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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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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需要州政府立法规定，所有人必须有医疗保险。如果联邦政府的硬性规定被最高法院判决违反宪法，那么我们希望各个州政府能对自己州的居民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就像麻州一样； 否则我们会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法律规定我们不能因为申请人的已有病情（preexisting conditions）而拒绝接受他们入保险；另一方面，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选择不加入保险。结果只能是，入保险的病人比例越高，健康人比例越小，保险的价格就会越高，然后恶性循环，以至于保险公司本身入不敷出，最终垮台。
总之，我们需要税收政策的支持和倾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降低保险价格，吸引更多的个体户和小企业加入保险；才能有更多人生活在医疗保险覆盖面之内。“如果你们支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你们就必须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否则自由竞争的医疗保险市场本身就不会存在。”这句结束语看起来自相矛盾，其实不然，符合医疗保险的市场运作规律（详见今后《哈佛笔记》专栏中《医疗保险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待续）
【哈佛笔记117】模拟美国国会的医改投票（续）
2010年12月08日 12：02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卡特勒用后半堂课的时间总结各种提案，并通过提问启发学生进一步思考未来前景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11月9日卡特勒教授第二次组织学生进行模拟表演。这次是模拟美国国会对医疗体系改革的投票。学生在课下被分为四组，分别代表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共和党州长联谊会（Republican Governors Association）会长、和保险公司主席或首席执行官。然后，每组派两名代表在课上到前台讲演，也是表演，想象着你自己就是政治家、或是保险公司利益的代言人，你会怎么说？
为什么美国医疗改革举步维艰？
无论对复杂的医疗体系问题，还是任何其他什么问题，只要你仔细倾听，都会发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到底哪一方的理由更充分或更有道理呢？这里有两种决策情形。一种是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他说了算。在这种情形下，答案取决于领导对未来的愿景（vision）和他的价值理念：符合他的价值理念的，对他的未来愿景有利的一方会占上风。当然，如果纯粹靠个人和领导的私人关系来占上峰，那就是腐败了。另一种决策情形是没有绝对的领导，完全民主。在这种情形下，答案取决于双方的博弈。美国国会的决策情形属于后一种。
卡特勒用后半堂课的时间总结各种提案，并通过提问启发学生进一步思考未来前景。目前佛罗里达州政府已经在联邦法院系统中的区级法院（Northern District Court of Florida）上诉联邦政府健康与人力服务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认为PPACA法律中，联邦政府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有医疗保险的硬性规定违背宪法。如果败诉，他们会层层上告，直到美国最高法院。
如果原告胜诉，那么支持PPACA立法的民主党议员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思考这个硬性规定意味着什么。硬性规定的意思是，如果你没有医疗保险，联邦政府有权力罚款。这和“人人都必须纳税”的硬性规定的意思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按规定纳税，你就必须交罚款。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有权利和责任制定税收政策。如果把这种罚款叫做一种“税”，那么最高法院就没有理由判决联邦政府的硬性要求违宪。问题是，如果真的把这种罚款叫做“税”，那么修正过的PPACA能否再次通过国会？要知道，共和党职掌的众议院几乎人人“谈税色变”。
美国宪法还规定，联邦政府有权为跨州贸易（interstate merce）制定政策。联邦政府司法部部长（Attorney General）可以在最高法庭为政府争辩，既然保险公司可以跨州竞争，保险业是跨州贸易。由此而生的问题是，“所有人都必须有医疗保险”的规定是不是政府适当地使用宪法赋予的这个权利？ 如果不是，那么联邦政府会败诉而归，“人人必须有医疗保险”的硬性规定最终会从法律中取缔。 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后果又会怎样？
民主党人担心，医疗保险产业会从此走向衰败，因为选择不买医疗保险的大部分人是身体健康的人；医疗保险中的病人比例会增加，保险价格会升高，比较健康的人会逐渐退出保险，保险中病人比例会更高，由此恶性循环，最终瓦解医疗保险产业（详见今后《哈佛笔记》专栏中《医疗保险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共和党人不那么担心“逆向选择”问题。他们相信医疗保险的卖方和买方都有应变能力：这些公司会自由组合，由小变大、变强；同时，购买医疗保险的企业和个人也会用不同的方式联合起来，扩大入保规模，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取缔“人人必须有医疗保险”的硬性规定对保险业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卡特勒说，经济学家中，认为医疗保险产业中“逆向选择”问题至关重要的人大约有四分之三；认为不那么重要的经济学家是少数，大约占四分之一。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像大多数专家认为的那样重要，那么在没有“人人必须有保险”的硬性规定的情况下，为了让私营医疗保险业能够正常运营，政府就要根据加入某个医疗保险计划的人群的平均健康程度对其提供更加宽厚的税收补贴。因为只有这样，保险公司才不会把“已知病情的病人”（patients with preexisting conditions）拒之门外，也不会有意把体弱多病的人群像“甩包袱”一样地留给社会。当然，即使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联邦政府没有规定“人人必须有医疗保险”的权利，我们还可以寄希望于各个州的政府确立这样的硬性规定。
