔记107】如何评价IMF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2010年08月30日 10：51
谁是谁非取决于你的视角和目的，不是客观分析就能得出结论的。弗兰克尔在介绍这些观点时也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财新网】（特约记者 陈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教授开设了开放条件下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本节他的主要议题是，如何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作用。
当外资大量撤离，企业关门倒闭，实体经济进入衰退时，人们痛定思痛，大量的分析评论接踵而至：这一切到底是谁的责任？当一个惨痛的交通事故发生，到底是因为这条路和交通规则设计的不好，还是因为司机开车不小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认为司机应该有责任。国际金融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认为现代金融市场可以快速让你达到你的目的，但是每次事故的危害也愈加严重，所以维护这个体系也就更加重要，要格外小心谨慎。 还有人指责，是IMF所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导致了这些危机。弗兰克尔反驳，这个因果关系错了，就像医生总是在人们临终前的病榻边忙碌，他们总在一起出现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医生导致了病人的死亡。
每次危机之后，人们都会对IMF在其中的表现品头论足，但每一种指责中都有相反的指责。弗兰克尔例举说明。
有人认为，很多国家高估了本国货币，在国际收支出现问题（balance of payments problems）时不情愿贬值，才造成了金融危机，所以IMF应该支持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这样才可以避免危机。反驳者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汇率的灵活性，而是汇率的稳定性，因为更多的灵活性只会给政府操纵汇率更大的空间。 他们倾向货币局和美元化来保持金融局势的稳定性和公信度。
有人认为，IMF应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这样在危机爆发时，就会有更大的实力帮助危机国家渡过难关；危机中的国家就不至于减少支出（勒紧腰带，即expenditure reduction）那么多，危机对GDP的打击就不会那么大。反驳者认为，IMF的资源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正是因为IMF有那么多资源救助危机国家，所以它们的损失才不大，至少不够大到让他们吸取教训，下不为例，和达到警戒其他国家的目的。IMF出资帮助危机中的国家恰巧给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如果他们入不敷出，在花销方面不小心谨慎，IMF会照样救助他们。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moral hazard problem）。
有人主张，资本账户应该关闭，在国与国之间设立一堵无形的“墙”，挡住外资肆无忌惮的冲击。反驳者认为，金融业应该更加开放，这样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资本市场。
有人认为，IMF在救助危机国家时，设置的减少支出的标准过于严格，使危机国家经历了过多的经济衰退，这没有必要。反驳者认为，我们需要更加严格的宏观经济管理规则和纪律（macroeconomic discipline），否则投资者（无论是外资还是国内资金）都不会愿意把投资保留在这个国家。
有人认为，IMF在救助危机国家时的“药方”（或救助的条件，即conditionality）都是换汤不换药，没有“量体裁衣”，根据不同情况，因“国家”而异。反驳者认为，IMF的救助条件太严格，太具体，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内政和主权；我们应该把从IMF借钱的标准简单化、程序化、标准化，所有符合IMF要求的国家都可以无一例外的借到钱。2008年IMF的短期贷款设施（shortterm loan facility）其实就是这种“有条件的信用线”（contigent credit line）。
有人主张，IMF的贷款对象应该是最贫穷的国家，而不是经济发展很快的新兴国家，因为新兴国家已经有能力吸引私有外资，不需要IMF的帮助。反对者认为，从IMF贷款的利率应该更高，接近私有市场利率，减少“补贴”的性质，因为IMF没有减少贫困的义务（poverty reduction），削减贫困是世界银行的任务。
有人指责，美国对IMF有与自身经济大小不成比例的影响。但美国国会却认为IMF在被一些欧洲社会主义者把持，美国没有足够的声音和影响。
总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一而足。谁是谁非取决于你的视角和目的，不是客观分析就能得出结论的。弗兰克尔在介绍这些观点时也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哈佛笔记108】日本民主党选举后的美日关系
2010年09月20日 10：22
格林分析，美国对亚洲政策应该只是做些技术上的微调，包括加强美韩关系、美印关系等；和在比较容易的领域里促进美日合作，例如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日本有实力的方面
【财新网】（特约记者 陈晋）9月14日，日本民主党党魁选举落幕，菅直人以230点票数的优势击败小泽一郎。这与麦克？格林（Michael J。 Green）的猜测吻合。