11月初的国会议员大选中，民主党败给共和党。众议院中，共和党成为多数党。参议院中，民主党由绝对多数（100个席位中的58个席位，加上2个独立议员 － 他们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当他们与民主党的立场一致时，民主党就有60票的绝对多数）变成微弱多数（52个席位），基本不可能阻止共和党对民主党提案的阻挠（除非共和党议员支持民主党的主张，这种可能性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中几乎没有）。 共和党的声音有变成强势的趋势。他们反对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有意让今年3月刚刚通过的法律（PPACA）走回头路。
卡特勒预计，共和党会通过审批明年政府预算的机会，阻挠PPACA的执行，至少会“偷工减料”，苛扣执行PPACA的预算。民主党不会轻易认输，即使他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在国会阻止共和党的议案，当共和党主导的议案到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桌子上，奥巴马也不会签署，不会使其成为法律。
从11月初的议员大选到1月初新议员正式到华盛顿组成新国会的两个月被称为国会的跛脚鸭（“lame duck”）时期；即将被替换的议员叫“lame duck”议员，他们的下台日期近在咫尺，他们也没有动力主宰任何事情。但是，重要的财政、外交政策不管这些人事变动，仍然接踵而至，而且层层叠加、迫在眉睫。如果没有国会新的投票，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政策就会在12月31日过期，税率会恢复到减税之前的政策，包括1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税会从今年的零税率恢复到以前的55％；国会还要对另外12项政府预算投票表决，否则联邦政府无法正常运转；参议院还要对俄罗斯战略武器裁减条约进行表决。此外，国会还要决定移民法改革和税收改革等一系列方案。
国会的日程安排早已排得满满当当，而且每一项议案都争议非凡，进退两难。所以卡特勒预计，国会在明年春季会吵得不可开交，没有任何一方会轻易妥协；僵持不下的结果是延迟政府整体预算的通过，甚至导致联邦政府像1995和1996年那样暂时关闭运营。 科特勒对佛罗里达州对PPACA中“人人必须有医疗保险”的法律挑战也显得忧心忡忡。他透露，他已经应邀组织专家组在佛罗里达的法庭上提供证词，说明这个硬性规定为什么必不可少。
联邦政府被告上法庭的最新进展
11月23日卡特勒在上课一开始就告诉学生，他已经在上周五（11月19日）通过法律程序向佛罗里达法院递交了由众多经济学家签字的证词。证词非常正式，长达16页。卡特勒分别概述佛罗里达州政府的理由和经济学家的理由。原告方说，虽然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利规范跨州贸易，但这个权利只能用于规定贸易的某一方不许干什么，不能用于规定贸易的某一方必须干什么；如果联邦政府跨越了这个权限，就是违宪。如果这次法庭判决联邦政府的做法是符合宪法的，那么这个案例的逻辑也可以被联邦政府作为先例，用在其他地方：美国人必须购买某个美国厂家生产的汽车以保护国家的经济利益；美国人必须购买绿色食品以保护环境等等，这不是可笑吗？
卡特勒组织的经济学家支持被告方。他们在证词中主要说明医疗产业的特殊性，而且每个人都不可能逃脱这个医疗市场。 即使你自己选择生活在这个体系之外，我们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已做了不允许你自生自灭的选择。当你因为天灾人祸不得不进入医院的急救室的时候，无论你有没有保险，有没有能力付账，我们这个社会都会为你承担治疗成本，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悲天悯人的道德选择。也就是说，没有保险的人在急救室的治疗成本被社会化了，平均摊在所有纳税人的头上。
健康不同于其他产品，还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太高，一旦有病，花费太大；如果没有保险，很少有人能承受得起这么大的费用。 这与汽车、食品等物品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卡特勒说，他对宪法的很多细节不是很清楚，不能预计这场官司的结果，但他可以肯定自己在经济方面的逻辑推理和数据运用是无可厚非的。■
【哈佛笔记118】从商业视角看中美关系
2010年12月13日 11：49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奥林斯认为，中美之间的真正问题在于深层次上的互不信任，导致中美之间互不信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11月19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奥林斯（Steve Orlins）在哈佛大学作公开讲座。他的题目是 USChina Relations： A Vision for the Future。这个题目不能翻译成“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因为奥林斯不是政治学家在预测国际关系前景。把这个题目翻译成“中美关系的未来愿景”也不十分确切，因为它只表达了讲演者对两国未来关系的主观愿望，没有足够的鼓励带动作用。而统观全篇讲演，奥林斯真正要表达的是他对未来的一个憧憬，对政治家和公众百姓的一个倡议，以便使中美关系朝着促进商业、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超越政治因素的障碍。
他开篇就引用英国著名剧作家萧伯纳（Gee Bernard Shaw，18561950）名言： 如果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我们要问为什么。言下之意是，我们要梦想美好世界，努力铲除达到理想境界的障碍。萧伯纳的话和其他领袖的话都具有激发人心的力量，但他们没有回答，当我们理解世界为什么不那么美好之后，我们如何才能不陷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种世俗观念。领袖的魅力在于他的逆向思维，他会指出“合理的就应该存在”，并号召带领大家去创造一个合理的、美好的世界。这需要想象、需要勇气，还需要决心和毅力。只有这样，想象才不是空想或幻想。
奥林斯在讲话中强调的也是政治决心（political will）的作用。他说，民意和公共倾向（public sentiment）只能是政治决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如果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完全根据民意行事，他就会采取观望态度，不可能有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历史就不会在1972年揭开新的一章。如果邓小平墨守成规，不能想象中国社会应该有另外一种组织运作方式，中国也不可能在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奥林斯鼓励人们发挥想象，想象这个世界会更美好，中美关系会更紧密和坚固，并号召人们为这个美好前景而努力。
奥林斯1976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进入美国外交部，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法律咨询，1979年参与美中建交；之后进入私营律师业务，在纽约、香港、北京的事务所工作。1985年以后的20年间，他活跃于投资银行、私募基金等金融领域，先后任雷曼兄弟亚洲（Lehman Brothers Asia）主席，AEA Investors； Inc。的高级顾问和凯雷亚洲的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1999年，他担任台湾广播通讯董事会主席的职务（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aiwan Broadband munications）。2005年，他接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从1966年创立以来，一直通过增进民间交流的方式（Track Two Dialogue，指官方以外的交流渠道），致力于促进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相信中美友好不但对两国而且对世界都是有利的。虽然这个委员会在美国税务局注册的类别是501（c）（3） 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它的董事会多数由前美国政府高官组成，包括中美建交的关键人物基辛格、前美国贸易代表（USTR） Carla Hills，前外交部部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前美国驻华大使Stapleton Roy 和James Sasser；也包括一些美国著名学者Nicholas Lardy （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费尔德斯坦（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其观点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系列）、Thomas Christensen（政治学家、中国问题专家）、Jerome Cohen（法学家、中国法律问题专家）和Kenneth Lieberthal（政治学家，其部分观点见《哈佛笔记》专栏中《中美如何合作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或《哈佛经济学笔记》书中第256259页）。这个委员会的运作经费中除了私人基金和会员捐款，也包括美国外交部和教育部的拨款。
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
奥林斯多年的从商背景使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明显带有商人的烙印和商业利益，而他早年在美国外交部的工作经历也使他对政治气候相当敏感。他说，他办公室的炉火台上总放着一张12美元的旧支票。这是1979年1月19日他还在美国外交部作为法律咨询部一个年轻办事员的时候，为即将建立的台湾美国所（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在华盛顿注册，而写给华盛顿地方政府的一张支票。 当时，卡特总统为正式建立中美外交关系，面临国会的强大压力。为了回应国会议员对他“出卖台湾”的指责，外交部决定建立台湾美国所，目的是通过这个组织，保持美国与台湾的非正式外交关系。
这张支票提醒奥林斯，中美关系在过去30多年中经历的风风雨雨。这包括上世纪80年代末老布什政府不得不暂时中断外交关系；1994年1995年间，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失败，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不得不在是否给台湾“总统”李登辉签发美国签证的问题上屈从于国会，而北京把美国允许李登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解释为美国支持台独，于是一边向台湾海峡发射导弹，一边添加瞄准台湾的武器装备。
奥林斯说，很多时候美国人在讨论有关中国问题时都选错话题，与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大相径庭。例如，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重要性就被夸大得太厉害。其实，朝鲜、伊朗核武器等问题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比人民币汇率问题重要得多，但奥巴马在首尔11月初的G20会议上却首先提及汇率问题。这说明，美国把问题的优先次序全部搞错了。