格林是乔治城大学（Geetown University）外交学院的副教授，兼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简称CSIS）高级顾问。他在9月7日以《日本在美国宏观战略中的地位》为题（Japan's Place in U。S。 Grand Strategy）在哈佛发表公开讲座。
日本国内政治、亚洲地区关系以及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是格林将近三十年的研究重心。从2001年到2005年，他是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理事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顾问，主要负责亚洲事务。卸任以后，他在外交领域中仍然非常活跃，成为多个思想库成员，包括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战略研究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和阿斯本战略小组（the Aspen Strategy Group）的成员。
格林的讲演仅有40分钟，但涵盖内容相当丰富。他开篇就承认，美日关系目前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的崛起，部分原因是由于日本内部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他的儿子才三岁，早晨起来当他对儿子说，“Good morning”，他儿子却用中文回答，“你好。”他说他从80年代初就从事日本研究，现在热情依旧，不想让日本被边缘化。
他说，好的战略包括两部分：清晰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办法和渠道。日本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都至关重要，但现在出现了新情况：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政局动荡不安。“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战略中的前提假设。”听起来，格林对美日关系似乎要有突破性的大胆设想，但从通篇讲演来看，他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仅仅主张对现有战略采取“技术微调”，而不是重新设计框架性战略。
他正在写一本有关美日关系的长篇著作，其中他回顾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美日关系历史：从19世纪中期美国凯瑞舰队打开日本国门（Perry Mission；18531854）到二次大战，到朝鲜战争，到冷战的历史，说明日本在美国外交史中的特殊地位。格林认为，冷战以后，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基本沿袭了以前的政策方针，对日本政策的连续性大于不同总统之间的区别。这似乎让人不禁觉得，对历史越熟悉的人，城府就越深，越倾向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无论情形如何变化，也仅仅主张“技术上的微调”。
格林从克林顿政府国防部助理副部长约瑟夫？耐（Joseph Nye）（民主党）和小布什政府副国务卿Richard Armitage（共和党，2001－2005在任）共同主张的美国对亚洲战略（NyeArmitage Approach）开始讲起。这次他只是一句带过，没有时间细说这个战略到底是什么，但三年前，他在哈佛的讲座中曾经把这个战略与小布什政府副国务卿佐利克和财长保尔森对亚洲的战略相比较。佐利克和保尔森认为，在美国对亚洲的政策中，中国最重要；只要把中美关系搞顺了，对亚洲的其他关系就搞定了。耐和Armitage的观点则侧重于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只要把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搞顺了，中美关系就搞定了。格林就是从这个思想体系里出来的，但他明确反对把这种战略看作对中国的包围（encircling China）。估计这只是程度上的细微差别，反映了部分美国精英对中国崛起心存顾虑，他们对中国不是敌对的态度，而是想以防万一。
耐和Armitage的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在联络中国（engage China）的同时，保持和加强美日同盟以及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格林说，现在日本本身成了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美日联盟和我们对亚洲战略的前提条件。他例举了日本在最近几年的三个变化趋势，并逐一解释辩驳。
第一，一年前，日本民主党接替自民党成为执政党；去年年末，日本当时的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要脱离美日同盟，建立除美国以外的东亚共同体（East Asia munity）。这是否意味着削弱美日同盟？格林认为不是这样的。首先，选民改选执政党不是因为要改变日本的外交政策，而主要是想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提高经济增长。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在日本年轻一代人的心目中仍然很受欢迎，而且值得信赖。其次，东亚共同体第一次被小泉首相提出，民主党反对。这一条成为民主党在大选中攻击自民党的理由之一；直到小泉下台，民主党自己成为执政党，他们才改变口径。再次，东亚共同体没有什么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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