奥林斯认为，中美之间的真正问题在于深层次上的互不信任。中国一直认为，美国有意要限制中国的发展，无论是通过气候变化国际框架，还是设置保护环境的标准，还是在汇率问题上讨价还价，美国都是要遏制中国发展。奥林斯回忆，有一次他在中国给讲座，在问答时间里，有一个学生提问，他把以上这些政策都罗列为美国“遏制”中国的证据；而且所有观众都为他的提问鼓掌。双方互不信任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奥林斯指出，导致中美之间互不信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奥林斯指责，美国外交部的官方立场太被动、太模糊，不可持续；美国外交部高层缺乏想象力和领导能力。台湾海峡的问题是北京与台北之间的问题，不需要美国插手，美国也不愿意插手。美国官方态度是，只要不用武力，海峡两岸问题如何解决都可以。问题是，北京与台北解决不了他们之间的问题，他们需要美国，美国不得不加在其中。既然美国已经涉及，那么在奥林斯看来，美国的态度就应该更明确一些，明确支持北京与台北之间的和平协议。但美国外交部就是不说，导致中方猜测美国反对海峡两岸的和平协议。美国外交部“维持现状”的策略虽然低风险，但代价很高，延续甚至恶化中美之间的互不信任。■
【哈佛笔记119】对中美关系的四点建议
2010年12月20日 12：06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奥林斯（Steve Orlins）在哈佛大学作公开讲座，他对未来中美关系提出了四点建议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11月19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奥林斯（Steve Orlins）在哈佛大学作公开讲座。对未来中美关系，奥林斯提出四点建议。第一，美国对中国应该取消那些过时的禁运条例。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的一些禁运条例早就过时了，但还没有改正过来，导致一些高级民用器械不能出口到中国，不能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这样的危难场合发挥作用。奥林斯对有可能挽救，但因此而没有挽救的生命表示惋惜。
他也借此机会纠正一些中国人认识的偏差。在中国，每次说到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时候，中方观点总是：只要美国对中国放开高级技术产品的出口，中美贸易就会平衡了。奥林斯的观点是，放开对中国高级技术产品出口的规定对促进中美贸易平衡会有帮助，但效果没有中方想象得那么大。也就是说，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不是由美国出口政策限制导致的，但奥林斯没有具体说明怎样才能彻底纠正这个不平衡。
第二，美国应该放松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限制，中国也应该这样做；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应该是双向的。2005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失败就是典型的例子。奥林斯说，当时在美国接受电视采访的所有人当中，只有三个美国人公开支持中海油的收购。这三个人是他本人、Exxon Mobil的董事会主席和FedEx的董事会主席。中海油收购失败意味着谁会受损失呢？受损失的是Unocal的广大投资者，是那些掌管退休金的机构投资者，而这些机构投资者代表的是众多像加州教师团体这样的美国中小投资者。
奥林斯说，当然他也能想象，在同样情况下，如果美国石油公司要买中国石油公司，中国一定不会允许。他认为，开放应该是相互的，双方都应该减少对外资在本国投资的限制。如果一家中国银行要买一家美国券商公司，只要满足一定的金融指标，美国政府应该允许。同样，如果美国公司要购买中国公司，中国也不应该让政治因素影响商业行为。
第三，中美应该建立共同的货币政策磋商机制。让美联储与中国人民银行定期会面，经常交流，相互影响；目的是要在类似量化宽松（QE2）等重大政策出台之前，对方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这样可以避免惊讶、误解甚至事后相互指责。在金融领域以外，中美都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中美应该共同保护国际港口的安全；在天灾人祸面前共同组织搜寻营救工作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合作机会。
第四，在人权方面，中国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奥林斯第一次去中国是1980年，30年过去了，今非昔比，中国自由多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以前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工作，最近几年相对少一些。 这是因为中美关系日益紧密，现在很多美国大学的法学院都有促进保护人权的中心或各种项目，所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减少了。最后，奥林斯倡议，让我们利用好费正清（John Fairbank）、傅高义（Ezra Vogel）、孔杰荣（Jerome Cohen）等中国研究前辈教给我们的工具，努力建立中美两国之间的桥梁，使两国关系更紧密、更坚固。
在问答时间里，有人问，中国现在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多美国人担心中国把美国的资产，甚至西方国家的资产都买下来的后果。奥林斯的回答代表典型的商人视角。他说，他完全没有这个担心。中国在美国投资，只要不是购买与国防有关的资产，都不是问题，而与国防有关的资产范围相对来说微乎其微。中国在美国投资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美国的资产更加值钱，从总体上来说，都是好事情。中美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相辅相成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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